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多年前，筆者提出了農村土地“承包有權，所得無益”的難題。意思是說，大量遠郊農村戶籍人口到遠地城市就業購房居住以后，農村承包的一二畝或三五畝農田，雖然有政府農業補貼及流轉費等少量收入，但扣除一些田間共用水利維修等工費后，所得無幾，或僅有少量所得，如果長途往返領取這少量的收入，扣除差費后，有的甚或收不抵支。特別是父祖輩逝去后，回到鄉下，既無鄉音，又無鄉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如果隨意把承包的田地一次性流轉（賣）出去，又難以舍棄農民對土地的千年追求，愧對祖宗。何況，按現有國內外農地價格，那些永久農田保護區的農田賣出后也獲不了多少平米的城市住房。“承包有權，所得無益”的難題也就不可避免了。這種情況，無論城郊和遠郊都普遍存在。
近日獲悉上海松江區的作法，很受啟發。被譽為“上海之根”的松江區，為發展糧食生產的家庭農場，在堅持土地所有權歸屬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前提下，由村集體經濟組織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決定土地流向，制定家庭農場戶數和規模經營者條件。土地承包權屬于農戶，通過土地流轉獲得穩定的流轉費收益，并保障其知情權，參與所有決策過程。土地經營權屬于家庭農場主，按照合同期經營土地，安心生產，利于經營者穩定隊伍、提高素質，改變了過去三分之一糧田由外來戶不規范種植、掠奪性生產的情況。全區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率從74.6%提高到95.9%。耕種的農戶從2007年的4900家調整到目前的921家，家庭農場經營收入從開始戶均4.6萬元升至目前的12.2萬元，畝均凈收入從460元升至973元，機農結合和種養結合家庭農場戶均收入普遍超過30萬元（2017年11月22日新民晚報）。
上海松江區的作法，可以說是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綜合呈現。他們以糧食生產的家庭農場為重點，確保了國家糧食安全；他們由村集體經濟組織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決定土地流向，制定家庭農場戶數和規模經營者條件，喚醒了土地集體的功能，扭轉了農村土地集體有名無實和村級組織政經分離、無事可做的狀況；他們的土地承包權屬于農戶，通過土地流轉獲得穩定的流轉費收益，保障了農民財產權益，又讓土地集體成員出村回村自由；他們堅持由本土地集體成員經營農田，延續農村熟人社會的傳統，減少了非本集體人員經營帶來的種種矛盾；他們的土地經營權屬于家庭農場主，按照合同期限經營土地，并且扶持“機農結合”和“種養結合”的家庭農場戶，既興旺了產業，又利于經營者隊伍穩定，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的職業農民隊伍。歸總一句話，上海松江區的作法，復制性很強，無論是遠郊農村還是近郊農村，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外出人口多的后發地區，都可以推行。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被譽為世界“發展經濟學之父”的張培剛教授（1913—2011）1940年代在美國攻讀博士的論文《農業與工業化》一書提出，農業現代化，要有政治的獨立和安定、必需的資源和資本、得到現代技術的機會等前提條件。換句話說，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工業化、城市化和科學技術的支撐，這就通常要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若干年。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一再證實了他的論斷，最快的日本農業現代化也落后于工業化、城市化20來年。湖南是中部發展中的省份之一，追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任務更繁重，更需要精心籌劃，全面突破。如果能夠認真吸取上海松江區的上述經驗，結合湖南全省各地的實際進行適應性的再創新，很可能使之成為湖南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作者系湖南衡陽縣委宣傳部退休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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