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四次開放時代工作坊由開放時代雜志社與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合作，于2017年6月10日至11日在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召開。本次工作坊的主題是“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
近十多年來，對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的研究，成了學術界的焦點與熱點問題。遺憾的是，一些偏激之論不僅失卻學術討論應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豐富內涵，似乎集體化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沒有地方傳統的均質化的社會，似乎集體化時期的中國農民是沒有主體性的農民。我們認為，這種對共和國重要歷史階段的簡單化處理，是極為不妥的。
本次工作坊旨在從個案研究入手，辨析重大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地方差異，深入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脈絡，呈現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多元性與主體性，從意識形態的爭執中拯救鄉村歷史。
評議、自由討論及回應環節中發言者的標題為編者所擬。部分發言者的發言內容不在本專題之列，本刊將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后續刊出。
一、 新材料與新方法
行龍：《階級成分登記表》：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研究的重要文本
我想推動中國當代史的研究，注重“自下而上”的視角，不能總像以前一樣“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首先要從資料做起，所以，我的這篇論文主要講《階級成分登記表》的史料價值。
第一，黃宗智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階級成分登記表》已經不多見，不易獲得，大家見到的也只有幾十個村莊，是人類學家實地調查所得。經過這些年的搜集，我們發現《階級成分登記表》還有很多，并不是黃先生所說的那樣。第二，中國共產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農村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和文件，成為以后劃分標準的基礎和制定文件的依據。第三，我們已經收集到的不同時期的《階級成分登記表》，內容是有變化的，“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階級成分登記表》最多。第四，從資料的角度看《階級成分登記表》的價值：一是《階級成分登記表》是相對可靠的資料，它在當時是決定一個人、一個家庭命運的東西，能不認真登記嗎？二是《階級成分登記表》是相對“長時段”的資料，從土改到高級社，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三是《階級成分登記表》是內容非常豐富的資料，其數據庫設計的變量至少在二百個以上，初步的研究結果表明，它是能夠推翻我們已有的認識的。
最后，我想對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研究發表一些看法：切忌一哄而上，落入俗套。不少刊物目前都在編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相關欄目，有點操之過急。集體化時期的研究剛剛起步，方興未艾，要踏踏實實做具體工作，資料的搜集、整理就是這樣，保存這些東西是對中國社會、中國農村資料的搶救與保護，隨著資料建設工作的加強、解讀資料能力的提高，研究水平會越來越高。
李懷印：談談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微觀史視角
剛才行龍老師在講當代中國鄉村經濟社會史研究要用“自下而上”的辦法，非常贊同從底層、從具體個案做起，首先把資料搞扎實，再考慮到不同地域的變化，這樣比“自上而下”的解讀更可靠。我今天的題目也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問題，即如何從微觀史的視角重新認識中國鄉村社會。之所以特別強調微觀史，可能是1949年以后我們認識中國鄉村歷史都是從宏觀的視角，揭示一個宏大的敘事。比如我們講近現代中國鄉村社會，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鄉村是由不同階級構成的，當然是對的，階級分析法劃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農民進一步分為富農、貧農、中農。然后，我們在這些大的概念基礎上建構了宏大的歷史敘事，地主與農民之間如何產生對抗，經濟上的對抗和政治上的斗爭。我們講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農村社會經濟，也是有大的敘事在里面，比如講1949年以后的鄉村中國政治，國外有兩種思路。一種是說自從中國農村走向集體化之后，鄉村干部起到國家代理人的作用，國家本是革命的結果，與蘇聯的政治體制沒有太大差別，是一種集權主義。而另一種看法恰恰相反，認為國家權力的滲透非常有限，1949年以前的一些社會、組織、制度、價值觀念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所以，基層的干部不是國家代理人，而是舊日底層社會士紳的延伸，等同于舊式的鄉村精英，以地方的利益為最高的考量，干部與農民的關系是地方精英的庇護以及普通鄉民對精英的依賴關系。
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經濟，有人認為自從中國農業集體化之后，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非常低下，認為農業集體制是高度平均主義的，工分報酬與農民勞動沒有直接掛鉤，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所以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些都是所謂的宏大敘事，往往我們認為“理解”了這些大的制度的特征，然后進行推導就能得出結論，這就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視野。
如何做到“自下而上”？也很不容易。20世紀80年代后，有研究者試圖從全國下移到某個區域，所以產生了一些中層的理論，比如黃宗智先生，通過實實在在的區域經濟的研究，提出“過密化”，不贊同集體化時期農民效率一定非常低下，也不贊同改革開放前農業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觀點。我覺得僅僅有區域研究和中層理論還不夠，要真正了解鄉村社會的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還需要引入微觀的視野。
什么是微觀的視野？如果結合自己以前的一些研究談些心得的話，微觀視野尤其要重視三個因素。第一個是微觀的制度，比如說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民經濟上的行為，其中首先涉及具體的勞動報酬制度，即工分制，農民在工分制下有怎樣的回應，有計時、有計件，但光看正式的制度還不夠。如果僅看正式的制度，就會直觀地認為，在計件制下，農民干得越多，工分就拿得越多，而計時的話，積極性就受影響。實際上這只是正式制度的一方面，我們還要關注非正式的、無形的制度。生產隊不光是一個集體，下面會有不同的勞動小組，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時候，每個人的表現，自然而然地受集體的行為準則的制約。在農民社區里面還有做人準則的問題，不光是工分制作為單一因素在起作用。老人應該有什么表現，小伙子應該有什么表現，男女老少在特定的農村社區里面，對每個人有不同的角色期盼，有不同的行為規范，這些都是無形的，官方沒有任何的規定，但農民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按照角色對自己加以定位。制度之外，還有第二個因素，就是話語，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構成話語的基礎，一旦農民群體對做某一件農活的規范行為產生一種認知的話，這種認知就構成一種話語，大家在共享的語境下進行勞動，話語起到一種制約的作用，這種力量可能比生產隊長在田頭的監督更有效率。第三個因素是權力，因為農村社會是相對封閉的社會，每個人都特別介意自己的地位，如果在語境里面發現自己的處境不佳，就得調整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別人面前改變自己的形象。所謂權力，不光是有形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生產隊長當然最有權力，小組長也有權力，但一些老人、一些很能干的人講話都很管用，這是一種話語力量，這種力量是在無形當中產生和實現的。總之，每一個勞動集體都會在種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之上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語境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都可以借助話語產生一種無形力量。把握好制度、話語、權力之間的互動，會有助于我們從微觀的角度重新認識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業和農村的更加宏觀的經濟社會問題。
胡英澤：集體化時期每個村莊都具有典型性：《階級成分登記表》數據庫初步研究
我們過去對村莊的研究基本把村莊看作是同質性的、均質性的，或者是個案研究的對象。我的這篇文章是在《階級成分登記表》的基礎上做了一個統計分析，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村莊的差異性非常大，極具豐富性。研究者過去特別關注的是村莊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少留意生產隊之間的差異性、生產隊內部家戶之間的差異。
根據統計，我們發現，首先是生產大隊、生產隊之間規模的差異性，生產隊的戶數差異非常大。
第二，生產大隊、生產隊之間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包括人的構成的差異性、階級成分的差異性，以及生產大隊、生產隊之間財富分配、收入分配的差異性。比如從階級成分來說，階級成分對土改前后中國鄉村的影響非常大，階級成分與財富分配相關。各個生產隊內部各戶之間存在差異性，有的生產隊里有地主、富農，有的沒有地主、富農。有的村莊很特別，地主與富農集中于某個生產隊。集體化時期，階級成分的重要性毋庸諱言。生產隊之間各戶階級成分的差異對于權力結構、政治運動、日常生活等方面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我們對土改前、土改后、高級社前、“四清”這四個階段各個生產隊家戶的土地分配、收入分配做了一些統計，土改前的財富分配非常不平等，而且差異性大。土改以后確實有平均作用，但只是相對平均，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平均化作用非常強，有些地區仍存在一些不平等，進入高級社前也不一定完全平等，差異比較大。再一個就是生產隊內部各戶家庭收入分配的差異性、集體收入分配的差異性也比較大。
