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為例
摘要：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扶貧方式在我國的精準扶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它很難全面覆蓋深度貧困的小農戶, 也面臨很多挑戰。因此, 需要探索和創新適合貧困小農戶的多種生產扶貧方式。一項在河北省太行山區村莊開展8年的扶貧行動表明, “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以“貧困小農戶現在有什么”的生計資源為出發點, 以健康農產品和地方特色食物產品的小農式生產為“產業”, 以城市普通消費者對健康食物的需求為對接出口, 以“巢狀市場”為交易和互動的組織形式, 通過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參與, 成功地將生計資源和社會資本轉化為貧困人口的收入, 實現精準、穩定和可持續的脫貧結果, 彰顯了創新、協調、綠色和共享的發展理念。
關鍵詞：小農生產; 精準扶貧; 生產扶貧; 巢狀市場;
一、貧困小農的脫貧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扶貧成就。隨著國家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 農村貧困人口在2017年底進一步減少到3046萬人。1當前扶貧工作的重點是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人口, 且主要是小農戶。根據精準扶貧政策的宏觀設計, “生產扶貧”是完成脫貧目標任務最重要的舉措。2在實踐中, 生產扶貧的主要方式是發展以市場為導向的地方特色產業, 通過鼓勵和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 在貧困地區開發“一鄉一業”或“一村一品”, 進而帶動貧困戶脫貧。因此, “產業扶貧”幾乎成為了“生產扶貧”的代名詞, 且絕大多數情況下, 主要指農業生產和食物生產類的產業。
以往的實踐表明, 面對復雜的現實情況, 產業扶貧在帶動小農戶脫貧過程中常常遇到一些瓶頸和困難。例如, 產業發展的集中化、規模化和標準化常常與貧困小農戶生產性資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樣性相矛盾。而且, 若不能對資源優勢、市場潛力等做出科學判斷, 盲目推行“一鄉一業”或“一村一品”式的專業化產業, 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和生產過剩, 3給本就脆弱的貧困小農戶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和生計風險。此外, 如何保障這些貧弱、分散的小農戶在面對其他強勢市場主體時不被排擠, 有更多的自主性、談判能力和內生動力, 在流通交換中獲得更公平合理的價值分配等, 也是產業扶貧中難以回避的困難和挑戰。 (4)
其實, 扶貧方式可以多元化, 不必拘泥于一種思路。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 不可能在所有地區統一實現大規模的產業化和商業化農業或食物生產。在很多貧困地區, 零散地塊往往更適合小農式的家庭生產。小農經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并沒有完全過時。4小農農業的重要性和小農戶的生存發展亦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九大報告、2018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將小農戶發展和鄉村振興放到了顯要位置, 并提出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 “發展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 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 “扶持小農戶發展生態農業”, “重塑城鄉關系,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等等。作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扶貧工作應該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機結合, 遵循中央關于小農農業和小農戶發展的上述指導思想, 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針對當前的貧困新特點和各地的現實情況, 在“產業扶貧”難以覆蓋的地區或不太適合的情況下, 應該探索能夠將貧困小農戶的生產與現代社會需求聯結起來的多元扶貧新機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 國際上出現了各種重新思考和定義農業與農村發展, 并嘗試通過調整農業生產方式和創新市場流通機制來回應農業與食物體系危機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尤其是, 作為對農業部門所遭遇的價格擠壓的回應, 農民嘗試發展能夠帶來更多附加值的新的產品和服務, 并在純粹的農耕之外創新多元的生計活動, 這樣的地方性行動大量涌現。在理論和政策層面, 這些行動常被以“多功能性”或“生計方式多樣化”等概念來概括和表述。5與此同時, 這些開拓新的產品和服務的農民發現, 進入主流市場對改善其家庭境地作用有限, 因為大部分附加值被控制市場渠道的其他行動者攫取, 或者其產品和服務根本就難以進入主流市場。在此背景下, 這些農民另辟蹊徑, 與同樣在尋求更健康食物的城市消費者合作, 建立直接聯結, 從而構建起一種主流市場之外的新型市場形式。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 這種現象都日益普遍。6例如, 荷蘭的很多小農場主在農場中將牛奶加工成乳酪、酸奶和其他產品, 直接銷售給附近城市的消費者;巴西政府通過“聯邦食品采購計劃” (PAA) 和“校餐計劃” (PNAE) 等制度化方式, 直接采購小農戶的農產品, 以為小農戶創造一個保護性的市場空間。近10年來, 類似的實踐探索在國內越來越多地生發出來, 有的是民間草根個體或群體的自發創新 (如農民個體發展特色生態農產品并通過社會網絡構建起固定的消費者群體, 返鄉“新農人”帶動村民將產品與城市消費者直接聯結等) , 有的是社會組織或高校及科研機構推動下的社會試驗 (如中山大學在廣東省和云南省推動的“綠耕”城鄉互助實踐, 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社區”幫助小農戶構建類似新市場等) 。在對荷蘭、巴西和中國等實踐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 2010年, 筆者與荷蘭學者揚·杜威·范德普勒格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巴西學者塞爾吉奧·施奈德 (Sergio Schneider) 共同提出“巢狀市場” (Nested Market) 的概念, 以對這種新的市場形式和農村發展實踐進行總結和概括。 (8)
