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而要實現宏偉戰略目標，就必須抓好基層治理這一基礎工程建設。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結構中，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基礎性地位和功能，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伴隨當前我國社會的急劇轉型與變遷，基層治理不僅在政策層面，而且在民主發展道路、國家建構等方面日益發揮著關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層社會發展逐步走上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基層治理實踐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與成效。但是，由于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發展本身所誘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不斷累積，改革進程中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所導致的各種利益沖突不斷顯現，而既有的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方式還存在著諸多的不適應，從而使當前的基層治理實踐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與挑戰。那么，如何進一步改革和創新原有的治理結構與治理方式，有效提升基層社會的治理及適應能力，這不僅關系到基層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且關系到整個國家治理實踐的整體格局，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目標能否最終實現。為了及時應對當前我國基層治理實踐中出現的這些問題與挑戰，我們組織了以下一組文章，由幾位長期從事基層治理研究的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對農村“空心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新型城鎮化視角下的社會治理以及企業主導下的社區多元治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和探討。希望對當前基層治理中這些熱點問題的討論，能夠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進一步研究，進而把這一討論引向深入。
關鍵詞:基層治理；新型城鎮化；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浪潮蓬勃興起并得到迅猛發展。相比較而言，農業的投入產出率過于低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加之廣大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后，城鄉之間差別呈現擴大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下，城市的發展勢頭愈益強勁，而鄉村社會則日漸衰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國廣大農村迅速興起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務工大潮。而隨著大量農村人口尤其是農村青壯年的離鄉進城，農村“空心化”現象日益加劇，于是逐漸引發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出問題：村民自治制度難以有效運行，村干部隊伍嚴重弱化，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和堡壘作用難以發揮，農村留守群體問題日漸突出，從而使我國農村社會治理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
一、當前我國農村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
（一）農村“空心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處于空轉狀態
近年，隨著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進城致使推行20多年的以行政村為單位的村民自治難以為繼，農村“空心化”現象嚴重，村民自治難以有效運行。當前，在我國廣大農村普遍推行近30年的村民自治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集中表現為“四難”：一是村民大會召集難，二是村民代表大會決議難，三是村級事務群眾參與難，四是對村“兩委”實行監督難。上述情況表明，村民自治的制度設計迫切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和完善，迫切需要完善原有的村級治理模式。不久前我們到四川省華鎣市進行調研時了解到，有不少村的常住人口只有100—300人，有的村莊只有幾十個人。這樣的“空殼村”大量存在，這些村莊基本上沒有可供分配的公共資源，村莊事務與村民也沒有多少直接利益關系，導致村委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日益下降。從治理的角度看，“空殼村”的本質實際上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空轉。在四川許多農村，目前人戶分離現象突出，大量青壯年進城務工，留下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留守在家。在這些留守人口中，婦女、老人的民主法治意識比較淡薄，參與能力不足，大多數對村務漠不關心，結果使村民自治制度往往流于形式。在村民自治主體缺失的情況下，于是，占有職務便利的村干部就借機填補空白，主導了農村的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這樣一來，村民自治的主體實際上就由廣大村民而異化為少數村干部，結果使村民自治逐漸異化為“村干部自治”，這也就為一些村干部的腐敗行為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二）大量農村精英進城使村治主體嚴重弱化