對于生產大隊、生產隊而言，何為集體化？集體化是否就是均質化、平均化？集體化時期的生產大隊、生產隊不僅存在規模的差異，收入分配方面也有較大差異，絕非平均，而是相對平等，差異性可能是微小的、有限的，但這種微小的差異、不平等實際上是集體化的勞動、分配制度設計，為了避免平均主義，進而使生產隊有一定的積極性。這種差異是動態的，不僅是生產隊家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生產隊在不同的領導人之間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我對外來戶和人的流動性也做過一些初步研究，基本的認識就是山西好多的鄉村在晚清至民國時期發生了巨大變遷，受災荒、戰亂等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的人口流動，使得山東、河南有大量人口遷往山西鄉村，形成外來戶這樣一個重要群體，他們在居住、生計、婚姻、政治方面處于一個邊緣的地位，努力適應并融入當地社會，但是不易在短時期內通過經濟手段實現翻身。隨著中共革命的介入，尤其是土改運動，他們成為貧下中農階級的特殊群體，不僅推動了土改運動的開展，而且重塑了村莊的政治權力格局。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后包括集體化時期，隨著生產資料的集體化，晚清至民國形成的數量龐大的外來戶最終意義上實現了居住權的平等，對再造鄉村社會秩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對外來戶而言，何為集體化？土改后，一些村莊雖然分配了土地以及房產等，但他們沒有實質性進入村莊，仍舊分散居住在村外，從事個體生產，有的土地位置偏遠，質量相對較差。農業合作化后，隨著家戶個體生產轉變為集體生產，生產資料由家戶私有轉變為集體私有，生產的組織、分配、管理等發生結構性變化，外來戶與老戶隔離的生產生活空間隨之發生根本改變。所以，對外來戶而言，農業合作化不僅是生產資料的集體化過程，也是村莊在外力驅動下，外來戶經過重新整合進入村莊，融入村莊，與老戶建立新關系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業集體化對鄉村社會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鄉村經濟結構的差異性。傳統鄉村經濟結構類型多樣，既有以農、林、牧、副、漁其中某一項為主的單一經濟，也有農牧等多樣性經營，糧食經濟作物所占的比例有多有少，對鄉村經濟的影響千差萬別。在鄉村經濟結構類型多樣性、農作物種植業地位存在差異性的情況下，土改時期，土地分配對鄉村社會有何影響，土改后，傳統鄉村經濟結構對經濟的分化有何作用，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土改的意義，而且有利于對土改后鄉村重要問題的討論。長期以來，對土改的研究，偏重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對土改意義的宣傳，對土改問題的學術討論也都存在把土改泛化為土地分配的傾向。通過閱讀資料，我發現，每個鄉村經濟的特點千差萬別，有蔬菜種植、煤炭開采、工廠打工，等等，面對鄉村經濟結構如此豐富的差異性，土改是如何開展的？土改對鄉村經濟結構的影響有多大？對后來農業合作化運動有什么關系？如果土改沒有根本觸動鄉村經濟結構，鄉村社會經濟還會延續傳統的邏輯，土改以后既存在著土地買賣引起的分化，也存在著舊有經濟結構引起的分化，以往對土改后階級分化的討論集中于土地買賣，這是不全面的。集體化時期農村社會經濟結構是否是單一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里說，以發展糧食生產為主，也要發展棉花、油料、經濟作物，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等等。因此，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就是單一的糧食種植這種認識是要扭轉的。
多個村莊的《階級成分登記表》數據庫的特點在于能夠涵蓋一定的地域范圍，建立整體性、系統性、格式化、可量化的大規模數據庫。量化數據庫研究，重視描述性的統計分析、比較研究。通過對現有的《階級成分登記表》數據庫的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土改前后、集體化時期山西鄉村的多樣性、豐富性、差異性，也可以說明集體化在村莊層面具體實踐的差異性，這是個體村莊研究所不具備的。生產大隊、生產隊的規模大小和生產、組織、管理、分配等密切關聯，也和生產的積極性、集體化的優越性密切相關。這種差異性與其他方面的關聯還有待于進一步挖掘。由于生產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異性，可以說集體化時期的村莊研究，每個村莊都是典型。本文只是一個初步研究，隨著數據庫的進一步建設、完善，相信會有更多的發現，這些發現會檢驗、反思已有的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研究的理論，推進中國鄉村研究的深入發展。
評議
曹錦清：從微觀研究到重構宏觀敘事
這里講的新方法是對宏觀敘事不滿而返回到微觀上去，對原來的一般敘事不滿而返回到差異性的研究，解構原來的宏觀或者一般敘事，走向微觀和強調差異性，這本身是這個時代學術思潮的一個反應。
但是，在返回微觀和重視差異性的同時，如果不能建構起自己的一般和宏觀，那么成果就是有限的。如何返回微觀和重視差異性，形成新的宏觀敘事，如何顛覆整個革命敘事？所有微觀的、直接的、經驗的東西是重要的，然而沒有比當下的、直接的、經驗的更抽象的。如果不把當下的、直接的、經驗的放在歷史的流程里加以理解，不放在宏觀的某個背景里加以理解，就不能被理解，同時還需要某種假設的理解。這樣，在閱讀微觀的時候，在搜集微觀資料的時候，就有可能鉆進樹林出不來。
強調差異性是必要的、是重要的，在社會現象領域和自然現象領域有著重要的差異性，在社會現象領域中差異和一般到底是什么關系？如果你的研究對象存在如此多的差異性，比如生產隊有明顯的差異，我們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分類。因為差異太多了，所以每一個村莊都是典型，這個判斷我并不贊同。特殊的村莊內涵了此類的一般才顯現為它的特殊性。典型性是包含了這一類的一般才叫典型性。如果這一類里面的差異很小，那么這一類就當作個體來研究。
自由討論
李懷印：國家對鄉村的滲透力有多大？
看到行老師的文章很有感慨，當時的《階級成分登記表》內容如此豐富，可挖掘的東西太多。UCLA（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有篇博士論文，就是利用華北某地“四清”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村史、家史資料，尤其是《階級成分登記表》，把每個家庭有多少人，每個人什么時候出生，以前家庭的財產狀況，講得很清楚，實際上可以分析出人口長時段的變化與經濟狀況有什么關聯。胡老師的文章還可以再細化資料，生產隊規模與清代保甲制、宗族構成情況，家族姓氏、種族的構成與生產隊的劃分是否對應。假如說一個地方國家權力滲透力很大的話，就會故意拆解宗族組織。但實際情況可能是，原來的宗族組織通過生產隊延續了下來。所以，姓氏、宗族組織的情況也應該考慮進來。
李放春：“就地鬧革命”
這種集體化時期的差異性為什么會有？除了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上、收入結構上，等等，革命的限度在什么地方？無論哪一場革命都是存在限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有一個很現實的約制是“就地鬧革命”，所以，革命都會被“地方”所限制，地方背后又有家族、人口、自然稟賦等各方面限制。胡老師的研究比較有趣的是啟發我們思考革命的力度在哪里，限度在哪里。
何浩：宏觀并不等于政治，微觀并不等于非政治
大家討論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史學界“自下而上”的微觀研究的重新調整。我之前參加過另外一個會議，他們的主題是以地域史研究為中心。那次會議上，大家也在討論宏觀與微觀怎么調，微觀之后會不會出現碎片化。其中有一個老師提到一個觀點：宏觀并不等于政治，微觀并不等于非政治。微觀用深描或細描來展開討論的話，政治的因素或分量會非常重。同時，在宏觀的討論中，我們并不是不需要細描。
羅成：從歷史人心出發
近年來史學界的一些研究的確帶來了很多進展，給人不少啟發，在傳統歷史研究“自上而下”的視角之外，微觀史、區域史、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尤其是歷史研究走向了民間文獻檔案的搜集、整理與再解釋。這些進展提供給人們很多方法論的啟示，但是在我個人接觸文獻的過程中逐漸覺得，我們也許還能在這樣一個史學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這意味著我們能否跳脫這樣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宏觀與微觀、官方文件與民間文獻等二元因素之間的表面對立。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跳脫這樣一個二元對立的歷史認知框架，哪怕面對民間文獻檔案，很可能“自下而上”看出來的仍然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比較傳統的國家意識。歷史理解的進一步突破，關鍵處也許不完全在于材料的性質屬于官方還是民間，而更加在于理解歷史材料的基點，究竟是單純從主要受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影響的現代歷史學出發，還是能包容進關切主體狀態而富于人文關懷的歷史人心，即從歷史人心出發？如果能夠跳脫上與下、宏觀與微觀、官方與民間的二元預設邏輯，立足于歷史人心，那么，重新閱讀官方的文件，那些看似宏觀的話題也許都能打開真正屬于歷史主體的某些理解。在深入歷史主體性理解的意義上，關懷歷史與關懷人，關懷過去與關懷當下乃至未來，才能達成真正內在的歷史同一性。
回應
行龍：注意分類研究
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請諸位學者指點迷津，交流學術。就像曹錦清老師講的，咱們現在收集了這么多的資料，下一步怎么做才是一個重要問題，說的高一點就是方法，注意分類研究。現在做得更多的是所謂的典型村莊研究，但是沒有研究透徹。下一步該怎么做，諸位提了很多建設性意見。
李懷印：不止步于微觀研究
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自下而上”研究的重要性，曹老師提的意見很重要，我們在微觀、實證研究之后，不能到此為止。我們的出發點本來是針對以前一些大而化之的認識，有些還是有意識形態傾向性的認識。做了“自下而上”的微觀研究之后，我們還要回到宏觀建構方面，宏觀敘事的重構很容易走偏：一種是用我們新掌握的證據去印證以前的陳詞濫調，這沒有必要；另一種是用證據建立完全相反的東西，更要不得。最關鍵的是實事求是，從實踐回到理論，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加以抽象，加以概括。
胡英澤：個案研究與宏觀研究沒有高下之分
曹錦清老師為以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尤其是在方法上。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老師與學生有兩個研究路徑：一個是微觀的村莊個案研究；一個是宏觀的專題研究。《階級成分登記表》數據庫的建設是想通過數據發現一些特殊的東西，然后再深入去做，不能只是表面描述，發現一些“反常”現象。個案研究、宏觀研究沒有高下之分，也不是截然對立的，確實要注意個案研究、宏觀研究的相互結合、轉化。生產隊的姓氏、家族特征工作量太大，其實是在做的，至于是不是一定契合，初步認為應該與村莊傳統有關。“長時段”問題也應該重視，需要長時段研究。
二、農村組織與農業生產
郝平：技術與救災：20世紀50年代山西區域的自然災害與農業生產
山西位于黃土高原，屬于暖溫帶大陸性氣候，每年的降水量稀少且集中，植被破壞嚴重。每逢降雨，必造成水土流失，農田肥力與抗旱能力下降，在農業生產中很容易形成干旱和漬澇。20世紀50年代，山西地區旱、澇、霜凍等災情明顯。面對災害，雖也有祈禳現象存在，但以科學的生產救災為主。山西地方政府將農村的合作化工作與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結合起來，農業技術改良與新技術應用成為農業救災的特點。面對災害，除了深耕保墑、加強施肥外，推廣優良品種，如黑麥，興修大型水利工程，如滹沱河大壩和瀟河大壩，以及其他基礎水利設施建設，如修水渠、建水庫和蓄水池、使用水車，農業技術員深入田間指導群眾改良農業技術等成為農業救災的重要舉措。這些舉措為農業抗旱提供了可靠保障，成為當時抗旱增產的主要途徑。農業技術與農業救災的推行，促進了農業合作化進程的發展，對于走農業集體化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曹錦清：從印度看中國的集體化成就
我目前比較關注中印的比較研究，兩個國家都在20世紀40年代建國，很有可比性。2015年，我去印度國家農業研究院參加學術會議和實地調研，特別是在印度中部海德拉巴的實地調查，讓我有很多感想。
印度共產黨目前分為三派：叢林派即毛派，主張土改和武裝斗爭；議會派就是蘇聯派，他們放棄了土改和武裝斗爭，成為合法的黨派；第三類就是海德拉巴這一派，是中間派，他們主張土改，但放棄了武裝斗爭，主張以一種溫和的方式進行改良，更類似印度尼赫魯時期的“限田”政策。但在中國，土改在“文革”之后被污名化，變成了一個嚴重的罪狀。說土改消滅了傳統的鄉紳階層和傳統文化，是改革開放之后道德司法淪落的根源之一，這是自由派的說法。
反觀印度，與中國的土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反帝又反封建，印度只反帝不反封建。土改和革命斗爭使中國在1949年后的領導力量發生轉變，整個階級發生了歷史性變動，而印度沒有進行土改，種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種姓制度與土地是高度關聯的。印度農民中很多是沒有土地的，它影響了印度的現代化進程。用印度學者的話說，印度所出的問題與沒有完成土改有關。印度土地耕種面積約為23億畝，而中國約有20億畝。但1947年以后，除1962年、1963年等個別年份外，印度的糧食產量很少超過同時期中國糧食產量的50%，這里有一些自然條件的影響，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印度地主的土地私有才是制約農田水利建設的關鍵，土地私有使大規模的地表水灌溉系統無法實現，印度的農田主要是地下水灌溉，即打水井，顯然這對地主有利。這與中國在集體化時期花大力氣投入農田水利建設的局面形成了對照。但就目前來說，中國農村末端的水利建設基本已經荒廢。