類似構建巢狀市場的行動一般被視為回應生態問題或食品安全問題的一種替代性實踐。但事實上, 這類行動的影響并不僅限于此。它們正在成為推動農業轉型和農村發展的新動力。同時, 這種市場形式所創造的新的經濟空間和分配機制也可以成為貢獻于小農戶生計和農村減貧的創新路徑。近年來, 將類似路徑應用于扶貧行動的探索越來越多, 例如, 一些地方政府推動的“消費扶貧”行動, 四川省青神縣婦聯推動的“我在深山有遠親”實踐 (鼓勵消費者與貧困農戶“結對子”) , 河南省固始縣物價局在該縣平樓村推動的“貧困小菜園”行動, 以及中國農業大學在河北省太行山區開展了8年的“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 等等。
這些致力于將小農戶與城市消費者直接聯結起來, 為貧困小農戶構建一種特殊的“巢狀市場”的理念和實踐, 正是立足于中國當下獨特社會環境, 以小農戶生產為基礎的扶貧與鄉村發展探索。本文以生產和市場兩個維度作為扶貧的切入點, 以這些實踐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為例, 呈現這一新的扶貧探索, 闡述其主要特征和理論內涵, 為探討如何化解當前的扶貧困境提供一種思路, 并對中央關于扶貧工作和小農戶發展的重要思想進行實踐具體化和理論深化。
二、貧困小農的“產業”與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行動
自2010年起, 中國農業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在河北省太行山區的青林鄉7開展“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目標是通過發展適合貧困小農戶特征的“另一種產業”和創造將農村貧困生產者和城市普通消費者直接聯結起來的“另一種市場”——“巢狀市場”, 來探索瞄準深度貧困人口的“另一種脫貧途徑”。由于貧困小農戶的“另一種產業”主要指農民以小農方式開展的農產品和其他食物產品的生產, 故本文將此脫貧途徑稱為“巢狀市場小農扶貧”。
(一) 另一種產業:小農生產
從農村發展的生計理論視角來看, 思考農戶生計改善與收入提高的出發點應是“農戶現在有什么” (以此為基礎, 再思考農戶可以做什么) , 而不是“農戶現在缺少什么”。8因此, 要使貧困戶建立可持續的生計收入方式, 應該從其可控制、可支配和可獲及的生計資源入手, 充分開發、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 調動農戶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來創造發展機會。農戶的生計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物質資源、經濟 (或金融) 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9對于分布于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山區的貧困農戶的生計發展來說, 小塊土地、山地、多年種植和飼養的品種 (作物、蔬菜、林果、家禽、家畜等) 以及水源等是其主要的自然資源;現有的勞動工具和生產設施是其主要的物質資源;少量 (或幾乎沒有的) 現金或存款以及來自政府的少量政策性補貼是其主要的經濟資源;現有的家庭勞動力以及按照小農方式進行種養殖業生產的鄉土知識和經驗技能是其主要的人力資源;親屬鄰里關系、村莊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組織以及人際信任是其主要的社會資源;現有的小農式 (非工業化) 生產方式和鄉土食品生產傳統, 以及這些生產方式和生產傳統中所體現出的有關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價值理念是其主要的文化資源。10
基于上述生計資源, 貧困的小農戶可以從事的生產便是在有限 (相對較小) 的土地或空間規模上, 依靠有限 (相對比較缺乏) 的家庭勞動力, 按照現有 (相對較為傳統) 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技藝, 以有限度 (相對固定) 的生產規模, 種植和飼養現有 (相對鄉土) 的作物 (包括蔬菜、林果等) 和家畜家禽, 以及加工有地方特色 (相對傳統) 的食品。這些產品的小農式生產, 是幾乎所有具備一定生產能力的貧困戶都可以順利開展、沒有多少生產風險的“另一種產業”。其產品便是規模比較固定的地方品種作物、畜禽產品、瓜果蔬菜和地方性的加工食品等。
(二) 另一種市場:巢狀市場
當前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城市的食物消費轉型和日趨多元化的需求, 為貧困戶的上述產品提供了特定的銷售契機。近年來規模化和工業化的食物生產方式, 以及遠距離食物流通中的化學添加與保鮮方式等帶來的食物質量和環境健康問題日益顯現。11食品安全問題不斷被媒體曝光, 引發一定的公眾焦慮和信任危機。在此背景下, 相當一部分城市普通消費者在試圖尋找主流市場之外的安全食物獲及渠道。
相對于各種認證和標簽, 部分消費者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生產過程和了解的生產者。他們更青睞受工業化農業生產方式影響較少的小農生產方式, 農民與其勞動對象的親和性, 以及這種產品的地方性、自然性、穩定性和文化性。他們不僅重視食物安全, 也有著對環境和貧弱者的社會關切與價值認同。他們愿意以適當價格與固定的小農戶直接對接, 信任其產品質量, 定期購買其產品, 支持其小農式的鄉土生產方式。這樣, 特定的農村生產者和特定的城市消費者就以食物為載體直接聯結在一起, 既滿足了農村生產者的生計收入需要, 也滿足了城市消費者的健康食物需求。
這種在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之間形成的直接對接、實名、有相對固定邊界以及具有一定認同和信任的“另一種市場”, 被稱為“巢狀市場”。12“巢狀”一詞在此有兩層含義:一方面, 這種市場是特定人群之間所形成的有限而又相對閉合的產品、現金、信息、服務等的流通圈和交往圈, 恰如在主流市場中筑入的一個個“鳥巢”, 因此其本身就嵌入在主流市場之中;另一方面, 它也是對這種特殊市場形式和食物供需網絡的一種隱喻, 強調的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而固定的聯結關系和基于信任的社會網絡, 恰如“鳥巢”里的各個節點, 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各種方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構成一個邊界相對明確的市場結構。只要某些生產者和某些消費者建立了這樣的固定結構, 就可以形成一個巢狀市場。按此原則, 一個村莊的生產者與城市的一個社區或多個社區的消費者可以建立起一個巢狀市場;一個村莊的生產者也可以分成多個生產者小組, 分別固定對接城市消費者, 形成多個巢狀市場。以此方式, 在更大的范圍內, 如一個鄉, 直至一個國家, 形成的將不是一個沒有邊界的無限大市場, 而是無數個巢狀市場。
(三) 另一種生產扶貧方式:巢狀市場小農扶貧
