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然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在《鄉土中國》的開篇，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毫不諱言直指核心。
20世紀40年代后期，他應《世紀評論》之約，把他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內容分成14篇文章連載，后來又集結成冊，多年后重刊再版，匯成了那本《鄉土中國》。
費孝通說：“農業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發生的。”我們的民族確實和泥土難舍難分，“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
70年后，當中美在貿易領域過招時，尋常的大豆成了撬動巨大經濟利益的主角。見微知著，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美國與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之間貿易摩擦升級由此可見一斑，中國一直以來尋求大豆進口渠道多元化的努力也在各項數據中顯現。當然，大豆又只是農村農業發展的一個側面，它的供需背后，中國農業生產模式與農產品外銷面臨的困境，以及其原因與未來走向都更值得關注。
我國農業發展現狀
根據農業農村部的官方數據，2018年，我國農村人口約為5.57億，2017年為5.77億，2016年為5.90億，呈現逐年遞減的狀態；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8年為1.46萬元，2017年為1.34萬元，2016年則為1.24萬元。
從地域上來劃分，東部地區平原較多，適合大規模的機械化種植，從目前上看已經形成“四江三湖一成松,九大糧地記心中”的格局。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地區的農業科技進步也使得農業裝備與生產條件有了明顯改善。而一些南部以及西部欠發達地區來說，在現有的土地流轉制度下,他們基本生產單位主要還是中小農戶。
對散落在廣袤土地上中小農戶來說，她們仍處于傳統的精耕細作模式。人工的精耕細作依靠個人經驗和人力進行施肥、控制植株密度，永遠無法像標準化生產那樣合理松土、按照衛星遙感技術去按需施肥，更主要的是因為環境特殊、產地分散，上行的通道遲遲不能打開，從而導致本質上“靠天吃飯”的粗放發展方式依然沒有根本解決。
而隨著人們消費結構升級，部分農產品更是出現了供求結構的失衡，優質化、專業化和多樣化農產品發展相對滯后，部分農產品則庫存過多的情況，在確保總供給量與結構平衡間尚有較大進步空間，農產品上行之路艱巨。
日美模式在中國的可行性有多少？
以精準農業著稱的美國會是我們的模版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他們更把農業發展成了在國際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產業之一。
在美國200多萬個農場之中，近一成是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大農場，這些規模化種植的大農場中，精準農業覆蓋率已達到六七成。并且在農產品上行當中，大農場主起到關鍵性作用，他能夠讓海量的農產品在段時間內匯集并發往各地。
大規模集約化經營、精準農業生產，使得美國農業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平原多，土地肥沃。但中美國情的不同使得這種生產經營模式并不能直接拷貝到中國。在諸多丘陵地區，大規模農場并不容易，精準農業還是只能在規模化生產的大型農場應用，因此，中國更適宜在機械化程度較高，種植規模較大的地區（東部地區）推廣精準農業技術，至于分散的家庭種植則無法使用這種形式。
再來看日本，日本屬于島國，土壤貧乏，平原很少，耕地面積十分有限，沒有發展農業的先天條件。但日本依靠農協的作用，把全國的農民統一了起來。
通過農協指導，使分散經營的農戶，按照統一的農業技術、農產品標準要求進行現代化農業生產。而在農產品上行過程中，農協的作用得到極致的發揮。它們通過成為農民和企業之間的“無償中間商”，一方面可以集中采購，另一方面可以進行統一的銷售。這樣，既建立了信任防止中間商壓質壓價，也避免了盲目生產，從而確保了農民收入的穩定。
