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現實樣本
——袁家村以新集體經濟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探索實踐
中共咸陽市委農工辦主任 趙強社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報告又明確提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把振興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路徑和必然選擇。2007年以來,咸陽市袁家村以鄉村旅游為突破口,以村莊為載體,以村民為主體,以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為目標,通過股份制改革,經過一系列創新實踐,探索形成了三產帶二產連一產的“三產融合”發展體系,以股份合作為紐帶的共建共享共富的分配體系,以黨建引領、政經分離為基礎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以新農民、新技能為主體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經營體系,成功探索出一條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 “袁家村模式”。
一、“三次轉型”:催生集體經濟實現“三次飛躍”
袁家村62戶286人。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袁家村的發展先后經歷了“三次跳躍式的轉型”,從籍籍無名的貧困落后村成長為享譽全國的小康村、美麗鄉村,走出了一條從治窮、致富到強村的發展路徑。
第一次轉型:整地造田治窮(1970年—1978年)。以前的袁家村是個“耕地無牛,點燈沒油,干活選不出頭”的“爛桿村”。20世紀70年代初,老書記郭裕祿帶領村民艱苦奮斗,全村上下通過挖坡填溝、打井積肥,把全村503畝靠天吃飯的坡地改造成了旱澇保收的水澆地,糧食畝產從1970年的160斤提高到了1978年的1650斤。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并且每年人均向國家貢獻糧食700斤,村級集體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成為全省乃至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第二次轉型:發展工業致富(1979年—2005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袁家村人審時度勢,決定走“農業強基,工業致富”的發展道路。1983年,村集體投資70萬元,建成了一座年產1萬噸水泥的水泥廠,投產當年就創利30萬元。其后,村黨支部制定了“內引外聯,借船出海,創辦擴建,滾動發展”的發展戰略,于1988年成立“農工商公司”,先后投資460萬元,建起了硅鐵廠、印刷廠、海綿廠等一批村辦企業。這一時期,袁家村集體下設12個子公司,形成了工、商、建、運、服等多行業發展體系。到了90年代末,全村90%以上的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中來,工農業產值比重發生變化,農業僅占0.5%,工商業則占99.5%。并成功地將發展的觸角伸進并迅速融入大西安經濟圈,實現了從農業穩村向工業富村的華麗轉型,成為聞名全國的“小康村”。
第三次轉型:鄉村旅游強村(2007年—至今):2000年以后國家調整產業政策,淘汰落后產能,陸續出臺關停“五小”企業的政策,袁家村的水泥廠、白灰窯廠等村辦企業均在政策控制的范圍之內,村辦企業陸續破產倒閉。袁家村一度出現了長達5年的停滯期。搞傳統農業沒有出路,再發展企業已沒有條件,外出打工也不是長久之計。怎么辦?2006年,在新一任村黨支部書記郭占武的帶領下,“異想天開”的提出打造關中民俗文化旅游第一品牌的目標。郭占武經過外出考察學習,向專家朋友求教,受沿海發達地區和關中秦嶺北麓農民辦農家樂的啟發,敏銳地意識到,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田園風光、青山綠水將成為市民最向往的地方,發展鄉村旅游將有可能成為農民新的“搖錢樹”。袁家村鄉村旅游產業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吸引人、留住人、走出去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民俗旅游聚人氣。一是大力發展農家樂,村支部將“支部引領、黨員示范、骨干帶頭、群眾參與”作為一種啟蒙模式,通過示范帶動,到2010年,全村62戶,戶戶辦起了農家樂,日接待量達上萬人次;二是由村上投資1700萬元于2007年建成作坊一條街“關中印象體驗地”,以“前店后廠”的方式引進了豆腐、釀醋、辣椒面、酸奶、菜籽油等8家傳統手工作坊;三是由村上投資500多萬元于2009年建成關中特色小吃一條街,引進粉湯羊血、麻花、烙面等100余家關中特色小吃。第二階段,休閑度假提品質。一是在農家樂的基礎上建起了52家農家客棧;二是發展精品民宿10家;引進投資8千多萬元,建成600多個床位的天元度假酒店,滿足了游客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為休閑度假奠定了基礎;三是在2013年后陸續建成了回民街、祠堂街、書院街和關中古鎮、村史館、關中戲樓,滿足了游客懷舊懷古的情感需求;尤其針對年輕人的消費偏好,建成了藝術長廊、酒吧街、范樺藝術館、創意工坊、游樂場,實現了陽光下的袁家村向月光下的袁家村轉變,由一日游向多日游休閑度假的轉變。第三階段,品牌輸出拓市場。依托袁家村品牌,大膽走出去,把袁家村的關中美食搬到了都市市民的家門口,讓市民既能品嘗到特色美味小吃,又能買到有品質保障的農產品。從2015年開始,先后在西安曲江銀泰商城、小寨賽格國際購物城、胡家廟萬和城和咸陽人民路正興廣場開設了4家袁家村城市體驗店。目前,袁家村已成為基礎設施較為完備,服務功能較為齊全,既有民俗風情,又有創意文化,既有田園鄉愁,又有都市時尚的鄉村旅游和休閑度假勝地。2016年全村共接待游客510萬人次,農家樂經營戶年最高收入50余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5萬元。先后被評為國家級AAAA旅游景區、中國十大最美鄉村、全國鄉村旅游示范村、國家特色景觀旅游名村、中國十佳小康村、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全國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國傳統村落、全國生態示范村、中國鄉村旅游創客示范基地等稱號,成為聞名全國的鄉村振興的“旗幟”和“標桿”。