土改后，土地雖然分給了農民，但中國的農民對地權的認識是模糊的，這種模糊性有力地幫助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實質上的土地國有，以及農民對國家的認同度較高，使得大規模基礎建設成為可能，征用土地的成本因此降到最低，這在印度是不可能的，征地成本制約著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制約著現代化進程。還有就是中國在集體化時期的三大積累的完成，即工業積累、農田水利建設積累、人力資源資本積累。中國的工業積累基本上為內部積累，主要是農民來承擔，在如此沉重的負擔下，農村還能保持基本穩定，這顯然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另一方面，農田水利建設的積累為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最后就是人力資源資本的積累，主要是教育和醫療，印度高等教育比中國好，但從初等教育來看：公立學校投資不足，文盲率居高不下。印度學者認為，中國前三十年集體化時期的積累為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制度性基礎。這種觀點在國內是聽不到的，放在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語境中也是要飽受攻擊的。但通過外部的一些比較，的確可以矯正我們之前的一些看法，特別是印度近些年來的以“中國尺度”衡量自身發展的現象，與以往國家發展一定參考“西方尺度”相比，顯然是一種重大的變化。
評議
李懷印：中國的成就為第三世界樹立了一個樣板
我想先從國外如何理解集體化時期談起。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外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話語，使我們對集體化時期產生了一種固定的認識，即一談到集體化都是消極的。但80年代之前，國外卻不是這樣的，特別是70年代，即集體化的最后十年，國外學界對中國集體化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認識是不一樣的。聯合國在70年代把中國的經濟當作第三世界的樣板，國外的一些專家，涉及農業、公共醫療、婦女等各個方面，都是抱著“朝拜”的心態來到中國進行考察，普遍認為中國的成就為第三世界樹立了一個樣板，處在領先地位。中印比較，在毛澤東時代就在做，當時在印度學界的共識是中國已經開始在普及基礎教育、從事大規模基礎建設等方面走在了前面，已經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超越了印度。這類描述在70年代的印度刊物上尤其明顯，但是改革開放之后，這套話語變了。原來大家都公認中國比印度做得好，現在卻因為統計數據，特別是匯率的調整，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人均GDP遠遠不如同時期的印度。這當然是很片面的做法。
郝平教授的文章講的是救災，而實際上講的是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現代化，尤其是綠色革命對救災的根本改變：一改以往小農的、迷信的救災方式，進而形成科學的、集中國家力量救災的方式。農業科技改進和綠色革命不單單是一個生產力解放的問題，還有農民精神解放的問題，從以往迷信的、經驗的、不相信任何新的東西的農業生產中走出來。在集體化時期，農業科技不斷得到提倡和推廣，到70年代農民生產已經達到了科學種田的程度。我記得小時候家里的瓶瓶罐罐裝的是各種農藥，農民非常精準地知道它們針對何種蟲害，也會根據村里的廣播通知每個時期要用什么農藥，在試管中調配它們的計量和比例。改革開放之后，農業科技的發展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
我完全贊同曹錦清老師關于印度土改局限性的看法。印度也有綠色革命，但受益者是地主。印度政府提倡新技術、新品種，普及農藥和化肥，也給基層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政策和貸款，但這些資源最終的流向卻是當地的地主，反而助長了地方的財富分化。
劉朝華：集體化制度是否僅僅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安排？
集體化制度是否僅僅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安排？如果不是，那么集體化時期農村的組織方式、土地制度對于今天的農業發展、社會發展的意義及啟示在哪里呢？郝平教授的文章和李懷印教授的回應給我們的回答非常客觀和直接：從救災和發展科學技術的角度看，集體化的組織方式絕對能夠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直至今天，我國農業技術的非營利性應用和推廣，還是基本依靠政府和集體的力量來運作。郝平教授在文章中運用了《武鄉縣志》里的一個例子：對付油旱蟲可用于莖水或0.5%的“666”粉或麻油和雞蛋配劑噴灑。當年使用“666”粉很好理解，而于莖水或麻油和雞蛋的殺蟲配劑，并不是化學的殺蟲劑，而是傳統的低成本綠色配劑。在今天，商業殺蟲劑公司和覆蓋廣大農村的大小農藥店并不會去推廣這些幾乎失傳的低成本綠色殺蟲配方。我通過網絡搜索，發現目前在內蒙古、安徽等地方政府主辦的農業網站上，依然在推廣類似的傳統除蟲方法。環保、有效而且低成本的傳統減災方式，仍然主要依靠政府和集體的力量在推動。
中印的農業政策和農業現代化之路非常相似：興建水利、設立農業科研院所、新優種植等，以大力推廣現代技術來保證糧食的總產量能夠更迅速地提高。現代技術確實提高了農業的產值，但同時，還要面對土地的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會影響糧食的分配、農村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等問題。
曹老師通過印度的土改實踐歷史，闡明了在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土地私有制度的效果并不好，不但不能保證耕者有其田，而且最終導致了非常頑固的貧窮問題。印度的土改，在尼赫魯時期就已經開始，直到今天依然在進行。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印度沒有土改，指的是印度沒有像中國一樣進行國家形式的集中再分配。但是在印度獨立以后，部分國大黨領袖是有這方面的嘗試的。國大黨內部對土地革命有不同的聲音，簡略地分，一種是堅決地進行土地改革，認為土地應當由國家集中起來，在農村重新分配土地。這一派認為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終能夠解決印度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中的問題，并且減少貧窮人口。另一種聲音來自相對保守的人士，他們認為，不應該對印度的傳統土地政策進行較大的改變。這一派背后的精神支持來自圣雄甘地的思想，即印度社會應該是互相忍讓的。農民和工人或許會受到剝削和壓迫，但是不能不繳納地租和不工作；相對的，地主和資本家也要善待農民和工人，要公平地支付報酬，在忍讓中實現公平。早期的印度土地改革，就是在兩種思想與主張的博弈，由邦政府具體組織實施，即各邦自己制定土改政策和農業發展政策。現在來看，這些政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改變地權的前提是不改變傳統的土地結構，以保證不會妨礙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又希望能防止經濟發展的紅利全部落入大地主手中。印度的土改進行了六十年，有比較成功的方面，例如徹底廢除了“柴明達爾”制度，即包稅制。當然也有不成功的，例如，在1972年，印度的“限田”制度要求每戶最高的土地擁有額度是300畝。在人多地少的農村，這是一個非常高的私有額度，無法改變少數幾個地主就掌握了全村土地的現實。而且，以“戶”為單位也大有文章可做，地主們往往將多余的土地分給親屬，政府無田可收，很多農民仍然無法獲得土地。無地的農民大量涌進城市，是印度城市貧民窟形成的根源之一。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獨立之前，2%的印度地主擁有全國70%的土地，25%的農民是完全沒有土地的；獨立之后，經過土改，這個情況已經大有改善。今天，印度政府對農業發展投入力度很大，可還是沒有辦法普惠于廣大農民，這與地權結構有很大關系。所以說，討論集體化制度，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面向：農業發展政策是否只能以生產為重點，以技術為動力，以生產更多的糧食為目的？能否重點考慮且有效回應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同時實現？
自由討論
李放春：“義利雙行”
通常會有一個疑問：回望集體化，中國追求社會主義是不是黃粱一夢？毛澤東論述社會主義是“義利雙行”的邏輯。道理上陳義很高，同時也是要追求增產的。而這一場的幾篇文章都有力地說明如果社會主義是“夢”的話，也不是可以被一陣風吹掉的，其基礎性的硬實力是擺在那里的。
回應
郝平：以積極的農業設施建設來應對災害
回應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科技的推廣和災害的關系，如果只針對災害來臨后的防治，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或者說是一種消極的應對措施。新中國的救災實際上體現出的是以積極的農業設施建設來應對災害的特點，更多地體現出了災前的預防，而且是生產性的預防，即農業技術的提高和推廣，當然這主要還是依靠國家力量，結合農業集體化的制度安排來實施的。另一個問題是劉朝華老師提出的傳統的土辦法，其中一些好的辦法依然在某些地區使用。和防治油旱蟲類似，在晉南地區有棉鈴蟲防治的土辦法，當地有個老農吳吉昌一輩子都干這個，也是由傳統的土辦法逐漸轉向更為科學的防治。
曹錦清：開展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
中印比較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資料還需要繼續搜集。印度的土改叫“限田”制度，印度的決策和法律文本寫得非常好，但是做的卻是很難看，主要原因還是現實發展階段無法達到政策和立法的實施條件。印度的政策和法律制訂受西方影響很大，做出來也是給西方人看的。印度關于土地的政策和法規多如牛毛，除了部分個案之外，基本上無法真正觸及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土改是件大事，包括中南美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土改，這是阻礙他們改變不發達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一步開闊眼界，做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因為可以找到共同語言，找到一些審視和解答自身發展歷程的新的角度。
三、農業合作化的構想及其地方實踐
程凱：“社會主義高潮”之前——“穩步發展”階段的王莽村農業生產合作社
我這兩年寫的論文主要圍繞陜西省長安縣50年代的農業互助合作，特別聚焦其中的兩個村子，一個是這次論文里重點寫的王莽村，另一個是皇甫村。這兩個村是柳青的小說《創業史》的原型地。柳青為了寫這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在皇甫村住了14年。皇甫村成立的“勝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王家斌就是小說主人公梁生寶的原型，他是柳青一手培養起來的勞動模范和群眾帶頭人。1953年成立“七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王莽村是小說中“大王村”的原型，這是長安縣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組建“聯社”的事跡曾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親自為其經驗撰寫了按語。王莽村的帶頭人蒲忠智是陜西省第一批全國勞模，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當選中共八大代表。長安縣本屬于“新區”，但由于其生產條件好，距離西安近，后成為陜西省直屬的農業重點縣。從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乃至“四清運動”，長安一直都是工作試點縣，是不斷產生工作典型的地方。因此，對王莽村、皇甫村這些“典型村”的研究，特別適于考察1949年以后基層農村的歷史軌跡，尤其是共產黨農村政策的變化，它的要求和起伏，以及方方面面的要求落到村莊后產生哪些后果，形成何種狀態。
