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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晉財:政府在改變城鄉要素單一流向中如何作為

[ 作者:莊晉財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1-02 錄入:王惠敏 ]

有些事情道理本來很簡單,但是如果受到視野的局限,簡單的道理也會變得不為人所理解。比方說,現在高校推行“雙一流”建設工程,就看到一些大學者提出一個似乎很“科學”的“國際”標準,說我們的大學要努力“使用國際語言講中國故事,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學術文章,培養出來的學生要能夠在國際一流機構找到工作”,初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可要細細一想:如果我們把最好的文章送到國外發表,把最好的人才送到國外工作,我們為什么要建“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呢?我們使用的是別人的語言,文章發表在別人的期刊上,培養的優秀學生也在別人的機構里工作,我們自己啥也沒有,怎么就成為“一流”了呢?由這個問題我突然想到我們的農村發展,也有一種觀點說,應當優先發展大城市,因為把資源投到大城市的效率比投到農村高,是經濟的,這樣使大城市能夠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給農村人,有利于農民市民化的實現。我同樣想不通:農村本來就窮了,還要把資源要素擠出來拿到大城市去,資源的效率是高了,可是要素流出的農村怎么就發展了呢?

顯然,我們的大學要推進“雙一流”建設,初心是讓中國變得更先進,我們要實現農村城市化,初心是讓農民更幸福。按照最最簡單的邏輯,是需要把好東西留給自己,才能讓自己享受到發展的成果。如果把東西都給了出去,別人發展越好不是自己就會越落伍嗎?我上課時經常喜歡拿來消遣的一句話就是:“社會上最怕那種又笨又勤快的人”,而我們現在經常讓自己理直氣壯地成為“又笨又勤快”的人,不是這樣嗎?如果我們明確了推行高等教育的“雙一流”建設是為了使中國更先進,那就應該讓最好的文章發表在中國的期刊上,中國人才能更容易讀到它,使用它,讓它指導自己的國家更好地發展;也要讓最優秀的人才留在國內工作,這樣才能使他們的聰明才智更好的為本國人民做貢獻,甚至要想盡辦法把國外的好文章,優秀人才吸引到中國來為我們的國家發展服務,像現在的美國那樣。相同的道理,如果我們要使農村得到發展,就應該讓農村的要素盡量留在農村,甚至能夠吸引城市的要素進入農村,讓這些要素能夠為農村發展服務。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以現在的既定條件,顯然一篇文章發表在國際期刊的影響更大,一份要素顯然是投入到城市帶來的效率更高,那我們是選擇眼前的影響力或效率,而鼓勵好文章投往國際,好要素投往城市,還是要犧牲短期利益,努力營造吸引外部要素流入的環境呢?縱觀歷史,沒有哪一個國家天然就是要素流入之所的,今天的世界最強國是美國,但之前是英國,再之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如果按照追求眼前效果的邏輯,英國就該跟著西班牙葡萄牙,美國就該跟著英國,那就不會有今天強大的美國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崛起大多是依靠殖民擴張,方法不可取,但從精神實質上說,都是想辦法把自己的要素留在國內,甚至努力把別人的要素吸引過來,自己的國家才得以強大。因此,如果我們要想見到教育強大的中國,正確的途徑是想辦法建立自己的一流期刊,讓其他國家的學者把文章投到中國來,要想辦法建立起中國一流的大學與機構,讓別的國家把一流人才送到中國來工作。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要想見到富裕的農村,就應該想辦法把農村的資源要素留下來,甚至要想辦法把城市的資源要素吸引到農村來。盡管這需要一個過程,但這一定是方向!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困難是,就像我們不能通過命令把世界最優秀的論文都拿到中國期刊來發表一樣,也不能通過政府命令(盡管做得到,但壞處很多)讓市場將最好的要素都集中流向農村。因此我們得問一個問題:農村要素為什么要留在農村?城市要素為什么要流向農村?農村發展需要要素流入,市場機制卻會導致要素流出,而我們又必須遵守市場規律,這就是矛盾!

鄉村振興如何克服這個矛盾?不能用政府命令,我們還是要從市場機制本身去找辦法。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素總是往報酬高的地方流動的。要想改變要素的城市單一流向,就要改變農村的要素報酬條件。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中,把“落后的農村傳統社會”和“先進的城市工業社會”看作是天生的,因此認為農村存在大量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即便全部離開農村,也不會造成農業產量降低,從而農村要素會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在工業化主導一切的發展思維里,農村農業就被完全忽視了,農業農村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使用這些資源來支持城市工業的發展,而不是為了農村生活著的人們。然而,農村社會是天生落后的嗎?對此最先提出懷疑的是舒爾茨,他說落后的農村地區并不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他的一句名言是“只要有了適當的刺激,農民也會點石成金”。這里的適當刺激是什么呢?舒爾茨講到了人力資本投資,這種投資形成的教育和知識,對強化農民優化資源配置能力,提高要素的邊際報酬率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看來,我們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當然不能夠像劉易斯的主張那樣,把農村視為是天然存在“要素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地方,而應從舒爾茨的理論中得到啟發,即通過強化村莊公共品的供給來改變農村要素報酬低的境況的,以實現農村要素留在農村甚至吸引城市要素流向農村的目標。“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說明這個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現在城市要素不愿去農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農村的公共品缺失造成的要素使用成本過高,降低了要素的邊際報酬率。大家想想,如果一個老板要去農村投資,所面臨的小孩在農村沒地方上學,自己在農村沒地方看病,甚至在農村連自來水、上網等等基本生活條件都沒法滿足的情況,只能在農村做事,回城里生活,這成本該是多高,還不要說在農村的投資還會遇到交通、信息、員工培訓等基礎設施問題。