“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最早在青林鄉的柳村發起。在柳村的帶動下, 鄰近的宋村后期也開展了同樣的扶貧行動。下面主要以柳村的實踐為例, 介紹該試驗的主要過程。
柳村隸屬河北省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西部山區, 距離北京190公里, 位屬太行山區。2017年, 全村共173戶, 654人, 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55戶 (12戶為政策兜底對象) , 貧困人口210人。村莊常住人口以留守的婦女、老人和兒童為主。該村耕地770畝 (人均約1.2畝) , 林地1000多畝。村莊至今保存著較為典型的小農農業形態, 通過種植、養殖的結合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生產。旱地和水澆地主要產出玉米、紅薯、花生、土豆和各種雜糧。林地則產出核桃、板栗、柿子、桃、李子、杏等林果。每個農戶都擁有一片小菜園。家庭養殖仍以鄉土方式為主, 主要產出有土雞、土鴨、柴雞蛋、鴨蛋、農家豬、山羊等。另外, 紅薯粉、紅薯干、燒餅、鹵水豆腐、柿子餅等是該村獨具特色的鄉土加工食品。基于柳村的這些資源和產品, 研究團隊自2010年開始嘗試在鄉村和城市之間進行“搭橋”。
1.村莊貧困小農戶的組織與合作
研究團隊首先與柳村村委會合作, 在對村莊生產狀況和貧困小農戶可利用的生計資源進行調查摸底的基礎上, 開始動員農戶參與, 并推動村莊內部的組織與合作。經過篩選, 20個具備一定生產能力和良好口碑的貧困農戶 (大部分是貧弱的留守老人) 成為生產小組的第一批成員。同時, 3位村民代表 (其中一位是女性) 被推選為生產小組的核心組織者, 他們負責將一家一戶的小農組織起來, 協調和監督生產過程、把關產品質量、組織配送、與消費者進行互動, 等等。
目前村莊已經形成相對有序的組織分工, 有16個農戶在專門負責屠宰加工、質量把關、包裝、配送以及與消費者互動等環節。經常參與的農戶已達76戶, 包括幾乎所有具備一定生產能力的貧困小農戶。同時, 按照農戶生產能力和生產優勢的差異, 農戶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農產品供應分工。由于柳村的帶動, 附近的宋村自2016年也獨立組織起來, 參與農戶目前已擴展至19戶。
研究團隊參與培育理念、協助村莊組織起來, 并在此過程中觀察組織過程, 與村莊一起思考如何改進和完善。在啟動初期, 研究團隊為生產小組提供了少量的配送補貼和配送協助。2012年后生產小組逐漸能夠獨立完成各種操作環節, 且不再需要經費補貼等幫助。自2014年起, 研究團隊還與生產小組一起發起了保護鄉土老品種的試驗。
2.城市消費者群體的動員與拓展
在城市 (北京) , 研究團隊從邀請身邊的同事和親朋好友開始, 依托社會關系網絡發展消費者群體。18個家庭成為第一批消費者, 之后, 有過良好參與體驗的消費者又不斷邀請熟人親友加入, 使消費群體以“滾雪球”的方式自發拓展。截至2017年年底, 柳村已在北京建立8個配送點, 參與的消費者超過400個家庭, 且數量還在逐步增加。2017年夏, 柳村的生產小組又憑借其不斷拓展和建立的社會網絡, 與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個消費者群體建立聯結。附近的宋村也逐漸發展起覆蓋100個左右家庭的城市消費者群體, 在北京建立了3個配送點。
2016年年底的一項調查13顯示, 參與的消費者對柳村巢狀市場表達出很高的信任度:表示信任的消費者比例達95.1%, 其中69.1%表示通過一定時間的聯結和交往, 已經信任農戶和村莊生產小組, 26.0%表示因信任研究團隊或其他消費者, 進而信任村莊。對于為什么選擇參與柳村巢狀市場, 消費者的反饋是:“有益健康” (80.2%) 、“尊重自然” (76.5%) 、“有助于減貧” (54.3%) 、“熟人信任” (44.4%) 、“定價合理” (43.4%) 、“喜歡鄉土性產品” (43.2%) 等。
3.鄉村與城市的聯結與互動
巢狀市場為鄉村生產者與城市消費者構建了一個聯結與互動的特殊場域。其中農產品的直接對接是其核心內容。2017年, 柳村全年納入對接的農產品已達56種, 最受歡迎的產品為土豬、土雞和雞蛋。這種農產品的城鄉對接一直持續至今, 配送活動一般保持約每20天一次, 目前正在逐漸增加配送頻率。
與此同時, 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正在推動中國社會生發出一場“社交革命”, 也使城市消費者和鄉村生產者之間跨越空間的日常互動成為可能。目前, 微信群和微信公眾號是雙方交流所依托的主要媒介。它們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分享、下單交易、網上支付、質量反饋、活動組織以及消費者邀請新成員加入等提供了極大便利。此外, 鄉村生產者與城市消費者也有很多面對面的交往與互動。村莊的每次配送都為雙方提供了見面交流的機會。很多消費者在閑暇之余攜家人 (尤其是孩子) 和親朋好友訪問村莊和對接的生產農戶, 既得到了休閑放松, 也增進了對村莊、農戶和食物生產過程的了解。這些聯結和互動使得雙方逐漸拉近了距離, 增進了理解和信任。
4.價格協商、收益分配與質量監督
出于幫助貧困小農戶改善生計的考慮, 柳村巢狀市場農產品的價格普遍高于當地市場30%—60%, 但遠低于城市市場上帶有“生態”、“有機”標簽的農產品價格。在銷售收入中, 生產小組一般提取10%—20%用于必要的勞動力投入、配送、包裝等組織成本, 其余全部返還農戶。
目前巢狀市場的農產品價格對農戶和消費者都有吸引力, 并得到參與雙方的認可。同時, 由于鄉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實現了直接對接, 去除了中間環節, 雙方都能夠從中受益更多。一方面, 生產農戶可以獲得比當地更高的出售價格, 且產品有穩定銷路。以雞蛋為例, 很多連走到集市都很困難的留守老人, 如今在家門口就可以以30—40元每公斤的更高價格定期將雞蛋售出。另一方面, 相比城市市場上的“有機”產品來說, 巢狀市場農產品的定價更加“平民化”, 適合面向城市普通收入水平的家庭。以豬肉為例, 北京市場上“有機”豬肉的價格常常高達120—200元每公斤, 而巢狀市場的定價維持在50—65元每公斤。
此外, 研究團隊與生產者和消費者一起, 共同構建了一系列參與式質量監督保障機制, 包括: (1) 可追溯產品來源和去向的實名制標簽。巢狀市場每份產品的標簽上均詳細標注生產農戶和消費者的姓名與聯系方式, 存在質量問題時可以直接追溯到具體農戶。 (2) 生產小組及村莊內部的熟人社會監督。生產小組對進入巢狀市場的產品進行質量把關。與此同時, 在生產小組內部和整個村莊內部, 每一個參與農戶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均會因熟人社會的人際傳播機制而廣為人知, 這對產品的質量起到了很好的內部監督作用。
5.調整與適應:從“生產—消費”不連續向連續的努力