和其他一些我們熟知的典型村不一樣，皇甫村、王莽村由于有柳青這樣一個作家的參與，由于有《創業史》這樣的小說文本而多了一個記錄、參照的層面。柳青的寫作抱負特別體現在《創業史》初版的“出版說明”中，即，他是要寫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而一般的歷史記錄、檔案資料恰好難以充分還原巨大的歷史變動過程中一般農民的心理應對機制和精神、感情、思想變化軌跡。當然，《創業史》人物的塑造非常受限于當時農村的階級政策，尤其是1957年、1958年之后逐漸強化的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矛盾的理解，這也是該小說在80年代中期之后廣受質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撥開表面的階級規定性，深入作者構造每個人物精神世界的方式，我們還是能夠感覺到作者在努力把握農村各個階層和類型人物時所能達到的精確度、深度和廣度。而這種對人物的把握又是高度結合于對合作化運動的政治性理解。甚至可以說，柳青的人物塑造、情節構造很大程度上滲透著他作為一個深度參與合作化運動的政治工作者對于合作化運動需要什么樣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從與柳青一起參與合作化工作的地方干部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柳青不是簡單依據幾個特定的“生活原型”創造其人物，而是在同時深入十數個工作典型的前提下，以這些工作中碰觸到、體會到的經驗、感覺、意識去形塑小說的生活世界。他所要表現的是一個被深層攪動的鄉村社會，原有鄉村社會生活的“常”與“變”都要被組織進一個更宏大的政治過程中獲得新的形狀和表現形式。在此意義上，柳青要把握、表現的“生活”不是政治支配力下的被動基層，或能把政治相對化的“原生態”生活，以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群眾工作、群眾運動為中介而攪動、激蕩出的生活才是此階段本源性的生活。
柳青把合作化運動乃至整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放在“人的改造”，放在中國民眾的思想精神成長歷程中加以認識。此把握的出發點與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設想有著高度的契合。因此，從柳青的作品中可以體會到他不是一個跟在現實后面的記錄者，或傳聲筒式的鼓動者。事實上，他比許多干部更具有獨立思考的層面，尤其涉及在多變的農村形勢中不僅把握政策的推行、得失，更把握每階段政策背后的原則，以及每項政策要遭遇的不同群體的思想波動，它引發的沖突與矛盾，進而展開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創業史》中所寫梁生寶的“思想活動”，或許不是一個積極分子的實然狀態而是柳青所理解的一個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成長的理想人物在現實狀況中應該有的認識。這個應該有的認識不是單純的“拔高”，它在現實條件中可以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來打造、實現。柳青在現實中正是力圖扮演這樣一個教育者的角色，他是首先在現實中著力培養出一個理想的人物，再去寫這個理想人物。
我們看集體化時期的歷史記錄，每項工作都強調必須配合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很多歷史記錄中的思想工作只是政策推行中一個抽象、符號化的環節。我們從中看不到當時農村思想現實的實際，尤其是老百姓對于每項制度、每項政策產生反應的思想、心理和精神機制。而柳青的文學書寫恰好聚焦并試圖捕捉這一層面。進而，他塑造的“理想人物”中也包含著對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工作應該如何做的理解。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是作家的現實認識邏輯。實際上的運動過程和政治過程不可能按照一種應然的方式展開。今天，一些研究重估《創業史》的價值，試圖論證《創業史》才表現了真實的合作化歷史。我覺得這種“誤識”忽略了文學創作機制和現實機制之間的落差。
而如果要面對《創業史》書寫的歷史現實，恰好需要把握其“理想”跟“實際”之間的錯位與落差。《創業史》作為作品有著必要的完整性、邏輯性。然而歷史本身是不可能完整、封閉而符合邏輯的。實際的歷史進程中充滿矛盾、斗爭，不可預測的因素、失控和調整。尤其對于50年代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而言，歷史的“實際”是要獨立加以考察的，而不能依據小說文本的表現。只有直接深入歷史，還原、把握了“實際”當中充滿矛盾斗爭的歷史過程，才能夠真正理解小說這個“現實主義烏托邦”的表現性，它的針對性和它的批判性。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暫時擱置對柳青作品的解讀，直接投入到考察王莽村、皇甫村合作化歷史的原因。即便就理解柳青所要著力表現的農民精神世界而言，農民的感情、意識、思想、精神通常不是以充分“意識化”的方式表達出來和存在著的，更多的時候它們是經由對涉及各自利益的制度、政策、工作方式、動向的反應折射出來。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這些不斷變動的制度、方針、政策、工作方式對老百姓到底意味著什么，觸及什么樣的利益，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就不能理解他們那種反應的真實意涵。在此意義上，制度史、社會史、精神史、思想史不是分離的，要取得有效的融合性視野才能各自得到有效把握。
這是我為什么要寫關于王莽村歷史研究的一個背景交代。
我最近寫的兩篇論文都是關于王莽村和它的試辦農業合作社。之前一篇主要討論長安縣作為一個“新區”在解放后的整個建政過程，從中來看蒲忠智這樣一個全國勞模是怎樣被發掘、樹立起來的，長安縣第一個農業合作社是怎樣一步步組建起來的。這次提交會議的文章則主要討論1953年到1954年中期試辦合作社階段的狀況。事實上，1955年毛澤東所做《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標志著推動合作化的方式發生了一個大的轉變。之前主要采取試辦重點合作社這樣一種“典型帶動”的方式，之后則轉向“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全面規劃”意味著整體合作化提上日程，在大家遲早入社的前提下，試辦社以其增產增收的優勢吸引一般群眾的路徑變得不那么迫切，相反，“改造落后村”就變得非常重要。但在之前的階段，試辦社、重點村的作用非常關鍵，試辦社一定要辦好。但是，這個“一定要辦好”會帶來許多問題。以王莽村的“七一社”為例，為了做出示范，政府會給予它很多優惠和政策傾斜，會投入干部、技術員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建立記分評工制度，如何采用先進技術。但重點村越先進，它跟周邊村的反差就越大，后者就愈發顯得落后。在一個村子里，試辦社與互助組、單干戶也構成同樣的矛盾。于是，群眾認為先進是“政府硬促出來的”，“人家走得快，咱們慢慢走，不跟他”。本來，培養典型的目的在于以“眼見為實”的先進帶動后進，但適得其反，反而造成對立。而這與當時領導方法的畸輕畸重直接相關：越是重點村、重點社，上級指導越深入、細致；越是一般村、組，干部工作越流于一般化。為了扭轉這種情況，當時采取的措施就是辦互助合作網。論文的第一部分就是討論王莽村的互助合作網。
事實上，蒲忠智對辦互助合作網并不積極，他覺得這是個負擔。這個網真能辦起來，相當程度上依靠上面派下來的駐社干部。后來由此產生了一個典型經驗就是當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又被收入《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的《讓農業生產合作社來帶動互助合作運動——記中共長安縣委試辦互助網的經驗》。這里面主要介紹了當時縣里派到王莽村工作的駐村干部曹景儉，他如何在辦互助網的過程中從農村工作的外行變成辦合作社的內行，改變了“一般化”的工作作風。所謂互助網，實際上是將“典型帶動”制度化的一個方式。“典型帶動”就其本義而言，訴諸一種直觀性和“見賢思齊”的自然意識，是對立于強迫命令的，照顧“自發性”“自主性”的工作方法。然而，僅靠塑造先進“典型”就自動產生“帶動”效應在實踐中被證明并不可靠。這與“典型”內涵、向度同民眾慣習的差距以及工作過程的造作與“包辦”都不無關系。由此造成“帶動”不能只是一個自發過程而需經由進一步的制度設計和群眾性工作來調動。
第二部分討論一個典型個案，就是富裕中農葉振賢的退社風波。這個例子涉及怎么理解合作化運動中富裕中農的“動搖”。這一問題在上層曾產生很多爭論，尤其是毛澤東和鄧子恢的不同估計。在毛澤東做出上中農與下中農的區分后，中農對于合作化的抵觸、動搖越來越被界定為來自于“富裕中農”的階級本性。但從葉振賢退社這樣一個具體的例子可以看到，他的退社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單干的增產額度可以超過合作社，另一方面也與試辦階段合作社“冒進”造成的經營不善以及復雜的人事糾紛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對葉振賢的退社，上級開始主要采取“向中農讓步”的方式——通過不斷調整地勞分配比例——竭力挽留，即便挽留不成，也采取“和平處理”的方式，把退社控制在一個“正常”的、基于“退社自由”原則范疇內的事件，避免與葉的對立，減少對社內、社外的沖擊。可見，這時的“走自發道路”與“走社會主義道路”尚處于“競爭”范疇，兩套道路區分的政治（斗爭）性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尚未變成普遍的、社會性的意識。但接踵而來的“總路線”宣傳則將兩條道路斗爭的意識大大強化、凸顯出來。伴隨著合作社的擴大，“統購統銷”的推行，富裕中農的壓力與日俱增。很快，退社三個月的葉振賢又懇求回到老社。上級迅速批準了他的回社申請，且并未叫他檢討，顯然是更看重回社本身的政治象征意義——其回心轉意“是我黨團結中農政策的最好說明”，表明“退社是沒有出路的”。葉的退社風波正處于“總路線”提出前后，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政策階段對富裕中農問題的不同理解和處理方式，以及中農自己在這一過程中的各種算計、判斷和應對方式。
最后一部分討論成立聯社的問題。王莽村的辦聯社經驗是收入《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毛澤東為其撰寫的按語至今仍鐫刻在村口，展示著王莽村的榮譽。實際上，聯社存在的時間很短，之所以先辦聯社而不直接辦大社是因為辦聯社比辦大社能吸引更多戶參加。一些人更愿意自己辦小社而不愿加入大社與勞力、生產條件強弱以及村莊內部的人際關系、宗親關系都相關。因此，一方面辦聯社是先進經驗，另一方面，從一開始就強調聯社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本位思想”“攤攤主義”，聯社只是一個過渡形態，是為了向大社過渡的準備。而這一過渡實際上沒維持多久，半年后，1954年秋季，四個小社就最終合并組成了王莽村“七一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長安縣的第一個大社。
作為一個典型村，王莽村合作社的每一步發展都和上層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整體規劃若合符節，但這不意味著合作社只是上級的牽線木偶。在合作化各個階段農民所表現出的形形色色的“積極性”與“保守性”其實都不是能被本質化的，與階級屬性、思想意識直接掛鉤的東西，毋寧說它們是混合著各種外在要求與內在回應方式的綜合體。只有耐心還原、剝開層層疊加的要求、意圖，以及制度作用、現實利害、心理機制才能對每個“典型經驗”進行有效解讀，進而經由對這個“從下面來的”經驗個案的解讀把握這一時期歷史展開的邏輯。
何浩：新中國成立前后農業合作化的曲折與展開
我的論文著重討論當時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的政治狀況。按理說，我們在研究時，會把他的視野歸納到中觀或宏觀上，但實際上討論賴若愚在不同歷史時刻整個的身心狀況、認知意識以及歷史感覺，恰恰是需要對他做一個非常深的描述或展開，這樣才能夠把握住在當年山西首先推行合作化過程中，賴若愚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在整個山西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他會在怎樣的層面上決定、影響或者左右合作化運動的規模以及它的實踐方式。論文前面三部分都在討論賴若愚的問題，對賴若愚展開一個有深度的描述，才能把握住后面討論的問題。在我看來，微觀和宏觀不是那么的絕對化，要對歷史事件做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把握，對當時的歷史人物進行深描或細描是必須的。賴若愚是主動地或者說是以政治的力量非常強勢地介入農村歷史走向當中的。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一直到互助組，再到合作化，并不是鐵板一塊的必然的歷史趨勢，而是每個環節都是可以撬動的，雖然后來沒被展開，但都可以納入到我們對歷史的認知當中。歷史在后來的走向中確實邁入了合作化，即便如此，在后來的合作化當中，我們應該如何重新認識合作化？
