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探究個體名聲效應嵌入到農村集體行動后不同主體間的博弈行為，利用博弈論的研究方法，對個體農戶和農村合作社組織的合作博弈均衡機制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限制成員退出而構成的重復博弈環境下，只要建立起合理的監督與懲罰機制，名聲效應會對合作社成員和農民個體的機會主義行為抑或是搭便車行為形成有效約束，從而促成農村合作社組織以及農民個體之間的良性集體行動。
關鍵詞：名聲效應；集體行動；重復博弈；個體農戶；農村合作社組織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傳統農村在城鎮化、工業化不斷推進的當下中國處于一個不斷消減的過程。中國的自然村2000年左右約有360萬個，而到了2010年則只剩270萬個，平均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個到100個。此外，現階段鄉鎮政府的“懸浮型政權”的特點，農村集體行動所需的人、物、財等均具有局限性，與此同時治理手段的單一化困境，使得傳統農村社會的治理模式無法適應現階段農村社會發展的需求。但是，村莊集體行動的推進是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體現，倘若不加以有效運用，使其匹配于村民群體的客觀需求，其結果將阻礙農村集體行動的良性互動。集體行動是一種有選擇的公共行為，其目的在于實現和增進共同體的利益（如物質、名聲、信譽等）。Epple等認為只要存在集體行動，就會有陷入到其困境之可能，這緣于集團內部個體成員的理性選擇有可能造成集體的非理性行為。新制度主義學派認為調整和優化現行的制度結構以及政策體系設計有利于解決“搭便車”行為。事實上，基于農村場域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中國村莊有著其特色性的內源積淀與自治特點，那些試圖通過制度結構的再造來達到改善治理成效的方式也許無法適應“熟人社會”特征的村莊。但Guttman認為，依托于社會資本作用，將微觀層次的農民個體行為與宏觀層次的集體行動相互嵌入，并以整合與互惠為原則，實現個體與集體理性的相統一，最終會促成良性集體行動的達成。然則從經濟學觀點出發，上述觀點其忽略了集體內部成員的異質性（即經濟與社會性的差異），一旦出現“個體出力，收益共享”的現象，原先局面的固有均衡博弈局面將會被打破。正是基于異質性客觀存在的特點，有必要對研究的“農戶”加以界定，本研究所選擇的“農戶”是本合作社的建構和運營有較強主導性的精英農戶或者大戶。以宏觀視野觀之，在具有各種地域特征和不同文化習俗的中國農村，名聲是農民個體行動和策略選擇的隱性依據，而這亦是個體的無形資本。此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禮尚的傳統，而名聲是禮尚的現實“商標”，名聲效應在農村文化和社會資本中的活躍程度無疑是凸顯的。但是，名聲效應對于集體行動是一種什么樣的運行邏輯，同時又會對其與組織間的行為博弈呈現什么樣的特征？當下的中國農村又應當如何規避“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基于此，本研究擬從名聲效應這一充斥不同社會資本內涵的視角探究農村集體行動的邏輯，運用重復博弈方法來探求名聲效應下如何有效規避個體成員在農村集體行動中搭便車問題的行動邏輯。
1、分析框架
1.1理論基礎
中國多數農村相當程度上歸屬于典型的“熟人式”鄉土社會，熟人關系網絡有效地嵌入到鄉村治理的運轉過程中。伴隨以社會名聲來積累出個體以及集體性的社會資本是集體行動發生與發展的關鍵性要素。名聲效應對個體的激勵集中表征出自發性（Spontaneity）、累積性（Accumulation）以及非強制性（Non-Mandatory）等非正式支持特點，唯名聲效應能自發性地累積個體的社會名聲，并將此效應發揮出擴散功效。隨著時間的推移，名聲效應對個體以及農村合作機制的網絡關系產生了顯著影響。一是通過個體名聲的積累，從而達到抑制機會主義行為的效果。