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城鎮中國及城鄉關系
【摘要】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已成為中國知識界抵制全球化、倡導文化自覺的一個基本問題。追根索源，我們需要就社會學與現代中國的"中國觀"之間的關系作一些梳理和反思。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學被引入中國，是中國人了解西方和認識自我的需要的結果。社會學不僅讓中國人發現了西方的"社會"（作為"社會"的西方），也讓中國人確認了自身"傳統"的、"落后"的 "中國"身份。這其中，"鄉土中國"作為中國傳統性的主要載體，被國內外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一再剖析和確認。如今，在對現代性的審視中，它又被當作一種重要的視角、以及可資對抗西方現代性的文化資源。與此同時，它還被視作拯救"三農"危機、規劃現代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觀念的及現實的出發點。
但在重新審視我們的現代性認識的同時，我們同樣需要對我們的傳統性認識作出反思。"鄉土中國"作為中國觀的重要部分，它的被建構、被確認，蘊含著一些我們習焉不察的問題。
一、社會學與中國認識
近年來，在對中國現代性的研究、反思中，社會學之于中國現代思想、現代化歷程的影響淵源，成為學界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同時，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種種尷尬處境，也多為識者所慮。①
社會學自被介紹進中國，它不僅是中國人認識世界和確認自我的一個學科視野，也是思想家們規劃民族國家現代圖景的基本參照。近代中國人真正開始了解外部世界--"西方"--是從"堅船利炮"這樣的器物開始的。由先進的軍事技術，中國人逐步了解到了武器背后的現代工業及現代交通、現代教育及現代思想、以及現代的政治制度。而通過社會學的學科視野，中國人開始發現了另一個西方--作為"社會"的列強各國。為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而留學英國的嚴復，注意到了西方世界中不同于中國的"社會"，并帶回了解釋那種社會的學說②。
盡管，社會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中一門經驗實證學科，其學科制度在中國的成形③、它對于這個社會的演變實態及其變遷機制等的描述和解釋，很難說對中國現代性的規劃或實際進程起過多大的影響作用。但這不妨礙社會學作為一種認識論對于中國思想界及一般社會所產生的深刻的影響。發現社會并解釋社會自"傳統"而至"現代"的轉變，這原是社會學的使命所在。社會學之于近代中國，首先意味著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古典社會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將每個人生活其中的現代社會解釋為由個體間聯結一起而又外在于個體的一種有機體。對這種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有機性的解釋，幾乎被視作社會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嚴復的"群學"，將西方社會學對于現代社會的闡釋，諸如社會的有機性、公共性等等，介紹入中國。自此開始，何為西方、何為中國，中國的思想家們對于中國與西方列國之間的差異想象，以及中國的現代化規劃，開始有了切實的視野空間和思考方式。
然而，當人們選擇一種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路徑的時候，他們也可能是在選擇一種特殊的價值，或者是選擇一種身份認同。產生于西方經驗之上的現代社會科學，當它們被移用到中國的現實中來的時候，對于中國人認識世界、解決自身認同危機的需要來說，它們所提供的，既是可能條件，亦是限制，這兩個方面一開始便如影隨形地纏繞在一起，難解難分。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界，對于西方的文化價值，一向不乏鮮明的抵制。但對于內在于現代社會科學基本視野亦即認識化、方法論的規定性，卻缺乏相應的自覺。這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現代認同焦慮的一個深刻背景。亦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接受還是抵制西方價值、如何接受又如何抵制這些問題上，多有反復而無果的討論。在拋棄還是繼承中國傳統、能否拋棄又如何繼承等問題上，亦難得要領。今天，當人們試圖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性問題時，如何認識現代性的普世性與西方性，在此基礎上如何探索中國現代性的可能？這些困惑再次成為橫在中國人面前的問題。
