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度中國農村調查”材料的分析
摘要：村落社會由無數個家戶單元組成。家戶獨立自主，但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家戶存在天然缺陷。在國家治理能力較弱的傳統時期，家戶的不足性要依賴村落社會來彌補，由此形成了家戶對村落的依賴性。為了彌補家戶的“非完全自給自足性”，家戶與村落之間發生了聯系，形成“家村關系”。在中國，漢民族居住區幅員遼闊，村落社會的南北區域差異性較大，帶來“家村關系”的差異性。通過“深度中國調查”材料發現，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是“家村關系”的基本內涵。它們在不同地域的村落，其表現強度有所差異。因而在“關系強度”維度下，有三種類型的“家村關系”，一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團聚型“家村關系”，二是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聯合型“家村關系”，三是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結合型“家村關系”。在“家村關系”視角下，中國的村落社會不是均質性社會，具有較高的異質性，不同的村落社會，具有不同的“家村關系”類型。
關鍵詞：家村關系；村落社會；異質性認識；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
村落是“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1]。無論是鄉村研究還是鄉村調查，均把村落作為一個基本單元。在國家治理的歷史進程中，村落不僅具有政治（或行政）屬性，也具有社會自治屬性。無論是傳統時期還是當下，村落均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位，也是家戶從事生產和社會交往的地域空間，更是村落社會自治的基本單位。因此，準確認識村落社會是認識國家治理和村落自治特征的前提。中國幅員遼闊、區域差異較大，很顯然，不同區域的村落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那么中國的村落社會的差異性在何處？又怎樣去準確認識中國村落社會的異質性？本文擬通過對中國村落的深度調查和研究來找到認識中國村落社會的新視角。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梳理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自秦漢就建立了以“家戶”為基本單元的“能夠不斷再生億萬自由家戶小農的制度”[2]，“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3]徐勇教授把中國農村的基本組織制度概括為“家戶制度”。家戶是中國的本源型傳統，是基本的經濟單元、社會單元和政治單元。家戶作為獨立單元，獨立自主地開展農業生產和社會交往活動，而村落則是家戶生產和社會活動發生的地域單位。村落是農村社會成員的地域聚落，農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都在村落內完成，村落也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位。[4]在組成結構上，家戶是村落社會的基本細胞，無數個相對獨立自主的家戶組成一個完整的村落社會。在地理屬性上，村落是家戶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社交空間的集合；在社會屬性上，村落是家戶對外社會關系網絡空間的集合。費正清認為：“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石，由家庭單位構成；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的土地為生。”[5]費孝通先生也認為：“村落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單位。”[6]因此，家戶是基本的生產經營單元、消費單元、生育單元、政治責任單元，是國家治理的根基；村落由若干個家戶構成，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基本單位。這樣一來，村落、家戶則成為認識和研究村落社會的兩個重要概念，也是不可忽視的兩個重要單位。