名聲也是熟人環境下的個體在長期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社會資本的外顯效果，其與當地的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是相互嵌入的；二是強化個體或者合作社成員之間的合作關系，在農民個體以及合作社成員的重復性交往過程中積累好名聲，以求獲得集體內部成員的認同感，從而形成一種合作式的力量，這不僅僅能夠起到激勵效應，還有助于促使集體成員通過重復性博弈來達成合作互惠性的選擇，從而尋求出可預期性的合作空間，最終建構長期合作關系。農村場域內的名聲是以農民個體的反復性互動來實現，以便于提升集團成員的認同感，強化社會信任感與外部意愿度，旨在進一步減少因不確定性行為而造成的外部性損失。Sproule等認為農戶個體以及合作社成員借助于名聲效應，增加成員內部間的信任度，降低社會交往以及集體行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當前農村合作社機制的建立與運行，尚未能有效促成農民個體與合作社成員參與到集體行動中。基于農村社會的熟人關系網，盡管部分成員有離開合作社組織的可能，其仍舊與合作社的內部成員有重復性的社會交往。
此外，社會支持的關注點集中表現為“基本和工具性的幫助、日常活動、情感支持，抑或是以信息和其他方式所提供的支持”。按照社會支持的主體劃分，可將社會支持分為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和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這兩者在支持的主體、內容和功能上的不同，如表1所示。不可否認的是，名聲效應一直內嵌于社會關系中，從有機整合到非正式支持都能主觀感受到這一現象。在勞動力外流普遍、親緣及代際關系日趨冷漠化和禮尚文化逐漸式微的部分農村，附帶非正式支持的名聲效應普遍薄弱。因名聲的個體和地域差異，政府支持以及政府外的非正式支持在社會關系網絡也表現出差異性，如果能合理名聲效應，就有可能撬動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其他支點，最終形成互益性的集體行動。
1.2分析框架的建構
在計劃經濟時期（1978年之前）以及分戶單干后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未能夠得到有效的理論證實，此外實踐中許多符合農村共同利益需求的集體行動也并沒有真實發生。除非利益集團人數很少或者存在強制性或選擇性激勵，否則想形成的集體行動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現實實踐中，在不存在強制或選擇性激勵的情況下，依然有一定數量的集體行動發生，這是經驗世界對理性選擇學派觀點的反駁，如征地拆遷導致的集體抗爭、環境污染導致的集體抗議等。近年來，在經濟和社會的協同發展層面，農民、農業合作社、村民自治組織之間也存在不少集體行動的困境，忽視這部分經驗事實顯然不利于理論研究的發展。隨著農業經營主體的多元化，集體成員規模發展到較大程度時，個人從合作集體收益中所能享受到的收益份額較少，個體成員享受的收益難以抵消個人在集體行動中所付出的成本。事實上，無論個體是否會為合作社組織出力，他/她亦能享受到場域內他人行動所帶來的額外收益，搭便車的行為自然成為場域內各成員的普遍性策略選擇。不過，利益集團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也并非無可能，前提是要存在強制性或是選擇性激勵。
須注意的是，社會人的經濟行為是嵌入到社會生活與社會結構之中的，而核心的社會結構是場域內人們的社會網絡。Stigler等認為，甚至在某些時刻嵌入到“強關系”之中，使得社會資本（名聲、信任等要素）能夠成為規避“搭便車”行為的有效之道。此外，當人處于一個利益集團性質的社會網絡之中，其價值觀念會發生諸多異變。從家庭或教育灌輸的價值觀念以及社會強有力的道德約束與倫理法則會限制個體的行為。如林毅夫所言，當個體信奉意識形態并按照這種形式形態來要求行事，最終會帶來比較“虔誠”的效用商品，而這種效用能夠補償信奉者因減少搭便車行為所付出的成本，從而使意識形態具有克服搭便車的社會功能。綜合上述理論分析的結果可知，利益集團內部所發生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問題不一定如奧爾森所言的那樣普遍。對于農村場域下的集體行動而言，有效規避搭便車的手段也并非僅有強制或選擇性激勵，社會資本、意識形態等亦可成為治理“搭便車”的有效機制。基于當下農村區域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農村集體行動自然表現為動態性、多階段的鏈式發展過程。上述的理論闡述僅存于靜態分析，限制了農村集體行動的詮釋范圍與深度。為此，可以把名聲效應作為一個可觀察的變量要素，本研究試圖建構一個關于“農村合作社組織—農民”參與集體行動的理論分析框架（圖1）。
