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以來，中國的扶貧工作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精準扶貧階段。這項工作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密相關，因而成為目前全國上下從中央到地方最為關切的工作之一。目前的精準扶貧流程卻出現了同質化的傾向，即精準識別—精準扶貧—精準管理—精準監督的路子，具體的扶貧方式以項目化的產業扶貧為主導。然而，基于大量的調研我們發現，目前的精準扶貧存在客觀主義、絕對主義、普遍主義、物質主義、資源分利等問題。貧困地區的深刻原則則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直接原因則是基層精英流失之后的鄉村治理問題。長期而言，需要加強鄉村教育，培育文化，讓一批本土中青年農民成為鄉村的中流砥柱。總之，不以簡單的物質視野來進行扶貧，而是從更加廣闊的鄉村社會治理視角，從物質和精神文化層面進行扶貧工作，甚至把精神文化層面的工作更加重視，培育農村精英群體，才可能取得中國鄉村社會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精準扶貧;文明沖突;物質主義;絕對主義;精神扶貧;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治理
基金項目 中共中央黨校創新工程項目“生態治理法治化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和研究基礎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堅持大扶貧格局，……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扶貧問題成為當前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和干部所面臨的兩項主要工作之一。從中央機關到省市縣各級機關，都需要進行包縣、包村進行脫貧攻堅。之前的扶貧工作更多是開放式扶貧，現在的要求是精準到戶。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精準扶貧的理解、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精準扶貧的具體方式來展開。典型的如汪三貴、郭子毫認為：“精準扶貧實踐中的困難體現在精準識別、精準扶持和精準考核三方面”。〔1〕之所以推出精準扶貧，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扶貧工作存在大量的目標偏離和精英捕獲問題。我國的扶貧工作在2001年之前主要以縣為扶貧目標，之后則逐步轉向以村為單位，而2013年以后則進一步要求瞄準到戶。“瞄準目標的轉變包含了兩大原因：在縣域內有限的扶貧資金往往使用分散……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對于貧困地區整體而言有效，但對于貧困人口而言則不太有效。”〔2〕精準扶貧的實際效果并不令人滿意，主要原因是對貧困人口規模的人為限定形成的規模排斥……以及自上而下的貧困村、貧困戶識別中對貧困群體的惡意排斥和過失排斥。〔3〕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學者從合作社的角度對扶貧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們將農村合作社視為精準扶貧的重要出路。他們認為：“農民合作組織被視為中國農村經營制度改革和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路徑……當務之急是通過加強合作社內部建設促進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4〕學術界的大量研究從理論到實證，對于精準扶貧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尤其關注了瞄準偏離和惡意排斥問題，同時對精準扶貧的具體方式，如產業扶貧、項目扶貧、干部下鄉、扶貧資金使用等具體分析進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有一個缺陷，就是就事論事的比較多，缺乏宏大的視野。從物質層面的居多，很少從社會和文化層面來考察扶貧問題。
另有少數學者的研究則讓人眼前一亮。如賀雪峰基于浙江寧波、紹興，江蘇射陽，上海，湖北秭歸、武漢等地農村調研后，認為：“當前農村的貧困問題的根本與關鍵不是收入與就業問題，也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觀念和文化問題，最根本其實是教育問題。”〔5〕取消農業稅本身是為了解決三農問題，但同時也將鄉村精英完全拋棄了。貧困的根本解決可能要放置于更為廣闊的視野中來考慮，而不僅是個收入的物質問題。鄉村治理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公共產品”這個部分，而這個部分則主要是由農村精英來提供。所以農村貧困問題的根本解決的關鍵在于農村精英的問題。這些研究都給人很大啟發，但如何結合中國的三農實踐，如何結合中國的精準扶貧實踐，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和深入。
二、精準扶貧的主要問題
（一）精準扶貧的客觀主義原則