在國家治理能力（尤其是公共服務能力）很弱的傳統時期，家戶雖然可以獨立自主地開展生產經營、消費，但是并不能完全自給自足。在生產和生活中，家戶有各種各樣的需求，這些需求涵蓋經濟生產、社會交往、文化生活、公共治理等各個方面，這些多樣性的需求僅僅依靠家戶單元很難自給自足，只能依靠村落社會，即與村落社會的其他家戶進行社會交往，以交換、互助或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因此，村落不僅是家戶生產和生活的空間，也是家戶脆弱性得以彌補的對象，較大單元的“村落”彌補了“家戶”單元的非自給自足性，實現了家戶單元的延續，保證了村落的完整性與穩定性，進一步穩固了國家統治的根基。因此，家戶和村落之間發生了豐富的聯系，而不是彼此之間毫無關系，家戶的非自給自足性產生了“家村關系”。那么，家戶與村落之間的關系（家村關系）究竟是什么呢？在不同的地域，“家村關系”有什么差異呢？
（二）既有文獻梳理
學界關于村落社會的認識基本上都圍繞著“家戶”“村落”兩個單元展開，或有側重，總的來說，對于家戶與村落之間關系的認識主要有四種普遍的觀點。
1.村落地域空間論。
馬克思以法國小農為研究對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村落進行了經典的闡釋：“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之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并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相互隔離。他們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各個小農彼此之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7]在馬克思看來，在以“一家一戶”為基本單元的法國農村，家戶是獨立自主的，與村落社會不發生豐富的社會聯系，村落僅僅只是作為家戶們的居住地域而存在，村落社會只是簡單的拼湊和相加。雖然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法國農村，但是同樣作為小農經濟社會的中國，馬克思的關于小農社會的定義對理解和認識中國村落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摩爾從中國村落出發，認為：“中國的鄉村更像是眾多農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個場所。”[8]因此，在馬克思和摩爾看來，中國村落的“家村關系”僅僅是一種地域關系。
2.村落共同體關系論。
上個世紀日本學界有一場著名的“中國村落共同體之爭”。“共同體肯定論”學者以平野義太郎、清水盛光、橫川次郎等為代表。橫川次郎認為，中國的村落是氏族共同體（或農村共同體）的性質[9]；平野義太郎對村莊組織和村民扶助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村落社會存在強有力的共同體關系[10]。清水盛光認為，中國專制政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具體而微的共同體的存在。村落社會的治理有兩種：一種是村落自身是一個小王國，以士紳與農民為主，可以進行自我治理，也叫“自主性自治”或“自律性自治”；二是以保甲為基礎的“他律性自治”。自律性自治的根源在自然村，它得以建立的基礎就是村落的共同體性質。[11]在這場“村落共同體論證”之后，諸多學者繼續對華北村落共同體展開了討論，柳田節子（1970）、丹喬二（2005）、仁井田升（1956）等繼續支持“中國村落共同體的存在”這一觀點。因此，共同體理論認為，村落是共同體關系的基本單位，村民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在村落單位內發生。在村落范圍內，村民們結合的基礎是共同關系，共同的意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組織、共同的互助與合作，使得村落共同體關系得以建立。也即是說，中國村落社會的“家村關系”呈現出一種共同體關系。
3.家戶制理論。