二、“八新實踐”:探索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新模式
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袁家村順應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推進傳統型農業和粗放型工業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轉型,探索出新時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一)新發展理念,凝聚共識。“思想有多遠就能走多遠”。新集體經濟必須有新觀念引領。袁家村實現從農業向工業、從工業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演進的過程,就是更新思想觀念、創新發展理念的過程。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用心學、耐心聽、虛心問、靜心思、齊心商五個步驟。用心學。從2006年開始,袁家村立足發展步入“工業瓶頸期”的實際,圍繞如何發展壯大村級經濟,赴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以及四川、貴州等地學習取經,引導和鼓勵黨員干部群眾把思想集中到如何推進村級經濟轉型發展上來。耐心聽。通過耐心聽取專家政策解讀、聽取發達地區先進經驗,為袁家村經濟轉型發展提供模式和路徑參考。虛心問。通過開展“開門納諫”、“征詢金點子”等活動,問計于各級領導、專家學者和民間智囊,先后征得“建設關中印象體驗地”、“依托唐昭陵發展旅游業”、“發展現代農業”、“建設農產品加工型龍頭企業”等“金點子”20多條。靜心思。結合征求到的“金點子”,組織全村黨員干部群眾靜下心來深入思考,弄清楚袁家村的優勢是什么,特色是什么,短板是什么,轉型發展的突破口在哪里,什么樣的模式適合袁家村等等,讓每一戶群眾設身處地為袁家村的發展和子孫后代的福祉著想,共同擔負起袁家村轉型發展的責任。齊心商。組織召開“兩委會”、黨員代表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在集體討論中聽取各方意見,在廣泛協商中統一大家思想,最終在“部分群眾贊同、部分群眾猶豫、部分群眾質疑”中做出了“建設關中印象體驗地發展鄉村旅游”的決策。經過近一年時間的學習、思考、討論甚至爭論,袁家村領導層和黨員干部率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錮”,在2007年啟動了以鄉村旅游帶動三產融合發展的實踐,開始了袁家村第三次轉型突破的探索。
(二)新建設方式,彰顯特色。按照以民俗文化為魂、以美麗田園為韻、以山水鄉愁為脈、以生態農業為基的理念,袁家村建設集民俗文化、農耕體驗、特色小吃、休閑農家、旅游觀光等功能于一體的關中印象體驗地。一是建載體。2006年底,投資近2000多萬元開始在原村落基礎上進行關中民居建筑的復古改造,先后建成了康莊街、作坊街,2013年之后又陸續建成了回民街、祠堂街、酒吧街、書苑街和村史博物館、關中戲樓,形成了以關中傳統建筑、傳統作坊、傳統民俗、傳統文化、傳統小吃為特色的全新式景區。正是這些充滿原生態、民俗味、鄉土情的鮮活載體,成為吸引游客的重要法寶。二是搭平臺。為吸引游客消費,以打造集吃、住、游、玩等功能于一體的立體化旅游項目為平臺,先后在作坊街以“前店后廠”的方式引進豆腐、釀醋、辣椒面、酸奶、菜子油等8家傳統手工作坊,在康莊街引進粉湯羊血、麻花、烙面等100余家關中特色小吃,實現了鄉村旅游向消費主導型的轉變。三是聚精華。注重深度挖掘和傳承保護關中地區面臨失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帕帕頭上戴、油潑辣子一道菜、驢拉磨、褲帶面、大梁榨油、地窯釀醋、手工掛面等關中民俗文化滲透到鄉村旅游的各個細節之中,石磨、碾子、老井、馬車、茶樓、戲臺、瓦屋、泥墻、土炕、木門等傳統鄉村民俗文化的印跡,既傳承和保護了關中非物質文化,更讓傳統民俗文化發揮出了應有的經濟社會效益。四是搞活化。注重民俗文化景觀的再豐富、再拓展、再提升,把傳統民俗文化元素運用到旅游項目的包裝和建設上,將車輪改裝成吊燈,將馬槽改裝成茶幾,將車架改裝成桌子,將關中民俗雕刻在建筑上,珍藏歷史記憶,守住傳統根脈,實現關中民俗與歷史文脈的有機統一,讓關中傳統民俗文化回歸本位。同時在體現“山水鄉愁”的意境上,依托比鄰九宗山的區位優勢,引入煙霞山泉繞村而流,讓“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天然意境成為鄉村旅游的新亮點。
(三)新經營方式,提升效益。在推進三次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袁家村堅持以創新經營方式激發活力,提高效益,做大品牌。一是堅持放水養魚與借力發展相結合。秉承“先做強再做大”的經營理念,在發展鄉村旅游起步階段,對所有手工作坊、特色小吃的經營戶免收房屋、攤位、場地租賃費,讓經營者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一門心思做大做強關中特色小吃。對投資規模較大、缺乏資金的酸奶、菜籽油、粉條、面粉廠等手工作坊和農家樂經營戶,提供資金支持,并聘請專業經營人才現場授課,提升經營的市場意識和經營水平,做到扶上馬再送一程。依靠品牌效應,吸引更多外來資本投資袁家村,投資8600萬元的天元假日酒店,投資3800萬元的左右客酒店,投資2600萬元的南門客棧相繼營業,城市資本、資源、資金更加關注袁家村,為鄉村旅游業蓬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堅持農戶經營與協會組織相結合。從農家樂到特色小吃,從手工作坊到手工藝品,從茶館酒吧到鄉村客棧,都由農戶自主經營,讓鄉村旅游的鄉土情更濃,民俗味更真,讓游客體驗到傳統民俗文化的“返璞歸真”。同時,通過成立小吃協會、農家樂協會、回民食品協會、酒吧協會和手工作坊協會,對經營戶進行指導、監督和管理,確保農戶經營更高效、更規范。三是堅持封閉運營與過程公開相結合。袁家村鄉村旅游特色餐飲項目采取公司化運營的方式,由袁家村關中印象體驗地有限公司進行封閉式管理,食品原料由公司集中采購,經營戶所需食品原料由公司統一供應。同時,經營戶對食品原料加工和銷售過程全程向游客開放,通過現做現賣、現場展示、游客體驗、鼓勵參觀的方式,既讓旅客從農家小吃制作過程中體驗關中傳統民俗文化,又讓消費者吃的安心放心,實現從體驗型到消費型的升級。四是堅持市場化運作與差異化經營相結合。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圍繞市場做品牌、做銷售、做民俗,將話語權和評價權交給旅客和消費者,倒逼經營戶樹立市場意識,用市場的方法改進經營方式,提升服務品質,做強旅游品牌。同時為避免項目雷同造成的惡意競爭,在總體設計上按照“一店一特”的模式,所有經營項目不重樣、不重合,實現差異化、特色化經營,確保鄉村旅游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
