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正處于急劇變革的時期。農業作為鄉村的基礎，和其它的問題一樣，同樣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農產品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農民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能力不足，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國家支農體系相對薄弱。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 《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時指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后，2018年的一號文件對這一戰略作出了整體、全面而長遠的部署。新的情況問題對農業供給體系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農業需要由增產導向轉向質量提升導向。這也標志著擁有深厚小農傳統、以土地家庭承包為基礎的中國農業進入了一個綠色發展的新時代。
然而，中國的2.6億小農戶如何參與農業的綠色發展？小農和“新型經營主體”們如何加強自身能力，利用好政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抓住新的機遇，在城鄉之間發掘出新的可能？政府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怎樣才能真正落實到行政村自然村里去，改善廣大的農村居民以及農民工的生活？這些才是橫亙在中國“農民、農村、農業”問題面前的艱巨挑戰。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首先要為農民的生活服務。
1、農業綠色轉型的背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 生態環境“緊箍咒”
解決好吃飯問題一直是中國的頭等大事。建國后，中國的農業生產經歷過多次的曲折、反復。從2004年開始，中央連續發布了十多個以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為題的一號文件，在取消農業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等一系列政策的助推下，糧食連年高位增產，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度提升。國產主要農產品的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一方面，農產品成本和價格偏高，缺乏競爭力，財政部門又不得不為糧食的生產、保存、經銷等多個環節進行補貼；在需求端，農業加工企業又因成本考慮，偏好從國外進口原料。另一方面，因人口、消費結構的變化，社會對生態綠色農產品的新增需求又長期得不到滿足。可以看出，農業的主要問題由前期的總量不足轉變為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中國的農業政策經歷了一系列曲折反復的發展過程。它始終是和“解決吃飯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過去，為保農產品供給，我國農業生產多采用粗放式經營方式，忽視環境影響。在生產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的同時，也戴上了生態環境退化和資源枯竭這兩個“緊箍咒”。來看這一組數據：
2010年，我國畜禽養殖產生的糞便、尿液排放化學需氧量1268萬噸，占全國總量的45％；
2013年，農作物畝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超過安全施用水平的2倍，遠高于世界每畝8公斤平均水平；
2014年，環保部聯合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土地整治藍皮書》顯示，全國耕地重污染的點位超標率達到了19.4%；
2015年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6022.6萬噸，農藥使用量92.56萬噸（折百量30.0萬噸）；
可是，全國化肥、農藥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農膜回收率不足三分之二，畜禽糞污有效處理率不到一半，秸稈焚燒現象嚴重，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較低，華北地下水超采嚴重……
在農業面源污染已經占據“半壁江山”，甚至超過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的情勢下，這種巨大的環境負外部性迫切要求我們改革舊有的農業生產。
目前，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中國最大的面源污染產業。
2、綠色發展：頂層設計完成，最終要靠落實
于是，農業“綠色發展”的議題被擺在當今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局的突出位置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和生態產品供給已經成為農業政策領域的核心目標之一。一系列文件緊密出臺。
2014年，《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正式生效。
2015年，農業部出臺了《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攻堅戰的實施意見》，發布《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同年，八部門聯合印發了《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
2016年農業標準制修訂五年行動計劃開始實施。
2017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提出全面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制度體系，努力實現耕地數量不減少、耕地質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秸稈、畜禽糞污、農膜全利用目標。