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為中國人提供了了解世界、認識自我的必要的視野和必需的工具，但與此同時，它一開始就讓中國人陷在了學科視野的某些預設之中。首先，作為現代性的重要價值目標，"現代民族國家"被視作"現代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和社會學的基本分析單位。雖然當中國人睜眼認識世界時，對于中國人而言，歐美列強已成為對中國構成生存威脅的"西方"（一個被建構的地域概念、世界概念），但與此同時，中國人對自我的認識，從一開始，即是以"中國"為基本單位的。尤其自甲午戰爭以后，對于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來說，"東方"、"亞洲"這些地域共同體概念實際上已經不具有如在近代日本那樣的認同意義④。與此同時，中國內部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多樣性及差異性等等，亦成為民族國家認同的多余的或有害的因素而遭到排斥。在這兒，我們可以發現某種雙重標準的運用。一方面，中國人將作為對手的外部世界想象成一個整體的"西方"（甚至也包括了日本）。與此同時，卻將自身定位于一個內部同質的民族國家。這種雙重標準的合理性源泉，應與認識世界的二元模式有關："先進"與"落后"的認識模式--先進的西方與落后的中國。
在這樣一種認知模式中，民族國家的本質特征，并非來源于自身內部，而是來自于外部的參照比較。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在有形無形之中，幫助西方人確立了他們的現代社會觀。以"傳統"、"農業"、"專制"、"異教"等為特征的落后的"東方"、"亞洲"、"中國"等等，在西方社會科學中，曾經是象征異質性的"他者"，是確認西方社會現代性的重要參照。而隨著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被中國人用于確認自我時，這樣一種基本的比較方法連帶著西方人的視角，同樣也幫助中國人確認了自身與西方的異質性。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一方面要致力于引進西方社會科學來認識世界、確認自我，同時又要本能地或理性地試圖抵制西方價值及西方人的中國觀。這樣一種努力，自一開始，就不能不陷于一種特殊的自我矛盾之中。其一為，從現代社會科學的基本視角出發，發現差異、進而將差異性固化、本質化，原是很難避免的認知傾向。而與此同時，就內在于社會科學的現代性訴求來說，將人類社會不同梯度上的地域性差異、民族間/族群間差異等化約為民族國家的本質特征、同時將種種差異歸納定義為現代－傳統、先進－落后之類的屬性差異，亦是社會科學研究極易導出的結論。
一般來說，古典社會學視野中的異質性確認，主要通過二元對比的認識方法來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始于工業化的大變動的描述和解釋中，"農業－工業"，"傳統－現代"，"愚昧－文明"、"落后－發達"等的二元對比，不僅被用于縱向維度上對社會變動的歷程及其結果的認識，也被延用于橫向維度上的不同社會間的比較，"先進的西方"與"落后的東方"據此成為現代社會科學解釋世界的一個基本視角。
而作為社會學的最典型、最具有效性的分析工具，"理想類型"不僅為二元對比的認識論提供了具體的研究方法⑤，亦使得社會學對社會結構以及人的行為的解釋，有了揭示對象本質屬性以及不同對象間普遍屬性的方法上的可能。諸如"有機團結－無機團結"，"通體社會－聯體社會"這樣一些基本概念的創立，使得社會學者在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描述中，獲得了進入社會學意義空間的實際路徑。
雖然說，作為一門以現代性為闡釋對象的社會科學，社會學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適用性無庸置疑，它的西方出身，并不能構成我們否定它在中國的普適性的理由。而且事實上，就像學者們指出的，無論西方社會學還是中國社會學，都是直面社會危機而誕生的⑥。但是，基于上述對現代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特性的認識，我們還是需要對社會學的中國認識、中國研究的源與流不斷地展開反思。
事實上，這樣的反思從嚴復他們就已經開始，對西方社會學的審視、以及對現實中國的認同困惑，貫穿于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家和社會學者的學科視野矯正過程和對"中國"的建構過程之中。即以"社會"概念在中國的譯介、確立的歷史為例，在"群學"至"社會學"的學科形成過程中，"社會"概念最終取代"群"概念，固然有日本漢譯概念的重要影響，也與"正宗社會學"在中國的確立有關，但是，就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在清末思想家們那里，"群"概念的所指，較之"社會"概念，原有更深廣的內容。一方面，康有為最初強調"群"的意義，是從人類普遍性以及中國思想傳統來加以說明的，而不是簡單的西方參照的產物。⑦ 另一方面，"群"雖被一些維新思想家用以強調"學會"等政治團體的重要性，⑧但它并不排斥普遍意義上的"人群"意義。甚至有學者認為，當嚴復最初介紹西方社會學時，他對于日本的漢譯"社會"概念應該已有一定的了解。而他之所以仍用"群學"概念，更可能是出于對"群"較之于"社會"所具有的意義的思考："群"是"社會"的上位概念，"社會"僅是"群"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秩序的某些群）。⑨但盡管如此，隨著"社會學"在中國的正式登場，"群學"最終消逝于歷史思潮之中。究其因，我們不能不認為，是社會學所蘊含的現代性意義以及"社會"概念所提供的社會現代化的規劃路徑，讓"群學"、"群"概念漸漸退出了思想領域和社會科學視野。與此同時，實際存在于"傳統中國"之中的各種非"現代"的群體形式，如家族、血緣群體、村落共同體等等，以及相關的價值觀念，也相應地（無可避免地）與現代性意義失之交臂。