(四)新合作方式,共建共享。袁家村通過搭建合作平臺,打造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體,以合作促提升,以合作促共贏。一是戶社合作。從2013年袁家村率先在康莊街成立了特色小吃合作社,讓100多戶特色小吃經營戶以股份制的方式入股合作社,經營戶在取得經營收入的基礎上,合作社年底再進行“二次分紅”,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戶企合作。對豆腐、釀醋、辣椒等8家原材料加工型作坊進行工廠化改造,并以企業化方式進行股份制合作經營。一方面,所有特色小吃、農家樂經營戶所需豆腐、醋、辣椒、菜油、粉條、面粉等食材原料,均由作坊街加工企業提供,實現食品經營內部循環和價值鏈的再提升。另一方面,所有經營戶以合作入股方式參與企業經營,辣椒作坊入股達到164戶,酸奶作坊入股141戶,釀醋作坊入股108戶,豆腐作坊入股96戶,粉條作坊入股53戶,面粉作坊入股40戶,菜子油作坊入股33戶,既實現了利益的大聯合,也使經營戶分享到企業更多的發展紅利。三是村企合作。著眼于拓展鄉村旅游業發展空間,依靠袁家村形成龐大的人流、客流和消費群體,吸引省內外知名企業設立直銷點,德懋恭水晶餅、紅星軟香酥、陜十叁、淘寶電子商務等名企名店入駐袁家村,特別是西安回民街的落戶,進一步提升和豐富了袁家村的經營特色,實現了“你賺錢,我發展”的合作雙贏。四是村社合作。通過組建各類專業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房屋、土地等固定資產入股的方式,參與辣椒、酸奶、釀醋、豆腐、粉條、菜子油、小吃街,以及農業公司、運輸公司等合作社的分紅,壯大集體經濟實力。
(五)新“雙創”平臺,充分就業。袁家村通過創業創新,“無中生有”地為當地農民、返鄉大學生、鄉賢、城市青年搭建了一個實現夢想的平臺,打造了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一是搭建載體。充分利用作坊街、小吃街、農家樂、鄉村客棧等創業載體,大力發展農家飯菜、農家賓館、農家體驗、農家服務等創業實體,發揮關中民俗體驗地創業“孵化器”的作用,帶動更多農民群眾實現就地就近創業增收。共發展特色小吃實體店300多家,農家樂經營戶66家,鄉村客棧73家,手工藝品店13家,酒吧茶館13家,帶動就業3000多人,節假日期間就業突破萬人。二是拓展空間。對內注重挖掘潛力,豐富內涵,拓展優勢,以產業帶創業,以創業促就業。先后建成回民街、祠堂街、書苑街和酒吧街,帶動和興辦各類創業實體200多家,新增就業超過1000多人,人均年收入超過3萬元。對外注重加強合作,拓展業務,實施“品牌進城”戰略,以品牌進城促創業帶就業。僅曲江銀泰店運營一年時間,就帶動就業200多人,人均年收入超過4萬元,年接待量突破200萬人次。三是延長鏈條。通過延長和拓展鄉村旅游產業鏈條,讓更多群眾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物流等鏈條中實現創業增收。僅鄉村客棧的增加,新增床位886張,帶動就業168人,人均年收入3萬元。依靠人流客流,積極開發運輸物流產業,成立運輸公司,新增就業86人,年營業收入超過1000萬元,人均收入超過4萬元。通過建立“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先后在涇陽、興平、三原等地建立農產品供應基地,帶動近千戶農民增收。四是注重培訓。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方式,利用袁家村農民學校這個舞臺,以提高農民、扶持農民、富裕農民為方向,專門設立農民創業培訓班,請專家講授經營知識,請知名企業家傳授創業經驗。堅持每年組織經營戶出省、出國考察學習,開拓視野,增長見識,增強農民自主創業的積極性。
(六)新營銷策略,打造品牌。圍繞創建鄉村旅游“第一目的地”目標,實施品牌化營銷策略,以“袁家村”品牌增強吸引力,提升競爭力,擴大影響力。一是以質量塑品牌。始終把“農民自己捍衛食品安全”作為袁家村的“生命”,嚴把材料、管理、監督、加工、銷售“五大關口”,建立了從田間到餐桌、從加工到銷售、從管理到監督的立體化、全方位、多層級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杜絕任何添加劑,用嚴格甚至苛刻的雷霆手段保障了食品絕對安全。據統計,袁家村發展鄉村旅游從2007年起步到2016年,累計加工銷售小麥、大米、玉米、大豆等糧食超過100萬噸,食用油12萬噸,肉蛋奶超過45萬噸,各類蔬菜75萬噸,水果58萬噸,累計接待游客超過2500萬人次,平均每年的客流量和食品消費量相當于一座中型城市。在全社會高度關注關心食品安全的情況下,袁家村交出了一份“運營十年未發生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完美答卷。二是以特色塑品牌。圍繞建設關中民俗體驗地的功能定位,注重將袁家村歷史積累的具有鮮明群體性、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挖掘出來,將農業生產過程、農民生活習慣、農村民居特色中的民俗文化內涵呈現出來,將民俗文化基因根植到鄉村旅游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各個環節,體現關中古韻的鄉村院落,懷有歷史滄桑的明清建筑,薈萃經典美食的特色小吃,充滿田園風光的果園采摘,塑造了“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鄉村民俗文化特色旅游品牌。三是以誠信塑品牌。始終把塑造誠信文化作為立村之本、經營之基,把袁家村人的實心、用心、專心、誠心的真感情融入到鄉村旅游中,共同營造“誠信做事”的團隊文化。具體到管理經營的細節上,每家經營商戶在自己的廣告招牌上明確寫下誠信承諾書,“如果羊血摻假,甘愿禍及子孫”、“以上內容真實可靠,如若違背甘愿后輩受窮”等等,以誠信為本的集體價值觀共同維護袁家村的品牌形象。四是以環境塑品牌。堅持人性化的服務宗旨,推進環境提升工程,從清掃保潔到垃圾處理,從設立游客服務中心到建設高標準公共衛生間,從鄉村綠化到溪水纏繞,袁家村努力打造“可向往、可進入、可停留、可消費、可回味”的服務環境,讓游客身心愉悅地享受田園風光和民俗文化。
