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云南河口為例
摘要:邊民互市是邊界的衍生物，具有“連通”的天然屬性，連接了兩國的地理空間，使邊民往來形成常態。隨著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河口抓住區位優勢，發展口岸型城鎮。因此，河口既是一個口岸型城鎮，同時也孕育著諸多邊民互市。從實地調查基礎上，解讀邊民互市與口岸型城鎮、邊民互市與邊境、邊民互市與邊民互惠，并在建設口岸型城鎮化背景下，全面呈現河口互市的功能與邊民互惠情況。
關鍵詞:口岸型城鎮；邊民互市；邊民互惠；河口
一、問題的提出
中越兩國關系在歷史上跌宕不平，但互市從未退出邊民的視野，反而成為邊境地區不可或缺的情感和物質的載體?；ナ械拈_通在地理空間上把河口和老街連為一體，使中越邊民之間相互往來變為現實，口岸兩邊市場要素得以正常流動，促進了兩國邊貿暢通、情感溝通、文化相通，從而帶動了口岸型城鎮的發展。
口岸和互市是邊境地區邊民的主要產品交換場所，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伴隨著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中國在邊境地區設立的邊民互市通道和口岸逐漸增多，“口岸型城鎮”也隨之興起。以中越邊境上的中國河口為例，目前已建成國家一類口岸1個，省級人民政府批準的邊民互市市場1個（河口北山邊民互市交易市場），省級通道3個（老卡、紙廠、壩灑），和2條民間通道（山腰、壩吉）。特別是2013年10月13日，中越共同簽署了《關于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的諒解備忘錄》，河口與老街的區域合作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中越邊境地區的貿易、政治、邊民、民族文化等往來更加頻繁和密切，邊境上興起了一批口岸型城鎮。
中越兩國邊民雖然隸屬于兩個不同的國家，但是共同生活在彼此連接的“河口—老街”時空下，謀生方式、日常習慣和民風民俗等有許多相似地方，你來我往成為平時生活的一部分。依托口岸和互市的交換場所，邊民之間逐漸出現了傳統意義上的半熟人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河口口岸型城鎮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口岸的地理條件和地方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同時也與互市為紐帶的當地的族群關系以及當地邊民長期以來的商品交換習慣緊密相聯。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推進口岸型城鎮化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發揮口岸和互市的功能，提升河口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提高邊民的生活質量。這是本研究的目標，也是河口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
《國語·楚語上》：“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边吘车貐^是一個國家較為特殊的區域，隨著周邊國際關系的變化，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中國云南省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陸地邊界線長約4060公里，其中滇越邊境線長1353公里。針對邊境地區問題，特別是互市、口岸和城鎮化等方面，學術界已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大概可以歸為三個方面：第一，邊民互市的特殊政治功能。盧鵬、孫東坡在實地調查綠春縣平和鄉邊民互市的基礎進而提出了互市可提升邊民國家意識的作用；李金發在金平縣地西北互市點田野調查后認為互市的建設和管理能夠促進族群互動，增強國家意識；胡美術在分析邊民互助與互市萌芽和產生、發展原因之后，認為邊民互市的發展對邊境地區社會治理有著積極的作用。第二，發展互市特色產業與口岸型城鎮化。