巢狀市場嘗試重構“生產—消費”關系, 重新聯結長期被區隔的消費者與生產者、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這種聯結需要克服不少價值、機制、制度、技術與社會環境等方面的障礙與困難。例如, 發起之初, 村民和消費者不理解巢狀市場的理念;缺乏可供借鑒的、成熟的組織機制和經驗;鄉村缺少適應這種市場的檢驗檢疫、屠宰加工、冷藏、物流等服務和設施;農民進城配送經常受到各種限制;生產小組管理能力欠缺, 等等。與此同時, 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接也表現為一個不斷博弈和不斷調整的非線性過程, 存在很多不連續性。例如, 在產品本身和配送環節等方面, 城市消費者常常要求較高的精確性, 而鄉村生產者則往往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一些消費者已經習慣于超市食物的標準化和一致性, 對于鄉土農產品的外觀、分割和包裝有時會感到不適應;等等。這也導致在巢狀市場建立初期, 對接失敗或消費者退出的現象偶有發生。
事實上, 巢狀市場逐漸發展完善的過程本身就體現為不斷克服這些挑戰, 將不連續性轉化為連續性的過程。8年來, 生產小組不斷總結實踐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 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調整, 例如, 不斷學習網絡使用技能, 完善組織環節;調整種養殖結構和生產方式, 使生產更有計劃性和協調性;等等。此外, 長期持續的互動也使消費者增進了對村莊和生產農戶的了解。很多消費者參與出謀劃策, 積極幫助村莊應對產品包裝、組織配送等方面的問題和挑戰, 例如, 每個取貨點都有部分消費者為村民進城配送提供分貨、暫存等幫助;幾位互聯網行業的消費者志愿為巢狀市場設計了專門的交易軟件, 并長期提供技術維護。
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不斷磨合、調整與適應, 以及村莊組織機制的不斷完善, 目前巢狀市場在柳村和宋村均已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生產—消費”對接關系和相對固定的消費者群體。
三、巢狀市場的特點
(一) 市場的多元形態
當前, 主導市場認知的主要是新古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話語。這種視角假設市場中的行動者具有完全的理性, 并在象征層面將市場抽象為根據價格水平自動調節供需平衡 (即“看不見的手”) 的一般性體系。各種市場形態都歸屬于這個體系, 并由統一機制進行調節;社會則是一個與經濟相分離的領域, 不會影響經濟秩序。然而, 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 理論經濟學意義上的一般性市場體系只是一種理想。這種話語忽視了多元性市場的存在以及多元市場力量運作過程中的各種社會元素和關系。14
事實上, 市場不僅僅只是抽象的價格、偏好、供應、需求和自動形成平衡的體系 (這種純粹的市場并不存在) , 市場也是特定人群之間基于特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對特定商品和服務進行交易的場所或結構。15在市場體系之內, 同時共存著繽紛多樣的市場形態或市場結構, 其中一些具有悠久的歷史。每個具體的市場形態都有自己的運作機制, 不同機制之間有著復雜的關聯和互動。它們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聯結方式或直接或間接, 或簡單明了或錯綜復雜。它們可能存在于地方, 也可能延伸到全球。市場嵌入社會關系, 這些關系可以直觀可見, 也可以高度匿名, 它們塑造了商品和服務在市場中的流動模式。而在不同流動模式中, 收益和成本 (包括交易成本) 在參與各方之間的分配方式也不同。16歷史上, 市場之間一般都有著一定的邊界, 其范圍取決于可利用的技術、基礎設施和當地的歷史與文化背景。17就本質而言, 市場并沒有善惡之分。市場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 完全取決于效率、個體行動者被賦予的空間和自由度、所創造的分配效果等。 (20)
但在今天, 全球農業與食物領域正越來越被各種“食物帝國” (food empire) 18和其他大中間商所控制的市場秩序所主導, 形成“沙漏狀的食物體系”。19包括食物帝國在內的商業力量構成一種強制性網絡, 對戰略性的聯結、節點和通過點加以控制, 同時試圖阻斷或清除其他替代模式的存在。20它們主要以農業企業的模式組織食物的生產、加工與流通, 不斷形塑和重塑生產與消費領域, 建構產品的質量標準以及消費者的需求與偏好。而對于這些農業企業來說, 交換價值和利潤率超越了使用價值, 導致的結果是交換模式壓制生產模式, 市場價格等外部指標左右這些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例如, 決定一頭牛飼料配給量或一頭豬屠宰時間的, 經常是飼料原料的成本或豬肉的市場價格, 而不是動物的生長過程和日常表現。可以說, 在這種市場中, 資源、勞動力、知識、產品、服務或者任何投入都會被轉化成完全的商品, 都需要按照交換價值進行嚴格的估價。21自20世紀80年代, 這一過程在加速向全球擴張和向鄉村延伸。在此過程中, 很多有著長期歷史的地方性市場被擠壓、改組或收編, 多元市場的邊界在逐漸消融;產品生產越來越去地方化, 日趨脫離當地特殊的生態系統和社會屬性, 與文化和地方性資源發生了斷裂。22同時, 這些過程也在消耗地方自然資源, 破壞農村地區社會經濟和環境體系的抗逆性。
這也是一個層級化的、長鏈的市場。食物從土地到餐桌的過程被各種中間商層層控制, 生產者與消費者被各種中間環節區隔開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產品 (如某種食物) 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匿名的, 也不存在固定而持續的生產和購買關系。對于食物消費者來說, 他們不知道購買的食物來自何處 (food from nowhere) , 由誰生產, 以及如何生產;23對于食物生產者來說, 他們也同樣不知道生產的食物銷往何處, 由誰消費。人們參與市場的主要目的就是商品交易, 經由商品交換和貨幣往來發生社會聯系。換言之, 這種市場所折射出的, 更多是一種市場的關系或者商品的關系。由于存在諸多中間環節, 交易成本較高, 產品價值鏈中的絕大部分利潤主要被中間環節尤其是大的工商資本所占有。個體小農常常失去直接進入市場的通路, 其產品只能通過“公司+農戶”或被中間商販收購等形式, 成為這些企業的原材料, 或自身成為農業雇工。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其產品和勞動的議價權。
上述這種伴隨全球化過程興起并擴張的主流市場, 也可稱為“無限市場”。 “無限”一詞是對其以下特點的表征:市場秩序主要由食物帝國等少數商業力量控制;發散性輻射 (如作為市場出口的超市) , 沒有明確的邊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因各種中間環節的控制而被區隔, 沒有直接的互動;產品難以溯源, 生產者和消費者通常是匿名的;不斷向全球擴張, 越來越多的人口、資源和地方性市場被納入其秩序和規則之下;等等。隨著無限市場的擴張和農業與食物生產方式的轉型, 環境和生態的過度損耗、農民的生存擠壓、食品安全和健康風險、農村社會結構的消解等, 已成為全球性問題和挑戰。