在異質對比、二元認識的社會學的意義世界中，中國既有的社會、文化，既難于與"現代性"直接銜接，"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西方"之間，似乎也缺少中間的、重合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和社會學者們借助于現代社會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的過程，亦是他們將既有的"中國"裁剪、過濾成"傳統中國"的過程、以及規劃"現代中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早期思想家和社會學者們對西方理論的普適性問題及西方現代性的內在問題等多有意識和反思，⑩ 但植根于西方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的特性對于中國觀、中國事實的預設性的安排，一直困擾著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中國研究，這幾乎成為中國學的一種宿命。
二、"鄉土中國"：被單性化的傳統社會
在近兩年中國知識界對中國文化自主性的訴求表達中，"鄉土中國"的意義再次被激活。在有關"鄉土中國"的熱議中，論者不僅試圖為傳統的中國鄉土性賦予某種"中國的現代性"、 甚或后現代性的意義，據此在"中國"內部找到抵制全球化、反思西方現代性的文化資源。同時人們還試圖通過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價值再發現、以及近代中國鄉村改革歷史的總結反思，為陷入"三農"困境的現實鄉村社會找到新的出路。
在這樣一些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鄉土中國"這一中國觀本身，成了不言而喻的思考起點。"鄉土性"這一由現代社會科學逐步建構起來的中國認識，作為理所當然的中國傳統性，并沒有被納入到反思者們的反思對象中來。
"鄉土中國"最初以費孝通先生的書名而廣泛地進入人們的視野，可以說，社會學為這一中國觀的構建提供了主要的學理支持。就學科淵源而言，雖然費孝通先生有西方社會人類學的背景，他與他的老師吳文藻先生一起倡導并實踐的中國社區研究學派的理論也可被歸入社會人類學的民族志一脈，但是《鄉土中國》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論框架來源于社會學，這應無異議。在這一個關于鄉村中國的描述文本中，借助于滕尼斯的"有機團結－機械團結"這樣的分析工具，作者通過運用或建構一系列二元對比11的理想類型，來闡述他對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理解：熟悉的社會－陌生的社會、差序格局－團體格局、禮治秩序－法治秩序、長老統治－同意權力、血緣結合－地緣結合......有關《鄉土中國》的意義和影響力，學界早有廣泛評議，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在這里筆者試圖討論的是：《鄉土中國》成為國內外"中國觀"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社會學文本，其機制是些什么？ 筆者的這一問題意識，首先來源于費孝通先生自己對《鄉土中國》的介紹：
這本書的探討對象是中國的鄉村社會，它屬于鄉村社會學范疇。在1937年的出版"后記"中，費孝通先生清楚地介紹說，《鄉土中國》是由他于1936年所作的《鄉村社會學》的部分講義整理而成的，是他"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的嘗試。12在1984的"重刊序言"中，作者又再次解釋說《鄉土中國》是"我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在說明理想類型概念的意義時，作者特別強調，"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體系同樣影響著中國的社會，那些影響同樣可以在中國的基層社會里發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13鄉土社會是作者理解中國社會的途徑之一。
在費孝通先生這兒，《鄉土中國》是他對既往的鄉村田野調查所作的一個總結，其研究和闡述的對象，主要是中國的鄉村社會而不包括中國的城鎮社會。而作為一種理想類型的社會學概念，"鄉土社會"抽取的只是中國基層社會（而非社會整體）的、部分的（亦非全部）體系及其屬性。換言之，"鄉土中國"只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鄉土性"也只是中國傳統性的一部分。
關于這一點，在費孝通先生對"鄉土中國"的解釋中，其實有較明確的闡述。雖然他開宗明義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的"，也就是說，鄉土性是基層社會的特性。但是，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入開弦弓村調查的時候，費孝通就意識到："商品流通是有區域性的。農村是生產地，產品集中的中心地就叫做鎮。鎮上的商品所能銷售到的范圍叫做'鄉腳'，可稱為腹地，就是集鎮所服務的區域。每個鎮擁有一定的農村作為自己的腹地，成為這個區域商品集散中心......我從周圍的現象中感到有一股外來的力，在制約著村子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這股力發自村子外邊的鎮。" "雖然我當時未能進入這一層次調查，可是，總感覺到了小城鎮這種社區的存在對于農村和農民生活所發生的作用很大。"14也就是說，鄉土社會并不是自洽的，它存在于與城鎮社會的有機聯結之中。所以費孝通先生在開篇中緊接著解釋說，"我說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那是因為我考慮到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而且在近百年來更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這些社會的特性我們暫時不提，將來再說。"換句話說，在費孝通先生這兒，"基層社會的鄉土性"是相對于那上面的另一種社會及其特性而成立的。對于自己三十年代的田野調查止于鄉村而未能涉及城鎮，他心存遺憾，后來曾解釋說那是因為當時他缺乏研究城鎮的條件："當時我的調查到此為止不能再進行了。一是時間不夠用，二是我一個人單干不行。"