鄧玉函、曹晗等以廣西靖西為例，提出以產業集聚人氣，打造物流、加工、跨國旅游等服務業，走適合邊境地區的城鎮化道路；趙大山、曹榮林等以云南為例，在系統分析云南口岸城鎮化的現狀與特點，提出了城鎮對口岸反哺、培育支撐產業，優化生態環境等邊境地區口岸型城鎮化發展路徑。第三，互市、口岸與城鎮化的關聯性。秦紅增在分析東興市、憑祥市、河口等口岸的功能和特色的基礎上，提出了口岸是邊境地區發展城鎮化的動力之源；王新哲、陳田在分析中國西部及沿邊民族地區城鎮化的典型模式與經驗的基礎上，認為西南沿邊民族地區應發揮互市、口岸等區位優勢，積極發展小城鎮?？傊?，學者在互市、口岸和邊境城鎮化方面成果比較豐富。但是，從建設口岸型城鎮化背景下探討口岸、互市、邊民互惠相關性研究相對少見?；诖?，筆者從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先后前往河口縣進行了5次實地調查，了解邊民互市與口岸型城鎮、邊民互市與邊境、邊民互市與邊民互惠之間的關系。
二、邊民互市與口岸型城鎮：河口城市化歷程
中國河口和越南老街山水相連，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越陸路邊界的沿革有異于其他地區邊界的形成和演變，邊界從模糊到全部劃定具有雙重影響，一是勾畫出了比較清晰的邊界的變遷史，二是促進了邊界上市鎮的興起。當邊界與互市在某一個口岸點上產生交叉，即“斷裂”與“連接”在兩國口岸空間上同時出現時，口岸就衍生出了中介或接觸平臺的功能，在一定的國際環境或雙邊歷史條件下“口岸型城鎮”是互市與邊界交叉形成的結果。
據河口縣志記載，河口于1895年開辟成為商埠，兩年后即1897年正式開埠通商，接著1910年，滇越鐵路建成通車，河口店鋪林立，商賈云集，熱鬧非凡，成為云南進出口貨物的咽喉要道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河口邊民互市按照中越兩國邊境管理的相關規定逐漸集中和規范，基本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河口互市趕集模式：按照屬相，一個星期（7天）為一輪，天亮趕市，中午12：00散市。20世紀90年代初，河口城鎮化發展迎來新的發展機遇。1992年6月9日，河口被國務院列為國家一類口岸和沿邊開放城市，1992年9月26日，國務院批準河口設立國家級河口邊境經濟合作區。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和河口口岸發展的需要，中越兩國為河口—老街的發展簽訂或頒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2005年9月，紅河州政府與老街省政府簽訂了《中國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經濟合作區方案》，2008年3月，越南政府《關于頒布老街省老街口岸經濟區管理制度的決定》，提出了把老街口岸經濟區建成海防—河內—老街經濟走廊沿線城市、工業、貿易、服務建設和發展的動力經濟區。2010年云南省口岸辦出臺了《關于印發云南省邊民互市貿易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和《關于印發云南省邊民互市貿易場所管理暫行規定的通知》兩個文件，為完善河口邊民互市貿易點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政策保障。2013年10月13日，中越共同簽署了《關于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的諒解備忘錄》。2013年10月1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發《關于印發支持紅河州河口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若干政策的通知》，通知制定了8個方面22項具體支持政策。從2011年至2016年，河口北山邊民互市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共完成投資8950萬元，安排300萬元資金投入紙廠、老卡等邊民互市點，通過加大投入，積極推進互市點建設，完善河口邊民互市點基礎設施。