面對這些問題和挑戰, 國際上有很多行動者都在積極采取策略進行回應。近年來, 通過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變革來推動建立更可持續的食物體系, 并對社會和生態進行修復, 已經成為“新的行動領域”。24這些行動和努力已經生發出很多新的、能帶來更多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 其中有些則涉及對流通和分配機制的重塑。在主流無限市場所定義的范式和規則之外, 其他的市場形態也在這些過程中不斷被復興或創新出來。這些從微小開始、從角落發起的地方性行動和實踐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取代主流無限市場, 而是彌合主流市場的“失靈”, 并修復其帶來的社會和生態后果。它們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 正在重塑農村發展和農業與食物體系。巢狀市場便是這樣的一種行動和實踐, 其本身也是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的一種替代性市場形態。
(二) 巢狀市場的結構
無論是巢狀市場還是無限市場, 都是市場整體的一部分。兩種市場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 在現實中并非完全對立。同時, 巢狀市場本身也嵌入在無限市場之中, 但又有別于無限市場。巢狀市場象征著產品、服務、現金和信息等新的流動形式。25與人們習以為常的無限市場相比, 巢狀市場是在哲學基礎、價值倫理、邏輯過程和運行規則等方面頗為不同的另一種結構。
作為對食品安全、個體小農生存困境等問題的回應, 巢狀市場旨在打破主流無限市場中食物帝國等中間環節的控制, 建立食物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見下頁圖) 。巢狀市場代表著一種“旁路” (by-pass) , 26旨在繞過無限商品市場通道, 重新聯結被區隔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被割裂的社會與生態關系, 創造一種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擁有、合作互惠的地方性市場。這里的生產者一般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和產品加工的無數個個體小農, 包括具有家庭勞動力的貧困農戶。而消費者一般指城市普通消費者。當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以食物為載體、以巢狀市場為機制建立起直接的聯系, 所有生產者與消費者都是實名的, 消費者知道購買的食物來自何處 (food from somewhere) , 由誰生產, 以及如何生產;27生產者也知道生產的食物銷往何處, 由誰消費。同時, 對于不同類型的食物產品來說, 生產者與消費者往往維持固定而長期的生產和購買關系。一旦一個巢狀市場得以建立, 其中的生產者、消費者將相對固定, 即是有限度的;生產者的產品種類、生產規模和產量也是有限度的。與無限市場相比, 它不是發散的, 而是一個相對閉合的流通圈。它與另一個巢狀市場之間, 也存在明顯的邊界。
此外, 巢狀市場的邊界還體現在產品的特殊性和共享的價值規范兩個方面。首先, 巢狀市場的產品以農戶的生計資源為基礎, 由具有良好聲譽的特定小農生產者群體以小農農業方式與自然協同生產。因此, 產品種類豐富多樣, 且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地方特色, 其生產是自然的、生態的。其次, 這些特定的生產者和特定的消費者共享著一套獨特的價值規范和標準框架, 例如, 在高質量和安全食物方面, 更強調與自然協同生產出來的健康產品, 并不必然要求產品具有齊一的鮮艷顏色和漂亮外形;在生產方式方面, 更看重非工業化的小農模式的生產;在生態環境方面, 更注重盡可能少地使用化肥、農藥、人工激素等化學物質;在價格方面, 既考慮農民保持可持續小農生產方式的成本和收益, 也考慮城市普通消費者的承受能力;在產品數量和供應時間方面, 更尊重動植物的自然生長過程, 而非要求隨時可得;等等。
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對接意味著巢狀市場不再有中間環節或中間商的控制, 食物價值鏈的收益絕大部分歸個體小農所有。在巢狀市場中, 參與的小農既是生產者, 也是銷售者, 能夠獲得比無限市場更多的產品附加值。同時, 巢狀市場也創造了將偏遠山區和貧弱群體納入的新的經濟空間, 開發了這些原本被無限市場排斥的、邊緣化的地區與人口的發展潛力和創收機會。這是巢狀市場小農扶貧功能最顯著、最直接的體現。
生產者與消費者因為具有共同的價值基礎和目標定位, 故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利益相關者和價值共同體。在此基礎上, 巢狀市場產品的價格很容易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商議而定, 過程透明。中間商價值攫取的去除和價值共同體基礎上的議價機制, 意味著小農生產者能以較高的價格 (相比地方性市場價格) 出售產品, 而消費者也能以相對較低的價格 (相比市場上“有機”或“生態”產品的價格) 獲得自己信賴的高質量健康產品。
對于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巢狀市場來說, 每一個生產者都有一個建立在有限生計資源和特定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生產 (產品) 規模上限, 且其產品已經建立起了固定的對接消費者, 而產品價格由上述議價機制而定。因此, 在有特定生產者、特定消費者和特定生產 (產品) 規模的條件下, 無論是在生產者之間、消費者之間還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 都是一種人人共享價值、共享利益的關系, 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再者, 無論主流市場的價格如何大起大落, 巢狀市場的產品價格都能維持長期的相對穩定。因此, 對于小農生產者來說, 參與巢狀市場是一種風險極低的生計策略和脫貧途徑。
巢狀市場中的生產者小組內部、消費者小組內部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都構成了一個邊界明顯的社會網絡, 這是巢狀市場的另一個典型特點。在此網絡中, 共享的價值規范和頻繁的互動交流, 使得作為巢狀市場中各個節點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逐漸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基礎, 并使得信息在網絡里得以順利傳遞。生產者可以自覺地保障食物的小農生產方式和健康的食物質量, 不僅因為他們知道誰將消費自己生產的食物, 而且因為他們與特定的消費者之間已經建立了信任。因為這樣的信任, 消費者對其購買的產品質量有信心, 因此在議價方面會更加尊重生產者的意見和權力。可以說, 信任機制對巢狀市場的運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巢狀市場的社會網絡和信任機制還有助于貧困生產者之間的資源調動和互惠互助, 從而使生產得以順利開展。此外, 貧困農戶還可以在參加巢狀市場的各種互動活動中, 參與討論, 發出聲音, 表達觀點, 并認識到自己對生產健康產品的貢獻和價值。這些雖不能直接提高收入, 卻是改善生活質量的內容, 也可以激發貧困戶改變自我的內在動力。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對農戶的賦權以及農戶自主性的增加。這樣的社會網絡以及身處其中的行動者之間的信任、信息傳遞和互惠互助等正是巢狀市場所生產的社會資本。它是貧困農戶需要的、也是一般情況下最為缺乏的重要生計資源。而社會資本的生產則可以提高生產者將資源轉化為產品和收入的能力, 進而借此脫離貧困, 實現可持續生計。 (32)