在村莊“空心化”背景下，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數量日益增多，特別是農村精英流失非常嚴重，導致農村治理主體嚴重弱化。近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比上年增加424萬人，增長1.5%。從年齡結構看，21—50歲的農民工占比達到77.6%。這表明進城務工的村民中青壯年占了絕大部分，而他們正是農村治理的主體部分。隨著大量農村精英進城務工，他們與村莊之間的利益關系日漸疏遠，因而對農村公共生活不像以往那么關注。即便是在本村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之際，由于時空阻隔，他們在客觀上也很難參與村委會選舉活動，很難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其結果就是三年一次的村委會換屆選舉難以為繼，有不少農村基層干部認為村民自治最難做的工作就是村委會選舉。加之目前村干部待遇普遍偏低，而工作壓力又大，因而留在村里為數很少的年輕人也不愿意當村干部，于是不少村莊的村干部隊伍后繼無人。可見，村莊精英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村干部隊伍弱化，由于沒有充足的后備人才，村民們很難通過選舉找到滿意的“帶頭人”，有時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矮子里面挑高個”，結果選來選去還是那幾個老面孔。正是由于村干部后備力量嚴重不足，因而換屆選舉也無法選出合格的村干部，反而將一些有勢力的惡人選了上來，從而進一步使村莊治理趨于惡化。這就更加深刻地影響著農村公共權力的運作，影響了新農村建設的健康發展。這一現象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大量農村精英的缺失，從而使農村治理主體嚴重弱化。鑒于上述情形，前些年國家為了安排大學生就業，同時也為了加強農村干部隊伍建設，普遍推行了大學生“村官”政策。但從這一政策實施效果來看，大學生“村官”隊伍很不穩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城市就業，很難對改善農村干部隊伍結構發揮多大實際作用。近年，國家在實施精準脫貧攻堅戰中，各地黨組織又開始實行由黨政機關選派優秀干部作為“第一書記”到軟弱渙散村和貧困村，以加強村干部隊伍建設。但由于下到農村的“第一書記”很難完全丟掉原來所屬單位的工作任務，并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在村里真正扎下根來，而且有的鄉鎮還給他們委派一些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因此，選派“第一書記”加強農村干部隊伍建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三）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和堡壘作用難以發揮
2016年年底，筆者去廣安市做農村調查時了解到，全市村級黨組織500多個，帶頭人平均年齡51.6歲。廣安市前鋒區提供的數據表明，最近一次換屆選出的支部委員一般年齡都在55歲左右。從現有農村黨員隊伍的情況來看，黨員干部年齡老化，文化層次較低，帶領群眾致富能力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和堡壘作用遭遇困境。總的來看，目前農村黨組織建設存在兩大突出問題。一是農村黨員隊伍嚴重老化。農村黨員隊伍在年齡結構、文化層次、工作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比較明顯的欠缺，因而使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戰斗堡壘作用難以發揮。最近，我們在四川省儀隴縣日興鎮、南部縣中心鄉的兩個村進行調研時也發現，50歲以上的黨員所占比例達到70%以上，而文化層次大都在初中以下。二是農村發展新黨員難。究其原因，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有的村黨支部書記擔心自己的職位和權力旁落他人，所以主觀上不愿意積極發展新黨員。據組織部門的同志講述，廣安市有一個村已經連續16年沒有發展一個新黨員；有的村是因為很少有年輕人在家，當然也就沒有年輕積極分子要求加入組織。此外，還有的村雖然有幾個發展對象，但又受黨員發展指標限制，所以發展新黨員也很難。以南部縣中心鄉為例，該鄉共有14個行政村，去年總共也只發展了5個新黨員。
（四）農村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日漸突出
城鎮化浪潮沖擊導致鄉村社會日益衰敗，從而使各種農村社會問題日漸突出，最集中地表現為留守兒童問題和留守老人問題（近年，隨著女性農民工數量的逐漸提升，留守婦女問題相對前些年有所緩和）。
1.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近10年來，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規模呈現強增長趨勢。有研究者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抽樣數據為依據推算，2000年農村留守兒童為1981.24萬人。而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這實際上相當于全國每5個孩子中就有1個留守兒童。從2000年到2010年，全國留守兒童總數從不到2000萬猛增到超過6000萬。而且，從2013年以后，多數一、二線城市都加強了對非本地戶籍兒童的入學限制，造成多數在城市的打工子弟不得不返回原籍就學，這無疑強化了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的增長趨勢。留守兒童問題不僅僅是學校、家庭的問題，更是政府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留守兒童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留守兒童上學難。在2001年撤點并校政策實施之前，廣大農村的每個村莊都有學校。但此后，全國大量的農村中小學和鄉鎮中學被撤并，這對留守兒童的影響是巨大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農村小學減少了22.94萬所，占原本總數的52.1%。上學路途的遙遠和艱難，導致農村兒童的流失輟學和隱性流失輟學率雙雙提高。第二，留守兒童心理問題多。由于大量的農村中小學和鄉鎮中學被撤并，上學路途遙遠，大量的農村孩子不得不住校，導致寄宿生的幼齡化。公益組織歌路營2017年初發布的《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基礎教育階段的寄宿制學生數量為3276萬人，其中近60%是父母離家打工的留守兒童。這些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心理狀況令人擔憂。