案例1：河口北山邊民互市辦理交易證的基本條件是：河口縣區域內18~70歲的本地非公職居民均可申請辦理邊民互市交易證。持互市交易證的居民通過邊民互市貿易進口的生活用品（列入邊民互市進口商品不予免稅清單的除外），每人每日在價值人民幣8000元以下的，可以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稅。邊民互市貿易只允許持有互市交易證的人員參與，每人一天只允許交易一次，任何企業、單位不得參與或變相參與互市貿易。（調查時間：2017年2月23日，訪談對象：北山邊民互市辦工作人員）。
2017年1月，《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把河口列入邊境口岸型城鎮。河口正式進入“縣城既口岸、口岸即縣城”及“兩國一城”的現代化口岸型城鎮行列。由此可見，隨著互市的不斷發展，以及中越國家關系合作深化，河口口岸的區位優勢越來越明顯，對于口岸兩側區域所具有的輻射作用也日漸顯現，河口成為國際通道的節點，開放的口岸型城鎮。
三、邊民互市與邊境：河口邊民互市的功能
民族國家出現之前，中央權力的強弱決定了一國領土的范圍，國與國之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界之分。19世紀中葉后，中國和越南的陸地邊界框架逐漸形成。這一階段中越間的邊界劃分具體清晰化，并出現了條約邊界，得到了鄰國和法律的認可。兩國間有籬笆，邊境上的互市并有了國家屬性，升級為法律賦予主權國家不可侵犯的領土。邊民互市便有了興城通道、穩民通道和富民通道的功能，被賦予重要意義的口岸型城鎮在互市發展中逐步興起。
（一）要素集聚——興城通道
從要素結構上看，中國河口—越南老街兩側由于經濟發展滯后、產業增長匱乏、人口過度分散、生態環境脆弱等因素，經濟活動長期以來呈離散型分布。由于沒有形成相對集中的空間，資源、產品、技術、經驗等要素流動不通暢，運輸成本過高。各種市場要素處于低水平的運行狀態。同時，產品和其他市場要素無法實現共享，市場活動的空間成本巨大，經驗、技術、信息交流的空間阻隔，邊境地區人口少而居住分散的空間布局，很難實現分工和專業化生產，自然也就無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因此，要素集中化路徑是中越邊境地區經濟空間結構調整的必然選擇。河口通過互市和口岸截留越南過境口岸的貨物，形成各種要素聚集，并在各個互市點和口岸進行簡單的加工，產生延長加工的產業鏈，并發展和完善第三產業，逐步形成金融、物流、信息、保險等統一的大數據系列服務。同時，城鎮市場發育不充分，服務業就缺少發展平臺，因此，互市、口岸與城鎮化是相互促進的有機體。市場各要素通過互市通道和口岸向城鎮集聚，減弱邊界的屏蔽效應，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口岸腹地范圍，經過城鎮市場的自由組織，產生相對外圍地區較強的輻射能力。依托互市和口岸的發展，實現產業聚集、城鎮建設和人口集中。
可見，互市是深化邊境兩側城鎮分工的有效途徑，也是口岸型城鎮發展的出路。互市聯通了口岸兩側的河口—老街空間，把越南豐富的各種資源引進中國，并通過互市通道攔截和過濾入境的口岸資源，篩選出中國稀缺的產品或資源。然后在互市點和口岸進行分工處理，形成人口和資源的聚集，把中國河口和越南老街兩個邊境線上的城市融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提升邊境城鎮的綜合實力，擴大競爭力和影響力，打造各種產業的集群，促進了河口口岸型城鎮的迅速發展。
（二）情感貫通——穩民通道
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傳統的封建國家對邊境地區的管控主要是象征性的文化歸屬，具有條約形式邊界產生后，民族國家對邊境地區的轄治更多表現為具體的“愛國”整合功能上。從出現之日起，互市的功能集中體現在“邊緣”和“中心”的連通，使具有文化相似性的族群形成持續的往來和互動。中越兩國山水相連，自古以來，雙方邊民交往頻繁。公元43年（東漢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書：“從！冷”（今越南永富省一帶）水道出進桑（今河口）至益州。當時交趾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與今天的廣東、廣西、云南相接，漢太守錫光、任廷及漢族移民把當時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帶到越南，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東漢元和年間（84~87年）開通了石峽槽，從賁古（今蒙自一帶）下湯泉（今屏邊縣零開）通往古涌步（今河口田房村），沿紅河水道入交趾，保持民間往來，進行物與物的產品交換。