家戶制理論對村落社會的認識，是在與莊園制、村社制的比較中，從中國出發去認識村落社會的。費孝通先生認為“家庭是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生活集團。”[12]費正清先生也認為“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中國社會基石的農村，是由家庭單位構成的，家庭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5]金耀基先生也認為：“在傳統中國，家不只是一個生殖單元，并且還是一個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政治的，乃至宗教的、娛樂的單元。”[13]徐勇教授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制”為參照對象，提出了“家戶制”，認為家戶制下的村落是家戶基礎上自然形成的自然村，由家戶擴大而形成。由此，家戶是國家治理的根基，也是社會自治的單元，形成“家國共治”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2]因此，家戶制強調家戶的個體組織性與獨立性，家戶是最基本的組織單位，村落的群體組織性相對較弱。
綜上所述，三種理論對“家村關系”的認識均有特點和側重，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表1所示，村落地域空間論認為家戶與村落之間沒有聯系，但忽視了村落單元；共同體關系論認為家戶與村落之間是共同體關系，但忽視了家戶單元；家戶制理論強調家戶個體性與獨立性，忽視了村落單元。這三種觀點均解釋不了家戶與村落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這種關系由何種因素決定？既然村落、家戶是認識村落社會和解釋“家村關系”繞不開的兩個單元概念，這就需要我們從歷史深處去進行探究。
二、從村落社會起源看“家村關系”的基本內涵
村落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因人們從事農業生產并伴隨著其他人類活動而逐漸形成的一個居住單位和社會單位。要認識村落就要從村落的起點開始，在村落的形成歷史中認識村落。2015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對東中部的村莊開展了深度的歷史形態調查，涉及180多個村莊，涵蓋了不同類型的村莊，本文從分布區域（即華南區域、長江流域、黃河流域）①的村莊中選擇一些樣本進行類型化的個案分析，然后再對所有樣本進行總體歸納。
（一）華南區域的村落起源與“家村關系”特點
因歷史原因，南方村莊距離皇權中心較遠，開發也較晚，形成了較多的單姓村。這樣的村莊通常由一家一戶不斷繁衍壯大而來。
廣東豐順縣的坪村，是一個單姓氏的村莊。明初，先祖藍氏百一公為了躲避“藍玉案”的牽連，攜妻兒幾經遷徙至無人居住的坪村，并在此定居繁衍，以墾荒種稻為生。至第三代時，族人修建了“百一公祠”，以祭奠坪村藍氏宗族的開基始祖百一公。至第十二代時，男丁興旺，繁衍壯大，在族長的主持下，藍氏宗族分為兩個大房支，至第十三代時，兩個大房支又分為八個小房支。在居住形式上，整個藍氏聚族而居，各個房支有自己獨立的屬地，以房支為單位集中居住。其他姓氏的家戶不得隨意搬遷至坪村居住，也不能租佃藍氏土地，外人進出坪村都要經過族長的同意。
浙江建德市新葉村，是玉華葉氏集居的單姓村。宋嘉定十二年（1219）先祖坤公為謀求生計，遷入玉華，入贅母舅夏氏家中，在此定居繁衍。至第三代東谷公時，大興水利，修建“萬翠堂”和“有序堂”，祭祀先祖，團結族人。自此，玉華葉氏宗族繁衍壯大。至第八代時，人口百十戶，開始分立房派，分六房，每房另建分廳。傳至第九代，長房、二房、四房繼續分支，形成房支林立的格局。但是，葉氏宗族仍然聚族而居，團塊居住。村落以“雙溪”為界，其他姓氏不得越界。族內公田按先房后族的順序租種或買賣，不能隨意賣于外人。②
福建沙縣的廷坑村，是一個范姓村民占據70％以上的主姓村。元末明初，開基始祖五九公為了躲避沙縣戰亂，以入贅的方式遷居至廷坑村，并在此定居繁衍，以種植水稻和漁獵為生。由于范氏宗族人丁一直不興旺，就沒有正式的分支，但族人習慣于生下一個兒子就立一房，名為分房分支，實則都在族長的統一管轄之下。所有族人圍繞著“五九公”的祖屋差序分布，由內向外輩分逐漸降低，呈現出高度聚居的狀態。直到民國中后期，范氏宗族都不允許外姓家戶搬遷至本村居住，范氏宗族的田地也從不對外租售，外人出入“祖先山”都要經過族長同意。③
從三個案例來看，村落多為單姓村，一村即是一族，聚族而居，家戶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血緣寓于地緣，并生發出共同的利益關系。
（二）長江流域的村落起源與“家村關系”特點
長江流域的村莊種植水稻，地勢平坦，水資源較為豐富，因村里水系發達、塘溝縱橫而成為“水網社會”或“稻作社會”，村民分散居住。