調查發現，這些寄宿生的負面情緒較多、孤獨感強烈。其中47.3%的孩子常有負面情緒困擾，63.8%的孩子有孤獨感，17.6%的孩子存在抑郁問題，甚至還有8.4%的孩子曾想過自殺。第三，留守兒童安全隱患多。許多農村家庭由于父母外出務工，丟下孩子在家由祖父母看管。所有隔代照顧留守兒童的祖父母，平均年齡為59.2歲，56%的年齡在60歲以下，絕大部分在50—59歲。但是，隔代照料農村留守兒童的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絕大部分為小學文化程度，甚至有8%的祖父和25%的祖母未上過學。不少農村留守兒童跟隨祖父母生活，處于隔代監護狀態，而祖父母往往由于年紀大、見識少、受教育程度低，因而約束、管教和保護孫輩的能力十分有限，從而使留守兒童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著大量隱患。近年，留守兒童遭受意外傷害、意外死亡，留守女童遭受性侵、殘害等事件頻頻發生。
2.農村留守老人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廣大農村一直實行以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子女供養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然而，隨著承擔主要贍養義務的農村青壯年的大量外流，子女無法為留守老人提供養老保障，從而使農村家庭養老的基礎被徹底動搖。據統計，我國目前農村留守老人達4000萬。近年，隨著大量青壯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留守老人已成為許多農村常住居民的主體，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時卻提高了農村實際老齡化程度。目前，我國農村年齡結構提前進入重度老齡化的平臺期，“未富先老”的矛盾更為突出。留守老人大都缺乏生活來源，基本上要靠自食其力，他們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農活，撫養留守在家的兒童，而且還要承受各種疾病的困擾、精神生活的失落，不少人處于“老無所養，病無所醫，孤獨無助，生活無望”的狀態，這對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無異于雪上加霜，各種生存壓力導致近年農村老人自殺率大幅上升。
可見，農村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已成為當今最令人關注的社會弱勢群體，其產生的社會問題、家庭問題、教育問題、安全問題、心理問題等日漸突出。這兩部分留守人員數量極其龐大，總數多達1億人以上。兒童是我們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若不能及時妥善地解決這6000多萬留守兒童的問題，若干年后，當這批孩子長大成人進入社會，那就必然會影響全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今天4000多萬農村留守老人問題也日益凸顯，已然成為兩億多進城謀生的農民工內心深處的一大痛點。這個問題處理不好，不僅影響到廣大進城農民工的日常家庭生活，而且影響到廣大農村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最終同樣會影響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持續發展。
二、 當前農村社會治理走出困境的對策思考
（一）適應農村新形勢發展，完善鄉村治理結構
近年，各地農村在完善鄉村治理結構方面已經進行了許多實踐探索，大體上形成了以下兩種有代表性的經驗模式：一是由過去的行政村自治轉向新型的農村社區自治。隨著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進城致使推行了20多年的以行政村為單位的村民自治難以為繼。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湖北省秭歸縣依據“地域接近、產業趨同、利益共享、規模適度”的基本原則，充分利用農村社會現有的組織資源、財政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按照共同居住、相互聯系、有著共同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標準，將相鄰的行政村整合在一起，積極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實現了村民自治的轉型升級，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這一社區組織既借助于自然村、生產隊等傳統組織資源，又不限于傳統的、天然的、血緣的、行政的組織限制，主要取決于相互的自愿合作。通過組建這種自愿合作基礎上的社區組織，滿足村民的各種社會化服務需求。這一社區組織是完全意義的群眾自治組織，不承擔行政功能。自組織的自治活動大大豐富了村民自治的內容，開拓出村民自治的新天地。因此，大力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點和平臺。二是積極探索新的村莊治理機制，使村民自治在新形勢下落到實處。農村的“空心化”導致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因而迫切需要重新構建一種新型村級治理機制。2008年以來，成都市開始了構建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實踐探索，其主要經驗就是調整原有村級組織的職能定位，推行村民議事會制度，優化村級組織運行機制。具體來說，就是把村委會原有的村級事務決策者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者的職能，調整為村民（代表）會議和村民議事會的執行者和政府下移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的承接者。而村民議事會作為一種常設的決策機構，受村民（代表）會議委托，在授權范圍內行使村級事務的議事權、決策權、監督權。實踐證明，這一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受到廣大農村黨員群眾的普遍認可，實現了村級公共事務的決策權和執行權的分離，理順了村黨組織、村民議事會和村委會之間的關系，體現了廣大農民群眾在農村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村民議事會在村級公共服務事項中的決定作用，顯示出蓬勃生機與活力。近年，成都市又在全面推行村民議事會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搭建基層協商議事平臺，深入開展基層協商民主實踐，制定和完善基層協商議事的程序和辦法，有效地提高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協調了農村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化解了基層社會的復雜矛盾，使村民自治制度在新形勢下落到實處，從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二）采用多種措施辦法，優化鄉村治理主體