南詔時期，在今天河口田房村開賈涌步（水陸通商口岸），加強了與越南邊境邊民的往來。1743年（乾隆八年），清政府在開化府的馬白（今馬關）設稅所，同時在河口設汛，特準邊民商販往來。越南商販沿紅河上保勝，經河口鎮沿湯泉（今屏邊）至蒙自，達拓東（今昆明）。往來的中越兩國邊民原本同屬一個族群，民族國家出現后，邊界線把他們劃為兩個不同國家的公民。這些公民大都屬于少數民族，河口幾個互市點以少數民族世居為主，老卡互市點邊民以苗族居多，紙廠互市點以布依族、瑤族為主，壩灑互市點是壯族為主體，壩吉互市點以瑤族為主。因此，每年三月三的苗族采花山，每年10月16日的瑤族盤王節，壯族七月半等傳統節日期間，中越兩國邊民都會在互市趕集時邀請對方親朋好友參加。遇到老人去世、小孩結婚、喬遷新房等事情也通知對方親友來參加。邊民頻繁的走親訪友增進了兩國人民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相處，有利于實現邊境的長治久安。另外，在互市點實現了商品交換的同時，促進了各族人民的情感交流。由此可知，邊界具有“斷開”和“隔離”的政治屬性，把山水相連的河口和老街的相隔開來，相反，互市具有“中介”和“連接”的自然屬性，互市的出現聯接了境外國家。依托互市這種自然屬性，以及中越之間不斷擴大開放，河口—老街邊民的民族情感、社會文化、節日習俗等交往越來越緊密，形成了邊境線上少數民族命運共同體。
（三）資源轉化——富民通道
河口與越南山水相連，東漢時就已有貿易往來。唐代的步頭路，經河口與越南交往一直沿用到清末。1895年河口開埠通商，設立海關分卡，進出貨物迅速增多。在地域偏僻、封閉式的邊境環境里，邊民習慣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產生活模式。他們極為珍惜土地，將身邊每一寸土地盡可能地加以利用，如居住河口壩區的壯族善于耕田、種植水稻，居住山上的苗族則善于種植玉米、麥子等雜糧。河口的邊民普遍重農但并不抑商，平日種地，遇到圩日便積極趕集以滿足日常所需與增加經濟收入。邊民即使每周只趕集一次，都需要提前若干天準備貨物，如中草藥的挖掘，邊民的勞作周期被無形延伸。參與貨物交換的越南邊民90%以上均為家庭婦女，她們往往沒有固定工作，互市貿易的收入尤顯難能可貴。這些婦女當中多為少數民族。苗族婦女習慣攜帶越南的煙絲與銀飾，而瑤族婦女攜帶玉米、棉花、野生菌，傣族則攜帶竹筍、土布等。在她們眼里，所售貨物不僅是她們的勞動果實，還成為她們人生意義與生活價值的重要標桿。因此，互市成為河口—老街邊民經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邊民在日常交換中也逐漸提升經濟意識，如貨比三家，尋求性價比高的貨物。1989年3月，老卡邊民互市正式恢復后，有經濟意識、生活相對寬裕的邊民在互市點上蓋起了商鋪，尋找越南邊民商機。截至2016年12月，老卡互市點開設了4家飯店、5家旅館、11家小賣鋪、3家卡拉OK、2家汽車摩托車修理店、1家美容美發店、3家冷飲店和1個斗雞場。
近年來，邊民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提高。老卡村寨的石棉瓦頂房變成了鋼筋水泥的小洋樓，泥濘不堪的土路變成了硬化的水泥路，現代家電家具走進了民宅。村民以前靠人力、馬力搬運貨物，為了不耽誤趕集，往往天沒亮便開始出發；如今老卡村村民家庭普遍擁有摩托車或者面包車，目前，8輛客運面包車、4輛貨運大卡車往返于老卡—花龍口岸—老卡之間從事客貨運輸，貨物流通極為方便，甚至在互市周圍時常出現堵車現象。筆者調研時發現，河口幾個互市點對越南出口貨物以日用百貨、針紡、小家電為主，農產品以大米、水果（柑桔、蘋果、梨等）、蔬菜（大蒜頭、洋蔥、馬鈴薯、蘿卜、胡蘿卜、蘑菇、蔬菜罐頭以及其他加工蔬菜等）居多；日用百貨以服裝鞋帽、油鹽、火機火柴、藥品、電器居多；生產用品以農藥、化肥、飼料居多。反之，從越南進口貨物則以中藥材、玉米、礦產品、橡膠、草果、木薯、食品、稻谷、水產品、野生蔬菜、家具、農具居多。由此可見，中越雙方出口與進口貨物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能在較大程度上滿足邊民的日常所需。而這種日常需求互補性，主要源于越南邊民到河口境內互市點的距離比他們到本國集市的距離相對要近，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到河口境內互市點購買中小電器、家具及其他日常用品。部分邊民，隨著資本的積累，生意圈擴大，已不滿足于傳統原材料或簡單加工的商品交換，他們逐漸將視角放在加工技術的學習，如制作有機綠茶，走“種植—采摘—加工—包裝—銷售”的鏈條服務。有些邊民還積極利用網絡銷售的渠道，由“被動銷售”轉為“主動銷售”，商品銷量明顯上升。據河口海關統計，2011年河口互市貿易額為2.89億，貿易量101336噸，交易人數達36125人次。截至2017年6月，河口進出口互市貿易額達54.7億，進出口貨運量達279.9萬噸，出境人員206.5萬人次，互市貿易正成為河口邊民致富的重要途徑。