由此可見, 巢狀市場中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來的主要是一種基于使用價值關系和信任關系的市場, 所交易的產品也主要是基于使用價值關系和信任關系的產品。此外, 在巢狀市場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共享的價值規范中, 小農農業生產方式是重要的內容。在小農農業中, 使用價值超越了交換價值和利潤率, 因此, 生產模式主導著交換模式, 一些內部指標對生產起著規范作用。例如, 小農根據一頭牛的生長過程和日常表現來確定最適合的飼料配給量, 根據一頭豬的自然生長規律來確定何時屠宰出售, 等等。獨特的農業與自然、社會和人類 (生產者、消費者等) 之間的關系是小農農業的典型特征, 而產品交易也服從于這些關系。對于農業生產投入, 無論是外部購買的 (如種子、種畜、肥料等) , 還是農民自己創建的各種資源庫 (如農家肥、圈舍、梯田等) , 甚至自己的勞動力, 小農都將它們作為體現自然屬性的使用價值投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中, 而不再需要按照交換價值對其進行嚴格的估價, 不會將它們視為一定要創造更多價值的資本 (即除了獲得回報之外, 還必須獲得資本的利息等) 。28對于巢狀市場的小農生產者來說, 很多資源 (尤其是公共池塘資源) 、勞動力、鄉土知識并未經過完全的商品化, 而只是以非商品化或半商品化的形式進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中。可以說, 一系列的關系和結構是巢狀市場產品生產、加工、配送和消費過程的主要組織機制, 并以此維持共享的價值規范和標準框架, 保障產品的質量和安全, 滿足小農生產者對于生計收入和普通消費者對于健康食物的需求。
巢狀市場的特點可以通過其與農業和食物領域的主流無限市場的對比更好地呈現出來 (見表1) 。當人們使用主流市場的一些概念和框架看待巢狀市場時, 有時會想當然地認為巢狀市場規模太小, 效率低下。其實, 巢狀市場的優勢正在于規模的有限性, 以及巢狀市場的個數、巢狀市場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人數和適合村莊資源條件的產品種類數。巢狀市場的規模應該體現為一種“范圍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 , 29是一種“小而美”的模式。與此相比, 無限市場則強調“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 , 追求的主要是產品專業化程度和交易量的多少, 尤其是少數商品的巨大生產規模。
四、巢狀市場小農扶貧的功能
(一) “生產扶貧”的兩種方式
“生產扶貧”本身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方式, 包括圍繞主流無限市場的“產業生產”和依托巢狀市場的“小農生產”。不同的方式存在各自的優勢和不足, 適合不同特征的貧困群體。
小農扶貧所對應的主要是小農農業模式。小農農業模式通常以生態資本的持久利用為基礎, 旨在保護和改善農民生計。小農農業往往以其多功能性為顯著特征, 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通常來自家庭內部, 或者通過互惠關系組織調用農村社區成員, 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家庭所有。小農會通過采取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農業活動遠離外部市場。小農農業的主要特點表現為小農將農業視為一種生活方式, 帶著熱情和精神堅持不懈地投身于農業生產之中;小農將勞動置于舞臺的中心, 將勞動與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調配的資源聯結在一起, 也與前途和未來聯結在一起, 因此是就業的重要途徑;小農倚重的是人與自然的協同生產, 通過精耕細作和創建資源庫達到對資源的高效利用;小農基于生計資源進行內源性、地方性和多樣性的產品生產;小農對勞動對象進行“精心照料”, 不會用“強制”的方式影響動植物的生長過程, 體現了對生物生命的尊重;小農還利用匠人工藝創造各種新奇事物;小農會利用農業的多功能性和對外部市場約定俗成的遠距化來保持高度的自主性;等等。 (35)
產業扶貧對應的主要是企業農業模式。企業農業是通過擴大規模進行生產的一種農業方式, 其生產高度專門化。企業農業經營者主動委身于對主流市場的依賴之中, 尤其是與農業投入相關的市場。企業農業主要建立在信貸、工業投入與技術等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基礎之上, 并對勞動過程進行部分工業化改造。企業農業的主要特點表現為農業活動與已有的生態資本相剝離, 自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存在逐漸減少, 那些保留下來的部分也在不斷地經歷著全方位“人工化”過程的“重構”;企業農業的生產目標集中在利潤的創造上, 它依靠現有的可用資源來生產附加值而非依賴資源庫的發展, 由于高度依賴市場, 其自主性程度較低;農業企業往往熱衷于依賴信貸資金進行規模擴張, 故企業債務相對較高;企業農業依據市場關系來組織和安排勞動與生產過程, 外部指標成為了主要的指示標準, 因此常常體現為對動植物生命的忽視;等等。 (36)
對兩種生產扶貧方式進行總體比較可以發現, “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主要依賴貧困小農戶的生計資源, 采用小農農業的生產模式, 通過巢狀市場向城市消費者提供“一村多品”。“產業扶貧”則主要依賴來自村莊內部或外部的產業資源, 采用企業農業的生產模式, 提供的經常是高度專門化的“一村一品”。
對生產扶貧兩種方式的對比可以采用政治經濟學四個關鍵問題的分析框架。這四個問題是:誰擁有什么, 誰從事什么, 誰得到什么, 他們用所得物做什么;分別用于考察資產的社會關系、勞動分工、收益分配的社會關系、消費與積累的社會關系。30首先, 誰擁有什么?產業扶貧中食物體系的大部分聯結都被企業和其他中間商所控制, 而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中的貧困農戶則控制著 (或與消費者共同控制著) 從生產、加工到銷售的全部過程。其次, 誰從事什么?產業扶貧中的貧困農戶主要作為原材料或勞動力的提供者而存在 (現實中以前者為主, 只有少量貧困人口成為雇工) 。而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中的貧困小農戶既從事生產和加工, 也從事配送和銷售。再次, 誰得到什么?產業扶貧的較大部分收益被企業和其他中間商所占有 (某些情況下, 這也是農民陷入貧困的原因之一) , 有時還會被村莊精英所“俘獲”。而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中的貧困小農戶能夠得到更好的價格和更多的收入, 除支付必要的組織成本外, 并無其他中間環節攫取收益。最后, 他們用所得物做什么?產業扶貧中的企業或其他中間商常常將收益用于擴大規模或開拓新產業, 而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中的貧困農戶將收入用于消除貧困, 并在尚有多余的情況下, 用于農業生產的繼續改善或資源的維持及鄉村性的重建等 (見表2) 。 (38)