可以認為，雖然"鄉土中國"概念最初由費孝通先生建構而成，但將"鄉土社會"等同于"中國社會"、以鄉土性來概括中國的傳統性，并非費孝通先生的本意或結論。它另有建構的力量與機制。
筆者對于鄉土性作為中國傳統性的建構機制的疑問，除了上述費孝通先生本人對于"鄉土中國"的闡釋以外，還來自于另外一些學術參照。
我們知道，在史學界，尤其是實證史學的中國研究領域，早有大量的學術成果，可以說明"城鎮的中國"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但這樣的學術成果，一直以來，似乎很少作用于中國觀的建構。早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在國外漢學界和國內史學界，有關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15。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關傳統中國都市史、市鎮史的研究，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城鎮化、城鄉關系等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諸多的研究對傳統中國社會中的都市形態、城鎮化進程、城市社會結構、城（市）－（市）鎮－鄉（村）關系等等，作出有多方面、多視角的描述和分析。16但是在今日有關"鄉土中國"的討論中，無論是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的再闡釋、還是對中國傳統性的文化意義的再建構，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依然沒有被有效地吸納到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思想界、文化界的視野中來。這是頗具意味的現象。
自人類社會在經濟系統初步形成農（牧、漁）業和手工業、商業的分工，在政治、文化系統形成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的職能分化后，"城市"，便成為基本的聚落形態之一，也是社會共同體的基本存在式樣之一。"鄉村"與"城市"在不同的社會、在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有內部結構的不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城鄉關系）亦會有種種差異。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中，鄉村往往是社會的主體部分，而在產業化的現代社會中，城市會成為社會的主體部分。但無論如何，在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我們都不難從社會中發現鄉土性和城市性。
事實上，西方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也為人類社會的這樣一種特性提供了具體的認識路徑和研究方法。以農村－城市關系而論，雖然P. A. Sorokin 和C. C. Zimmerman將"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視作為兩種基本的社會類型（理想類型），17但他們并沒有將民族國家確定為區分、識別這兩種社會的基本單位，即這兩種社會類型完全可能同時存在于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內部。而在美國人類學者Robert Redfield提出的城市－農村連續統理論中，"城市"與"農村"更被視作為蘊含于社會內部的社會屬性。他在對墨西哥一個半島上的四個集落（包括部落、農村、集鎮、城市）作了調查后認為，在各種地域社會內部，都混合有城市性要素和農村性要素。按照其中的程度差異，一極是有著許多農村要素的社會"民俗社會"，另一極則是具有大量城市要素、城市性很強的"城市社會"，各種地域社會分別處于這個連續統的不同的位置之上。
從這樣一些學術視角出發，社會學、人類學描述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建構中國社會的傳統性，本應將相應的城市性納入進來。但在"鄉土中國"的中國觀中，中國傳統城鎮社會的體系及屬性，被遮蔽了。對此現象，論及者常以鄉村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所占比重或地位而一筆帶過。可這并不能構成將傳統中國簡化為單性的"鄉土社會"的理由。鄉村占主導地位，這原是包括歐洲傳統社會在內的許多前工業化社會的普遍狀況。