第一，吸引農村精英返鄉建設新農村。解決“空心化”問題并非是要動員廣大進城務工農民重新返回農村，而是要采取各種政策措施鼓勵一批農村精英返鄉建設新農村，從而優化目前的鄉村治理主體。四川省遂寧市近年進行了大膽探索和實踐，結合村黨組織和村委會換屆，積極吸引外出務工的優秀人才回鄉建設家鄉，在創新基層黨組織建設和深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上取得了雙重實效。在2013年10月開展的村級黨組織班子換屆工作中，從全市當選的2200名村（社區）黨組織書記來看，從外出務工經商人員中回引99人擔任書記，較上屆回引人數增加28%。各縣（區）通過在外出流動黨員集中地召開村級黨組織換屆“招賢引能會”“換屆職位推介會”等形式，吸引在外務工經商優秀人才回鄉參選。通過面向社會公選，回引外出務工經商人才，選拔了411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致富能力強、帶富能力強的外出務工經商優秀人才進入村黨組織班子。換屆后，班子年齡、文化、性別結構實現合理搭配、逐步優化，為全市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的長遠建設奠定了基礎。
第二，充分發揮現代鄉賢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為了優化鄉村治理主體，還應充分發揮現代鄉賢的積極作用。借鑒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鄉村治理的成功經驗，通過傳統文化來培育鄉村治理主體，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鄉賢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對于重構鄉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以鄉賢為主的鄉村精英及其成立的民間組織，是當前鄉村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鄉賢治村相較于其他治理主體而言，具有兩方面優勢：一是鄉賢生于鄉村長于鄉村，對于鄉土社會有自己的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剛好最能夠引起當地人的認同感，從而增強鄉村社會的凝聚力。二是鄉賢為基層政府和村民之間的有效溝通搭建了橋梁。他們經歷過社會的磨煉，視野開闊、人脈廣泛，相較于多數村民能力更強，村民愿意接受和信任他們，政府的政策、制度通過鄉賢傳播給村民收效更大。例如，廣東和浙江一些地方的鄉賢群體在鄉村治理中就發揮了很好的積極作用。據報道：浙江臺州市啟動“萬名鄉賢幫千村”活動，受到當時的省委書記夏寶龍的高度贊譽。2016年以來，臺州市全面推行鄉賢文化助推基層治理工作，以開展“萬名鄉賢幫千村”活動為載體，打出道德育村、項目扶村、文化治村等系列組合拳，落實產業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發展等各類項目4200多個，全市1988個經濟薄弱村實現鄉賢結對全覆蓋，幫扶資金達114.2億元。臺州市還要建鄉賢名錄數據庫，從而為更好地發揮現代鄉賢的作用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把塑造新型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要實現鄉村治理主體的優化，還必須把塑造新型農民作為核心問題來抓。這是因為，歸根結底，農民才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農民素質的高低最終決定著新農村建設的質量和水平。為此，必須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力度，注重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用先進文化塑造農民，用文明風尚熏陶農民，提升廣大農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意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同時，還應加強農村民間組織的培育，積極開展各種民間組織活動，以此來鍛煉和提高留守村民的自治能力，使他們走出一家一戶的小圈子，逐漸學會站在共同體的角度思考問題，這有助于培育他們的公共精神，還可以豐富農村的組織資源，為實現鄉村社會的良好治理積累社會資本。
（三）創新基層黨建制度機制，加強農村黨員干部隊伍建設
第一，要打破農村新黨員發展的瓶頸制約，創新黨員發展的制度與機制。為了破解當前農村新黨員發展難、農村優秀青年人才黨員發展少和村級組織后備干部缺乏的難題，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雅安市滎經縣天鳳鄉黨委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在該鄉專門組建了一個青年人才黨支部，其主要職責是按照鄉黨委部署，統籌指導村黨組織發展青年人才黨員工作，有計劃地重點培養農村青年人才中的積極分子，并通過青年人才黨支部直接發展農村青年人才加入黨組織。這是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一項很有意義的創新舉措。此項工作目前正在積極開展之中，已表現出可喜的發展勢頭，并且得到來自各方面的良好反映。
第二，要為農村基層黨員干部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會。不久前我們在儀隴縣調研過程中了解到，四川省在2016年年底村干部換屆過程中，實行了兩項激勵政策：一是從優秀黨支部書記中選拔鄉鎮干部的激勵政策，給予其中的優秀者事業編制，實行重獎重用；二是從村干部中定向招錄公務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調動了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給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這些政策措施在基層黨員干部中產生了很好的激勵作用，形成了良好的政策導向。不過，基層的領導同志同時又表示，這些激勵政策的力度還不夠大，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前一項激勵政策的實施結果，全縣總共只有5個指標；而后一項激勵政策實施下來，全縣只有1個指標。因此，基層的黨員干部熱切希望加大此項政策的激勵力度，建議把從優秀黨支部書記中選拔鄉鎮干部這個政策長期化、制度化，并且在每屆任職期中也能夠增加一次獎勵機會。同時，還建議把從年輕村干部中選拔優秀人才進入公務員隊伍的指標適當增加，并把選拔對象的年齡適當放寬到40歲。