2018年初，農業部又在《關于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級的意見》中把2018年確定為“農業質量年”，推動農業盡快由總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級。
如果單以文件出臺作為衡量指標，農業綠色發展的頂層設計已然完成。當然關鍵是在落實。這需要更大的決心、毅力，必須要有新的利益與機制上的保證。
3、“小農經濟”：落后，過渡，抑或農業轉型主力軍？
那么誰是農業綠色發展的主體？中國有2.6億農戶，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位置，轉型會對他們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小農經濟是不是就是落伍的？小農戶會不會再這一輪綠色高質量發展中被進一步邊緣化？要解除這些困惑，需要我們首先對小農及其生態系統有更多的認識。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說認為，小農經濟普遍阻礙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是封建、專制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比如馬克思就認為小農經濟是自耕農的自由小塊土地的所有制，以家庭為單位，包含土地占有與生產經營兩個層面，與之對應的是大地產和資本主義大農業經營者。小農是孤立的，像一袋馬鈴薯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分散、自給自足，以小私有制為基礎，是一種必要的過渡階段。但20世紀的革命實踐顯示，“耕者有其田”更加適合農業及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大地主和雇傭勞動被視為革命對象，并把給農民分配土地看作革命的重要目標。在中國，我們經歷了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土地家庭承包、農地三權分置幾個不同的政策階段。認識在實踐的推行中不斷得以深化。
19世紀法國畫家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的這幅《種蘋果樹的夫婦》真實描繪了當時歐洲小農的生活勞作場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對小農經濟的認知也在不斷變化和發展。
到21世紀初，在農業資本主義擴張之際，小農的正面價值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與強調。《新小農階級》的作者揚·杜威·范德普勒格認為小農農業以生態資本的持久利用為基礎，能保護和改善農民生計，滿足家庭與農場再生產的需要，服務市場，體現了農業的多功能性。中國農業大學葉敬忠教授認為一個有小農存在的世界會比沒有小農的世界更加美好。2017年北京大學姚洋教授北京日報刊發《小農生產過時了嗎》。他認為始于南宋的小農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小農擁有土地，為自我生產，土地單產高；小農戶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又有良好的人力資本；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中國注定無法拋棄小農經濟 。
習近平同志指出，在小農現代化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歷史的耐心。十九大報告第一次鄭重提出了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問題。這是幾十年來“小農戶”這個詞第一次在中央文件相對正面地被承認。把發展現代農業和小農戶的利益兼顧起來，這是農業政策的一大進步。此后，2018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要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扶持小農戶發展——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扶持小農戶發展生態農業、設施農業、體驗農業、定制農業；通過進農業生產全程社會化服務，發展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抵抗風險的能力。
當然，小農戶在這里還僅僅是被當作了一個小的生產單位，而這一視角依舊是單薄的。事實上，小農不僅僅是農產品的生產者，更是農村消費的基本單位，還是人口再生產和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我們討論“小農戶”，不僅要看“小農戶”的生產效率，更要看他們的生活水平、收入情況、消費情況，以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向往。尊重小農經濟這個最大的現實，支持小農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改善自己的生活，活出生活的自信，這應該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沒有普通農民的富裕，作為鄉村振興基礎的產業興旺就會失去其鮮亮的價值。
中國目前有2.3億的承包農戶，這是農業生產最重要、最基礎的單位。當然，現在全國有家庭農場45萬家，農民合作社193萬家，產業化經營組織超過41萬個，各類社會化服務組織115萬家。這些被歸類為“新型經營主體”的組織被很多人認為是農業現代化可以依靠的力量，是提高農業競爭力、發展強勢農業的關鍵。那么普通的小農戶和這些新主體是什么關系呢？“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需要什么樣的條件？對此，原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的看法是：“缺乏技術創新時，土地經營規模變化不會直接地帶來生產力大發展。工業化過程出現了土地和勞動力兩種市場，農村人口向城市工商業轉移，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所有制的變化，并不是通過大魚吃小魚的土地兼并，由資本主義大農業全面取代小農經濟。大多數情況是小農經濟本身不斷擴大經營規模。”