(七)新組織方式,治理有效。2013年,袁家村以建設袁家大社區為載體,打破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政經混合”的治理模式,讓村級“三駕馬車”實現“四個分開”。具體做法是,成立社區黨支部,以黨支部為核心,讓社區居委會和社區經濟組織的功能各歸其位、各施其職,共同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居民和外來人口。一是職能分開。社區黨支部夯實強化領導、引導和監督職能;社區居委會回歸社會管理、服務,提高居民幸福感;經濟組織(袁家村關中民俗體驗地有限公司以及各類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回歸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明確集體經濟和社員股東權益邊界,發展集體經濟。二是管理分開。黨支部、居委會、集體經濟組織人員的選任、撤免、職責、考評、薪酬等方面進行分離管理。黨支部書記不兼任經濟組織領導成員,以便其發揮對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和監督作用;居委會委員不能再與經濟組織成員交叉任職,也不再直接參與集體經濟經營活動,各組織有各自的工作架構和人員。三是決策分開。清晰界定社區黨支部、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和其他組織的職責和任務,明確各組織民主議事決策程序及開支審批權限,確保各個組織按照各自職能規范運作。四是賬目分開。理順集體資產產權關系,將非經營性資產確權登記在自治組織名下,將經營性資產確權登記在集體經濟組織名下,同時分設行政賬和經濟賬,實行資產、賬務和核算分離。通過實施“政經分開”治理體系,保障了群眾和外來人員的經濟權益,增強了鄉村旅游的市場活力與競爭力。郭占武說:“我們三委雖然分離,但是為人民服務的心沒有分離”,遇到問題大家一起解決,從不相互推諉。
(八)新分配方式,共同富裕。在袁家村三次轉型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線,以促進共同富裕為目標,不忘初心,共建共享,讓更多的農民群眾行進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一是以“長”補“短”。針對經營戶收入高低不均的現實,袁家村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手段來調控經營戶收入,將盈利高的商戶變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給低盈利的、必不可少的商戶;對于低盈利但不可缺少的商戶,村上還會給予補貼等其他扶持政策。例如:酸奶作坊從原材料成本價到加工成商品銷售價的比率為1:5,增值空間大,每年凈利潤達在1000萬元以上,而面粉作坊原材料成本價到加工成商品銷售價的比率為1:1.5,增值空間小,每年的凈利潤只有幾十萬元,但面粉作坊又必不可少,村上就將酸奶作坊的股份讓出一部分給面粉作坊,將高收益、低收益的商戶利益綁定在一起,消除了“不平衡”心理,實現了“家家有生意、戶戶能賺錢、大家齊致富”。二是以“強”扶“弱”。依靠發展鄉村旅游率先走上致富路的袁家村,在扶持周邊農民群眾增收致富上竭盡所能,不遺余力,先后組織東周、西周、官廳等周邊村近千戶群眾在袁家村開展創業增收、經營特色小吃、參與股份合作、從事社區服務。特別是對于周邊家庭困難的貧困戶,更是高看一眼,厚待三分,利用鄉村旅游帶來的商氣和人氣,安排手工藝品銷售、清掃保潔、治安巡邏等諸多就業崗位,讓更多貧困群眾享受到鄉村旅游帶來的紅利。目前,全村已吸納貧困人口193人,月工資在1500元左右,為老弱病殘貧困戶提供攤點108個,年收入均在萬元以上。同時,又在西安、咸陽的分店用100戶商鋪、作坊,吸納200戶貧困戶入股,實現200戶貧困戶持續穩定脫貧。通過貧困戶入股每股3萬元的形式,帶動煙霞鎮899戶貧困戶全部參與,整體脫貧。三是以“點”帶“面”。充分發揮袁家村的“旗幟”和“標桿”作用,依靠袁家村在鄉村旅游上闖出的路子、積攢的人氣、集聚的商氣和樹立的品牌,以袁家村為龍頭,推行“一點促全域,一村帶十村”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集中周邊東周、西周等十個村,聯合建設袁家大社區。目前,在袁家村黨支部的引領下,周邊村子黨支部變得堅強有力,并迅速融入袁家旅游產業發展的大格局當中,山底村、東周村、西周村引導群眾發展御杏、櫻桃等特色農作物,西一村、西二村發展花卉苗圃產業,官廳已建成大唐第一村。
三、“十大成效”:實現村級集體經濟華麗嬗變
袁家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轉型突破,是從農業向工業、從工業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演進的過程,既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發展模式,更實現了發展質量由低到高、發展路徑由窄變寬、發展效益由弱到強的“嬗變”。
一是順應了轉型發展的新趨勢。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擴大內需、依靠消費拉動是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擴大內需的潛力在農村,拉動消費的動力則在城市。只有讓農村內需潛力和城市消費動力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農村集體經濟轉型發展之路就能走得更堅實、轉得更有效。袁家村建設關中民俗體驗地,就是對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環境進行改造、提升,既釋放了農村的內需潛力,又帶來了城市的消費,既順應了轉型發展的新趨勢,又為轉型發展創建了好載體,實現了釋放內需潛力與激活消費動力的良性互動,為農村集體經濟轉型發展提供了路徑借鑒。
二是發揮了資源稟賦的新優勢。只有堅持因地制宜,發揮資源稟賦的最大優勢,集體經濟發展之路才能走得穩、轉得快。袁家村比鄰省道—關中環線,福銀高速更是直通袁家,便捷高效的交通設施成為袁家村發展鄉村旅游最優質的資源;袁家村處在西安(咸陽)大都市1小時經濟圈之內,1000多萬的城市居民成為最大的游客來源地;袁家村地處昭陵景區,盛唐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和強大吸引力為袁家村發展旅游業提供了“金字招牌”;還有袁家村在70年代傳承下來的農耕文化,更為鄉村旅游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正是充分利用資源稟賦的綜合優勢,袁家村迅速在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道路上打開了局面。
三是實現了集體經濟的新突破。“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村級集體經濟是村級班子團結群眾、引領群眾的物質基礎,沒有強大的集體經濟實力,農村轉型突破就是一句空話。袁家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使村集體經濟積累從2007年1700萬元增長到2016年20億元,農民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8600元增長到7.5萬元,無論村集體,還是農戶個人,收入增長了近十倍。另外,村辦企業時期的發展成本高、代價大,而發展鄉村旅游成本低、效益高;前者走的是粗放型的發展路子,后者走的是內涵式增長的路子;前者污染了環境、破壞了生態,后者保住了青山綠水,留住了民俗鄉愁。