(二) 巢狀市場小農扶貧的效果
8年的試驗證明, 巢狀市場小農扶貧可以是一種更為精準的扶貧和鄉村振興模式, 在帶動貧困小農戶脫貧增收、改善村莊生態環境和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
第一, 以生計資源為基礎, 貧困戶的參與很普遍, 生產可持續。貧困戶參與巢狀市場小農扶貧的門檻非常低, 只要有生產空間和勞動能力就可以成為巢狀市場的生產者。在柳村, 除了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極少數貧困戶 (“兜底扶貧”的對象) , 其他貧困戶均可自愿參與巢狀市場。越是貧困的農戶參與巢狀市場的積極性越高, 尤其是那些缺少其他收入來源的婦女和老人。貧困農戶參與巢狀市場的產品已達56種, 幾乎覆蓋當地能夠生產的所有種類, 包括利用院落、山坡、林地和河溝飼養的各種畜禽產品, 各種時令蔬菜、雜糧、林果, 各種地方特色食品, 如紅薯粉、柿子餅、豆腐、燒餅等, 甚至包括山上地里采集的野菜、野蘑菇、中草藥等。這種以貧困農戶的生計資源為基礎的生產性“產業”具有高度的可持續性, 因為所利用的是貧困小農戶自家的院落和土地、村莊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池塘資源以及小農所掌握的生產經驗和鄉土知識。在柳村, 有的原本屬于“兜底扶貧”對象的貧困小農戶也參與了巢狀市場的生產。例如, 患有中風的空巢留守老人許某, 原本已無法下地干活, 2013年春季向鄰居借100元購買雞苗在自家院落飼養, 通過巢狀市場出售雞蛋和雞, 當年收入2500元左右;2014年購買更多雞苗在野外山坡飼養, 當年收入超過1萬元。
第二, 以固定的消費者和較高的產品價格為保障, 貧困戶的收入穩定而持續, 脫貧效果顯著。巢狀市場通過建立穩定且長期固定的消費者群體, 以較高的價格將貧困戶生產的多種產品按一定頻率出售。首先, 巢狀市場的每次交易都能為貧困戶帶來實實在在的現金收入, 脫貧效果立竿見影。據柳村生產小組統計顯示, 2017年參與巢狀市場的農戶共76戶, 其中48戶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包括政策兜底的6戶。他們每年通過巢狀市場獲得的收入存在一定差異, 少則千元左右, 多則上萬元。更多的貧困老人每年通過提供雞、雞蛋以及各種小雜糧、南瓜、核桃、板栗等, 可獲得2000—5000元的收入。這筆收入雖然看起來離致富尚遠, 但已足以彌合這些農戶的已有收入與貧困線之間的缺口。其次, 參與農戶在不同季節會生產出多樣化的產品, 并且可以基本不受季節限制地提供肉類、蛋類以及干果、雜糧等耐久產品和農家特色食品。同時, 消費者的食物需求是常年不斷的。這種供應和需求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得巢狀市場的交易得以全年進行, 因此貧困戶月月有進項, 收入長期可持續, 從而可以保證脫貧效果長期穩定。最后, 巢狀市場各種產品的價格總體上長期穩定, 并不隨著外部市場的劇烈波動而大幅調整。此外, 以生計資源為基礎的小農生產對來自主流市場的外部投入依賴較少, 進而可以保障貧困戶的穩定收益, 使發展巢狀市場成為一種風險極低的扶貧行動。這種扶貧行動能夠充分“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 “發展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 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 體現了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共享的發展理念。
第三, 以充分的互動和信任為基礎, 鄉城關系和諧而協調。巢狀市場為農村貧困小農 (生產者) 和城市居民 (消費者) 提供一個相互了解、緊密互動和建立信任的平臺。除了持續性地購買農戶產品外, 不少消費者為巢狀市場提供協調配送和分發貨物、建立和維護網絡下單平臺等志愿服務, 自發為村莊貧困家庭捐贈衣物、兒童玩具和圖書。很多消費者在閑暇之余攜家人親友訪問村莊和農戶, 不僅為村莊帶來了額外的收入 (食宿) , 而且發揮了農業和鄉村在自然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 增進了城市消費者對農耕特點的了解和對農戶的信任, 帶動了鄉村旅游的發展。有的消費者還為到北京求醫的農民提供醫療信息、掛號住院等幫助。與此同時, 有的參與農戶有時也會給對接的城市消費者家庭帶去新采的蜂蜜或新摘的果蔬, 或者捎去幾句問候。這些超越純粹產品交易的互動和關懷, 符合“重塑城鄉關系,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發展方略, 體現了和諧的鄉城關系和協調的發展理念。
第四, 以整體性修復為補充, 鄉村建設既生態又富有文化。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行動不僅在村莊直接推動各種更加可持續的恢復鄉村活力、保護生態環境、促進農民自身發展的創新活動, 還在村莊誘發了一系列變化。調查發現, 在巢狀市場的影響下, 村民自身在食物消費方面的安全意識得到明顯提升。柳村越來越多的農戶開始種植鄉土品種、繁育本地雞苗和豬苗, 以保護地方特色動植物資源和優良品種。生產小組還將部分收入投入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動中, 帶動村莊形成多元的互助與合作, 也提升了村莊自身的組織能力。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行動所激發的這些變化, 對鄉村生態修復、鄉土社會與鄉土文化的延續和傳承具有重要作用, 體現了“扶持小農戶發展生態農業”的發展方向和綠色的發展理念。
五、結論與討論
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扶貧方式在我國的精準扶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它很難全面覆蓋深度貧困的小農戶, 也面臨很多挑戰。此時, 需要探索和創新適合貧困小農戶的多種生產扶貧方式。為此, 扶貧工作在認識和思維上需要轉變。 (1) 扶貧方式應該是開放的、多樣的。不同方式各有優勢和不足, 適合不同特征的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 沒有哪種方式可以一成不變且放之四海而皆準。 (2) 對于深度貧困的小農戶來說, 扶貧行動的目標應該切實可行。作為一項社會事業, 扶貧的直接目標不是致富, 而是通過各種生計改善和收入提高措施, 在貧困人口目前已有收入的基礎上, 使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設定的貧困線標準。 (3) 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 規模化產業生產并非適合所有地區, 尤其是對于貧困地區來說, 小農生產并沒有過時。在規模化的產業扶貧行動難以全面覆蓋貧困小農戶時, 他們基于零散地塊的小農式家庭生產應該是生產扶貧的立足點, 此時, 脫貧任務的關鍵便是如何將其與現代社會需求聯結起來, 即幫助小農戶對接市場。
