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城鄉關系演變淺
一、城鄉關系理論簡說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城鄉關系因其內涵的復雜性和外延的廣泛性而仁者見仁，學術界對此也沒有嚴格的或統一的定義。眾所周知，城鄉關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自城市產生后，城鄉關系便隨之而產生。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分工引起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了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
城市與鄉村是人類文明產生以來的兩個空間實體，是一定地域中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有機體中的兩個方面。從這個角度來看，城鄉關系是指城市和農村這兩大類人們生存空間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依存關系。同時，城鄉關系中的“城”與“鄉”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社會概念，因二者都是由不同的人群組成的，也是一定范圍的地區中人的社會關系的積聚而形成的地域社會。因此，廣義上的城鄉關系是指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在城市和鄉村兩者關系的集中反映。
對城鄉關系的認知通常通過兩個渠道:一是將城鄉各看作是區域中的一個點，研究城鄉個體間的相互作用機制，一般從人口的規模和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二者分類論述。一是將城鄉看作一個線或面，研究某區域內的城鄉群體各要素的組成、變化與發展，認為從農村向城市是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各種社區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但從總體上說，雖然由于社會形態，經濟基礎和自然環境的不同，城市與農村被截然的區分開來，但是二者又在相互關系、相互影響中共存，是對立與統一的關系，只有將分化與統一、對立與協調綜合起來，從整體的角度才能正確把握城鄉關系，城鄉個體的發展與城鄉整體的發展互為表里，整體為個體創造環境，個體推動整體的發展。嚴格地說它們是兩個連續性承接的研究范圍，包括城鄉內部空間、外部空間、群體空間乃至更大尺度的體系。
從某種程度上講，城鄉關系可以將分散的自成一個社區的許多農村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有別于農村的市鎮社區，其社會與文化內容應當說是從農村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因此也就保留著許多基本相同的一面，但又由于其作為一個社區的功能已經不再等同于農村，因而也存在有別于農村的一面，屬于與農村不同層次的社區。
二、城鄉關系時段分期
相對于理論的缺憾，城鄉關系研究的成果頗豐，學者們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口等不同角度對中國城鄉關系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解讀，但研究時段偏于近代當代，研究內容重于區域個案，雖然古代中國城鄉關系的研究是中國城鄉關系研究起步最早的領域之一，但對于傳統時期城鄉關系總體發展演變關注較少，可見的幾篇論文，如戴順祥的《從城鄉一體到城鄉分離——先秦至唐宋城鄉關系述論》、杜香的《我國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及啟示》、馮賢亮的《明清時期中國的城鄉關系——一種學術史理路的考察》以及馬偉的《古代東方的城鄉關系》雖然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和探索，但總體來說研究的領域還不夠全面，研究的層面還不夠深入。有鑒于此，本文力求從宏觀角度闡釋城鄉關系演變的大致途徑和時段劃分，分析其動力和特征，拋磚引玉求教于方家。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發展，城市與鄉村經歷了隨著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而發生的分離對立，又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相互依存共生，并最終走向城鄉一體的“交相生養”的歷史過程，城鄉關系也由此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宋元明清時期的城鄉一體
在宋代由于農村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其經濟職能有了進一步加強，這一時期許多原先以政治職能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變為政治、經濟職能并重的城市。宋代商業性集鎮繁榮，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標志。
首先，草市的蓬勃發展與市鎮的興起。草市始見于南北朝文獻，南朝、隋、唐各代都已有了初步發展。至唐末，在某些商業繁榮的城市開始出現夜市和附城草市，農村中定期開放的小市也越來越多。五代開始，北方陷入戰亂，附城草市反見發達，宋代則隨著政策的放寬得到更加充分的發展，它扎根于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變為溝通城鄉的經濟紐帶，而后大草市形成鎮市增加了城市的層次，環城之草市擴大了各原有城市的規模和范圍，宋代草市的興起加強了整個城市發展的基礎，創出了中國古代城市擺脫坊市分離的新道路，宋代的城市郊區呈現出復雜的狀況，城市的界限在這時已顯得模糊不清。城郭之外，批發商業發達的草市鎮呈點狀分布在交通線上，為城市服務的大片農副業基地，與其相互交錯，具有城鄉結合的特點。
城市商業的繁榮就為農產品開辟了銷售市場，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此，就連宋代人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宋哲宗時的殿中侍御史孫升就說：“貨殖百物，產于山澤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倉庫，而流通之以錢……城郭鄉村之民交相生養，城郭財有余則百貨有所售，鄉村力有余則百貨無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經營不息，流通財貨，以售百物，以養鄉村。”
元明清三代，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以前，都是按照宋代城市的模式發展演變下來，市鎮數量越來越多，相對地村的數量越來越少，這種鄉村人口向市鎮流動，大量變鄉村為市鎮的“城市化”過程，也是我國明、清時期江南市鎮勃興的重要特征。
其次，由宋元而始，經濟作物地區專業化生產的發展趨勢，不僅進一步促進了手工業的分工，而且在這一基礎上，通過城鄉間密切的經濟聯系和生產協作，初步形成了若干個各具特色的城鄉結合的生產形式。這種城鄉結合的形式，將城市及其周圍農村地區的生產有機地結合，傳統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相應演化為三種亞型。其一“耕織結合”型：“夫耕婦織”自給性農業與自給性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其二，“以織助耕”型：自給性農業與商業性手工業的結合；其三，“商業織耕”型：商業性農業與商業性手工業結合。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若干以某種產品生產、加工為主的手工業區。
就市場層次而言，隨著農產品的商品性生產和農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明、清時期是我國農村經濟與市場聯系密切的伊始，尤其是江南地區最為典型。明清時期形成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區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其中，流通樞紐城市主要是指作為全國性或大區域的流通樞紐的城市，其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所謂中等商業城鎮，這里主要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而作為基層市場遍布全國各州縣的農村集市，則與小農的關系最為密切，正是由于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中國傳統城鄉關系演變有著大致認識。首先，城鄉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符合社會經濟演變的“自然順序”，即斯密順序：“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每個處于發展中社會的大部分資本的投入順序，首先是農業，其次是工業，最后是國外貿易。我相信，在所有擁有領土的社會，投資總是在某種程度上遵循這種極自然的順序。總是先開墾了一些土地才能建立很多城鎮；正是城鎮里那些粗糙的制造業的持續經營，才使人們投身于國外貿易。”這既是一個產業發展順序，也是城鄉發展的順序。正是傳統時期遵循了這種自然順序，從城邦建立的國野分立到工商業發展的城鄉分立再到貿易網絡建立的城鄉一體，城鄉發展出自于內部自生的動力和遞進程序，從而形成了城鄉之間的良性循環，而近代恰恰由于外部力量的干預扭曲了自然演進的順序，導致城鄉發展的極大差距。
其次，古代中國城鄉關系具有非常明顯的一致性和一元化特征。政治上，在古代中國，城市是各地地方政權中心所在地，是整個封建統治體系中的一個個據點，自然也是統治鄉村的據點。鄉村則是農民聚居地，是從屬于城市權力系統的基層單位。經濟上，城市依附于鄉村并對鄉村經濟產生吸力和推動力。而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只能是有限的，要么是為滿足貴族生活的需要，要么作為農業經濟的附庸，在社會經濟中起著調劑和補充的作用，具有明顯的消費性和寄生性。正是在這種統治與依附的關系中，城鄉之間維持著無差別的統一。正如馬克思所說：“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農村無差別的統一。”
作者：任吉東，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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