目前的精準扶貧，不論是概念還是具體措施和程序，如果概括在一起，可以以客觀主義來概括。即目前的扶貧將貧困視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從以前的貧困片區、到后來的貧困縣，再到現在的貧困村和貧困戶，都把貧困視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可以量化和識別的物質存在。基于這種觀念，所有的工作都是客觀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即通過各級黨政機關干部和全社會的努力，就可以最大可能地消除這種貧困現象。基于這種客觀主義的原則，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就成為了需要改變和改造的對象。通過外在的資金、項目、產業等各種各樣的方式不斷進入到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戶，不斷地對其進行改造。這里面暗含了一個前提，即不論貧困是如何產生的，都要一視同仁地進行扶貧，防止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有一個貧困者掉隊。應該說，對于目前貧困者中那些老弱病殘者而言，這種由整個社會和國家兜底的政策是正確的，但應該說老弱病殘并非目前建檔立卡戶中的全部，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界于可扶可不扶的臨界點的。在目前勞動力市場全國統一、勞動力需求強烈（尤其是對體力勞動者的需求，如保姆）和流動成本大大降低（高鐵的快速發展）的前提下，一個健康的勞動力的收入卻低于全國貧困線之下，其原因只有兩個：一個是子女上學（主要是高中階段），除此之外則很可能是因為好吃懶做。對于這部分人的扶貧則很難符合正義的標準。所以對貧困有必要有一個全面的分析，對貧困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造成貧困的因素有客觀的，也有主觀因素造成的。我們的扶貧應該注意針對客觀原則造成的貧困，而對主觀原因造成的貧困則不應該給予扶持。
（二）精準扶貧中的絕對主義原則
精準扶貧中存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扶貧對象的絕對主義原則。這里面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首先是認為精準扶貧的對象是絕對貧困者。其次是政府對絕對貧困者實行財政兜底。前者是沒問題的，因為相對貧困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后者則似乎也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據筆者在河北衡水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的調研發現，多數老弱病殘者靠目前的社會保障無法真正脫貧。因為其主要貧困原因是因病致貧。而這些疾病往往是大病和慢性病，目前的新農合和低保等社會保障措施遠遠不夠其醫療費用。現在各地采取的合作社入股等精準扶貧方式每年給每個農戶的分紅也就1000多塊，而這些人已經無勞動能力，沒有其他收入，所以靠現行的精準扶貧措施無法脫貧。如果靠財政兜底，那將需要十分巨額的財政資源。所以，單純依靠政府，對于這些絕對貧困人口，很難實現財政兜底。要吸引社會力量，尤其是企業和社會組織進入到扶貧工作中來，可以考慮通過法律激勵等方式，而不是由黨和政府大包大攬。
（三）精準扶貧中的普遍主義原則
精準扶貧中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普通主義，即全國一刀切原則。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6〕在東中西部的農村，貧困的情況可以說千差萬別。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界定貧困和脫貧與否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河北地區貧困縣的情況與湖北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情況可能完全不同，貴州、寧夏地區的貧困縣的情形則又會與前兩者大不相同。即使同是湖北省內，鄂西北農村和鄂西南貧困縣的貧困情況也不相同。江西農村和湖北西部的農村的情況也大不相同。〔7〕目前全國的精準扶貧工作有一個問題，就是扶貧方式同質化問題。從上到下彌漫著一個迫切尋找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扶貧方式，然后就全國一窩蜂地模仿和推廣，試圖遍地開花，大干快上。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光伏扶貧項目。現在全國各地貧困縣都把光伏扶貧項目當做解決本縣貧困人口的重要方式，根本原因就是財政的大量補貼的存在。但是現在全國已有的光伏產能已經嚴重過剩（類似的扶貧項目還有河南洛陽的牡丹扶貧項目、山東壽光的大棚蔬菜項目）。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早就說明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必須結合中國革命實踐才可能取得成功，但實踐中，各級干部懶于創新，只追求短平快項目，急于在全國范圍內尋找到學習和模仿的樣板，依葫蘆畫瓢，取得簡單而直接的效果。