四是開辟了三產融合的新路徑。圍繞發展壯大鄉村旅游,袁家村堅持一產為二產提供優質原料,二產為三產提供名特產品,三產為一產二產開拓廣闊市場,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目前,袁家村共有菜籽油、豆腐、醪糟、酸奶等加工企業10個,停車場、觀光小火車、客運公司等服務企業6個,建成菜籽、玉米、大豆、紅薯、蔬菜、辣椒等優質農產品基地14個。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業,以三產接二產連一產向前延伸,以農產品終端消費需求為導向,逆向安排一二三產業全過程,使農業生產、加工、配送各環節都契合消費需求,實現了農產品從田頭到餐桌、從初級產品到終端消費的無縫對接,形成了三產帶二產連一產的六次產業體系,促進了三次產業的全環節升級、全鏈條升值,激發了農村發展活力。
五是催生了農業發展的新業態。袁家村通過建設關中民俗體驗地,跳出了“就農業抓農業”的傳統思維,以發展鄉村旅游為主線,進一步挖掘、拓展和延伸農業的經濟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態功能,實現了農區變景區、田園變公園、農房變客房、農產品變商品,催生了特色餐飲、民俗體驗、休閑觀光、食品加工、鄉村住宿、物流運輸、電子商務等一大批新產業新業態,使農村成為人們望山見水憶鄉愁的好去處,使之成為繁榮農村、富裕農民的新興支柱產業。
六是拓寬了農民致富的新渠道。推進農村轉型發展,農民是主體,致富是目標。袁家村始終捍衛農民主體地位不動搖,讓村民當家作主,自主發展、自我發展,實現全員參與,全民皆兵。農民群眾結合自身實際,或直接經營,或參與創業,或入股分紅,或就業增收,或出租房屋,或從事管理服務,收入渠道呈現出多元化特點,增收渠道更寬、來源更多、領域更廣、效益更高,農民群眾不離家、不離鄉就能實現增收致富,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甚至比城里人更富裕的生活。袁家村201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7.5萬元,是咸陽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37倍,是咸陽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16倍。收入構成中,經營性收入4萬元,占53.3%;工資性收入0.5萬元,占6.6%;入股分紅、房屋出租等財產性收入3萬元,占40.1%。
七是豐富了農耕文明的新內涵。農耕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基因庫”,是鄉村歷史、文化、自然遺產的“活化石”和“博物館”,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和景觀價值。袁家村在建設關中民俗體驗地過程中,沒有挖掉一棵樹,沒有拆掉一間房,而是在原村落的基礎上進行復古改造,恢復傳統民俗村落建材用料講究、建造工藝獨特、建筑樣式典雅的傳統風貌,注重在傳承中保護,在保護中豐富和拓展農耕文明,從而將關中傳統村落中的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農耕文化、祠堂文化等優秀文化鮮活地呈現給游客,讓農耕文明從歷史走進現實,實現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文化效益的最大化,讓農耕文明折射出了耀眼的時代光芒。
八是激發了創業創新的新活力。創新是發展的動力之源,創業是百姓的致富之道。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浪潮下,袁家村為各類人才積極打造創業平臺,創造良好的創業環境,營造開放、自由的創業氛圍,吸引了眾多人才帶著自己的特色項目來到袁家村,開啟創業之路,共同推動袁家村的發展,形成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局面,袁家村的開放、包容讓他們逐漸融入袁家村,成為“新袁家村人”。袁家村的實踐讓人們體驗到,在農村這個廣闊舞臺上,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不但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而且能夠創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正是懷著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讓袁家村人和“新袁家村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創業創新的洪流中來,用“大膽試、勇敢闖、埋頭干、用心做”的創業創新精神闖出了轉型突破的新路子。
九是建立了鄉村治理的新模式。“管理規范、運轉協調、服務高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引領轉型發展的“導航燈”。袁家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使農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經營管理方式發生根本性轉變,形成了“大社區、小城鎮”的架構體系。面對新形勢、新變化,袁家村沒有固步自封,沒有因循守舊,而是順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新趨勢,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態度創新治理體系,推行“政經分離”、“四個分開”,實現集體經濟的獨立運行以及自治組織自治功能的“回歸”,讓更多的外來人員融入到袁家大社區的發展中來,讓農民群眾更多地分享轉型發展帶來的好處。
十是邁出了城鄉融合的新步伐。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關鍵要解決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的問題,讓城鄉生產要素雙向互動,而不是讓農村的資源、資本、資金向城市單向輸入。袁家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既帶來了城市的商氣、人氣和財氣,更帶來了城市龐大的消費群體,帶動了城市資源、資本、資金等生產要素加速向農村轉移。袁家村每年經營收入超過10個億,其中90%以上來自城市。正是城市各類生產要素的輸入,為袁家村實現就地城鎮化注入了強大動力。袁家村群眾完全可以自豪的說:“城市,讓市民生活得更美好;袁家村,讓農民比市民生活得更美好!”