四、邊民互市與邊民互惠：河口邊民互市的特色
自始至終，互市是以便民、快速、直接、高效為指向，借助邊民聚落的先天條件，積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體現出其作為通道區位優勢。在滇越邊境特定的環境下，互市貿易與邊民互惠是一種復雜的、多樣化的社會交換?；ナ幸恢鄙畹眠吘忱习傩盏臍g迎，原因在于互市提供的既是一種特色資源，又是一種互惠交換。由于邊界“斷開”和“隔離”的政治屬性，邊民有了不同的國家身份，具有不一樣的價值體系，彼此往來時要遵循“雙贏”互惠原則。馮必揚教授認為：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是社會交換的兩種基本類型。筆者在調研時發現，河口邊境的互市交易是介于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的混融，同時呈現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的特點，具體表現為物物交換與貨幣交換并存、情感交換與利益交換并存、道德交換與契約交換并存、民族交換與他者交換并存。
（一）物物交換與貨幣交換
所謂人情社會，通常以物與物交換為表現形式，是一種模糊、延時回報的交換。河口互市的物物交換，是指交換雙方達成物品與物品的直接交換，中間無須交換媒介的交換形式，通常用于小物品交換。而契約社會，通過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方式，是一種精確、共同協商一致的交換。河口互市的貨幣交換，是指交換雙方達成物品與貨幣的交換，貨幣充當交換媒介的交換形式，通常用于大物品交換。河口邊民互市貿易同時存在物物交換與貨幣交換兩種交換形式。由于河口對岸的越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越南邊民習慣以當地特產，即原材料作為主要交換物品，如中草藥、家禽鮮肉、農副產品。而中國邊民除當地特產外，還涉及日常用品、五金雜貨、電子產品等加工產品。因此，兩國邊民的產品具有較大的市場需求和互補性。一般而言，河口老卡互市點的邊民不習慣貨幣交換，一方面由于轉換本國貨幣的流程繁瑣，另一方面邊民儲存的貨幣并不充裕。換之物物交換，雙方只要達成交換意向即可。2017年2月，筆者在老卡互市點調查時發現，越南邊民用2只土雞換中國邊民1匹布料、中國邊民用5公斤米換越南邊民1袋中草藥，整個交換過程極為簡單，連稱重、找補零錢環節均省略了。此外，物物交換隨意性強，邊民無須固定攤位，趕集時發現意向物品便可直接上前與對方搭訕、邀約交換。因此，互市趕集日往往呈現出一片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的景象。當涉及以貨幣為中介交換時，則以人民幣為通用貨幣，雙方邊民在交換前就做到了購買力的估算，如30元的人民幣能換約1.5公斤重的老母雞或若干斤的辣椒、鹽巴，以此類推。
由此可見，物物交換并不意味著原始與落后，貨幣交換也并不意味著現代與先進，兩者是一種互補關系，均成為互市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交換形式也不應成為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的分水嶺。相反，物物交換是收入偏低的河口邊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做出的一種理性選擇。當地邊民不必過分焦慮手中現金的不足，甚至遇到紅白喜事，他們習慣通過實物贈送的方式以解決燃眉之急，如贈送2只雞或幾戶人家合送1頭豬即可。物物交換形式根植于邊民的日常需求，已然成為邊民的一種生活軌跡。
（二）情感交換與利益交換