（四）精準扶貧中的物質主義原則
第四個問題就是精準扶貧中的物質主義原則。即目前的扶貧主要是物質扶貧，幾乎不考慮精神和文化層面的東西。這個問題與第一個問題客觀主義原則相關，但又更加深刻。這和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時面臨的問題非常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即兩種文明發生碰撞，或者說商業文明進入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農業文明社會時，會對原有的社會狀態產生沖擊。這就是很多包村和掛職干部來到鄉村社會后碰到很多基層干部的反映。很多基層干部反映，本來村里面挺好的，人民都很樸實，自從來了包村扶貧的，反而讓大家不安分，大家爭奪扶貧資源，鄉村社會反而變得更加不和諧了。筆者在河北衡水地區農村的大量調研發現，華北地區很多農民貧困的原因還是觀念保守。比如村里要搞大棚蔬菜，需要集中成片的土地，但可能某戶農民正好在中間，但他出于各種原因（一種是擔心土地流轉之后就永久失去，另外一種是嫉妒心理）就是不與其他農戶合作，使得整個大棚無法建立。這種現象比較普遍。就在于衡水毗鄰的山東濟寧等地，大棚規模就非常大，動輒上百畝，而在衡水地區超過十畝的大棚都比較少。其差別就是人的觀念的差別。所以山東濟寧地區的農村人均收入遠遠高于衡水地區。還有一個例子，比如湖北恩施、宜昌地區的鄉村社會，人們的消費觀念比較超前，對生活水平要求比較高，對衣食住行的標準都比較高，不主張給子女留太多財產，所以存款很少，而華北地區的農村則主張節衣縮食，錢都存著留給兒子蓋房娶媳婦用。所以鄂西南地區打光棍的現象比較嚴重。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說明貧困的原因多樣性，除了老弱病殘之外，健康的勞動力貧困的原因主要是精神和文化觀念層面的。精神和文化觀念層面的原因則需要通過長時間的教育才可能改變。一個成年人的觀念實際上很難改變，何況是在短時期之內。
(五）“精準扶貧”中的“分利秩序”
由于國家對于扶貧工作的重視，成為貧困縣就可以獲得很多資源和特殊優惠政策，這使得很多政府都希望戴上這頂帽子。這就是中國的實踐，本來是一個客觀的問題，但由于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使得貧困縣這頂標簽成為可以獲利的標簽。所以大家紛紛進行工作，甚至出現炫窮的現象。大量的項目下鄉和扶貧資源進入到貧困地區，使得各個地方爭相成為貧困縣，到今天為止全國還有六百個左右貧困縣。地方政府希望成為貧困縣，而普通老百姓則希望成為低保戶，其內在邏輯是一樣的。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出臺扶貧政策的目標是體現社會主義的分配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但當一種標簽意味著資源時，尤其是這種標簽和資源來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認定時，炫窮或者哭窮（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盡管扶貧資源在不斷快速增長，但相比現實中的需求而言，仍然表現為一種稀缺資源。此時，資源競爭就成為了現實。
在資源競爭的同時，鄉村社會中的縣鄉村各級干部，以及村莊中的釘子戶，共同構成了現實扶貧資源下鄉中的分利秩序。〔8〕在農業稅取消之后，大量的農村精英階層實際上離開了鄉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因為鄉村再也沒有自己穩定的收入來源，所以無法供養這些農村精英階層。當大量扶貧資源奔向鄉村之時，此時的鄉村剩下多是老弱孤寡。此時，縣鄉干部把扶貧項目作為自己的政績，往往集中資源于某幾個示范扶貧村。到了村莊，又可以分為幾種情形。一種是留在村中的精英能夠出于公心帶來全村脫貧。即所謂能力模式。據筆者在實踐中調研發現，貧困縣的貧困村能否真正脫貧，很大程度取決于該村在農業稅取消之后是否有留在該村的村干部。但這種情況往往是該村干部年齡較大，自身家庭經濟壓力不大，不愿意離開村莊的情形。另外一種則是沒人愿意當村干部，則少數“能人”控制了村落，與縣鄉干部結合形成了一個分利秩序，使得大量扶貧資源被少數人所掌握，一方面成為縣鄉干部的政績工程，另一方面扶貧資源落入少數分利秩序中的人群，使得需要扶貧的人沒有得到扶貧資源。嚴重情況是資源下鄉的同時伴隨著資本下鄉，資本和少數公司通過尋租或者與分利秩序中的縣鄉村干部形成同盟，掌握和控制了扶貧資源，使得中央政府的扶貧意圖完全落空。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鄉村治理是依靠鄉村干部這些鄉村精英來進行治理的。但農業稅取消之后，鄉級財政完全由縣財政統一管理，村級自治組織完全失去了財力。所以筆者在上海、河北、江西、青海、河北、甘肅調研時發現，不少干部認為目前中國的村一級黨組織基本處于半渙散的狀態，農民再次處于無組織的狀態。實際上近年來農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問題，都是農村精英出走之后帶來的農民組織空虛所導致的問題。所以近年，中央開始推動一村一個大學生村官計劃，還有三支一扶政策。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央已經意識到了基層黨建的薄弱性，關注到了農民的組織問題。應該說這些政策和計劃產生了不少積極效果，甚至有學者將村官計劃和三支一扶稱之為第二次知識青年下鄉。