本文基于開展8年的“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 呈現了一種“產業扶貧”之外的、基于小農戶生產的扶貧和鄉村發展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該試驗表明, 以“貧困小農戶現在有什么”的生計資源為出發點, 以他們開展的健康農產品和地方特色食物產品的小農式生產為“產業”, 以城市普通消費者對健康食物的需求為對接出口, 以遠離主流市場和充滿信任的“巢狀市場”為交易和互動的組織形式, 由貧困人口和城市人口共同參與的“巢狀市場小農扶貧”, 可以成為一條具有高度可行性和長期穩定性的可持續生產扶貧途徑。其可行性源于食物生產建立在貧困戶已經擁有的各種生計資源基礎上和長期實踐的小農生產方式上。其穩定性源于在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等相關行動者之間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和互動信任, 或者說社會資本。“巢狀市場小農扶貧”可以成功地將農戶現有的生計資源和社會資本轉化為貧困人口的生計收入。這樣的收入數量未必巨大, 但對貧困家庭來說至關重要, 且穩定可靠, 風險很低, 很容易彌合貧困人口已有收入與貧困線之間的缺口, 從而實現精準脫貧。這樣的實踐模式也不同于以往扶貧實踐中有時出現的一次性或短期性采購。柳村的巢狀市場已經持續8年并一直保持良性發展, 消費者的需求是長期性的, 生產者也始終有產品供應, 所以如果組織維護好, 類似市場可以有較好的發展空間和長期持續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 這一實踐可以成為農戶脫貧之后不再返貧的重要手段。
巢狀市場的核心是重建市場嵌入社會的特征, 直接聯結生產者和消費者, 并通過市場來重建社會信任和共享價值。巢狀市場將非常異質的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進行對接, 既實現了城鄉的融合, 很好地彰顯了共享、協調、綠色的發展理念, 也是小農戶與現代社會有機銜接的一種創新和探索。
對于構建巢狀市場這種基于小農戶生產的扶貧機制, 人們經常會有很多困惑或誤解。最常見的一個誤解在于人們認為貧困村莊一般偏遠, 與如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對接存在距離上的限制。其實, 縣城 (或縣城以上城市) 范圍內的任何一個社區或者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企事業單位, 均可以與貧困村莊實現對接, 而且產品的運輸和配送將更為容易。此外, 有人會認為生產者的組織和消費者的發動是關鍵, 目前沒有人員能夠開展這些活動。其實, 每個村莊都有主要來自縣城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的駐村工作隊, 他們是建立村莊與縣城機構或城市社區對接的最佳組織者和中間人, 另外, 村莊社會工作者、大學生村官、村干部等也可以承擔起組織者和發動者的角色。事實上, 在“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行動中, 研究團隊就扮演著這樣一種“搭橋”和協助性角色。
如前所述, 近年來, 構建類似巢狀市場的扶貧行動在國內各地越來越多地生發出來, 一些積極效果正在顯現。但是, 對于這些正在大量涌現的扶貧實踐, 尚缺乏概念和理論上的總結和分析。本文正是對這類實踐進行概念提升、學術分析和理論探討的一種嘗試。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呈現的“巢狀市場小農扶貧”探索, 只是產業扶貧之外的一種扶貧思路, 但并非唯一的生產扶貧方式。它與各地方的社會物質基礎緊密相關。不同地方在小農農業特點、基礎設施狀況、社區文化、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不同, 會導致巢狀市場的發展空間和扶貧效果存在差異。因此, 對這種模式的借鑒不能簡單套用, 而要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 選擇最適合的扶貧方式。
同時, 這類扶貧行動在實踐中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完美無缺。“巢狀市場小農扶貧”亦是如此。例如, 在宏觀層面, 這種方式需要面對商品大市場的全球環境, 如何確保不偏離扶貧和鄉村發展的價值規范, 如何在巢狀市場共同體中構建共享和分享的機制, 如何提高組織者的能力等, 將是長期的挑戰。在微觀層面, 8年的實踐表明, 生產者和消費者組成聯結并形成共享的價值規范和標準框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 各種不連續性時常出現。此外, 在生產者組織、消費者組織、產品質量保證、配送分發等方面也會面臨一些技術問題和制度挑戰。在這些方面, 政府和社會各界可以提供一些幫助, 來為這類市場的發展和扶貧行動創造更大的活力和空間。例如, 政府部門、企業、學校和醫院等的食堂或員工可以與貧困村莊進行對接, 幫助發展起穩定的消費群體;村莊生產和組織環節所需的一些基本公共品, 如冷藏、加工、包裝、互聯網和運輸等方面的設施和設備, 可以由地方政府或村集體提供;政府可以發揮職能, 為村莊提供檢驗檢疫、規范屠宰、小額生產周轉金、打通農產品進城配送綠色通道等公共服務和政策支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 類似巢狀市場這樣的互惠經濟的發展尤其需要外部的扶植和內部的組織, 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在理念、政策和資源等方面的倡導和支持, 否則將很難與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形式相競爭;另一方面需要小農戶的團結合作, 因此如何以合作社等方式將小農戶有效地組織起來需要更多的探索。
總之, 當前的精準扶貧工作應該在生產扶貧方式上突破常規思維, 重新認識和分析小農農業以及小農戶的特點、潛力和能動性, 充分利用國家的扶貧政策和項目支持, 通過貧困小農戶的生產勞動和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創新真正適合貧困小農戶的長效脫貧機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 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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