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召開的第二屆“村莊與中國”會議中，我做了題為“明德慎罰：鄉村治理傳統方式的現代案例“的報告，王景新教授對其做了點評，其中關于善治的經濟基礎方面做了相當精彩的點評。結合王教授的點評內容，我對相關方面嘗試做出一點闡釋。現表述出來，希望包括王教授在內的相關專家教授雅正，也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討。
王教授在點評最開始提到的，鄉村治理的最高目標是維系村莊的活力，這一觀點是比較新穎的，最起碼是我在之前所沒有接觸過的。回來后對此方面尋找了一些文章，也跟一些專家學者探討過。我認為王老師的這個觀點是成立的。首先，鄉村振興的問題就是在面對眾多鄉村凋敝的現實情況所提出的，維系村莊的活力正是要將鄉村救活。其次，維系村莊活力可以高度概括鄉村振興的幾個方面，我認為這跟朱啟臻所說的發揮村莊的多功能性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維系村莊的活力，絕對不是某個方面的結果，而是政治治理、經濟發展、人居打造、文化傳承、村風營造等多個方面共同起作用的最終表現。
王教授對治理手段的解釋，認為治理的最高價值追求是實現善治，在善治的過程中要以百姓、政府、社會力量等三方面作為共同協作的主體，制定一個以公平和長治久安為基礎的標準體系。我對前半句是十分認同的，善治一直都是被提倡和號召的，也是從古至今對治理的美好愿景。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絕不是村民的獨角戲，當前很多地方排斥政府和社會力量，這是不理智的。但是，必須明確的是，村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參與應當是適度的，有條件和有限制的。但是，我認為，善治的標準體系未必是以公平和長治久安為基礎。從國家發展的大方向看，長治久安固然沒錯，也是維持穩定發展的必須。但是絕對的公平又是比較難以實現的。每一個地區由于其有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其發展的促進因素和制約因素都不甚相同，用公平這樣相對虛化、難以把控的標準來要求反而會造成村與村之間，村民內部之間矛盾激化。我認為，對于一個村莊而言，在一定的時間維度內是否有所改善就可以作為村莊善治的標準。這就允許一個鄉村在某個時期追求某一方面的改善，只要大體的前進方向是對的，就可以了。
王教授此次點評最突出的一點在于，講明了鄉村治理的經濟基礎，鄉村文明一定是有經濟支撐的。我們國家鄉村的實際工作總是喜歡偏向某個方面，而忽視了具體的歷史的結合。去年之前，我國的鄉村振興工作似乎就僅僅只是發展鄉村旅游，無論什么地方都在大談特談做鄉村旅游，政府將鄉村旅游作為救命良藥，不管什么癥狀都要用。去年我們又突然興起了村風整治，一下子很多村都開始做村規民約、提德治善治。大家都忽視了這些方面的統一性。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村莊的發展無從談起，村民之間風氣就不好改善。何斯路的治理就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發展上的，正是有了十余年的經濟積累，何斯路才能夠在治理上做出一定的成績。“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古人誠不欺我！當然，村風的改善也會進一步的推動經濟的發展，二者是結合的，不能單純的只在乎哪個方面，要統一起來考慮問題。何斯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十余年來通過功德銀行、老年大學、何氏宗祠、百萬育才計劃、斯路晨讀等不斷的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這些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經濟基礎的改善絕對不是做鄉村旅游就可以的，鄉村旅游是產業發展的一部分，是經濟基礎的最終表現形式。正如王老師所說，鄉村治理的經濟基礎在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以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為核心的產權制度的安排，這方面劉守英教授有深入而又細致的講述，在此就不贅述了。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的根治性和生長性，這就說明了單獨的依靠鄉村旅游是發展不好一個鄉村的，需要同鄉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王老師提到的關于精英群體的培養，我認為這方面還是我的實戰經驗更有說服力。鄉村精英的群體必定是分層級的，其內部之間有一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的結構，既需要有智囊團，也需要有操盤手，更需要行動派。只有三者相結合，精英群體才能夠發揮合力，達到最佳的目標。
最后，再次感謝王老師的精彩點評，也感謝劉老師給我們這個可以展示、交流、學習的舞臺。鄉村振興工作依舊任重道遠，需要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是我們的追求。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踐與鄉見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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