但據筆者每年在湖北老家的近距離觀察發現，村官計劃和三支一扶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無組織問題，這批大學生也很難留下來，替代原來流失的農村精英。首先，大學生村官不排除有少數理想主義者，但多數是無奈之舉，只是在尋找到更好工作之前的替代品。這決定了大學生村官多數是匆匆過客，還剛剛與村里的人熟悉，可能已經另有出路走人了。這也印證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即內因才是決定因素，外因是非決定因素。要想真正把農村治理得好，包括解決貧困問題，需要在農村有根的本土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家鄉，了解農村，而且要有能力，最好是富有體力的年輕人或中年人。
三、精準扶貧前述問題的進一步分析：文明沖突
既然貧困的原因是多樣化，非普遍性的，則就要根據原因對癥下藥，而非一刀切。否則，精準扶貧則可能精而不準，甚至出現瞄得越準越打不準的情形。基于前文的分析，筆者有一個基本觀點，即目前中國的貧困不是一個純粹客觀主義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普遍主義的問題，不是能完全由黨和政府絕對負責的絕對主義的問題，更關鍵的不是一個純粹物質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雙層次的問題，甚至更主要是一個精神和文化層次的問題。基于這個結論，針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必須放置于文明沖突的視野中來考慮。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 農業文明與商業文明之間的交鋒與沖突, 給中國鄉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9〕強勢的商業文明與長期封閉保守的農業文明發生交鋒的時候，農民的觀念和思想會本能地抵抗新的文明所包含的文化觀念帶來的沖擊。在中國政府2006年取消農業稅之后，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進入到鄉村社會，近年幾乎每年都高達萬億之多。伴隨這些巨量的財政資金下鄉的同時，是大量的項目下鄉、干部下鄉，包縣、第一書記包村等等。這些給農村帶來的絕非是一個簡單的資金和項目的進入，而是改變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在項目資源分配環節，特殊主義的項目資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資源分配的權力—利益網絡；在項目落地環節，釘子戶崛起引起了村莊精英替代……其結果是公共資源的‘私人化’。”〔10〕這些分配上的異化，再加上伴隨著這些資源的公司等進入到鄉村，農民原來所在的農耕文明社會被打破了平靜，追求利益的商業文明的觀念不斷沖擊和影響著農民的思想和觀念。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所導致的生活差距（包括物質和精神文化雙層次的），在兩種文明方式處于相當隔離狀態時，不會引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矛盾，因為作為農民的生活和城市市民生活之間幾乎沒有什么交集，兩者按照不同的文明邏輯在相安無事的情形下運行。農業稅的取消、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小城市戶籍制度的松動還只是給封閉的鄉村社會帶來間接的商業文明的觀念。因為盡管有大量的農民工離開家鄉前往大城市打工，但還有大量的農民依靠土地謀生，或者半農半工，就近打工。那么這些從未離開家鄉附近的農民而言，他們的生活觀念和精神狀態仍然是基于農耕文明的邏輯。他們仍然遵循和信奉的是熟人社會和農耕文明的思想和觀念。城市的商品和超市也許已經進入到了鄉村周邊，但是精神層面并沒有對于鄉村社會產生太大的沖擊。但是以精準扶貧為代表的各種資源下鄉則改變了鄉村生活的平靜狀態。這已經不是間接的信息傳遞，而是直接的大量包括資金在內的利益被帶入到鄉村并進行分配。商業文明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利益為第一標準，盡管也講究法律和道德，但是不在信奉熟人社會的邏輯，照顧親戚朋友，而是更多地一視同仁，更多地追求利益優先。而這一套文明邏輯與傳統的農耕文明社會的邏輯是內在矛盾。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11〕傳統農耕文明社會的內在邏輯至少要求鄉村內部的財產的相對平等。而在外部的直接的資源沖擊下，兩種文明形態和思想觀念發生了嚴重的沖突。這種沖突中，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層面的，并不僅僅是物質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民間婚姻中“門當戶對”的觀念。實際上，門當戶對更多不是財產物質意義上的，而是精神文化層面的。
如果從精神和文明層面的沖突來思考精準扶貧，那么扶貧就不僅僅是一個人均收入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農村基礎設施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社會保障（包括住房、醫療）的問題。所以中國的貧困問題要在文化層面予以考慮，則必須在廣闊的社會和文化層面予以思考，通過鄉村社會治理的方式予以逐步解決。