事實上，這個判斷也符合發達國家的農民經營規模的變化。在歐洲和美國的主流論述中，“家庭農場”已經取代“小農”，成為最小的農業經營單位。這些家庭農場既比中國的小農規模更大、經營能力更強，但也和中國的小農一樣，面臨更加資本化和工業化的企業農業和食物體系的挑戰和競爭。
可以說，普通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不是決然對立的。隨著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升提高，農業的規模化、專業化、標準化的水平會越來越高。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主體會更豐富。各個主體之間協同、分工的程度同樣會增加，同步共享的發展是可能的，經濟上也有利可圖。
4、小農綠色轉型如何克服弱點？組織起來！
在這里，需要格外強調的是：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和小農經濟的現狀和農業的綠色發展是不矛盾的。全球范圍內，不管是美國的殖民地農業，還是歐洲、日本的中小規模農業，農戶家庭經營都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主要形式。在中國農業綠色質量轉型的過程中，小農戶的傳統優勢有可能在新的環境中獲得發展。
小農經濟不應被看作是落后的、發展過渡階段的產物。一旦找到有效的組織方式，它將在我國農業實現生態化發展過程中煥發出嶄新面貌。
綠色生態農業是勞動，經驗、技術密集的產業。對農戶而言，中國的小農有土地、勞動力的優勢，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不存在企業監督和組織的成本。同時他們對利潤的要求又遠遠低于企業主和其他農業投資者——這意味著，小農對風險和市場的承受能力較高。這都是中國傳統小農戶發展綠色農業的優勢。農村本身不缺乏資金。只是缺乏好的經營項目與具有經營能力的企業家人才。小農戶或許在經營和市場端存在一些弱點，比如缺乏專業的技術能力，品牌和產品標準化水平不高。小戶分散的利潤水平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待遇留住專業的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但即便是這一點，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小農戶和家庭農場能夠通過某種形式聯合起來，把專業化、技術性要求高、有規模效應的環節與服務交給專業的組織，同時找到組織化的消費團體或者集合需求的渠道，解決好市場問題，小農的綠色發展將大有可為。
前面講過，當今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對高質量農產品和綠水青山的田園生活有著巨量需求。而擁有無與倫比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小農戶，他們一旦能夠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市場經濟條件下再組織的工作，服務于自我的發展，這樣的生態綠色轉型必然能夠為城鄉新產業新業態的生成打下基礎，同時在鄉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為農民增收開辟新的空間。這種新的社會生態關系的生成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城鄉兩個空間擁有更平等的發展權利，城市和鄉村居民之間產生相互的信任和支持。同時政府也需要主動介入，發現問題，做好前瞻性的基礎投入，并為其中的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及其生成機制買單。
為促進小農戶的生態轉型與組織化發展，在現階段，政策層面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鄉村振興、農業產業發展規劃切不可只盯著大園區大項目大企業，要留出資金、配備人手，為小農戶的生態轉型服務。要舍得在服務小農戶發展的組織、機制上花錢、投資源。應嚴肅設計、對待在農業產業化項目中增設帶動小農戶發展的考核指標。
2.財政有限的資金可以優先投入到能夠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壯大集體經濟，生發農村內生動力的活動中來。這一部分的工作可以跟鄉村治理、生態環境整治、原有的組織和網絡資源相結合，降低組織的成本。
3.培育和增強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專業人才隊伍。需要強調其為小農戶的服務意識、能力，并設立激勵機制。不光讓其懂農業，還要讓他們懂農民，能夠為農民服務，和普通農民一起工作。應當鼓勵返鄉青年、大學生村官、退伍軍人、社區工作者、返鄉農民工從事生態農業試點，組織合作社，為他們提供收入和創業補貼。
4.從市場端出發，增強小農對接市場的能力。降低小型生產者從事銷售、加工的門檻，為他們直接對接城市消費者創造條件。鼓勵城市居民組織消費合作社，支持社會組織開辦農夫市集，鼓勵相關單位、企業優先采購貧困地區的生態產品。為農民開展包括互聯網銷售的營銷培訓，降低生鮮農產品“觸網”、“上線”的難度。在農業系統內部新增農產品銷售服務崗。
5.小農戶生態轉型需要公共服務的支持。政府應提供公共資金采購農戶組織、生態農業技術培訓、農產品質量檢測認證、合作社經營管理、農業品牌設計、物流倉儲、新農人網絡建設等各類服務。服務提供方應當是多元的，可以從政府系統、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企業、個人中擇優選擇。
6.在農業可持續發展試驗區、深度貧困地區，及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優先開展小農戶綠色生態轉型試點。培育生態村，創建開發當地標志性農業產品，推動市民下鄉，在大城市周邊發展三產融合的“美麗鄉村”試點；鼓勵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合適的身份、機制參與村莊建設。
作者系鄉村建設工作者。曾在福建、海南、四川、廣東、河北多個村莊駐村近六年，從事農民合作社、扶貧、農業產業、農村金融等方面的工作。2009-2011年期間服務于中國扶貧基金會民樂村災后重建與社區發展項目。2013年在北京29個外來人口聚居區開展社區公共服務調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食通社KnowYourFood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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