湖北宜都市的余家橋村，在清代康熙年間因“湖廣填四川、江西填兩湖”的移民政策下，余家橋村20多個姓氏的原居民被迫遷徙至四川，江西南昌的10多個居民遷徙進村。先遷徙進村的居民或向鄉政府購買土地，或“紈草為基”占領無人耕種之地，后遷徙進村的居民只能以租佃為生。村內居住著40多個姓氏的村民，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紐帶，沒有祠堂，家戶“圍田而居”、分散居住，家戶之間的房屋距離較大，在居住格局上形成了“寧家灣、七嶺荒腳下、銅盆祠、彭家沖”等四個小聚落，共同構成了余家橋自然村。自然村開放，任何人可以自由進村而不受約束。
湖南臨澧縣的迴龍村，受元末戰亂影響，原居民早已消亡殆盡，僅剩的少數村民也遷往他地居住。在明朝洪武初年，很多村民從江西遷出，輾轉數地最終落戶于該村。遷徙至此的村民以“插草為界，鋤草為邊”的原則占有荒蕪土地，并形成以3~6人規模的小家庭。至民國時期，村里有9個姓氏的29戶村民居住，各姓氏之間沒有太強的血緣聯系，沒有任何一個姓氏建立血緣組織、祠堂或公產。在地域上，村民們分屬坡子鋪和蘇家南場等兩個聚落，每家每戶房屋之間有5~15米的間距，并以道路、樹木、界石等分界物明確標記邊界，即使鄰居是自己的至親也是如此。該村雖與周邊聚落有明確劃定的邊界，但邊界不具有任何約束力，任何人都能自由進出。④
四川遂寧市的曠家壩村，元末明初為無主荒地，江西吉安府曠姓兄弟兩人游山涉水至遂寧縣，因弟弟遇害，哥哥為守護遺骸，于是在此開荒辟地，定居農耕。經數代繁衍，曠姓人分為三房，分散居住在五個聚落。此外，因土地買賣、土地租佃、雇工、姻親等緣故，曠家壩村先后遷入周、陳、趙、向、楊、張、王、石、康、劉等多姓村民，最終形成趙家院子、構林灣、周家灣、石家土城等11個聚落。同姓村民多集中于同一聚落，但傍田起屋，彼此房屋相離，分散居住；石家土城與趙家院子多為佃戶，雜姓聚落，家戶隨田而遷的流動性極強。⑤
從三個案例來看，村落的血緣關系紐帶不強，家戶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關系；分散居住、因田而居，以及多個小聚落構成村落，地緣關系也不緊密。家戶的個體性較強，彼此之間因利益關系結合。
（三）黃河流域的村落起源與“家村關系”特點
黃河流域的村莊種植小麥等旱地作物，水資源有限，地勢平坦，圍繞“水井、麥作”形成的是水井社會或麥作社會，村民集居。
河南遂平縣的蔡崗村，清代中期黃河泛濫，為躲避水災，居民向西遷徙。待水災退去之后，徐姓大家戶帶著一些村民返回村莊，重新劃定土地邊界，復業復田重建村莊。以若干個大財主徐姓家戶為核心，所有家戶集中居住，家戶之間的距離近，村莊分為“東街、西街”兩個部分。至清代后期，村里共有五十多個姓氏的居民居住，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紐帶，只有大戶徐姓在村里建有祠堂，但祠堂開放，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由外姓人看守。至民國時期，為了防衛匪患，由徐姓大戶組織修建了寨墻、寨海子以及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四座碉樓，所有村民出資出力，共同防衛。
山西新絳縣的席村，南、韓、張三大姓氏因躲避災害、躲避戰亂分別遷入該村，同最早在此的席姓共同構成了席村的“四大家族”，除此之外，席村還有柴、楊、李等34個姓氏。眾多姓氏居民集中居住，形成了六個居住單元，分別是西甲、南甲、北甲、石坡、八甲和柴家疙瘩。四大姓氏在的居住區域內均建有家廟和支祠，由家戶長和支長負責管理。席村村墻由村長組織修建，費用及村墻日常的維護由全體村民共同分擔。⑥
山東濟寧市的軍王村，清代時，王姓村民從軍張王屯遷出，在軍張王屯的南面另立新村并取名軍王，并與李姓村民共同居住此地。后來陸續有趙、周等姓氏村民遷入，村民們以廟坑為中心，向四周擴展建房，形成了以廟坑為中心的集居格局。⑦
從上述案例來看，村落多姓聚居，血緣紐帶較弱，但地緣關系較強，因防衛等需要，產生了共同的利益，結成了共同的利益關系。
綜上所述并結合一百八十多個村落案例發現，華南區域、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三個區域的村落社會差異性較大，存在著某種關系紐帶把所有的家戶聯系在一起，組成一個村落。從關系角度看，在不同區域的村落，存在三種基本的“家村關系”，即：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這三種基礎性的社會關系均可以將若干個家戶聯系成為一個完整的村落。這是“家村關系”的共同性，也是所有村落社會的共同性。血緣、地緣、利益等三組基本關系，在三個村落都存在，在家戶與村落社會之間發揮著重要的聯結功能。