論文的第四、五、六部分處理了從互助組到合作化的歷史變動過程。在此變動過程中，山西的歷史經驗在當年是非常重要的，山西長治地區的十個試辦合作社成為討論中國農村走向的重要經驗之一。對長治地區十個試辦合作社的經驗究竟能分析到何種程度，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對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發展方向認識的深度。在這個過程中，我著重分析了長治的兩個村莊，一個是川底村，一個是棗煙村，棗煙村是武鄉地區4個試辦合作社之一。當年有許多人對川底村的合作社經驗做了總結，這些總結在歷史過程中是怎樣被構建出來的，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中生產出來的？在生產經驗的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哪些內容，不能夠看到哪些內容？能夠看到的內容，決定了我們后來怎樣認識合作化的性質。試辦合作社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一開始要組織起來的全是中農，尤其是在棗煙村的合作社中所有成員都是新中農，按理說是成分最好、覺悟最高的，但是在一開始試辦的時候問題恰恰最多。在此可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共的視野中最能夠組織起來的成員恰恰是不能組織起來的，在這些成員中后來做了哪些調節，使得成員組織得很好？合作社后來變得很好，這個過程中歷史的變化到底是怎么樣打開的？
我們要更完整地描述村莊的變化，尤其這些變化并不是可見的，而是在隱形因素的運作之下，村莊在歷史當中被構造成那樣的形態。這些隱形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它們并不是能依靠資料直接把握的，在歷史的整個構造過程中，實際上我們還不能夠確定那是不是結構性因素。經過考察之后，我們才能確定這些結構性因素中，不容易把握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其中正好談到棗煙村，它在武鄉地區的交通要道上。整個村莊的構造會依賴很多因素，比如商業因素，以及當地的一些大地主，大地主一方面有農業，一方面有商業。大地主在二三十年代很難再應對武鄉的一些問題，武鄉的一些地方人物就會想辦法來重新應對，其中就有后來成為棗煙村合作社社長的魏名標，他的哥哥魏名揚起的作用非常大。魏名揚是武師，成立了武館，后來合作社成員大都是從武館轉換過來的。在這里，我們要看到魏名標為什么能把棗煙村合作社從不成功轉化為成功。一個地方干部在新的歷史情勢中需要把合作社辦好，其實需要自身的變化，還需要帶動其他人進行變化來配合新的歷史局勢。
羅成：從建社到擴社：廣東農村合作化的“經驗”及思考
我想跟各位老師交流一下關于集體化時期的一些經驗及其如何形成有效理解的方式。最近一年，我在慢慢進入50年代以來的廣東農村集體化的歷史過程當中。我在這里想談的是這樣一個個案。1956年3月，廣東省委辦公廳編輯出版了一本文獻資料集《廣東四十個農業合作社》。這個集子的前言是由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撰寫的，在此我截取了前言臨近結束的一段話：
“這四十個社的成長，都是有過一番艱苦的歷程的。它們的各種經驗十分值得我們重視。什么是經驗呢？人們在生活斗爭中，不斷地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為了要戰勝這些困難，就想出了各種各樣戰勝困難的辦法。把這些戰勝困難的辦法總結起來，就成為有用的經驗。所以說，經驗就是克服困難的結果。要知道，這種經驗在我們許多農業社中同樣是存在著的。它們之所以能夠生存與發展，之所以能夠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和戰勝天災，就是因為它們和困難斗爭過來，它們中是有許許多多戰勝困難的辦法的。我們有些同志，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具體困難的時候，常常是大喊大叫，或是回避困難，對困難表示害怕，好像一點辦法也沒有似的，這就是由于他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其實，克服困難的辦法就在跟前，只要我們深入下去，多了解一些實際的情況，細心注意各種情況的變化，經常地及時地把許多先進經驗總結出來，然后再把這些有用的經驗普及開去，問題便可以解決了。我們試檢查一下現在許多合作社中所存在的困難吧，相信它們不少是可以從這里找到克服困難的辦法的。”
這段引言所處的歷史關節點是什么呢？其實就是毛主席所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這部書在1955年9月出了最初的樣本，在1955年12月又進行了增刪。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號召各省、市和自治區也來做這樣的材料整理。由此，廣東省的行動是蠻快的一個反應，1956年3月就編出了這本資料集。這個前言，就是概述了在廣東省第一批、第二批初級社建社過程當中所提煉出來的一些思考，特別是，由此可以看出作為地方領導的陶鑄面對農村集體化從建社到擴社的歷史過程有著怎樣的一種認知與回應的狀態。“這四十個社的成長，都是有過一番艱苦的歷程的”，這一句話概括的歷史狀態，放在整個四十則材料當中是帶有普遍性的。每一個合作社，其實都經歷了戰勝天災、地少、人多、牲畜不足、缺乏資金等客觀性困難因素。比如，雖然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建社，也要想盡一切辦法，通過勤儉辦社、開荒、拓展副業的方式籌措資金，使每一個貧下中農都能成為社員。由此，更關鍵的認識是：“它們的各種經驗十分值得我們重視”。什么是經驗？陶鑄說：“人們在生活斗爭中，不斷地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為了要戰勝這些困難，就想出了各種各樣戰勝困難的辦法。把這些戰勝困難的辦法總結起來，就成為有用的經驗”。于是他得出一個結論：“經驗就是克服困難的結果”。
我們應特別敏感地注意陶鑄所強調的困難，在四十個農業合作社的經驗總結中有特別的指向，即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和戰勝天災。這三個方面，其實主要是經濟生產能力方面的困難。那么，陶鑄沒有談到的是什么？我們可以追問的是：人們能夠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和戰勝天災的力量究竟從哪里來？這就更深地涉及互助合作運動到初級社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問題。比如，中央在1951年12月和1953年2月先后下發的《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以及1953年12月下發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等文件中反復提到的要處理好互助組與單干戶、初級社和單干戶、中農和貧農之間的關系。比如，互助組、合作社既要克服貧農向中農揩油的思想，又要防止中農、富裕中農將牲口和大農具估價過高、分紅過多，使貧雇農吃虧，中農和貧農兩方面其實對于互助組、合作社都有某種猶疑態度。那么，如何使貧農和中農能夠比較融洽協調地在互助組、合作社中真正合作起來，這可能是隱藏在發展生產、增加副業和戰勝天災背后更關鍵的歷史環節。只有自覺認識到這一層面，才能真正有效地將過去克服戰爭和建國中歷史困難的“經驗”轉化為克服互助合作運動中新的歷史困難的“現實能力”。否則，“經驗”如果僅僅被理解為克服過去困難的結果，就容易被過快回收為一種封閉性的“信心”，而非面向新的歷史情勢同樣具有生產性的能力。
陶鑄說，總是有許許多多戰勝困難的辦法，但其實更應深究的是：這些辦法是什么？為什么這些辦法在歷史中就能有效？它們解決的是何種問題？比解決看似作為對象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是以怎樣的狀態及其相應的調整來思考、理解、掌握、執行、變通這些辦法的？這些問題層次的打開，其實會比他談到的“克服困難的結果”更重要。比如，陶鑄說有些同志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具體困難，常常是大喊大叫。但大喊大叫這種現象是不是必然就意味著不好？陶鑄的理解是把我們引導到“喊叫”直接等同于回避或者軟弱、退縮，但其實這一現象本身仍需放到歷史當中理解。因為1955年7月份有一個大的歷史變化，就是毛澤東在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的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著名講話，之后整個全國農村合作化運動就開始大規模急速往前推進。陶鑄批評的“大喊大叫”正是對毛澤東這次講話的一個回應。但是，我們理解這個批評的同時又不能輕易帶過，作為歷史經驗的褶皺層面，即有些“大喊大叫”也許是一種面對現實困難的謹慎態度，尤其這個困難還不僅僅是發展生產與戰勝天災，而是如何處理實際的人際關系，比如程凱論文中分析的富裕中農葉振賢要退社的心理問題，特定歷史狀況中的“大喊大叫”其實并不必然會帶出來回避、軟弱或退縮的情緒。
我思考的是，在進入歷史的時刻，我們如何把文獻與歷史感結合起來，從普通文獻當中能讀出陶鑄本人的歷史主體性狀態及其問題。陶鑄并不能直觀地被視同為國家視角和上層視角，但是從陶鑄本身，我們就能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地把握到一個歷史人物的主體狀態，而對這種主體狀態的歷史理解應該可以成為農業合作化研究推進的可能性空間。
我想說的最后一點是，我們今天談論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問題，多少帶著某種鮮明的現實問題指向，即90年代末以來中國三農問題的凸顯。但這些年來，我們在三農問題的認知上是否有所偏失？比如三農包括農業、農村和農民，通常受重視的是農業和農村，及其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到底有沒有體貼地理解農民主體的身心狀態，又如何安頓農民主體的身心狀態，這也許是重新認識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特別需要注意打開的“經驗”。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講過一句話：“立國乃私事，非公事也”。我想，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仍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個立國過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對于農業合作化作為“立國”關節點的歷史分析，我們能否真正從體貼歷史主體出發的“私”的角度打開一種新的理解空間？過去通常簡單地把公私二元對立起來，有我無他。現在，我們能不能把一個農民或者一個領導人真正當作一個歷史中的個體去感受、理解與反思他的身心狀態，把他真正視為歷史中的活生生的人來理解，無論是陶鑄，還是葉振賢、賴若愚。當我們有一天能夠把“私”作為歷史人心真正加以認真對待的時候，可能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公”，也就是集體狀態，才能呈現得更飽滿、更豐富、更有現實性，也更有創造性。這樣一種社會組織狀態，不僅能戰勝天災、發展生產，同時更能使每一個身處歷史當中的人獲得身心安頓。
評議
李放春：重返共和國初期
今天重返共和國初期，這段歷史對我們研究共和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時期。