2、重復博弈下名聲效應與參與集體行動的關聯
集體行動的達成有賴于個體農戶與合作社之間的合作，社會性契約在此扮演著不可或缺之效。對個體而言，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或是信息不對稱性以及法理知識上的局限，僅依靠法制和外部監督難以構成強制且有效的履約機制。因此，有必要尋求出一種公開且便于執行機制之外的要素來保障農村社會發展的常態化，由重復博弈與關聯博弈所形成的名聲效應，能夠有效保障農村關系型契約的自我實施。
2.1基本假定
1）農民合作社組織存在一定的進入與退出機制，并在可見的時期不會出現解體現象，換而言之博弈是在基本固定的個體之間進行，是無限次的博弈過程。
2）參加農民合作社組織的類型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誠信可嘉的農戶（θ1）；另一種是機會主義者（θ2）。一般而言，誠信可嘉的名聲效應比較明顯，選擇合作與整合的機率比較大；而機會主義者的名聲相對較差，選擇搭便車的行為可能性必然多一些。
3）單個農戶而言，作為誠信者的可能性為p（θ1），作為機會主義投機者的可能性為p（θ2）。而農民合作社組織成員的行動集合為{合作（以A1表示），搭便車（以A2表示）}，合作社組織的行動集合則是為{正評價，負評價}。
4）比較守誠信的農戶選擇合作的可能性為α，即有α=p（A1θ1），為此搭便車的可能性即為1-α=p（A2θ2），而對于機會主義者選擇合作與整合的可能性是為β，則有β=p（A1θ2），搭便車的可能性則是為1-β=p（A2θ2）。一般意義來看，誠信俱佳的個體農戶會比機會主義者認同并參與集體行動（即公共品供給）的可能性更大，即為α>β。假定農戶的名聲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式中：R表示名聲效用水平，X表示除了名聲以外對個體農戶效用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此外，名聲水平與外部效應之間呈現出連續性。換言之，證明其導數是存在的，且一階偏導大于零，現實意義在于農戶的個體效用會隨著名聲效用水平的提高而提升。
2.2博弈過程
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條件下：1）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各方利益主體無法全獲知他者的私有信息，且每個農戶都是相互獨立的。因此，個體之間只知道自身的行為類型，卻不知其他農戶的類型。不過，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對他者的信息有所了解，能知曉該農戶類型的可能分布，且易獲取場域內部的“自己人”分布狀況。2）農戶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選擇具體的行動，在采取行動之前會預判合作社組織針對其行動而采取的相應策略。個體倘若采取合作性行為能夠保障集體行動的有效性，同時亦會增加場域內的集體利益，因此農村合作社組織的評價值會趨向于正值。但Twight等人認為，一旦所采取的行動策略是搭便車行為，就會造成農村公共品的外部性問題，集體福利會降低，最終的結果是負向度的評價。因此，農村個體農戶的行動策略選擇會引起下一個周期的名聲水平變化，最終會因名聲效應變化而形成新的博弈。3）在與其他方受益主體達成集體行動之前，合作社組織無法確定個體的類型。但依據前期的社會認知與接觸，得到該農戶是值得信賴的可能性是p（θ1）=p0，機會主義的可能性為p（θ2）=1-p0，且0 2.3博弈中的“精煉貝葉斯均衡” 針對個體農戶的行為策略選擇，農村合作社組織會對可能的策略選擇做出貝葉斯修正： 1）倘若個體農戶的策略選擇為合作，則依據貝葉斯法則，可計算出個體農戶所值得信賴的可能概率為： 依據前面的假定，可以得到p（A1|θ1）>p0。