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0年以來，農村適齡兒童減少，生源萎縮，“一村一校”的學校布局導致財政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同時，教育體制改革使縣一級政府成為基礎教育經費的負擔主體，當地方財政入不敷出時，為緩解困境，中西部地區農村會率先撤并教學點，以提高辦學效益。“撤點并校”使得基礎教育向鄉鎮集中，雖然有利于提高教育質量，但中西部農村以山區為主，村落分散，交通不便，家庭到學校距離遠的低年級（三年級以前）學生只有寄宿才能接受義務教育。
2012年以來，中央政府制止了各地盲目“撤點并校”的做法。盡管如此，地方政府由于面臨財政壓力，依然有動力推行寄宿制學校并默許低年級學生寄宿。“撤點并校”提供了一個實驗窗口：2001年以前農村小學布局基本為“一村一校”；2001～2012年間，不同地區對學校撤并力度的差異導致一部分鄉鎮或村莊不再有教學點，而另一部分鄉鎮或村莊還保留教學點；通過學生家庭到鄉鎮小學的距離以及家庭所處距離區間內是否有教學點，可以進一步識別出學生是否因“撤點并校”而低齡寄宿，以及低齡寄宿對他們學業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在2015～2017年，對河北省和四川省5個國家級貧困縣137所具有寄宿資格的鄉鎮小學進行了抽樣調查。本文將學生家庭所處的距離區間與該區間內是否有教學點進行匹配，通過觀察小學生能否得到就近入學的機會來評估低齡寄宿的可能性，以及低齡寄宿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背景
2001年，中央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集資，義務教育管理體制開始“以縣為主”，致使縣級財政進一步收緊。為節省開支，全國各地開始推行“撤點并校”。2001～2012年，地方政府運動化推行“撤點并校”，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以至被中央政府叫停。“撤點并校”期間，中西部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滯后，學齡兒童上學距離過遠，負擔過重，輟學率上升。2012年，國務院出臺《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學校布局要保障就近入學。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和農村新增人口的減少，農村生源數量還會進一步下降，義務教育布局調整依然會遵循集中辦學的思路，因此，中西部農村寄宿生比例可能還將保持增長態勢。
（二）研究假設
基礎教育向鄉鎮集中，小學生的通勤距離增加，低學齡兒童被迫選擇寄宿。然而，農村寄宿制學校因財力有限，基礎設施不足，生活老師缺乏，對低齡學生的生活照護質量不高。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撤點并校”增加了農村兒童低齡寄宿的可能性；由于農村寄宿制小學對低齡寄宿生缺少專業看護，給這些小學生的人力資本積累造成負面影響。
從這個假說出發，本文提出能夠在經驗層面上檢驗的推論：
推論1：對家到鄉鎮小學距離較遠的小學生來說，家庭附近有教學點會降低他們低齡寄宿的可能性。
推論2：低齡寄宿對小學生學業和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卷入校園欺凌的風險增大。
三、估計結果與分析
（一）“撤點并校”對農村小學生低齡寄宿的影響
農村小學生家庭所處的距離區間以及區間內是否有教學點共同影響了小學生低齡寄宿的選擇。當家庭距鄉鎮小學較遠時，若家庭所處的距離區間內有教學點，低學齡兒童可能選擇在教學點完成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習；若該區間內無教學點，他們便需去鄉鎮小學寄宿。
對小學生來說，家庭所處的距離區間內有無教學點，不僅是個外生變量，而且還受到“撤點并校”政策的影響。為檢驗推論1是否成立，本文將家庭所處距離區間與該區間內的教學點的分布作為學生是否因“撤點并校”而低齡寄宿的解釋變量，并且采用線性概率模型。
結果顯示，當學生從家到鄉鎮小學的距離在0.6至1公里時，該區間內是否教學點對低齡寄宿的影響不顯著；隨著從家到學校距離的增加，距離區間內有教學點，就會顯著降低小學生低齡寄宿的概率。然而，家校距離超過5公里后，區間內有教學點對低齡寄宿的影響系數為負，但統計上不再顯著。
（二）低齡寄宿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
低齡寄宿并非隨機分布，有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觀測特征同時影響低齡寄宿與小學生人力資本，致使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結果有偏。本文將家庭到鄉鎮小學的距離與該距離區間內是否有教學點進行交互，作為“撤點并校”政策的代理變量，以此來矯正經典的內生性偏誤。
“撤點并校”減少了學校數量，改變了小學生接受教育的最近距離，影響了學生的寄宿選擇，這滿足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假設。但“撤點并校”本身并不會影響學生的人力資本：如果“撤點并校”后的走讀生與寄宿生存在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那么，可以相信，這是由于低齡寄宿產生的影響，而不是“撤點并校”本身的影響，這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設。
本文以“撤點并校”政策作為工具變量，將“撤點并校”對小學生低齡寄宿的外生影響作為估計方程的第一階段，帶入第二階段評估低齡寄宿本身對他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均顯示，低齡寄宿降低了小學生的學業成績，顯著增加了兒童遭受心理抑郁的風險，提高了他們卷入校園欺凌的風險
盡管本文使用“撤點并校”政策作為工具變量，但政策沖擊雖然能夠解決遺漏變量、反向因果等經典內生性問題，但控制組和對照組之間可能還存在自樣本選擇偏差，致使兩組樣本受到政策沖擊的可能性存在系統性差異。因此，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通過匹配被訪者的個體、家庭、學校特征，尋找到除了是否低齡寄宿以外其他觀測特征相近的個體。另外，本文將適齡寄宿和從未寄宿合并為非低齡寄宿，并以此作為低齡寄宿的對照組，但對照組本身的異質性可能影響結論的穩健性。因此，本文分不同對照組進一步考察。
結果顯示，不同匹配策略的結果相近，且住校時間越長，低齡寄宿對兒童人力資本積累的負向效應越大。相對于從未寄宿，低齡寄宿對兒童人力資本的負面影響大于以適齡寄宿為對照組的負面影響。但相對于任何一個對照組，負向影響都顯著成立。這說明，低齡寄宿顯著降低小學生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結論是穩健的。
四、結論與含義
目前農村寄宿制學校辦學條件不高，地方教育部門對低齡寄宿既不敢提倡，也不表示反對，當低齡寄宿生規模日益增加時，寄宿設施仍按照小學高年級學生的標準來設置，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和人員配備。學校床位緊缺，不乏多人擠在一張床上的現象，甚至出現小學生在外租房、家長陪讀的情況；生活教師編制和專業技能缺失，無法為住校生提供合格的看護。低齡寄宿生的學業和生活受到不利的影響，使他們在身心發育和學業進步上處于劣勢，難以進入并完成高中階段的教育。
從本文的研究發現可以引申出一些必要的政策含義：第一，在制約中央政府實現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這個政策目標的各因素中，農村是重點，也是難點。中央政府要負起更大的責任，投入更多的資源，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才能實現這個目標。第二，要承認低齡寄宿是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為接受低齡寄宿學生的學校投入專門的資源，幫助它們配備相關設施，聘請足額的生活老師并對其進行專業技能培訓，阻斷低齡寄宿生損害兒童人力資本積累的路徑。
作者：侯海波1 吳要武2 宋映泉3 作者單位：1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3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7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