加強農村公共設施與服務的建設,是政府在改變城鄉要素單向流動中能夠而且必須有的作為,其它的事情由市場去做,這個事情政府應該義不容辭。以我的觀點,政府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是更新思維方式,從城市單輪驅動到城鄉雙輪驅動。二元結構理論深入人心,使我們把農村當做天然就是落后的,直到現在也沒有太多人認可農村一樣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這種思維反映在政府公共政策上,就是政府財政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投入,大多數是傾向于城市,能夠涉及到農村的少之又少。在我居住的城市,制定了一個“2017-2020年的基礎設施提升行動計劃”,里面的項目絕大多數是關于城市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港口碼頭、市區危橋、通用機場,甚至海綿城市建設等等,涉及農村的只有一項即“農村公路提檔升級”,這還是在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我的家鄉在中部地區農村,每次從縣城回家路過那灰塵滾滾的鄉間公路,就感覺好像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但卻可以投錢在縣城里開一場規模宏大、名人云集的古人誕辰紀念會。在城市單輪驅動的思維下,農村的落后是必然的,要素從農村流出也是必然的,其結果則是導致城市產業發展無形中失去農村廣闊的市場。大家想想,如果沒有城鄉電網改造,今天家電下鄉就難以實現,家電不能下鄉,很多城市傳統制造業就會失去龐大市場。所以,現在要對農村公共設施與服務的投入補課,政府在財政政策安排上,要想辦法保障農村的公共設施財政投入,要努力安排農村公共服務,縮小城鄉之間的公共設施與服務水平差距,唯如此,才能啟動經濟發展的城鄉雙輪!

二是轉變投入偏好,從倚重經濟性公共品到經濟性與社會性公共品并重。在過去的幾十年,為了改變我國經濟總量與人口規模不相稱的格局,實施了追求GDP的快速增長的政策,并以此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重要指標。從歷史的觀點看,那個時期的戰略是正確的,否則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人民迅速提升的生活水平。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使政府也變成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在農村公共品投入上具有明顯的偏好:即倚重投入經濟性公共品,而對社會性公共品的投入存在嚴重不足。道路、交通、灌溉、農田改造等領域是農村公共品投入的重點,而醫療衛生、農村教育、文化娛樂等公共設施與服務就受到忽視。按照舒爾茨的觀點,這些社會性的公共品都是關系到人的素質的公共品,缺乏這類公共品導致農村勞動力素質提升受到極大限制,最終影響到農村人力資本的累積,而農村人力資本提升是他們能夠“點石成金”最為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我們的公共品投入也要符合馬斯洛需求層次論,相應提升層次,要能夠適應農村居民提升素質的需求,畢竟只有勞動者才是最活躍的生產要素。農村有了高素質的勞動者,才有可能滿足城市產業要素下鄉對創造價值的追求,從而吸引城市要素到農村來。

三是注重投入效果,既要投入基礎性公共品又要投入產業專用性公共品。我們以前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一般是鎖定在基礎性公共品上,比如道路交通、水利灌溉、農田整治等,這是把農村等同于農業的思維。農村之所以不能成為要素的吸納地,也是因為在這種公共品投入模式下,發展農村的二三產業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支撐。事實上,農村農業具有相當豐富的產業鏈衍生條件,比如發展休閑農業、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創意農業等等。不同的農村要有差別化的發展思路,就要發展差異化的產業,發展差異化的產業就需要有差異化的產業基礎設施,不是僅僅把道理修通,電線架通就可以發展出農村產業來的。記得在廣西三江調研時,就發現那里的鄉鎮政府為了發展禾花魚養殖業,并在此基礎上利用侗族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發展“禾花魚節”等鄉村旅游項目,而根據養禾花魚的需要進行相關的稻田設施建設,正是這種具有產業專用性的基礎設施的供給,讓那里的農業衍生出新的業態。所以,我們在向農村提供公共品及公共服務時,需要有更周全的思考,既要有基礎性的公共品,又要有產業專用性的公共品。城市要素下鄉總要進入某些特定的產業,需要特定產業基礎設施的支持,如果農村公共品供給考慮到這一點,無疑能夠增進城市要素下鄉的吸引力。

總的來說,幾十年前,我們為了打開閉關鎖國,采取政策鼓勵知識分子走出國門,精學英語,發表國際學術論文,以便熟悉國際慣例與規則,讓中國能夠融入世界,同樣,我們也用盡農村的力量來扶持城市發展,為了實現“進口替代戰略”的使命,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從今天的結果看,這種選擇是功不可沒的,也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幾十年已經過去,我們現在的國際期刊發表論文數量據說已經逼近全球第一,中國的經濟總量也位列全球第二,但在學術上我們仍然沒有打造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仍然要用別國的雜志來衡量自己的學術水準,在經濟發展上,我們的農村仍然處于溫飽,甚至還日益凋零。這看似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其實都有一個道理:我們太不注重落后領域的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的建設了,沿一條道走到黑,不知道“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基本哲學道理。

世界在變,如果我們不變,那我們就會越來越像那個“又笨又勤快的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莊園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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