傳統中國社會被闡釋為單性的"鄉土社會"，這樣的建構，首先當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中國視野之功。如前所述，"現代的西方－傳統的中國"是古典社會學二元認識論和西方視角的附屬產品。另一方面，自近代以來，對中國社會內部的傳統性的羅列和清算，也幾乎被中國知識分子視作為社會科學的主要使命，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的現代性訴求和現實批判的重要表達方式。不難理解，在這樣一些內外因素的作用下，二元對比式的中西社會差異比較，往往會擠壓社會學理想類型分析工具在中國認識中的學術空間。不僅中國內部的差異性、多樣性會被某種特殊的中國觀所覆蓋，在具體的研究中，對中國社會中某種體系或屬性的發現和描述，也往往可能被夸大為"中國的"體系或屬性，從而被移用以特殊中國觀的建構需要。正是在這樣一些深層邏輯的作用下，"鄉土中國"作為描述中國內部的基層鄉村社會屬性的一個理想類型概念，被演繹成了"現代的西方－傳統的中國"的同義翻版"城市的西方－鄉村的中國"的現成注腳。
以鄉土性來概括中國的傳統性，多少也與社會人類學的中國研究的傳統有關。就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古典人類學時期，中國是原始'異文化'的一部分，在劍橋人類學家哈里森的筆下，中國文化甚至被稱為'野蠻'文化；現代人類學時期，中國是西方人類學民族志田野調查的一部分。""在近一個世紀的中國人類學研究中，中國本土人類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作為西方'異文化'與'原始文化'的面目，但其研究也多以鄉土社會或民族志研究為基點"。18以農村社區為田野，以村落小團體的個案來描述"中國社會"的特性，一直是人類學中國研究的主要方式。事實上，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的以及中國的人類學者也確實扮演了"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解釋員角色。中國的鄉土性被等同于傳統中國的本質屬性，與人類學根深蒂固的中國觀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眾所周知，費孝通先生的鄉村調查和《鄉土中國》，原是他試圖在方法上改變西方人類學的中國研究傳統的一種實踐努力。他解釋說，在由他的老師吳文藻先生倡導的社區分析這方面，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一部分通了家。"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社區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較研究，在比較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時，常會發現每個社會結構都有它配合的原則，原則不同，表現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19。他稱《鄉土中國》是他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實地的社區研究。這樣的方法，可以使研究者避免以一地一村的經驗來闡釋整個中國社會的普遍屬性的人類學學科傾向。但他實際上還是沒有能夠避免另一種力量對他的學術文本意義的再建構：他所發現的"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最終被解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體系的本身。
正由于上述種種因素的作用，我們可以注意到，存在于西方社會學、甚至西方人類學之中的另外一些思想和理論、方法，亦即另外一些學術的可能性，包括分析城鄉關系的一些基本視角，在相應的中國研究中，并沒能得到應有的展開。
三、鄉土性與中國的現代性
在"現代的西方－傳統的中國"的社會科學視野中被構筑起來的"鄉土中國"，對于中國人的自我認識和現代性想象，起的是多方面的影響作用。
（一）"鄉土中國"的中國觀在一定程度上將傳統中國社會理解成了一種內部自洽、基層自治的社會，不僅經濟上、文化上獨立于城鎮社會，政治上也外在于皇權政治統治系統。20這種將鄉村社會懸置于城鄉網絡結構和政治系統的鄉土中國想象，不僅不利于人們對包括城鎮在內的傳統中國社會作整體性的把握，也不利于人們認識鄉村社會自身，包括它在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系統中的所處地位，它的結構維持及功能運行與另外一些社會系統之間的有機關聯，等等。不能不認為，近代以來的當政者和知識分子，通常將"鄉村改造"、"鄉村建設"設想成一個可以獨立于城－鎮－鄉有機連續統以及國家－社會關系而單獨進行的社會/文化/政治工程，多少與"鄉土中國"的認知局限有關。
（二）這樣一種被單性化了的中國傳統性想象也容易導致人們將本來就蘊含在中國傳統性內部的"非鄉土"的特性，諸如城鎮社會結構、城鄉糾葛、（小）市民文化、商業傳統，以及這些特征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問題等等，想象為西方城市性、現代性植入中國的結果。從而將中國一些根源于傳統性內部的復雜的現代性困境簡單地歸結為被外加的、被植入的問題，轉而致力于簡單地從"中國鄉土性"傳統中去尋找抵制"西方現代性"的文化資源。