三、“關系強度”維度下的“家村關系”類型
如前所述，在三大區域內的村落，“家村關系”的基本內涵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區域的村落社會，其表現強度是不同的，這決定了村落社會異質性，并使村落社會具有與其他村落所不同的特點。
（一）“關系強度”：關系比較的維度
村落是一個關系社會，村落社會里的家戶之間有著豐富的社會關系，也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原生性社會關系和再生性社會關系。原生性社會關系是在村落起源和形成時就已經具備的關系；再生性社會關系是在原生性社會關系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次級社會關系。再生性社會關系以原生性社會關系為基礎。原生性的社會關系決定了村落社會的特點，構成“家村關系”的基本特征。從深度調查材料來看，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等三種關系在華南區域、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三大區域的村落里一致性存在。但是，在關系表達程度上，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在三類不同村落社會的差異性表達，實際表現為三種關系的強度不同。因此，關系強度可以從“關系密度、關系關聯性”兩個維度去測量。關系密度是指單位地域內關系所能聯系的家戶數量。單位地域內這種關系所能聯系的家戶數量越多，關系密度越大。關系關聯性是指這種關系下家戶之間的聯結性程度。某種關系下家戶之間的聯結性越高，關系關聯性越高。關系密度越大，且關系關聯性越高，關系強度就越高。那么，這種關系將家戶聯系成為一個完整村落社會的作用力就越大，而這種關系也是家戶與村落社會發生關系的路徑依賴所在，是村落社會的基礎性社會關系，是村落社會的“家村關系”內涵所在。
（二）不同區域村落社會的“家村關系”比較
從“關系密度、關系關聯性”兩個維度去測量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在三大區域村落社會的強度，可以發現村落社會之間的差異性。
1.血緣關系的強度差異。
如下頁表2所示，華南區域的村落居住一個單姓宗族，所有家戶之間有著共同的祖先，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宗族聚族而居，血緣寓于地緣，合二為一，血緣關系所聯系的家戶數量是整個宗族，以任意一個家戶為血緣關系的中心，基本上可以輻射到全族，關系輻射半徑大，關系密度高。宗族不僅有共同的經濟基礎，也有共同遵守的規則體系，家戶對血緣團體的依賴性較強，血緣團體對家戶的約束性較大，家戶之間的血緣關聯性高。任何家戶的行為均不能破壞宗族的整體性。因此，在這樣的村落，血緣關系的強度很高。黃河流域的村落大多是雜姓、共居，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在村落內部僅有數量較多的家戶形成了宗族組織，但共同的經濟基礎薄弱、宗法體系的約束力較弱，宗族僅僅是一種儀式化的存在。長江流域的村落大多是是一個雜姓、散居，家戶之間的血緣紐帶不僅很弱而且分散，家戶之間只存在松散的親屬關系。無論從關系密度、還是從關系關聯性上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村落都沒有形成像華南區域那樣穩固的宗族制度，血緣關系的密度、關聯性都比較低，村落社會的血緣關系強度都比較弱。
2.地緣關系的強度差異。
鄉與土是構成農民社會的聯系紐帶。[14]地緣關系表現為家戶之間的地緣依賴與對土地的依賴。如表3所示，華南區域的村落是單姓宗族聚族而居之地，從族到房支，血緣內聚帶來地緣集居。家戶的集聚程度高，以房支為單位集中居住，單位地域內的家戶數量集中而多，家戶之間的距離近，地緣關系的密度大。同時，家戶受到房支、族的約束性較大，家戶不能隨意脫離宗族，地緣關系的強度較大。這種高強度的地緣關系是建立在高強度的血緣關系之上的。黃河流域的村落由多個姓氏家戶集中居住。集居格局帶來單位地域內家戶數量多，家戶之間距離近，地緣關系密度高。共同的生產、防衛、信仰、文化、交際等因素進一步帶來家戶對地域較高的依賴性，帶來較高的地緣關聯性。長江流域的村落由多個姓氏的家戶分散居住。散居格局帶來單位地域內的家戶數量較少，家戶之間的距離較遠，地緣關系的密度低。村落布局分散、凌亂、無中心，內聚性程度低，開放的地域帶來高度的流動性，家戶隨地流動，對地域的依賴性低，最終導致家戶之間的地緣關系強度低。
3.利益關系的強度差異。