這說明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會得到應有的正向評價，其名聲效應水平會有所上升。 2）而農戶若選擇以搭便車的心態參與到其與合作社組織的集體行動之中，所信賴的可能概率為： 同理可得，p（A1|θ2） 3、多維要素條件下名聲效應和重復博弈的影響 重復博弈發生在農戶和合作社為主要的交易場域內，但經濟行為及社會交易內嵌于場域內部各個行為主體的社會網絡。由此，各方行為主體既要參與到交易場域中的經濟博弈過程，又要融入到社會博弈，兩類博弈之間存在相關關聯，當一定條件下，兩類博弈自動轉變為關聯博弈。日本學者青木昌彥認為，在獨立條件下，關聯博弈能夠使原本苛刻的激勵約束條件自動轉變為寬松條件。因而在博弈過程中，農村合作社中個體成員的名聲效應在社會交往過程一旦達成，其所獲得的社會資本也能逐增，例如他人對其的贊賞、社會尊重以及社會歸屬感。而如若個體成員的信譽喪失，被他人所排斥的可能性增加，本該屬于其本人的社會資本將隨之而殆盡，因為這一行為的后果將給個體帶來非必要性的損失，例如被其他人疏遠、交際孤獨以及所需要幫助時卻得不到幫助。因此，在交易域中的經濟博弈過程中，參與主體為了獲得博弈收益，將會努力建立必要的社會名聲和自我約束，便于與其他成員形成合作式行為。 3.1博弈過程 假定個體參與合作社組織的經濟博弈過程中所需要支出的成本為C1，從有效且成功的集體行動中所獲得收益為V，搭便車行為就將會降低其組織的集體福利，設定這將使得單個農戶收益平均減少v。而個體農戶參與社區博弈每期需要支出的成本為C2，獲得社會資本受益為Ns，設定Ns-C2=Δv>0，這說明個體在社區博弈過程中每期都能得到一個正向的凈收益。但倘若個體被其他成員或是合作社組織所排斥，則會給個體帶來相應的成本。合作社組織在博弈前，其關聯博弈的擴展式可用圖2來表示。 其中：N是農村社區中個體的數量，（N-1）是排斥搭便車的個體參與社區博弈的農戶數。Δv是農戶在每期社區交易中的凈收益，C4為社區與搭便車農戶繼續合作的損失。 本研究主要采納后向歸納法來尋求出此關聯博弈的均衡解： 1）個體農戶的行為取決于集體行動中其與合作社組織的合作情況，從而采取相應的博弈策略。倘若農戶在合作社組織的博弈過程中選擇合作行為，則社會交易達成；而一旦選擇“搭便車”行為，將該個體驅逐出，以此來避免名聲的再次損失。 2）個體農戶在預期到社區對自身博弈過程中行為的回應，也會做出多項策略選擇。在關聯博弈過程中，合作的總收益大于搭便車行為的總收益，個體才會選擇合作。此時，其激勵相容條件是為V-C1+Δv>V-Δv-C3，即v+Δv+C3>C1。由于增加了社區博弈的凈收益，它放寬了在非關聯博弈下合作社組織關于經濟博弈的激勵相容條件，同時也增加了個體與合作社組織博弈中選擇合作的可能性。只要農村社區博弈的收益足夠大，就會使得v+Δv+C3>C1成立，則（合作，交易）必然是一個精煉的納什均衡選擇。 3.2退出權與名聲效應 在集體行動中要實現名聲的積極效用，必須使重復性博弈發生正向積極效應。而在農村，無論是合作社、個體農戶還是村級組織等，重復博弈能否順利進行與內部個體成員的退出權直接相關。可以顯見的是，退出權決定了主體之間博弈的類型，如單次或重復博弈，在一定程度都影響了后續的博弈均衡。合作社的存在有利于提升利益集團的集體行動效率，而一旦成員在行動過程中產生偷懶甚至退出的行為和策略選擇，就會使得組織的集體行動陷入困境，自然也就毀壞了前期達成的合作協議。正是這部分成員的自由退出，使得集體內部的博弈成為單性博弈，而這種博弈對個體成員而言不會產生任何威脅，但會導致組織陷入到集體行動的困境而使得合作趨于解體。如果不發生上述境況，Uetake認為只有將個體成員退出的可能性降到極低，提高退出成本，成員的偷懶行為或者退出才會被遏制，而這時雙方的策略選擇就構成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當每個成員都將退出作為懲罰偷懶者的戰略時，此時每次博弈就達到“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因此退出權作為一種威脅策略的選擇被認為是可行的。為了保留個體成員能夠自由退出集體行動的權利，需要約束和懲罰“偷懶”特征的個體。盡管這一觀點在現行農村具有解釋力，但是在實踐中很多問題仍有牽強之處。為了懲罰偷懶成員的退出，個體就將會承擔退出所帶來的成本，而如若是受益，卻是眾人所共享。