四、“七環相扣”:袁家村新集體經濟的特征和啟示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重構集體經濟組織,提出了“既要壯大集體經濟,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的要求。新集體經濟不同于傳統集體經濟。新的組織和產權制度安排要求與新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相匹配,新時代呼喚新集體經濟。袁家村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從傳統集體經濟向新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成功范例。袁家村通過產業共融,產權共有,村民共治,發展共享壯大了集體經濟,克服了農民個體經營的盲目性和分散化,實現了全體村民利益的一致性,避免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近四十年后,在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在沒有任何強迫命令的前提下,在農民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之路。從袁家村的實踐來看,所謂新集體經濟,是在不改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前提下,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村集體與村民股份合作、聯合經營、統一管理,產權共有、分配清晰、共同富裕的合作性集體經濟。新集體經濟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優越性,又堅持集體經營的商業模式創新;既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也將產權明晰到人,村民和集體成為利益共同體;既強調保持公平的同時又兼顧效率,充分調動了集體成員的積極性,通過集體的調節確保共同富裕。新集體經濟應具有以下特征。
(一)黨建引領是根本。建立健全農村基層黨組織,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是壯大新集體經濟的根本。袁家村每次轉型發展都是支部定方向、黨員做示范,每一個項目的發展起步,都是黨支部、黨員入股探路,后吸納群眾參股,群眾從心底里信服黨支部、村委會和村干部。袁家村成功的基本經驗:一是始終有一位頭腦清醒、敢想敢干的帶頭人。袁家村取得今天的成就,離不開兩個人:一個是老書記郭裕祿,他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2006年,以“人定勝天”的堅強意志,通過“苦抓、苦干、苦幫”,讓全村人擺脫了貧窮,走向了富裕。另一個則是勇立潮頭的新書記郭占武,他在袁家村再次面臨發展危機、人心不穩時,帶領袁家村人打造了一個讓世人稱奇的集鄉村旅游、休閑度假與品牌魅力于一體的關中印象體驗地。二是始終有一支心底無私、敢打硬仗的黨員隊伍。多年來,袁家村黨支部有一個雷打不動的鐵律,就是每周堅持召開一次黨員群眾代表會議,村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這個會上討論決定。正是有了這個良好的民主議事制度,才讓黨員干部的聰明才智得以很好地發揮,才產生了無數的“金點子”“銀點子”。多年來,袁家村有一個好傳統,就是吃虧的事、有風險的事黨員干部先上。在發展初期,袁家村干部本著“有虧先吃、有困難先上、有風險先試”的一貫作風帶頭率先試水,失敗了讓黨員干部先吃點虧,成功了再交給群眾經營賺錢。多年來,袁家村黨支部有一個為民服務的好制度。為更好的履行黨員義務和功能,服務村民,袁家村黨支部為委員進行了設崗定責。總體設定政策宣傳崗、環境衛生崗、矛盾調解崗、技術服務崗、維穩巡邏崗、財務監督崗等6個崗位并分派各委員負責特定崗位工作。郭占武說:“袁家村的核心應該是干部不為自己,一心一意為群眾辦事”。黨員的無私奉獻精神是袁家村成功的關鍵,領導班子的精誠合作是袁家村成功的法寶,村民的團結、人心的凝聚是袁家村成功的基本保障。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必須堅持以黨建為引領,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把基層組織建設好,把廣大群眾組織好,把集體經濟發展好,帶領廣大群眾共同建設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二)三產融合是路徑。縱觀歷史發展規律,經濟的發展壯大必須突破單一農業發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亦是如此。只有將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形成了閉環產業鏈和品牌帶動,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才有充分的產業依托,農民才能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物流等鏈條中收獲更多的利潤。與“由一產向二產和三產拓展”的基本思路不同的是,袁家村走的是“由三產帶二產促一產、基于品牌溢價的多維度產業共融”的發展路徑。袁家村從發展民俗旅游開始,從弱到強,推動了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又反推手工作坊,相繼擴張成立“前店后廠”和加工企業,加工業的升級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壯大,從而對優質農副產品的需求快速增大,倒逼出遍布各地的種養殖基地和訂單農業,推動了第一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了“三產帶二產促一產”的三產融合發展格局,形成一個相容共生、互補兼顧、層次遞進、環環相扣的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閉環產業鏈和成熟商業模式。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三產融合發展作為基本路徑,堅持以農產品終端消費需求為導向,大力推行產業種植、加工、銷售一體化模式,盡可能把農產品價值鏈上的每一段利潤“吃干榨凈”,使農業生產、加工、配送各環節都契合消費需求,實現農產品從田頭到餐桌、從初級產品到終端消費的無縫對接,促進農產品全環節升級、全鏈條升值,全面提升農業綜合效益。