如表4所示，華南區域的村落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紐帶基礎上的血緣共同體，為了血緣共同體的生存和延續，宗族組織設置了各種單位的共有產權。所有家戶之間不僅有著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更有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任何家戶個體或個人個體均不能為了私利而損害宗族的共同利益。在這樣的村落，利益關系的密度和關聯性都非常強，這種高強度的利益關系是建立在高強度的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在黃河流域的村落，家戶之間的血緣紐帶作用弱；雜姓共居的村落沒有形成共同的經濟基礎。但是，村落作為所有家戶共同的居住空間和生產空間，所有家戶在防衛、看青、信仰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關系。集聚格局帶來單位地域內利益關系聯系的家戶數量多，關系密度大；家戶之間的利益關聯性高，導致利益關系強度較大。但是，這種高強度的利益關系是基于高強度的地緣關系之上的。在長江流域的村落，家戶之間的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均不強，家戶個體性強，利益本位突出。一個家戶就是一個利益單元。因在生產和生活上無法自給自足，家戶需根據不同的利益，與其他家戶締結共同的利益關系共同完成。同時，在諸如水利、安全等方面還存在共同的利益關系。每個家戶都有屬于自家的利益關系圈層，與村落共同的利益關系交織在一起，構成村落復雜的利益關系網絡。在這個網絡里，利益關系密度大，利益關聯性高，帶來村落高強度的利益關系。
綜上所述，血緣、地緣、利益等三種關系在三個村落的表達程度存在差異性，關系的強度有所不同。如下頁表5所示，在華南區域的村落，血緣關系強、地緣關系強、利益關系強；但先有高強度的血緣關系，后有高強度的地緣關系和利益關系。在黃河流域的村落，血緣關系弱，地緣關系強，利益關系強；但是，高強度的利益關系基于高強度的地緣關系之上。在長江流域的村落，血緣關系弱，地緣關系弱，利益關系強。
（三）“家村關系”的三種基本類型
關系強度的差異性決定了“家村關系”的三種不同類型。如表6所示，根據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利益關系的關系強度，可以把“家村關系”分為三種基本類型。
第一種類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團聚型“家村關系”。在這種村落社會，所有家戶之間有著共同的血緣關系，且血緣關系的紐帶性強，血緣關系的密度大、強度高，帶來高強度的血緣關系。先有共同的血緣關系，后有地緣聚居關系，血緣寓于地緣，合二為一，并進一步產生共同的利益關系。在團聚型“家村關系”下，血緣關系是原生性關系，強度大，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村落社會是血緣關系社會。
第二種類型：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結合型“家村關系”。在這種村落社會，所有家戶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居住分散也沒有形成緊密的地緣紐帶關系，整個村落社會以家戶為行動主體，依靠以家戶為中心的私人利益關系聯結起來。在結合型“家村關系”下，血緣關系松散，地緣關系分散，利益關系緊密、強度大，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村落社會是利益關系社會。
第三種類型：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聯合型“家村關系”。在這種村落社會，所有家戶之間沒有共同的血緣紐帶關系，但地緣聚居使得所有家戶之間有著共同的地緣關系，且地緣關系緊密、強度高，并進一步形成共同的利益關系。在聯合型“家村關系”下，地緣關系強度大，血緣關系強度小，地緣關系的高強度帶來共同利益關系的高強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村落社會是地緣關系社會。
四、結論
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村落社會是鄉村振興的載體，只有充分準確地認識村落，才能有的放矢地開展鄉村振興。因為“當下是歷史的延續，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道路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15]，因此，要精準認識村落就必須從歷史深處著手，從村落起源和形成中把握其“家村關系”的特點。