對此，筆者認為行使退出權懲罰偷懶者的集體行動在當下中國農村場域中難以實現，最終有可能致使懲罰變得“不可信”。同樣，沒有人會理性到因擔心自己偷懶而導致其他合作成員的退出，最終造成整體性的合作局面被解構，原因在于對偷懶者最嚴厲的懲罰方式無非是恢復到“個體單干”模式。相比而言，本研究認為限制農民個體的退出對懲罰偷懶者更具有可行性。在保證農民個體退出權的境況下，單階段博弈演變成重復博弈的條件將不再具備。如限制農民個體的退出，過于自私且名聲較差的偷懶者，就會在重復博弈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這種威脅就會迫使成員盡可能選擇與他人合作而不是偷懶。倘若施以強制性手段來限制個體退出組織，這不僅與政策相沖突，還與個體自身的行動意愿相背離。在此情況下，農村合作社組織要實現內部重復博弈，必然要建立在名聲效應機制的作用下，積極博弈從而促成集體行動的順利進行，但要施以有效手段來增加因退出而產出的額外成本。 3.3監督、懲罰與名聲效應 合作社能夠成功的關鍵性要素在于成員之間達成可信度的名聲，而這基礎不僅以道德來維系，還需要有組織外部的有效監督。在機會主義的假設下，外來監督對集體行動的參與主體約束尤顯得不可或缺。事實上，組織內的監督往往并不完美，緣起于監督所內生的正外部性特質。Ostrom認為“在存在個人監督者的情況下，相對成本與收益的配置肯定與原先的配置有所不同，后者的監督成本較低，或者個人的收益較高，抑或是兩者都將存在”。因此，對于合作社組織而言，要達成集體行動，必然要解決監督問題的經濟技術手段，以防止組織內部監督陷入困境。Hosmer認為組織需要共同的社會化和對利他主義的選擇來降低監督成本，同時要保證名聲效應能夠有效發揮作用，還要在組織成員之間將監督所獲得的信息資源相互傳遞，促使這種欺騙行為成為組織內部的公共信息。由于個體的名聲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表現為正外部性，因此也往往是并不完美的，因此需要在組織內部建立專門的成員名聲信息傳遞單元，或是委托獨立的成員個體，來擔負起內部成員行為和名聲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對外披露。除了建構和尋找名聲信息的傳遞主體之外，還需要著手建構名聲信息傳遞網絡，這或許能成為社會失序中名聲機制發揮作用的有效載體。 名聲效應建立在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的基礎上，倘若失信得不到應有懲罰，就會降低欺騙者或偷懶者的失信成本，也會進一步引致欺騙的違規行為，最終或許會瓦解組織。為此，要實現名聲效應的發揮，必然需要建立出失信的懲罰機制，并且這種機制能夠將名聲資本的損失加給企圖偷懶或是具體機會主義傾向的成員，從而改變失信者的預期收益，使得它們會選擇合作策略。然而僅有相應的懲罰措施是不足以達成比較合意的結果，同時還需要保證懲罰是分級的和懲罰威脅的可置信性（Reliable）。采用分級的懲罰對非合作者進行應有的制裁，可以避免在變化和不確定的環境中僵硬地執行統一規則可能產生的較高成本。在保證懲罰靈活性的同時，對不合作者的懲罰還必須存有可置信的。基于此，組織內部的懲罰必須及時執行，否則失信懲罰將有可能變成可置信的威脅。 3.4內化價值、組織認同與名聲效應 Bickerton認為，囿于監督機制的不健全以及信息的不完備，建立在顯性規則上的外部懲罰機制對成員行為的約束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通過成員自我約束的內化價值可以較好地彌補這一缺陷。基于內化價值所形成的組織認同，成員不僅受到自身行為和其他成員行為的影響，同時還受到組織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影響。倘若某個體違反了達成共識的行為規范，其內心也會受到自責和不安，表現為效用水平的降低。如若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給他帶來的形象損害越大，他違規的激勵也就會越來越小。 為此，本研究借助博弈論對此展開進一步分析。假定農村合作社組織內存在兩個成員，分別是i和j，每個成員都有兩種行為選擇合作與違規（不合作）。假定成員選擇符合組織集體價值規范的行為，則可以獲得收益V（V>0）。