(三)股份合作是基礎。《憲法》規定:“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因此,股份合作是農村新集體經濟的基本形式。袁家村響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實現集體內部無物不股、無人不股、無事不股。股權結構主要由五部分構成:其一、基本股。為盤活閑置資產,又便于把農戶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緊密聯結,袁家村將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集體保留38%,其余62%量化到戶,每戶20萬元,每股年分紅4萬元;其二、混合股。袁家村每一個商戶,每一家農戶的持股結構都不一樣,既有資本入股,還有技術入股,管理入股等,加入合作社的農民既有袁家村的,也有周邊其他村的,形成了混合持股的結構;其三、交叉股。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鋪、農家樂互相持有股份,共交叉持股460家商鋪。村民可以自主選擇自己入股的店鋪,入股的村民范圍已擴充到在袁家村的各類經營戶;其四、調節股。針對經營戶收入高低不均的現實,村上將盈利高的商戶變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給低盈利的商戶,以縮小他們與高收入商戶的差距;其五、限制股。在合作社入股過程中,全民參與、入股自愿、錢少先入,錢多少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股份少的可以得到較高的分紅,股份超過限額的分紅就會相應比例的減少。袁家村的股份合作以產權共有為核心,讓農戶擁有股份,打造“股份農民”,與集體經濟組織共進退、同發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大提高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了集體與農戶利益的均衡發展。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就是要堅持以新型經營主體為引領,以農民合作社為載體,以股份合作為紐帶,促進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聯產聯業、聯股聯心,打造利益共同體。
(四)三生共贏是原則。三生共贏是指在一個區域的一切發展行為都必須能同時使自然生態得到改善,人民生活得到提高,經濟生產得到發展,推動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相協調發展格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農業生產是基礎,農民生活是根本,農村生態是保障。袁家村在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注重生產、生活、生態的高度契合,通過生產方式標準化,建立了從田間到餐桌、從加工到銷售、從管理到監督的立體化、全方位、多層級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實現了“農民自己捍衛食品安全”的創舉;通過生活方式田園化,在村落修舊如舊的復古改造過程中,遵循“多種樹、不填湖、少拆房”的理念,保持了原生態,體現了鄉土情,弘揚了民俗風,使“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天然意境成為最大特色;通過生態方式綠色化,注重發展綠色食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劑,實現了農產品的“返璞歸真”。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注重生產、生活、生態的高度融合,大力探索以“生產美、生活美、生態美”為主要內容的“三生共贏”發展新模式,通過推進農業生產過程標準化、組織化、集約化,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通過提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讓農民群眾得到更多的獲得感;通過推行綠色、生態、低碳、環保的生產生活方式,讓綠色生態成為農村的主基調。
(五)三治合一是保障。鄉村治理既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也是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更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上層建筑”。袁家村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針對農村社會結構出現變化的新情況,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理念和模式,推進“自治、法治、德治”建設,探索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以自治為基礎,以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禁毒禁賭會等方式,打破村級黨組織、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政經混合”的治理模式,推行“政經分離”,在集體經濟問題與其它問題之間建立“防火墻”,促使三大組織各歸其位,有效破解了農村發展過程中的治理難題。以法治為保障,采取市場化運作模式,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來培育壯大經營主體,推進股份制合作,讓各類市場主體都能在袁家村健康成長,獲得收益,使袁家村成為創業致富的樂土。以德治為引領,將培育和塑造誠信文化、祠堂文化、民俗文化、書齋文化、鄉賢文化等鄉風文明與發展鄉村旅游結合起來,實現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動雙贏,讓袁家村成為了鄉風文明的精神家園。對“三治合一”,郭占武認為:“無論怎么治,村民的思想教育是最重要的,思想一通,一通百通”。在他的引領號召下,袁家村千方百計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質。一是感恩教育。在雷打不動的每周一的學習會上,村上把政策理論學習與憶苦思甜、感恩會結合起來,讓黨員、群眾、商戶上臺講述自己的創業史和在袁家村的發展史。通過這樣的活動,既鼓勵了先進、鞭策了落后,還增加群眾對黨的感恩之情,也樹立了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二是宗族教育。袁家村的祠堂是由全村八個姓氏的村民共同打造的。每年除夕,村委和村民都會在祠堂一同祭祖,宣讀針對村委干部的“村規”以及針對普通村民的“民約”。