（一）“家村關系”是認識村落社會的有效視角
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幅員遼闊，地形復雜，東西、南北地域之間的差異性很大。“由于自然、社會、歷史的條件不同，分與合在一個國家內不同農村區域的表現形式不一樣，使得某些村莊在一定區域存在多一些，某些村莊在一定區域存在少些，由此構成不同的區域性村莊。”[16]即使“從村莊社會結構角度看，中國農村也存在南北方的區域差異”[17]。因此，中國的村落社會在不同區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若干家戶在村落地域空間里生活和生產，對外存在諸如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等諸多需求，這種需求的滿足需要借助對外的社會交往，從而家戶與村落社會發生了豐富的聯系。正是家戶的非自給自足性才結成了穩定的村落社會，這個社會不是機械的拼湊，而是關系的疊加。因此，村落不僅僅只是一個地域單元，更是一個社會單元。村落社會關系的形成有其內在的邏輯。不同的村落社會，因生態環境、居住形態、歷史過程、家戶結構等方面的差異較大，導致家戶與村落的聯系機制不同。
精準認識村落社會，既要注意到村落的地域屬性，更要注意到村落的關系屬性。村落作為家戶生產和生活的空間，是一個關系社會。關系決定了村落的特點。這個關系的起點是家戶，由家戶的非完全自給自足性所決定，家戶無法自給自足的需求依靠村落社會解決，其行為路徑是關系，也就是“家村關系”。也即是說，家戶與村落之間并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存在著豐富的聯系。家戶與村落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即“家村關系”。這種關系決定著村落社會的特質性，決定著村落里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村落社會不同，其“家村關系”也不同。通過對“深度中國農村調查”材料的認識，華南區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村落社會截然不同，表現出不同類型的“家村關系”，而這種“家村關系”又根源于村落社會的起源之中。因此，“家村關系”是認識村落社會的一個有效視角，“家村關系”視角強調從關系出發去精準認識村落。以“家村關系”來認識村落社會，要注意從村落起源和形成的歷史深處著手，因為“家村關系”視角下，村落社會具有歷史延續性。
（二）以“家村關系”認識村落社會的關鍵是異質性
從“深度中國調查”發現，不同的村落社會，具有不同的“家村關系”類型。以“家村關系”來準確認識村落社會，關鍵在于認識到中國村落社會的異質性，而非均質性。以往學界在從事農村研究中，或者模糊了“村落”概念把村落作為一個同質性很強的社會，或者以地域、區域為單位來劃分和認識村落，這兩種做法要么忽略了村落社會的異質性，要么以點帶面地認識村落。精準認識村落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不僅要從地域屬性上認識村落，更要在社會屬性上認識村落；第二個層次是：在把握關系的基礎上，注意村落社會的異質性。把村落看作是一個關系社會，須知關系建立在特定的社會土壤之上，土壤不同，生發出來的關系也不同。如華南區域的村落“由家而族”，整個村落是一個單姓宗族，在這樣的土壤上生發出來的強有力關系是團聚型的血緣關系；在長江流域的村落，家戶分散居住，雜姓共居，彼此之間沒有較強的血緣紐帶和地緣紐帶，如此生發出來的強有力關系是結合型的利益關系；在黃河流域的村落，雜姓聚居，彼此之間的血緣紐帶弱，如此生發出來的強有力關系是聯合型的地緣關系。因此，以“家村關系”來認識村落社會關鍵在于認識村落社會的異質性，只有認識到了村落社會的異質性，才能理解在村落社會上發生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治理行為，才能理解農民的行為邏輯。結合當下“鄉村振興”來看，以“家村關系”認識村落社會異質性，精準把握村落的多樣性、差異性，才能有效制訂符合村落特點的鄉村振興策略。
作者簡介：李華胤，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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