四、精準扶貧的現實路徑
其實，基層的政府官員或多或少是清楚目前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的，只是基于精準扶貧已經成為一個舉國上下為之努力的任務，更為關鍵的是很多人可以在這個大的項目之下獲得利益，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說出自己真實的看法。但也有少數干部敢于說出真實情況和自己的觀點。比如前湖北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在一篇文章中就認為：“精準扶貧，不僅是幫助貧困人口改善生存條件，讓他們經濟上翻身，精神上也要翻身，即“口袋”與“腦袋”同時富起來。這個過程中，政府和老百姓需要同時發力，政府拉一把，老百姓自己也要努力。”（2016年11月4日湖北巴東縣廣播電臺微信公眾號推送文章：“精準扶貧中自強感恩教育的確要跟上”）。不僅是基層官員，海外學者也有人指出：目前中國最危險的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如同近年在網絡火爆一時的博士返鄉日記中所描述的那樣，中西部的農村和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的問題是不同的，東部發達地區更多的是產業空心化問題，而中西部農村則更多是人口空心化問題。所以在更大的社會和歷史視野下來探討鄉村治理和精準扶貧，需要另外一種精準，即思想和文化上的精準，其次才是物質和經濟上的精準。
（一） 從更寬泛的視野（文化和社會）來理解精準扶貧
從更寬泛的文化和社會的視野來理解精準扶貧，則會發現，精準扶貧的對象不僅僅是中西部農村，也包括東部地區的農村。前文已經分析，在全面奔向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貧困的根本是精神貧困，而主要不是物質上的貧困。而造成這種貧困的原因，則是中國在快速進入商業文明過程和城鎮化過程中，商業文明進入到農業文明中所帶來的文明沖突所產生的附帶品。所以，不論是東部地區的產業空心化問題，還是中西部農村的人口空心化問題，其實質是文明的沖突的結果。單獨地看到東部農村問題和中西部農村問題，似乎毫無關系，但是從全局和更大的文化和社會視野來看，東部農村問題和中西部農村問題的根源是相同的。只不過東部農村離城市和沿海更近，所以土地比較有價值，能夠近距離觀察城市，而且經濟上能受益更多。而中西部農村的中青年勞動力都前往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造成中西部地區的所謂人口空心化問題。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農業文明面對強勢的商業文明，原來封閉的文化被沖破了，并且遭到嘲笑。所以貧困并非僅僅是經濟上的貧困，更多的是精神受到鄙視。所以，這種文化和精神上的貧困的改變就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依靠教育和整個社會城鎮化的逐步推進來解決，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二）農村的鄉村社會治理和農民的組織
在建國之后，中國的鄉村社會治理主要是依靠黨的組織來展開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奪取政權，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成功地把中國農民有效的組織起來。而新中國建立之后，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和之后的村、組級組織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而近期的問題就是村和組的干部的問題。多數有能力的年輕人已經外出打工，使得剩下的往往要么是老的村支書，年齡偏大，能力不高，要么就是家族勢力或者地痞混混之類。所以目前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重新培養出農村干部精英問題。如果不能培養出真正的農村干部精英，則目前大量的資本下鄉，則可能很快替代基層組織。甚至目前農村出現的大量邪教傳播問題，很大原因就是基礎干部的缺失，使得這些邪教組織開始泛濫起來。另一方面，政府完全主導扶貧工作，也可能產生幫扶依賴癥。一旦政府退出，脫貧農民則可能馬上返貧。所以要不斷培育農村的組織和村干部，不論是返鄉大學生，還是精英農民，讓本地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治理農村，并帶領農民脫貧，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比較現實的辦法包括幾種：一種是通過大力發展農村合作社，由當地能人牽頭，把農戶組織起來一起進行生產，這樣不僅可以提供生產的組織性，降低生產的風險，而且可以把農戶組織起來，獲得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優惠和支持。另一種是鼓勵開辦家庭農場。另外更為關鍵的是要有人來實現這些組織。一種是培養一些農村精英，吸引一些在外地打工的農村精英（包括出門打工的村干部和本地培養的大學生）重新返回家鄉，進行創業。另外一種就是根據目前鄉村中出現的農民分層，鼓勵那些無法離開農村的農民成為鄉村社會中心的農村精英。