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閱讀十九大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聯系親歷農業農村改革40年的進程和近20年從遠郊山丘區到省城郊區居住的觀察和思考，湖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任務之一，似應包括讓資本下鄉“圈地”。
“圈地”一詞是外來的，但在中國一直被賦予貶義，在原產地英國卻是依法圈圍公有地。馬克思筆下的“公有地圈圍”（簡稱“圈地運動”）和“清掃領地”是一個同義詞，他就此得出的著名論斷是：“從亨利七世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這樣無情地處理過傳統的農業關系，都沒有創造出如此適合自已的條件，并使這些條件如此服從自已支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264頁，或《馬恩全集》第26卷，第二冊，263—264頁）。英國土地制度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純之又純（非國有即集體）的土地制度不同，英國的絕對產權制度并末建立，直至現在，英國仍有15%的公有土地（加藤弘之、吳柏均著《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429—430頁）；圈圍的是敞地、公地、森林地、沼澤地和其他荒地，主要的圈占者是鄉紳，圈地運動基本上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的。早在13世紀，英國就頒布了著名的《默頓法令》，“授權莊園領主圈占自由佃戶不需要的荒地”，開始了圈地運動的法制進程，協議圈地、私法圈地和一般圈地法圈地，構成英國圈地過程中的主要方式。但到18世紀開始的時候，英格蘭3/5以上的耕地仍未圈圍而處于敞地制下，18世紀初至19世紀中的一百多年間，隨著城市工業進一步發展，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通過議會立法使圈地合法化。隨著1701年條播機的發明，開始了農業生產技術革命，圈地運動才深入進行。18—19世紀，英國議會通過4763件有關圈地的法案，共批準圈占 269萬公頃共耕地和公有地，圈地作為一種運動業已結束。（南京大學教授沈漢著《英國土地制度史》，學術出版社，2005年第1版）
筆者試著把“圈地”一詞的中國意義定義為：讓各種資本進入農村，依法而長久流轉農民承包的土地經營權以及國營和集體直接經營和閑置的土地，用于發展現代農業，提供優質農產品，獲取資本及其經營收益，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之一。并套用馬克思的上述句式展望中國資本下鄉“圈地”的前景，即資本下鄉“圈地”將在中國大多數地方都不曾這樣平緩地處理過傳統的農業土地關系，都沒有創造出如此適合現代農業的條件，并使這些條件如此服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支配。
資本在湖南“圈地”的時間是比較早的。朱昌琳（1822—1912），長沙人，在經營米、鹽、茶和銀錢獲利后，在今南縣和安微南陵縣購買農地十萬余畝，在長沙征集農民百戶前往耕墾。聶緝槼（1853—1911)，衡山人，曾國藩的小女婿，歷任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總辦、蘇松太道臺（上海道臺）、浙江按察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湖北巡撫、安徽巡撫、浙江巡撫，創辦私有上海恒豐紡織新局。他于1904年以三千余緡（1緍＝1000文）墾照費，在洞庭湖南洲一帶領淤田4萬余畝，又收買鄰近土地1萬余畝，總面積達5萬余畝，1904—1915年的12年間，從上海恒豐匯湘資金不下60萬元，用于購買土地、排澇和筑堤等工程，1920年正式成立管理機構，約有職員30人，工人40人，職員每月底薪20—50元，工人每月底薪約10元，催頭每月底薪約10元，協理每月底薪約140元，稽核及工程主任、總管等高級職員月底薪約50—100元。院內農民直接向院主租佃土地的約有2000戶，包括轉租戶在內約有3000戶。農業收益后，反過來回報恒豐糧款20多萬元，為恒豐在上海擴建新廠房和投資其他產業提供支持。（《湖湘文庫·湖南近代實業人物傳略》，中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版）
讓資本下鄉“圈地”，也是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的題中之義。鄉村振興戰略與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存在著實質性的區別。1980年代初農村第一輪改革集中到一點，就是集體土地在經營上是“分”還是“不分”，它并不改變1962年定型后延續二十多年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也不改變土地集體單位（即原生產隊，現村民小組）的地理區劃和成員，更不改變數千年形成的農業生產由勞動力加畜力以及“交足國家的（稅費）、留足集體的（地租或公共積累）、剩下都是自己的”“多了賣，少了自己吃”的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改革的主體出自億萬農民，急切承包到戶的億萬農民，不用層層發動，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一個土地集體單位的承包到戶工作，便可一夜成行，正如當時高層總結的：“群眾創造，領導總結；群眾再創造，領導再總結，不斷完善，不斷發展”。
與1980年代初農村第一輪改革比較，鄉村振興戰略則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除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所有者集體單位的地理邊界及其成員不變外，其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徹底打破了原土地集體單位的城堡，為資本的進入打開了缺口；以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為起點，即使會長期存在的小農戶，也不得不“有機銜接”到現代農業上來，否則，寸步難行；新一輪變革離不開農民，但其主體卻主要不在億萬農民之中，而在于資本、技術、市場等現代農業要素的持有者，且沒有黨和政府的到場，則一事無成。有人說，鄉村振興的重要條件是人、地、資本。但是，這三者卻不在一個平面上，只有有了土地承載的資本，才能有效地承載職業農民、科學技術以及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梢哉f，鄉村振興道路千萬條，資本下鄉“圈地”是第一條。舍此，就不要侈談農業農村現代化。這絕不是個人的激奮之言，而是現實存在的客觀規律。我們也常說要發展“實體經濟”，資本到農村“圈”到了土地，也就“圈”到了一個最實在的、永不衰敗的“實體”。
目前，大量資本早已擠在農田的門口，如同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只要開門，資本便會蜂擁而入；日見增加的“承包有權，所得無益”（即農民遠走他鄉居住就業后，特別是父祖輩逝去后，回鄉打理承包地的往返旅差費抵不了土地的收益，但又不忍心放棄承包權）的進城農民，急待承包地的長久流轉；多樣化、優質化農產品需求日益增加；農業投資收益率不斷走高，等等，資本下鄉圈地可謂是萬事俱備，只待主體到場。
持續的資本下鄉“圈地”運動要實行法律政策體系先行，“圈地”的規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取決于各種生產要素的合理比例，以要素的配置達到獲得最佳經濟效益為標準。
正在此文成篇之際，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同志在2018年4月3日的人民日報以《奮力譜寫新時代鄉村振興湖南篇章》為題撰文，提出“不斷激活農村資源要素，匯聚全社會支農助農興農力量”。湖南如能為此而首先形成一個資本下鄉“圈地”的政策體系，報請先行，取得經驗，這將是鄉村振興湖南篇章的得力之作。
作者劉放生為湖南衡陽縣委宣傳部退休公務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論道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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