讀文章時想到幾組相關問題。第一個問題，在做出合作化決策之前，關于土改和鄉村的認識。何浩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中農化；一個是新的分化。甚至在文章中還提到：中農化導致了新的階級分化。我不太認同這種看法。土改以后趨勢的判斷是有一個對現狀的判斷和對未來趨勢的判斷的。土改以后大多數是中農狀態，而所謂新的階級分化更大程度是在講趨勢。現狀和趨勢，這種感覺跟20世紀40年代初張聞天在晉西北調查比較相似。當時的鄉村社會也是一個比較中農化的社會，但是他說未來趨勢會是新富農的崛起，當時絕對的比例還非常小，但是他為什么會這樣說呢？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趨勢判斷實際上是他對未來發展方向的一種訴求。他在40年代的主張其實是新民主主義或者說是新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現實的體現就應該是新富農，所以盡管很少，但是也要把這個苗苗抓住，這就代表了未來的希望。那么50年代初的時候，賴若愚做出這個判斷時，其實比較類似，這個苗頭已經出來，雖然還不是主流，但是新資本主義的苗頭已經出來了，而這個苗頭是山西省委不能認同的。這里，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不是中農化導致新的分化，而是這個中農化背后的新民主主義秩序必然會導致新的分化。山西省委認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不能去鞏固的，不然未來中國就會走到新資本主義。反過來，劉少奇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恰恰是說這樣的一種趨勢，第一不可避免，第二也不必害怕。劉少奇當時有個“養肥豬”的理論，豬呀羊呀要養肥了再殺，所以說這個東西不必害怕。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問題與主義。我們回去看的話，賴若愚他們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從主義到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主義意識的話，那個問題很可能就不再是問題，但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強調，才使得他認為在土改后鄉村出現的有些苗頭是非常嚴重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種“盛世危言”。這是我的一個判斷。這個判斷關乎我們對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種認識，我個人覺得中國革命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就是“思想領先”這樣一個特點，而賴若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這樣一種對于土改后鄉村的判斷和對未來發展方向的判斷，恰恰是體現了這樣一種思想領先的革命特質。
第三個問題就是土改中老區與新區的政治生態的區別。我覺得，到50年代初，山西這樣的老區遭遇的歷史處境、社會結構問題、經濟問題和50年代初那些土改新區的生態是不太一樣的。對于像賴若愚這樣的山西老區的高層領導來講，他所遭遇的問題至少在他看來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不再提高一步的話，不進則退，所以他講的是戰勝自發勢力。而像關中的新區也好，廣東的新區也好，它所遭遇的問題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貫徹。所以，程凱在文章中說，一個基層干部感覺不到內在的動力在哪，上面下來了，我們就干一干。我只是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吳銘：農業合作化三原則
先說一下程凱的文章，我最感興趣的一段，是他講到富裕中農葉振賢的退社風波，這個過程寫得非常生動。我國的農業合作化有三個原則：一個是自愿互利，一個是典型示范，還有一個是國家幫助。葉振賢退社，我覺得主要是反映“自愿互利”的原則有沒有得到真正貫徹，或者說是如何貫徹的。葉振賢作為一個富裕中農，不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小說中，他都是“落后”的典型。他提出退社，當然有很壞的影響，然而上級還是給了他退社的自由。關于“互利”問題，程凱的文章也有詳細介紹，葉振賢退社的原因在于，雖然是大豐收，但是自己的收入增長幅度比不上不入社，覺得吃了虧。也就是說，同樣是豐產增收，他也承認增收了，但他盤算如果單干，自己的收入會增加更多。像這種情況，從經濟學的角度和現實的角度，我們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沒有權利要求中農以個人經濟上的“損失”（少增收）作為入社的代價，那么他可以自愿退出。可是后來，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退社不到三個月的葉振賢又懇求重新入社。我認為他是誠懇的，確實是自愿的，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生產上遇到困難，“生產上勞畜力都不夠”。中農的問題是往往“地多勞少”，這是很實際的困難。說他是審時度勢也好，無奈也好，總之，真的是自愿退出，又自愿重新加入，所以我覺得，“自愿互利”原則在這個典型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我還想提醒大家的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其實最開始不是這個名字，當時叫做《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9月25日，毛澤東寫過一篇《〈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序言》。到了12月，毛澤東認為那篇序言過時了，重新寫序言，并對材料進行較大增刪，將書名改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兩個名字的差異之大是顯而易見的，中間肯定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去探尋。
自由討論
老田：兩種制度觀
在黨的高層領導中間，對于制度的理解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一個是少奇同志代表的“養肥豬”政策，這個看法的背后是把制度看作是政策和法令的集合，與這種制度觀相一致，可以下命令把一個社會一夜之間創造成一個新社會，反過來以政策和法令去復辟一個舊社會都是可以的。毛澤東和賴若愚的報告，則體現了另外一種制度觀，通過把現實中間各種相互競爭的傾向加以扶持或者壓制，來體現新制度的逐步產生和對舊制度的逐步替代，比如說把互助組提高一步、兩步或者三步，通過公共積累去逐步地動搖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后一個制度觀，很接近于西方制度經濟學所重視的“博弈均衡”，當然，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人不講博弈均衡，他講矛盾或者斗爭，說新民主主義在橋上，用這個來轉喻制度的漸變和過渡特征。制度變革不可能是靜態和突變的，而是一種不進則退的力量消長關系。鄧子恢和張聞天的報告，還有劉少奇，他們在制度觀方面有一致性，是一種靜態的制度觀，以靜態的經驗去看待這個問題。例如，從舊社會經驗出發，富裕中農和富農的田種得比較好，產量比較高，這個經驗基礎是有的，但是把它放到整個大的社會背景去看，作為制度觀來看待，這個結論是否還成立就不一定了，往往是富裕中農和富農的土地質量較好、投入能力較強，而不是因為他們本身特別會種田。在博弈均衡的視野里，就是要扶持一批什么樣的農民來建立什么樣的社會，賴若愚的辦法就是對那些處于上升階段、經驗上表現為田種得好的農戶，要逐步削弱和動搖其上升趨勢。前一種制度觀對新民主主義的理解，也是非常機械化的，只認定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私有制合法，私有制合法就不能動了，變成這樣一個機械論思想。兩種制度觀，一個是博弈均衡，一個是法令改變社會的機械論，這兩種制度觀之間大概不可通約，難于交流和相互理解。
四、模范與典型
徐俊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里的農村圖景
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本書來說，每一篇基本上都是一個活靈活現的關于農村的圖景。農村的合作化怎么辦？這是毛澤東編這套書的目的。這本書經過兩次編輯，第一次編纂的材料到了9月已經編完了，毛澤東也寫了序言。9月份以后，因為當時10月4日到17日這段時間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把9月之前編纂完的稿子，121篇材料，印發給參加會議的人征求意見。材料主要是截至1955年上半年，但1955年下半年中國合作化的發展進程非常快，因此大家覺得還有一些東西要補充，最后，這本書是在1955年12月27號定稿。那么，定稿做了什么樣的改變？原來的121篇去掉30篇，再補充新的八十多篇，共176篇，總共九十多萬字，毛澤東在序言里提到為第二版再次作序，老人家竟然為此寫了104篇按語。
大家想一下集體化時期是不是均質化的時期？絕對不是均質化的，這些材料每一篇都是一個鮮活的典型。實際上，毛澤東做的這個工作為后面的一個工作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個發展綱要就是我們后來講的“四十條”，所以怎么來看待這一套文獻？沒有這一套文獻做充分的準備，就沒有后來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我認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最深刻的是在當中寫了許多不是農業的事情，“文不對題”。這不同于90年代以后的農業發展綱要那樣讓我們看不懂，我相信農民更看不懂。“四十條”就是大白話，一看就能懂，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四五八”增產的目標，還有個棉花的，圍繞著增長目標的技術保障、組織保障等。除此之外，還寫了很多根本就不是農業的內容。所以我說其最深刻之處在于“文不對題”，就是寫了許多非農業的內容，比如，農村為什么必須移風易俗？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農村不移風易俗真的是夠嗆的，紅白喜事的問題，十分重要。還有掃盲，農村要開體育活動，農村要搞愛國衛生運動。農村還要搞三網：建設道路網，就是改革開放后我們說的路通財通；廣播網，太重要了，比如，對漁民來說，當時整個的條件比較差，廣播說什么時候有臺風，大家根據廣播往回趕；郵電網，現在我們說的通郵，等等。整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就是一幅嶄新的農村發展的藍圖。
這個先按下不表，我回應大家提到的一些問題。首先，我覺得中國走合作化道路絕對不是哪一個人的頭腦發熱，或者哪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的神經發作，為什么這么說？第一，土改以后，農民靠著土改所分得的土地能不能過得下去，大家要考慮。我這里提供一組數字，全國土地改革以后，農村人均土地是3.27畝，這是全國平均值。然而，各地情況不一樣，河南安陽北關區人均是1.5畝；湖南的湘潭為1.57畝；湖南的茶陵為1.91畝；浙江土改以后，雇農人均土地是1.86畝，貧農是1.44畝，中農是1.84畝，富農是2.78畝；廣東更糟糕，平均是1.3畝，就一畝三分地。那么，在當時那種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生產條件、畝產量的狀況下，農民能不能過活？第二，中國快速走向合作化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大家不要忘記，即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這意味著什么？如果維持單家獨戶，中國的新政權馬上面臨著要直接從1.2億戶農戶那里征購糧食的問題。我走進歷史以后，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數據告訴我，走上合作化的路絕對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的神經發作，而是確確實實由很多很多很具體的問題所造成的。
李放春：陳永貴為什么取代李順達？
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存在內在差異性和多元性，我想是不是可以通過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太行山區的兩大“名模”，即李順達和陳永貴，通過對他們進行比較，是不是可以體現出鄉村社會內在的差異，這是我選題的緣由。
這二位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人物，應該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整個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勞動模范里最有名的兩位。李順達大概是1950年開始正式成為所謂的“全國農民的方向”，陳永貴大概是從1964年正式成為全國農業模范，所以，這兩個人應該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各領風騷十幾年。我的問題是，1950年的時候，李順達取代了過去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崛起的陜北勞動英雄吳滿有，而到1964年陳永貴取代李順達，到底是為什么？或者說我們換一個方式問，有什么必要？如果我們要換一個勞動模范的話，有什么必要再從這個太行山區來找一個，從別的地方找一個不好嗎？這是一種思考。再一個，這種取代出于什么樣的原因？難道是因為審美疲勞嗎？十幾年了該換一換？這個是我想問的問題。
