任何改革都有跡可循，農村信用社改革也不例外。
如果要尋找近5年來農信社改革走向的軌跡，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是最好的觀察載體和窗口。
從2013年到2017年，關于農信社改革，中央“一號文件”都作了怎樣的表述？
首先，“穩定農村信用社縣域法人地位”被反復強調。如果要問2013年以來的5年中，涉及農信社改革的話題在“一號文件”中什么被提及次數最多？那非“穩定農村信用社縣域法人地位”莫屬。2013年“一號文件”提出，要“穩定縣（市）農村信用社法人地位”；2014年繼續強調，要“保持縣域法人地位長期穩定”；時隔一年后的2016年，“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穩定農村信用社縣域法人地位”。5年來3次提及農信社縣域法人地位，絕非無緣無故。縣域農信社（縣聯社）的法人地位一直存在著不穩定的問題。一方面，縣聯社“婆婆”多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民銀行、各地銀監局、省聯社、地方政府分別從不同層面對縣聯社行使監督管理職能。一個“媳婦”伺候多個“婆婆”，縣聯社法人地位被嚴重弱化。尤其是省聯社與縣聯社之間共享一個正式銀行所擁有的人權、財權、物權與事權，導致在一些地方，省聯社并未充分尊重縣域農信社獨立經營自主權。另一方面，縣聯社法人地位現狀有著明顯的“產權殘缺”特征，即縣聯社對資產沒有完整的使用權（嚴格的貸款規模控制等）。產權上的缺陷，讓縣聯社不愿保留縣級法人，更愿意要市級或省級統一法人地位。中央反復強調穩定縣聯社的法人地位，是看到了擁有法人地位的縣聯社與大型商業銀行等大法人相比，服務定位更加明確，可以更好地支持和服務“三農”；決策鏈條短、反應快，方便實行差異化經營，有利于提高效率；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收政策并貫徹實施，在定制與地方經濟特點相配套的信貸產品時具有更大的自主權；與地方政府相關性緊密，政策扶持多。而目前縣聯社法人地位的尷尬處境，要求有關方面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讓縣聯社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次， “支農”要求不斷深化。縣聯社是縣域支農主力軍，。“支農支小”、服務地方經濟、推進普惠金融，也是很多縣聯社努力的方向。在“一號文件”中，對縣聯社支農方面的要求是不斷深化的。2014年“一號文件”提出，要“增強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功能”。從“服務功能”上提要求，說明要發揮縣聯社作為農村金融主力軍的作用，必須在服務載體、服務方式和服務機制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有效投放，拓寬、拓深服務領域和范圍，讓縣聯社支農服務功能更強大。2015年“一號文件”強調，要“牢牢堅持立足縣域、服務‘三農’的定位”。突出“定位”二字，說明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深入推進、縣域同業競爭日趨激烈、盈利壓力不斷增加，一些縣聯社在服務“三農”的定位上有偏差，甚至出現動搖。特別是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有些縣聯社將支持重點放在當地制造業等工業企業身上。“一號文件”強調縣聯社的“三農”定位，就是要求縣聯社必須姓“農”，必須毫不動搖地為支持國家“三農”事業發展貢獻力量。2017年“一號文件”指出，要“加大服務‘三農’力度”。從服務“力度”上部署工作，一方面表明當前“三農”這一薄弱環節，仍存在金融支持不足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大信貸投入，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也是預警一些改制上市的農商銀行，不要因為成為公眾公司了，就過度追求利潤最大化，削弱在“三農”方面的支持力度。從“功能”，到“定位”，再到“力度”，“一號文件”對縣聯社支農的要求一直在因時而變。
再次，“農信社改革”被高度重視。如果說2013年“一號文件”提出的“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重點還是落在農信系統中數量龐大的縣市聯社產權改革的話，那么，隨著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安徽、江蘇、湖北、山東、江西等省市已全面完成了農信社銀行化改革，更多省份的農信社銀行化改革也步入尾聲，省聯社的改革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在2016年“一號文件”提出“開展農村信用社省聯社改革試點，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強化服務職能”后，2017年“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要“抓緊研究制定農村信用社省聯社改革方案”。從縣市聯社產權改革，到省聯社改革；從被管理者的改革，到管理者自身的改革，顯示出我國農信社改革一直堅持由易到難、穩步推進的改革思路。面廣量大的農信社改革，需要省聯社出手協調；而省聯社改革又事關整個農信體系的穩定發展。要不要省聯社？省聯社向何處去？這些都不是小問題，需要在改革過程中聽取各方意見，制定好方案，謹慎實施。
最后，“農村信用社資本實力和治理水平”進入政策視野。如果說縣聯社產權改革只是整個農信社改革的重要一步的話，那么，隨著產權改革的逐步收官，改制后的“農村信用社資本實力和治理水平”就越來越牽動管理層的神經。特別是截至2015年年末，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總資產達25.81萬億元，超過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診股)22.21萬億元的總資產規模，成為“宇宙第一大行”后，農信體系對金融業的影響舉足輕重。也正是在2015年，“一號文件”提出，要“提高農村信用社資本實力和治理水平”；隨后的2016年，“一號文件”提出，要“提高治理水平和服務能力”；2017年，“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健全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制度”。這一連串的政策導向，都意在防控農信系統出現區域性或者系統性金融風險，顯示出有關方面對縣聯社當前不良率反彈的高度關注，希望這些縣域法人能通過提高治理水平和資本實力，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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