人情社會的交換是熟人之間的交換，而契約社會的交換是陌生人社會的交換。河口紙廠互市點生活著苗族、壯族、瑤族、布依族、傣族等多個跨境少數民族，同一個民族分屬于不同國籍，但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信仰等心理特征與行為模式均大同小異。究其根源，越南的許多少數民族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中國遷徙過去的，雙方邊民之間并無太多隔閡。遇到紅白喜事、節假日或農忙階段，他們的交往則更為頻繁。從某種程度而言，邊境村落屬于傳統的人情社會。在邊民的日常生活，互市交換不僅是一種利益交換，更是一種情感交換。
案例2：熊蘭，女，38歲，河口縣橋頭鄉老卡村人，苗族。她父輩兄弟姐妹5人，全部生活在越南老街省猛康縣。1967年8月，因特殊的中越關系，她父親熊國華帶著新婚不久的媽媽來到了河口橋頭鄉，而其他親戚都留在了越南。因此，在互市趕集時遇上越南過來的堂弟、堂妹等親戚時，彼此都會噓寒問暖、閑聊、互相問候。比起越南的親戚，熊蘭家境相對殷實，臨別時，熊蘭都會蔣自己家養的雞、鴨或買點日常用品贈送對方，越南來的堂弟、堂妹也留下些中草藥給熊蘭，以示回報。（訪談時間：2017年2月21日）
熊蘭現象在河口互市非常普遍，他們在整個互動過程，既將自我心意告知對方，又通過物品交換給家人有個交代。這種半買半賣的交換形式，難以道清哪方賺或哪方賠，或許這次姐姐賺而下次弟弟賺。因此，從長遠來看，交換雙方依然是平等的互惠關系。再如傣族小伙在集市上遇到遠房親戚，簡單寒暄后也會實現足金足兩的實物交換。而在相對陌生的邊民之間，不需要熱情交流甚至簡單寒暄，直接進入討價還價的主題。
綜上，在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折射下，邊民之間糅合感性色彩與理性色彩。對于熟知邊民，互市的情感交換往往是一種顯功能，利益交換往往是一種弱功能；對于陌生邊民，互市的利益交換往往是一種顯功能，情感交換往往是一種弱功能。在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混融的邊境地區，互市實現著情感交換與利益交換并存的兩極格局。
（三）道德交換與契約交換
人情社會的交換是依靠道德約束的交換，而契約社會的交換是依靠法規約束的交換。河口的邊民互市是情感與利益的共同體，互市秩序依靠道德約束為主，法律約束為輔，主要體現在誠信交換和協商解決矛盾糾紛兩方面。誠信交換，是指本著講信用、不欺騙對方的原則進行交換。邊民在交換過程中極少出現使用假幣、缺斤短兩等不法行為。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能將誠信交換簡單歸功于邊民守信，誠信交換還體現在非互市現場交換，即雙方在上次趕集就直接約定下次的交換，交換時間、交換地方均具有較大的隨機性。邊民通常會預約在下一次互市趕集日的某時、在某村寨的山腳或山腰直接見面交換，如山上的越南哈尼族背著采摘的蔬菜、水果直接到壩區的傣族村進行物物交換，實行5個茄子換取半公斤稻米諸如此類的等價交換。這樣的非現場互市交換廣泛存在于跨境民族之間。隨著非互市交換的次數增多，邊民之間的信任感也逐漸增強，同時還容易滿足雙方的定向供需。協商解決矛盾糾紛，是指雙方本著平等、互諒的原則處理交換過程中出現的不愉快。由于互市是自發性的民間交易場所，交換原則雙方較熟知，因此發生糾紛的機率極低。偶遇糾紛時，語言相通的旁人往往會主動介入調和，雙方各讓一步，矛盾則不攻自破。一般發生交易糾紛的人群往往是外地商販與當地村民之間，主要源于交換成本過高、語言不通。為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外地商販選擇委托當地邊民收購貨物，因此互市始終能保持相對和諧的秩序。
（四）同族交換與他者交換
在邊境地區由于少數民族較多，支系繁雜，民族語言盛行，進行互市貿易時，邊民更傾向于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無障礙的交流。因此，在交換性價比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邊民往往優先考慮本民族，如壯族與壯族、瑤族與瑤族、苗族與苗族之間的交換。但這并不意味著邊民懷揣排外心理，而是市場交易的一種“語言紅利”。如果語言不通，交換雙方需要邀請熟悉兩種民族語言的旁人進行翻譯，從開始砍價到最終成交，過程相對比較繁瑣。由此可見，具有語言優勢的邊民，他們之間會進行無隔閡、無障礙地交流，成交率往往較高。邊民民族意識還體現在服飾方面。在互市趕集場上一般可以通過服飾判斷對方的民族身份和國籍，這主要源于各族人民的長期交往與特有的民族服飾風格。