如果我們來看這二位勞模的政治履歷的話，似乎這種取代是很自然的，因為李順達的政治履歷比陳永貴老，他是1938年就入了黨，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就已經是著名勞模了，這些是陳永貴不具備的。而陳永貴1948年入黨，50年代才做了當家人，所以從代際上來講，似乎是兩代人。但如果看年齡，實際上這兩個人是同齡人，正好都是1915年出生的兩個當家人。這就使得我有疑問，他們到底有什么不一樣？李順達取代吳滿有還比較好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初，吳滿有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而李順達正當壯年，三十多歲，從勞模的形象上來講，也應該有青年取代老年，后繼有人，我們就不再提吳滿有在解放戰爭中遭遇的偶然，這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總的來講是一種自然的代替。但是到了陳永貴，就比較難以理解，兩個同齡人，又都是太行山區出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楷模，都是當家人，而且他們的背景也很相似，都是外來戶，逃荒到了這個村莊，然后帶領這個村莊的發展，這些都很相似，到底為什么陳永貴會取代李順達？當然，如果我們看一些基本數據的話，似乎可以找到一個很簡單的答案，在毛澤東時代要成為楷模很簡單，就是要產量大。如果看產量數字的話，很清楚，大寨和西溝相比，應該是到1957年的時候，西溝已經突破了400斤的平均畝產量，就是說“跨過黃河”了。到1958年的時候，大寨當年的平均畝產量是543斤，首次超過了西溝的454斤的記錄。從1958年開始，大寨的產量不但持續超過西溝，而且遙遙領先，我想這是陳永貴取代李順達的重要基礎，硬實力。
但是如果就這樣回答了問題，總感覺有意猶未盡之處。而且，1958年大寨平均畝產量就超過了西溝，為什么直到1964年陳永貴才正式崛起，成為全國性的農業楷模的形象？陳永貴的成績不是那個時候才做出來的，其實在50年代初就已經做得非常好，1958年超過西溝而且遙遙領先，到1964年才成為勞動楷模，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趕超、取代和當時大的國際形勢或者國內的政策形勢聯系起來才能夠有更好的發現？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在這兩個個體之間，是否有稟賦上的差異？所以我的文章計劃從這兩方面：一個是從外在的形勢，給一個解釋；一個就是從微觀個體的內在因素，給一個解釋。
首先，我想從外部形勢來講，50年代初，影響中國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國策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中蘇關系。特別是在50年代早期的時候，中蘇同盟的關系實際上深刻塑造了我們國家早期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程凱講的50年代初示范合作社，實際上就是要將蘇聯的先進經驗介紹給老百姓，用順口溜講給農民去聽。李順達的個人履歷實際上就是與學習蘇聯經驗緊密聯系在一起。1952年，李順達就有訪問蘇聯的經歷。他從蘇聯訪問回來以后，把蘇聯的先進經驗，西伯利亞先進的造林經驗帶回西溝，當然不是說在這之前他都沒有造過林，而是去了蘇聯以后，就堅定了他要建設社會主義山區的決心，西伯利亞都可以搞，為什么我們西溝搞不好？這里面有一個小山村和國際先進經驗掛鉤的經歷。這里不能詳細地列出李順達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簡單來講，一直到1957年，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的時候，蘇聯專家還專門去西溝訪問，西溝歡迎了蘇聯專家，并且交流經驗，向他們展示了學習蘇聯經驗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所以，我們看西溝，有中蘇同盟背景下學習蘇聯經驗，走蘇聯人民的道路這樣一段經歷，西溝與蘇聯經驗是緊密聯系起來的。當然，我們知道中蘇關系從1959年開始惡化，到1963年的時候公開破裂，那么從1963年的9月開始一直到1964年的7月，中共對蘇聯連續進行公開的批評，就是著名的“九評”，在這個時間段內陳永貴就實現了崛起，雖然有巧合的一面，是一個歷史的契機，但是，我的理解不僅僅是巧合。
1963年9月，毛澤東就講過一句話——“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1949年，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說，我們如果找先生，誰是我們最好的先生？蘇聯是我們最好的先生。但是到1963年的時候就說，離開老師，我們就自己干。而1963年本應是“三五”計劃開盤（當然實際推遲了幾年），并且這個“三五”計劃的核心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那么，作為陳永貴來講，這是個歷史契機。恰恰在1963年的時候，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災，這本來是壞事，但給他提供了一個展現自己非凡能力的機遇。陳永貴在災難面前展示出的能力絕對是非同尋常的，“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危難之際，他的表現，比如“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國家的救濟，就靠自己，不但要重建而且要力保向國家交糧的數量，一斤糧都不少，該交的全部交，而且事后的結果是1963年大寨的產量僅僅略低于1962年，不但沒有出現饑荒，也沒有大的減產，這在當時來講是個奇跡！當然，后來有傳言說1963年還有增產，這就有點夸張了。但是，的確是沒有大的減產，這體現了他強大的領導能力。這就聯系到我們強調的另外一個因素，即陳永貴內在的政治稟賦。怎么去解釋呢？
我想聯系運用馬克斯?韋伯研究權威提出的三種支配類型。講領袖類型，其中一種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卡里斯馬型”的領袖或者權威，國內也有人翻譯成超凡魅力型權威。我用這個概念是價值無涉的，使用這個概念不是因為我崇拜陳永貴，也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他。其實韋伯在使用卡里斯馬概念的時候，有的典型案例是他很討厭的，但是只要他具備這種非凡的能力，能夠說服追隨者，那么他就是一個卡里斯馬型領袖。能夠給追隨者帶來幸福，能夠創造奇跡，不斷證明自己就是那個天命人，那么他就是卡里斯馬型權威。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陳永貴的確是具有非常強的卡里斯馬因素，看他的履歷可以發現，他的很多決定、舉措都是超乎尋常的。從互助組時期加入老少組，十年的造地，之后的1963年抗災，“三不要三不少”，好像每一個舉動、每一個決策都體現了他的非凡魅力，而相對來說，李順達，我們不是說這個人沒有能力，而是說他更像是一個一般的勞動模范，也就是后來人講的李順達是一個“老實人”。而接觸過陳永貴的人，像馮東書，長期在大寨采訪，他說陳永貴是一個“農民政治家”。包括中共黨內的高層的領導，像李一清這些人，了解、接觸陳永貴之后都說這人在政治上非同尋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后來毛澤東這么器重他，一直把他提拔成國務院副總理，在此，我只能簡述。
那么，我的初步結論，就是陳永貴是中國社會主義鄉村建設的象征，他和李順達的政治意涵不太一樣，李順達表現出和蘇聯很強的聯系，陳永貴則是更多地和毛澤東思想、中國道路緊密聯系在一起。我最后講一點，陳永貴是毛澤東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也就是愚公精神的一種現實寄托。
郭永平：紅色記憶、革命遺產與村莊重構——以大寨為考察對象
大寨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我的文章是根據田野調查的經驗材料所提煉的一些見解，主要由引言、結語，以及正文三部分構成。先從田野考察和田野反思談起。2011年到2012年，我在大寨進行了12個月的田野考察。此后，每年都至少去兩次。從去年開始，我就在反思，大寨人的講述內容以及講述邏輯，也就是說，他（她）們為何講述，怎樣講述，講述什么等這一類問題。之前我呈現給各位的十幾張照片并非僅僅是讓大家對大寨的概況有些了解，我們還應該看到這些照片背后代表的符號意義以及在后集體化時代所具有的遺產價值。今天我想探討的就是，記憶，以及與記憶密切相關的革命遺產對今天大寨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把記憶當作是革命傳統來研究的話，裴宜理先生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張樂天先生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及周海燕老師的《記憶的政治》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集體化時期的政治遺產對后集體化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我的研究就是追溯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以及對今天的大寨社會重構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這種社會記憶，或者更加準確一些應該是特殊的紅色記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記憶的存在也是一種政治的心理構圖。第一部分是紅色記憶。在調查中，我發現大寨人常向我講述的是戰天斗地的過程和領導人的來訪。例如，“三不要三不少”的提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的“三戰狼窩掌”。還有集體化時期的周恩來總理三訪大寨、后集體化時代的朱镕基總理訪問大寨，實際上朱镕基訪問大寨的時間很短，但是朱镕基總理對于大寨社會的轉型和重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部分，將大寨典型置于一個空間來考察。大寨的村莊復原過程中呈現出政治的博物館化。從展品的擺放到參觀的路線是通過什么樣的邏輯建立起來的，想讓我們看到什么樣的東西，不想讓我們看到什么樣的東西？就以展覽館的呈現為例。展覽館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集體化時期陳永貴帶領大寨人戰天斗地精神的展示；第二部分是后集體化時代郭鳳蓮帶領大寨人進行的轉型與重構。我們要思考，這兩部分重點想展示什么，或者說想讓參觀者記住什么？在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大寨這個博物館化的空間中，想讓我們記住什么，又想讓我們忘記什么？
第三部分是紅色記憶與大寨現實。在后集體化時代，大寨文化景觀的構建，政治景觀的發明給大寨人帶來了切身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初，郭鳳蓮剛回到大寨，重點發展的是企業，但到了2000年以后，企業難以為繼，在此狀況下，大寨開始重點發展旅游業。與華西村和南街村的發展路徑不同，大寨后來的重構主要是依靠文化景觀所承載的革命遺產，依靠的是旅游業。郭鳳蓮回到大寨后之所以能夠實現村莊的轉型與重構，除了郭鳳蓮的個人魅力外，大寨曾經輝煌的歷史對村莊的再度整合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紅色記憶與典型道路。大寨實現了從革命遺產到符號資本的轉換，這樣的轉換過程是內外合力的結果，除了大寨輝煌的歷史外，郭鳳蓮的個人魅力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除此之外，還應該看到郭鳳蓮回到大寨后還兼任過昔陽縣政府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等職務，直至今天，這位曾經的鐵姑娘依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這看似只是頭銜，但頭銜這樣的榮譽是與資源的供給密切相關的。所以，大寨的轉型是一個內外合力的結果。不論是大寨村莊的重新復原，還是話語的講述都在強化紅色旅游和紅色記憶。但是，在此過程中由于商品意識的介入、商業利潤的驅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紅色記憶的一種消解。在如今的年輕人身上，大寨精神已經越來越遠了，紅色記憶也只是因為能帶來經濟效益才被不斷重構，這應該是紅色記憶經濟學的意外后果。