（四）構建全社會支持保障體系，著力解決農村留守群體問題
近年，農村留守群體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影響越來越廣泛，解決問題的緊迫性也越來越突出。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學校、家庭和社會乃至留守群體自身等各個層面的共同努力和協調一致，構建一個全社會的支持保障體系，這樣才有望取得切實可靠的效果。
第一，加強對農村留守群體的關愛和保護工作，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首先，必須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必須看到，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是農村留守群體問題產生的最核心的原因。因此，政府必須加快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步伐，解決附加在城鄉二元體制上的各種資源和利益分配問題，如就業、就學、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等，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擁有同等的機會，這才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要認真解決的問題。其次，隨著城鎮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增大，二元戶籍制度就可以逐漸轉向一元戶籍制度，這樣，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就可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這是革除城鄉二元體制弊端，進而有效解決農村留守群體問題的關鍵性制度措施。再次，要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中心，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等制度的完善和創新，逐步縮小城鄉差別，降低農民工及其家屬進城居住的經濟成本，促進農民工向城市居民轉變。同時，政府還應盡快完善各種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大農村公共服務投入，特別要集中財力優先安排農村留守群體緊迫急需、受益面廣、公共性強的公共服務項目，切實保障留守群體的各項權益。
第二，幫助農村留守群體擺脫目前困境，同時必須充分發揮學校、家庭和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為幫助留守兒童走出困境，全社會應逐步建立一整套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監護體系，充分發揮社區的綜合教育功能，形成以社區、學校和家庭為主的立體式教育管理網絡，包括：社區要構建農村社會救助機制，采取結對幫扶的辦法，及時了解留守兒童的實際情況，細心照顧其生活，積極組織一些活動，架起一座留守兒童與外出父母之間溝通的橋梁；學校要為留守兒童提供更為體貼關懷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強化對留守兒童的監管力度，加強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進城務工的父母也要經常性地與孩子進行情感交流，更多關注孩子的學習情況和健康成長。其次，隨著農村家庭養老功能的逐漸弱化，農村養老服務的社會化、專業化、標準化迫在眉睫。因而，引入市場機制放開養老服務業市場，整合社會資源，利用民間力量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走專業化養老之路將是社會發展的一大趨勢。因此，需要在政府的主導下，強化財政支持，加強社會工作相關制度建設，從政府、社會、社會工作介入等方面入手，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引進農村社會工作者，整合當地資源，建立民間養老體系，充分發揮專業社工的作用，同時，利用非政府組織充足的資金與豐富的經驗，更好地發揮社會工作在解決農村留守老人養老問題中的作用。
第三，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留守群體的實際困難，也離不開農村留守人員的積極努力和相互配合，因而也需要充分發揮他們自身的能動作用。這就應當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具體工作：一方面，需要基層政府以及村自治組織加強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加強法治觀念的宣傳和教育，強化農村弱勢群體的司法保護，加大偏遠山區的執法力度，堅決打擊侵權行為，凈化農村社會環境，提高農村留守群體的安全感。同時，要加大力度凈化學校及社區的文化環境，開設一些圖書室、活動室和娛樂場所，以方便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學習和娛樂，盡量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還要加強對農村留守人員的普法教育和維權宣傳工作，培養和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和自我防范意識，并且，村自治組織還可以幫助他們組織起來，開展一定范圍內留守家庭之間的互助活動，在留守群體間構建新型互助關系，充分發揮留守群體互助組織在情感交流、文化生活、婚姻家庭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能動作用，做到保持經常溝通，及時發現問題，遇到困難共同商討解決，提高其互助和自助的能力，從而減輕留守群體面臨的各種壓力，進一步增強他們應對生活中各種困難和問題的實際能力。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任中平，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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