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就農業農村發展問題，采訪了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教授于曉華。
中國經濟導報：目前，國際農業農村研究學界最關心中國農村什么問題？
于曉華：目前，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巴西、阿根廷和非洲國家最為關注的是中國糧食貿易問題。中國農業無論出口還是進口，對世界影響都很大。例如，中國大量的糧食進口可能導致國際糧價被推高，而非洲超過四成糧食依靠進口，可能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背后是中國糧食產能和糧食政策問題，最重要的是糧食價格問題。將來中國的糧食產能會怎樣，價格政策怎么變動，大家都比較關注。
其次，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國際學界也關注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問題。農地現有的使用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是農村改革非常大的創新。沿著這個方向做下去，會是諾貝爾獎級的偉大制度創新。
此外，中國農村老齡化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農民如何養老，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中國經濟導報：這個創新相對什么而言?
于曉華：西方國家一般認為產權必須私有化才有效率，但這個判斷不適用于中國。中國還有6億人口在農村，雖然已有1/3的土地在流轉，但人均土地規模還是很小，戶均不到1公頃，約9～10畝。農業對絕大部分農民來說不是獲利手段，而是社會保障手段。一旦市場經濟有波動，農民工回到農村還有土地追索權。
在非洲，產權明確私有化的改革實踐是失敗的。非洲農業土地過去也是傳統社區所有制，私有化后，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農民要到產權交易中心等很遠的地方提交表格、證明資料，這對農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也給交易機構提供了很多尋租的機會。西方國家如美國、德國因為規模大，制度透明，土地產權交易起來容易。
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長期過程，有能力的人先離開農村。從國際經驗看，農戶規模兩極分化是一個趨勢。大農場越來越多，但是小農戶也長期大規模存在。受制于歷史、制度、資本、技術以及個人能力等因素，這些小農很難在農村外找到很好的就業機會，也很難擴大生產規模。如何在農業政策制定過程中保護小農的利益，讓他們生活得有尊嚴，也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面對小農長期存在的現實，我們要拿出歷史耐心去看待農村土地問題，尤其是農地集中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個人認為，十九大報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是正確的，因為與土地私有化相比，“三權”分置制度是更符合當下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
中國經濟導報：中國有什么樣的特殊國情？其他國家也有嗎？
于曉華：任何政策都需要符合實際情況才能推行。在大框架確定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應該尊重各地習俗與文化。例如在中國，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土地產權就呈現出南方土地流轉多、北方土地流轉少的特點。
在德國，不同地區的土地特點也很突出。例如，東德原來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集體農場改造后，戶均土地規模大，私有化后仍然很大。東德已經實現城市化，目前農村戶均土地在200公頃以上。西德分為南德和北德，其中南德戶均土地只有15公頃，而北德則有50～60公頃。
不同的國家，土地戶均規模不一樣，對契約的尊重程度也不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卻是相對公平的，是一個很好的社會保障。因此，我認為這是諾貝爾獎級的制度創新。
而且，“三權”分置的創意本身就來源于中國歷史。解放前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就分為田面權和田底權兩種。田底權相當于所有權，田面權相當于使用權和經營權，田面權也可以買賣。田面權相當于一種永佃權。20世紀初葉的蘇南地區，如無錫、常熟、松江等都是這樣。
我認為，所有權必須與人口緊密相關。中國農村人口仍然處于長期動態調整過程中——人走了，地還在，怎么實現動態均衡？因此，需要把經營權和使用權分立出來。土地制度在農村涉及效率、公平、國家穩定與社會保障，三方面都要兼顧。
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美國有220萬個農場，耕地面積與中國相差不多，而中國現在有2.1億農戶，約6億農民，即使農民減少到6000萬（或者2000萬農戶），也還有大量人口要離開農村，轉移到城市。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中國經濟導報：您自己目前最關注農業農村的什么問題？
于曉華：我最關注一二三產業融合、食物可持續消費、食品安全、食品供應鏈和農村污染問題。
一二三產業融合目前在中國是前沿問題。現實情況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等中國所有涉農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壟斷。例如，在北京的牛奶市場上，三元、伊利和蒙牛三家奶企占了95%左右市場份額。
當然，壟斷不都是壞東西。壟斷的好處是增強了中國食品與農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也更容易監管食品安全；壞處是可能侵害上游農民和下游消費者利益，如何真正保護農民在產業鏈中的價值和利益分配，這需要農業政策制定者有更廣闊的視野。
我認為，政府應該盡量少干預市場和農民的選擇，例如，有些地方政府鼓勵農民種植某些農產品，結果造成過剩。要讓農民學會什么叫市場，農民也需要學習。品牌的形成需要通過市場競爭，長期積累才能形成。
從農業政策來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居高不下的農產品收購保護價。這既造成了農業大量進口，競爭力下降，又使得儲備增加，財政負擔加重。現在，政府取消了玉米和棉花保護價，水稻和小麥的保護價還是問題，改革也很棘手。總的來說，保護價設定時沒問題，但撤掉保護價就比較難。像歐盟那樣，回歸市場機制才是最終選擇。補貼直接發給農民，變成收入補貼可能更好。
在城市化過程中，任何政策都要考慮長遠。農村人口在減少，所有經濟行為要和人口動態變化緊密掛鉤。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要將動態調整考慮進去。此外，一二三產業融合，必須考慮農村老齡化的現實，要多考慮如何建立獨特的養老體系，實現老人互助養老。要有必要的生活和醫療設施，讓農村成為養老型社會。政府應該多關注這類問題。
作者單位：德國哥廷根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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