按照賀雪峰等人的研究，目前中國農村的一般農業地區主要有四種代表性的農戶，分別是:進城戶、半工半耕戶、精英農民、老弱病殘戶。所謂精英農民就是農村中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進城務工經商而是留村務農的年富力強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家庭。〔12〕這部分農民是土生土長的，又年富力強，所以具備成為鄉村精英的條件。但是同時，這部分農民也存在不穩定因素。首先農村土地收入存在不穩定因素。其次外出務工農民的土地流轉是不正規的口頭協議，因此流入土地的農民中獲得的土地也是不確定的，外出務工農民隨時可能因為經濟形勢不好而回到農村，要回土地。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因為隨著大量資本下鄉，公司和資本進入農村，搶奪了本來屬于農村精英的機會，以較高價格流轉了外出務工農民的土地，使得農村精英無法成為農村的穩定群體。所以現在的資本下鄉是值得警惕的。打著各種國家政策，與部分縣鄉干部結盟的資本群體一旦進入鄉村，就可能剝奪本來屬于農村精英的機會，同時無法根本上融入當地農村，形成穩定的鄉村社會結構。所以，相比較而言，發展農村合作社，鼓勵家庭農場，鼓勵適度規模經營，通過培育農村精英成為村干部或后備干部，通過農村精英把鄉村和農民組織起來，是能與現有鄉村秩序較好結合的一條路子。相反，資本和公司如果要進入鄉村，其自身的逐利性和外來性會導致其行為短期化，功利化，不利于鄉村秩序的形成和穩定發展。
（三）精準扶貧務必“精準”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目前精準扶貧“瞄不準”。由于不論是之前的“扶貧”，還是近年的“精準扶貧”都是政府從上而下的主導行為，所以容易存在“瞄不準”的現象。一方面，對于目前農村中的真正弱勢群體，如賀雪峰所討論的農村中第四部分（老弱病殘），現有制度的扶貧保障遠遠不夠。尤其是在大病醫療等方面，目前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是遠遠不夠其開銷的。問題就在于目前的精準扶貧由于是自上而下的建檔立卡確定扶貧對象，對于四種農民沒有進行區分，分散了目前的扶貧資金。客觀地說，只有第四部分老弱病殘的農民才是真正需要扶貧的社會弱勢群體。而其余三種農民不應該作為扶貧的對象。尤其是當前脫貧攻堅成為一種政治動員之后，前三種農民會把扶貧項目和資金作為一種資源來競爭和爭取，努力成為前文所討論的分利秩序中的一員。這種分利秩序一旦形成，則往往是那些與縣鄉干部熟悉有關系的人優先成為建檔立卡對象，分享有限的扶貧資源。所以，一方面對于貧困村農民進行客觀的調查，并且要充分培育農村精英，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才可能真正識別出真正的貧困戶，繼而才有后面的精準扶貧，從而有利于我們把有限的扶貧資源集中在那些真正需要扶持的社會弱勢群體身上，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通過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加強對貧困戶的識別。通過技術手段（比如淘寶等系統的消費數據）對貧困地區農民的消費水平進行識別判斷，從而對其真實的消費能力進行相對客觀的評估。
（四）精準扶貧要有地方特色即便是如上文所分析，整個農村貧困是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文明沖突所導致，但是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精準扶貧還是不一樣的，華北地區和華中地區、華南地區的貧困也是不一樣的。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目前全國上下的精準扶貧工作，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千人一面，不斷復制。從國務院扶貧辦到各級扶貧辦希望找到一種模式和樣板，然后讓全國的扶貧縣進行參觀學習，并在全國進行復制。光伏扶貧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旅游扶貧又是一個新的案例。淶縣旅游項目實際是在原野三坡旅游區基礎上，吸納周圍貧困戶進行的一個扶貧旅游新項目。但淶縣旅游扶貧項目有一個潛在條件，即在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近郊，周末北京天津市民就可以直接驅車前往旅游。由于貧困縣很多都是山區，山多水好，適合發展旅游業，也符合現在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貧困地區發展旅游業要找出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并且要做出特色，不要千人一面。發展旅游業有一個前提性條件，即需要發達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配套酒店服務業等設施。很多貧困地區最大的問題就是高速公路和高鐵無法直接到達。如果解決這些問題，再配合本地文化和歷史，則可能形成特色旅游業。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黨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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