如瑤族婦女偏向于穿著寬松、長至遮掩臀部的上衣，突顯內斂、掩飾的服飾風格；傣族、壯族等民族的婦女則喜歡穿著緊身、露臍的上衣，突顯外向、暴露的服飾風格；苗族婦女則偏愛于銀飾，服飾顏色較為單一且多為黑色，頭發上插著雪亮的銀簪，脖子上掛著銀項圈等。而越南人也明顯區別于中國人，如他們的皮膚偏黑、嘴唇偏厚、顴骨突顯。從服飾而言，男子多穿褪色的綠色制服，女子則頭戴白帽，身著花紅上衣，下面穿一條寬松的黑褲。此外，越南人喜歡穿拖鞋，趕集時往往穿一雙人字拖鞋等。另外，邊民還可通過身材、說話風格、所賣貨物等途徑辨析對方的民族身份。但邊民極少有“他是越南人，我是中國人”的國家意識，而有著“他是瑤族，我也是瑤族，我們是一家人”的民族意識。舉例而言，在兩個相隔不到千米的村落，村民均為壯族，均為同一姓氏，實際上為同一宗族，只是邊界將他們劃分到兩個國家，有著不同的國籍身份。再如，基于路途遙遠，越南人經常提前一晚趕至老卡互市點，投宿親戚或好友家，甚至將沒有兜售完的貨物儲存在老卡村，以備下一次趕集時繼續出售等。由此，國籍并不能成為邊民親密關系的分水嶺。當然，這并不代表邊民缺乏國家意識。對比中國邊民，越南邊民的生活水平相對低下。在日常閑聊話語中，越南邊民往往發出感慨，羨慕中國的經濟秩序與政治秩序?；ナ羞€成為越南婦女嫁到中國的路徑與跳板，有些未婚少女甚至已婚婦女通過互市結識中國男人。
案例3：CYF，女，30歲，越南老街省猛康縣人，苗族。未婚時經常到猛康、紙廠互市點趕集，2005年3月與紙廠村村民HFY（男，38歲，苗族）相識，兩人于2007年4月7日結婚，生有一男一女。（訪談時間：2017年2月22日）。
由此可見，交換的“禮物”既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貨幣；既可以是情感交換，也可以是利益交換；既可以是熟人之間的交換，也可以是陌生人之間的交換；既可以是依靠道德約束的交換，也可以是依靠法律約束的交換；既可以是模糊的交換，也可以是精確的交換。折射出邊境地區特殊的人情交往模式，當地社會偏向于人情社會時，社會交換呈現更多的是傳統模式交換，相反當地社會偏向于契約社會時，社會交換呈現更多的是現代模式交換。但不管是哪種交換模式，邊境村民的互市并沒有因為兩國關系的緊張或平和而中斷，相反一直持續下去，也并不能由其他現代貿易模式所替代，因為這是一種民間需求，更是一種民間文化。
五、結語
在回顧河口邊民互市和城鎮化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古代臨開廣道到今天的河口—老街跨境經濟合作區的設立，政府逐漸重視邊境地區的開放、開發和管理。在獨立的民族國家產生后，邊境地區作為國防的最前沿，處于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會加大對邊境地區的管控，其中，聚集各種要素推進城鎮化建設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做法。河口是官方打造口岸型城鎮發展的試點，口岸型城鎮的設立，河口具備了擴大開拓越南市場的政策保障。將邊緣封閉的河口經濟從內向型向開放的外向型經濟轉變，末梢成前沿，打造沿邊開放的新高地，使其成為邊陲重鎮。口岸型城鎮和互市都是因為國家之間邊界的產生而出現。從時間軸上看，相比年幼的口岸型城鎮，河口的互市產生的歷史源遠流長?？诎缎统擎偟耐七M為河口帶來了“道路縱橫，高樓林立”的新面貌，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卡、紙廠、壩灑、山腰、壩吉等幾個主要互市點的基礎設施。但從總體來看，河口互市依然是“犬深巷里，雞鳴桑樹顛”，互市點的經濟結構、資源結構、產品結構、交換模式幾乎沒有改變，仍然處于中國的日用品換越南農產品的傳統小額貿易階段，邊民的生活處于以人情交換為主要類型的社會。因之，深化內陸沿邊開放，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應減少邊境屏蔽效應的影響，提升邊民的幸福感、獲得感，不僅需要推進口岸型城鎮的發展，而且需要完善互市基礎設施，放寬互市發展的各種限制，使口岸與互市充分發揮各自功能，共同促進河口城鎮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曹貴雄，紅河學院副教授；黎瑩，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在讀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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