（三）差序格局、家族主義、禮治秩序、血緣聯結等等，作為中國傳統性的核心內容，不僅存在于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也存在于傳統中國的城鎮社會。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城鎮社會、以及城鄉關系，同樣都是中國傳統性的載體或表現。盡管鄉村社會與城鎮社會的內部結構和生活方式等會有種種差異，但將中國傳統性與鄉土性劃等號的自我認識，實際上使中國的城市傳統被懸置于中國文化傳統，將中國的城市性剝離于中國的傳統性。這樣，中國的城市現代性成為無本之木，這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城市現代化困境的一個根源所在。21
（四）在學術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將鄉土性等同于中國傳統性的中國觀，導致在今天的中國，鄉村研究與城市研究，不僅處于一種學科過度分離的狀態，也處于一種價值關心、問題指向的分化狀態中。以"中國傳統文化"、"文化自覺"、"中國現代性"等為問題關心的學者，紛紛轉向"鄉土中國"、"三農問題"的討論，而將城市研究視作為現代性內部的、甚至操作層面的學術研究。但由于既有的"鄉土中國"論對中國的傳統城市性、城鄉關系傳統、以及現實的中國城市化問題、城市現象等等缺乏必要的展開，這不能不使得相應的"中國傳統性""中國現代性"討論陷入一種先天的缺陷之中。
就費孝通先生本人的研究而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他曾致力于對中國小城鎮的調查研究。這應是他基于對傳統中國的城市－市鎮－鄉村關系的有機關系的認識而思考、探索中國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學術實踐。他對于江蘇地區的小城鎮、城鄉關系、蘇南蘇北的地域間差異等的描述和分析，曾帶動了社會學及其他學科對鄉鎮企業、小城鎮的研究熱潮。他的《小城鎮 大問題》及有關"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思路也曾對當時中國的城市化道路的規劃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傳統中國的"城市－市鎮－鄉村"式的城鄉關系模式出發，將"城鎮化"設計為中國城市化、現代化的道路，這不失為一種從中國傳統性中發現中國現代性源泉和出路的大思路。
從八十年代興起的鄉鎮企業中，有的學者也敏銳地捕捉到了一種區別于"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現代性"的雛形，認為鄉鎮企業模式是重振中國文化的希望所在。"源遠流長的傳統中國文化，與同樣源遠流長的傳統鄉土中國，向來構成難解難分的共生體。近代以來文化中國的日漸凋零，亦與近代以來鄉土中國的日趨衰敗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自我轉化、將不可能完全脫離鄉土中國的創造性自我轉化。但同樣可以認為，一旦鄉土中國自我轉化的歷史契機現身出場，那么文化中國的再獲新生或已將為時不遠。"22但是，這一種判斷，依然是將單性的、基層的"鄉土社會"確定為傳統中國、"文化中國"的載體，同時將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自我轉化視作為文化中國再生的前提條件。按這種思路，當鄉鎮企業模式開始式微、"三農"陷入危機時，"中國文化的振興"自然也就失去了希望。
類似的思路及其邏輯困境，同樣存在于今天有關中國現代性、中國文化的討論中。從"中國傳統性＝鄉土性"的中國觀出發，當人們試圖從中國傳統性中發現"中國現代性"的源泉、以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某種文化對接的時候，"回到鄉土社會"，便成了必然的、也似乎是唯一的選擇，鄉土性被當成了拯救中國現代病、文化敗血癥的靈丹妙藥。與此同時，由于城市性在傳統中國觀中的缺失，"城市"被有意無意地劃入了"西方現代性"的范疇，在中國的現代性中也被當成了被植入的非本土文化的東西。這多少阻礙了關心中國現代性、中國文化問題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城市化問題、城市現象的真誠關注。由此所導致的結果，不僅是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城市現象的失語，還有"三農"問題研究的內在困境--從被懸置于城－鎮－鄉有機關系的"鄉土中國"之中，是難以找到拯救"三農"的有效方略的。
我們需要反思的，不僅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還有問題意識的起點--關于"中國"的自我認識。需要重新確認傳統中國、重構中國的傳統性。為此，我們首先應該重新審視二元認識論對于中國人的"中西觀"的深刻影響，需要反思傳統中國觀對"中－西"之間二元對立的異質性的固執，以及對作為中國傳統性的鄉土性的迷戀。此外，要特別強調的是，思想者、文化研究者以及社會學者應該充分地尊重、吸納實證史學的學術成就。
作者簡介: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城市治理研究》主編，社會學博士（1999年大阪市立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華東師大社會學系主任，上海交大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主任。主要學術領域：應用社會學、社會政策研究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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