馬維強：山西潞城的土改整黨
韓丁的《翻身》被看作是革命史范式的經典文本，但是在學界受到諸多質疑。韓丁是否真實地展現了張莊土改整黨的原貌？整黨試點同時期的其他村莊情況是什么樣的，張莊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目前還沒有看到有關這方面比較好的研究。我想通過對潞城的考察，對全縣土改整黨的狀況及張莊在整個潞城土改中的地位做一個初步研究。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從潞城市檔案館搜集和整理來的，涉及縣級層面及村莊，包括縣委工作總結、會議記錄，村莊工作隊工作情況、黨日活動記錄等。我們也發現了韓丁當年研究張莊時利用過的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在《翻身》中有具體體現。2010年我曾去合室及周邊村莊進行調研，在整個土改整黨中，合室在十幾個基點村中是做得比較好的。
我提交的論文比較長，從工作隊進入村莊之前的地委整黨到村莊建黨建政的結束，共分為七個部分。整個發動的過程是比較復雜的，14個基點村的情況各異，表現出很強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及不同的過程。其實，土改和整頓干部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相生相伴的兩個重要主題，土改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及其實踐不言而喻，而干部作為土改政策的執行者在鄉村基層是推動土改的關鍵因素。如果把視野擴展開來，1948年的土改整黨只是這個序列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從中共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進入根據地開始發現貧雇骨干，將其納入干部隊伍，進行管理和改造，如反新貴、反蛻化、整風運動、“洗臉擦黑”、土改整黨，一直到新中國成立，與減租減息、反奸清算、查減運動、土改復查、填平補齊、查田運動等的土改運動，這兩方面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中共對于干部的改造本身就是圍繞著在基層工作的展開而進行的，其中體現出怎樣的干部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理念，具有怎樣的實踐特征，勾畫的是怎樣的中共革命的面貌等，這些都是涉及中共革命的比較大的歷史命題。
評議
李懷印：農民抵制合作化源于對地方干部的不滿
四位報告人精彩的發言，內容很豐富，信息量也非常之大。首先，徐老師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所展現的當時鄉村圖景的分析，我非常贊同。當時的176篇報告出來之后，毛澤東是滿懷激情地去閱讀，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寫批語，我總覺得毛澤東不光是一個政治家，有一種高瞻遠矚的宏大氣派，還是一個抱有激情、非常有個性的詩人一般的人物。兩個矛盾的個性有其好的一方面，同時也帶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一面。至于176篇文章，是不是完全符合實際？到底有沒有人研究，是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際，還是當時的基層干部乃至省一級的干部或者新聞記者，為了迎合毛澤東的意向，把地方上的這些情況加以理想化，加一些故事在里面，使毛澤東看了以后更加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判斷？所以，這篇文章老是想讓我了解更多。我自己做過一些合作化的研究，看過一些檔案，比如說，江蘇東臺縣和松江縣的合作化，不管是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還是高級社，尤其是在高級社過渡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抵觸情緒還是嚴重的，各種各樣的圍攻鄉政府、圍攻村干部的情形，在南方這一帶，非常之多。所以，我有一個初步的看法，即六七十年代成形的一些關于集體經濟管理的基本制度，比如說農民收入分配、工分糧占糧食分配的百分之多少、口糧占百分之多少、干部必須參加勞動、貧下中農參加隊委會，諸如此類的規定，都跟農民當初的抗爭有關。農民抵制合作化，主要是對合作化當中地方干部的做法不滿，尤其是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之后，干部的權力陡然增大，不關心普通社員的疾苦，官僚主義十分嚴重。
李放春的這個報告，我就只有一個小問題，就是陳永貴大紅大紫以后，李順達的地位到底怎樣？你在報告中也提到李順達做了二把手，這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馬維強老師的報告真是太精彩了，我覺得是對韓丁《翻身》這本書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補充，如果翻譯成英文，我估計在國外肯定會有很多人看。因為國外60年代以后對紅色中國的認識是從《翻身》這本書開始的，太多的人，只要是學歷史的，或者是美國那些學通史的，相當多的人都是看了這本書，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如果能把這篇文章介紹到國外，也是一篇佳作。
自由討論
老田：《翻身》里的張莊恰恰是共產黨批判的極左典型
我對馬維強老師的文章提一點看法。我讀《翻身》這本書的時候，反而不覺得張莊的革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不代表革命比較好的一面，它恰好是共產黨批判的極左典型之一。依據馬老師的研究，張莊的狀況不是一個孤立的典型，而是被選定的十幾個典型中間的一個，這是我首次知道。共產黨對土改的極左政策有過總結和批評，主要針對兩個極左口號：一個是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還有一個是在土改整黨過程中，對老的積極分子和老干部不相信，稱他們是阻礙前進的石頭，要搞“搬石頭”。韓丁的書里，有大量張莊各種極左做法且激化矛盾的記載，當然后來有所糾正，沒有極左到底。對于土改的階級陣線問題，毛澤東提出過“富農放哨、中農睡覺”的說法，要求不觸動富農，好讓中農安心，要團結中農和富農，不是只要貧雇農坐江山。據“文革”時期的文獻，“搬石頭”來源于劉少奇的主張，要把基層干部一腳踢開，“四清”中間也有過這樣的做法。韓丁的《翻身》實際上已經講到“搬石頭”，也有貧雇農過度孤立的問題，實際上還有對地主“追索浮財”引發過火暴力，這些都要算極左表現。1950年新區土改時，明確規定不準追索浮財，只沒收地主富農的“五大財產”。韓丁的研究對象，看來也是十幾個極左試驗典型之一，這些典型本身就是共產黨革命時期走過的歧路和彎路。在“搬石頭”被終止之后，后來的整黨，是黨支部向群眾公開，邀請群眾給黨提意見，這就替代了韓丁看到的“搬石頭”模式。
回應
徐俊忠：集體化時期農村不等于“一大二公”
農村集體化時期的產業指導是農業精耕細作，多種經營，以后發展成工農商學兵，這就是合作化干的事。把農村變成只能搞農業，把農業變成只能搞種植業，把種植業變成只能搞種糧食或者棉花，這是后來政策最大的偏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集體化時期農村的反思，人們只看到它的“一大二公”，卻看不到原來毛澤東制訂的非常合理的農業產業政策為什么在實際中出現巨大的偏差。
就我來看，中國農村集體化進程，本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讓農民走集體化道路上的一種創造。因此，我不認為中共有很多條條框框，如果有，也就是集體化這一條。這幾年國家非常扶持鄉鎮產業，我們做集體化時期的研究一直盯著“一大二公”，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的“窄化”。最初的“產業”實際上是非常寬泛的產業，但是1962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條，明文禁止公社辦企業，后來工農牧副漁就不復存在，只能搞種植農業。這一點在中央也沒有很好的認識，包括陳云和李先念等人，直到改革開放仍不支持鄉村企業，鄧小平對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也有后悔沒更早去發展的意思。
李放春：大寨確實非同尋常
非常感謝幾位老師的問題和建議。李懷印老師的這個問題就是陳永貴取代李順達，這個和吳滿有是不一樣的，吳滿有出現過被俘的情況，李順達則沒有經歷這樣的變故。他們之間的過渡，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63年李順達帶著22個勞模去大寨，這時他們的地位就改變了，李順達要向陳永貴去學習，這是標志性的事件，而且是在毛澤東1964年決定樹大寨之前。山西省委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李順達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時候我們都是推李順達，60年代以后開始推昔陽大寨以后，他只是作為眾多典型中的一個，一直到1963年才改正態度，就是覺得大寨確實是非同尋常的一個例子，然后才會力推陳永貴。
后革命時代如何回歸到革命時代的精神狀態，對于實證史學的確是一個大的挑戰。反而是文學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比如從小說進入，不一定是真實，但是它傳遞的東西可能恰恰帶我們回到那個“經驗”，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馬維強：土改中的糾偏
有幾點需要說明的是：第一，關于貧雇農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潞城，目前收集的資料是1940年到1948年這個階段，整黨試點主要集中在1948年1月至9月。關于貧雇農得果實的問題，其實在1940年到1947年這個階段已經有土改的過程，貧雇農獲得果實的愿望基本已經達到，這是中共中央的判斷，關鍵是如何來衡量，標準是怎樣的，是不是必須得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或者在怎樣的程度上滿足才算實現了土改？其二，關于權力的獲得，是否舊的鄉村精英被打倒了，掌握權力的就是廣大的貧雇農？在鄉村權力結構中，地富究竟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中央當時已經在有意弱化“唯成分論”，更多地強調干部的思想和作風問題。相比于貧雇農進入政權組織，貧雇農的權利主要體現在貧農團和農會中，如何使農民的組織能真正維護農民的權益成為更重要的問題。
中共對于干部的政策是有階段性的，從1940年到1949年，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體現出了左傾—糾偏的特點。也即，這個特點不止是在土改整黨中，在之前的土改中也有具體體現，或者是不是可以說左傾與批判極左是革命的典型特點之一。試點整黨得出一個重要的經驗是群眾代表參加整黨是整頓干部、展開思想斗爭的最好方式，這一經驗在之后的系統整黨中如何體現出來，是否體現為“和風細雨”，還是有別的偏差，這需進一步探究。
作者簡介：
行龍：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李懷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
胡英澤：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李放春：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徐俊忠：中山大學哲學系
郝平：山西大學歷史系
老田：三農問題研究者
何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程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馬維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郭永平：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羅成：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劉朝華：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開放時代雜志社
吳銘：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開放時代雜志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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