這兩個契約明確規定了管理團隊和村民的權利與義務,用多年同甘共苦所積淀的精神紐帶,把大家牢牢地團結在了一起。三是長期教育。村里的農民學校每周兩次對村民開展培訓,提高大家為游客服務的水平,凝聚健康發展正能量,激勵年輕一代努力奮斗。為了弘揚正氣,村上還在主干街道上開辟了“新鄉賢帶頭人”示范欄,用身邊好人、道德模范、優秀村干部教育引導群眾。他們堅信,只有牢牢守住農村文化陣地,抓住農民思想教育這根弦,美好生活的路就會越走越寬。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健全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德治是法治、自治的基礎,重點解決治理主體思想精神層面的素質修養問題;法治是德治、自治的保障,重點解決治理的現實依據和手段問題;自治是德治、法治的目標,重點解決治理的具體形式和載體問題。自治、法治、德治最終都統一于“人”這個核心,都是為了激發人的責任感和參與活力,促進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安定有序。
(六)"三創融合"是動力。人才流失是鄉村衰敗的主要原因。郭占武認為袁家村成功的原因是“能行人都回來了”。為了吸引人才,袁家村抓住“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機遇,打造創業、創客、創新平臺,鼓勵當地、外地農民在袁家村創業,鼓勵和吸引大學生創客、青年創業團隊、文化企業、廣告公司、建筑設計師等到袁家村創業,對藝術長廊、農家書屋、咖啡酒吧、創意工坊等新業態免收一切費用,有的甚至由村上給予補貼,填補了旅游項目空白,進一步提升了旅游品質。青年創業者成為袁家村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年齡大多在26歲-35歲,以經營酒吧、咖啡廳以及具有現代氣息的精品屋為主。他們是一群有激情、有創意,善于整合資源,敢于創業、勇于創業的新時代青年。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創客大軍,成為帶動袁家村發展的主要力量,形成了創客引領創新,創新帶動創業,創業推動發展的良好局面,為發展新集體經濟注入了活力和動力。一個只有原住村民286人的袁家村吸引了2983名“新袁家村人”長期生活工作居住在此,形成了袁家村現有的發展規模,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經典范本。袁家村的經驗啟示我們,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關鍵在人才,動力是三創。要針對農村當前空心化和缺人才、缺技術、缺勞力的現實問題,鼓勵和引導返鄉農民工、退伍軍人、農村鄉賢、大專院校畢業生等到農村創業,大力培育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新型經營主體,搭建各類產業平臺、文化平臺、消費平臺、教育平臺等,吸引市民和所有利益相關者成為新農人。
(七)共同富裕是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新集體經濟的壯大和發展,出發點和目的是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環境、提升農民生活質量,實現共同富裕和可持續發展,發展成果讓全體村民共享。袁家村認為,一個人富了不算富,共同致富才算富。郭占武書記說袁家村就是讓“有錢的帶沒錢的,有本事的帶沒本事的,有能力的帶沒能力的,大家共同富裕”。袁家村在集體經濟發展壯大過程中,始終秉承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理念,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培育致富產業,讓農民群眾收入有來源、有保障、有支撐;通過創新合作方式、管理方式、經營方式,打造農民群眾共同致富的利益共同體;通過采取“以長補短”、“以強扶弱”、“以點帶面”的方法,在兼顧公平效率的前提下,調整利益分配方式,縮小收入差距,不但使本村群眾走上了致富路,更帶動了周邊近萬人增收致富,實現了“富一村帶一片”的效果。袁家村的實踐啟示我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根本要求,以發展富民產業為基礎,以壯大集體經濟為支撐,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產權關系清晰、利益分配共享、要素配置優化、治理結構完善的有效實現形式,讓農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同步夠格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趙強社,高級經濟師,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教育學碩士、農業與農村發展管理學博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鄉村振興戰略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中國農村十大新聞人物。現任中國小康建設研究會城鄉發展一體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咸陽市城鄉發展一體化辦公室主任。曾先后在《學習與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經濟改革》、《理論導刊》等報刊雜志發表理論文章100余篇;專著《福利經濟學研究》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西部經濟強市戰略研究》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職業農民培育研究》由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政論集《享受寂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創新研究》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新型城鎮化論綱》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三農論稿:站在農民的立場》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主編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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