進一步地假定成員i采取合作行為，成員j則采取違規行為。對于成員j而言，其違規行為所獲得一項收益V′j，但同時由于違規行為違背了組織內化的價值觀，因此將會損失收益I′s，不僅如此，j的違規行為會給造成了負的外部性。針對j的行為，i可以選擇忽視，亦可以采取相應的懲罰措施。假定i采取措施將自己的收益維持在Vi，由此產生的成本為c，給j帶來了的損失為L，則兩個成員之間的博弈可以如圖3所示。 在完全信息下，存在以下5個子博弈的完美納什均衡：1）當V′j-Is-L>Vj，且c 基于上述的博弈均衡結果可得出，對于成員j而言，無論成員i是否會做出如何回應，只要違規給他本人所帶來的名聲效應受損值越大，即Is越大，他所違規的激勵值就越小。對于成員i、j而言，如果成員j違規給他帶來的負外部性越大，即I0越大，他就越有激勵來對j實施懲罰。 由此可見，內化價值和組織認同對維持社會組織的存續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內化價值使得個體形成對組織的集體認同，不僅可以減少個體違規的次數，還能激發組織成員對違規成員的監督與懲罰。 4、結論 輿論、面子和社會資本是傳統熟人社會的特征，它們的流失意味著熟人社會的變遷。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進程不斷地向縱深層次的推進，如何利用“名聲”作為中間變量，連接起“空心化”不斷延伸的村莊行動是社會建設的新議題。農村集體行動的有效性是當前“美麗鄉村”建設的重點方向，亦是“三農問題”的關鍵性熱點。根據經濟行為嵌入在社會結構的命題，因此農村集體行動必然是要嵌入到農村社會的結構之中。在農村場域中，名聲效應為研究和實踐的契機，并通過引入重復博弈，以尋求中國情境下農村集體行動困境的突破之道。一是在現行農村集體行動的實踐過程，農戶個體與合作社或村級組織之間所能達成的合作是一種關系型契約，但此契約的不完全性使得集體行動的局限效應愈發明顯，而僅依靠外部強制履約機制尚無法保障集體行動的順利進行，重復博弈以及關聯博弈所形成的名聲效應是可以有效保障關系型契約的自我實現，熟人社會特征下的名聲效應是實現中國語境下農村集體行動有效性的關鍵性要素。二是以積極手段尋求并增加個體的退出成本，力圖實現個體農戶與合作社組織之間的重復博弈均衡，在保證發揮名聲效應作用下能夠促成集體行動。三是個體農戶與合作社組織之間能達成成功的關鍵在于成員達成可置信的名聲基礎，這種基礎不僅依靠于道德約束，重要的是強化外部監督的有效性，這有賴于組織內部必須執行的懲罰，以使得失信懲罰能夠變成可置信的威脅，關以有效手段從而激勵當事人或是通過第三方實施對失信者懲罰。四是基于內化價值所形成的政治認同。成員效用的最大化不僅僅受其自身的行為、以及其他成員交互性影響的行為，而且受到組織認同與自我形象的影響。內化價值與組織認同對維持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存續十分重要，一旦通過價值內化使得組織認同感得到增強，不僅可以消減組織成員違規的激勵，而且激發合作的成員對違規成員的監督與懲罰。 事實上，盡管目前我們國家農村社會發展和其社會組織的發展處境仍不理想，但從實踐來看，在內生性結構力量與嵌入性結構主體的整合作用下，有部分地區的村莊與農村組織走出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實現了個體與合作社之間的長期合作，并推動了農村社會發展。這些可觀察的事實與理性選擇學派的邏輯觀點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限制成員退出而構成的重復博弈環境下，只要建立起合理的監督與懲罰機制，名聲效應會對合作社成員和農民個體的機會主義行為或是搭便車行為形成有效約束，從而促成農村合作社組織以及農民個體之間的集體行動。當下的農村應當借助于國家支持“美麗鄉村”建設的利好政策體系，充分挖掘并整合合作社組織、個體以及村委會等內部的力量，實現合作式的農村集體行動，防止陷入到農村集體行動的困境，最終促成農村社會的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詹國輝，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張新文，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