據統計，2017年日本全國農業耕地面積為401萬8000公頃，并且早在2016年，日本的農業人口就跌破了200萬人。在這種地少、農民少的條件下，日本農協能夠很好開展自己的智能。另一方面，日本的農產品高度依賴進口，自給自足的比例有限，這更加方便了集中式的統一產銷模式。但對于地域廣闊、情況復雜、農產品自給自足的中國來說，要實現農協那樣的從統一管理到統一采購和銷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基于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無論是大農場主的精準農業，還是以農協為中臺的日本農業并不能照搬到中國。但也給我們些許啟示。
農產品上行的硬戰
基于我國農業發展現狀，零散土地分布的農民常常因為產品沒有合適的銷售通路，只能將希望寄托在“農販子”口中浮動的數字之上，很多時候，一整年的辛苦勞作換來的可能是連自己都難以相信的微薄收入。
此前，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屈冬玉介紹“互聯網+農業農村”時強調，當務之急是互聯網+農產品營銷，也就是農產品出村。幫助農民把優質合格的農產品賣出村子，賣到城市來，就是農產品上行之路。
在農村扶貧過程中，過去更多的是將大量工業品消費品運到農村，活躍那里的物質供應，但如何使農村成為優質產品供給的源頭而非營銷對象，才是幫助農民增加收入的關鍵，也是精準扶貧的核心。
過去很多報道，關于公司+農戶、合作社+農戶，比如公司和合作社派人去收當地的農戶然后放到像是淘寶這樣的大型平臺上去賣。實際上，這樣的模式的確有組織農戶的作用，的的確確把農戶代入了市場，這一點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大部分公司+農戶、合作社+農戶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都是剝奪農民的。
換句話說，有限網店只是讓農家成了被動選擇的對象，農產品種類和產地的分散，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集中生產，系統運轉，成了上行困難的核心癥結。既起不到明顯效果，還讓大量投入成了沉沒成本，繼而成了褒貶不一的面子工程。最后，工業品而建的電商體系已經進入21世紀，但農業還停留在19世紀。
筆者在前幾日看到這樣一則新聞，4月21日，在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辦的指導下，拼多多創新扶貧助農模式“多多農園”，首站落戶云南保山。
從報道來看，“多多農園”模式核心的機制就是把區域性的貧困農民通過建檔立卡的方式進行整合，然后將他們逐漸培養為平臺上的農商，進行從種植到產品生產以及銷售的全面培訓，讓農民直接運營店鋪去面對消費者。這種模式的優點十分明顯，不僅收益直接到貧困農戶，并且他們可以通過這樣的模式打造品牌，實現扶貧的最終意義。
但這種模式的不確定性也很明顯，最明顯的就是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在筆者角度來看，模式的優化是一部分，最大的挑戰就是拼多多有多少的決心和方法去達到這種結果，卻也直接證明了扶貧不僅是種“腦力活”，更是一種“體力活”。
根據報道，為了使“多多農園”的模式能夠健康開展，拼多多聯合當地政府，預設了從“做給農戶看”到“帶著農戶干”再到“農戶自己干”三個階段。初期由拼多多提供產業扶持和營銷扶持；中期形成較為穩定的第三方“代服務”機制；后期則逐漸退出，合作社全權掌控，并由當地政府確保利益分配依規進行。
除了“多多農園”的到來之外，一起來的還有農研隊伍、培訓團隊，以及加工廠的貨車。以云南保山的叢崗村為例，當地的主要產業是咖啡，并在周圍10公里范圍內，坐落著多家新建咖啡工廠。所以拼多多決定，未來3年內引導這些工廠幫助村民提供咖啡豆精制化加工。此外，云南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的農科專家，引進多個高端品種的同時，還篩選出最適合該緯度和海拔的高品質咖啡。
據悉，山腰和山頂的740畝生態種植示范基地中，芒果苗、澳洲堅果等經濟作物，正與咖啡樹復合套種，以提升每畝土地的經濟收益。明年起，叢崗村將大面積替換種植高級咖啡品種，多家拼多多平臺新銳咖啡品牌商，已提前預定該批產能。
不得不說，這套機制的形成和落實，是“多多農園”最大的挑戰。即便3年后“新農商”分配機制沒有完全達成既定目標，也必然會引導整個產業實現良性循環，而這種模式也可以為后來者提供借鑒。畢竟從筆者來看，很少有人像拼多多一樣走到這一步。
中國式拼購的邏輯和道路選擇
地理上的先天狀態決定了中國不能像美國、日本那般，消滅小農戶而全都變成大農場主或者成立日本農協這樣的組織，但在新電商領域不斷發展的中國，像拼多多這樣的新電商扶貧模式似乎展現出一種“中國發展道路”。
從底子上來說，新電商可能更具有扶貧體質。拼多多創始人、CEO黃崢在去年互聯網大會上曾提到，“電商扶貧的核心是利用互聯網的優勢解決農產品流通問題，讓貧困地區有產就有銷，多勞能多得。一直以來電商農貨上行的核心挑戰是前端流量的匹配不能夠形成一定聚集的量，所以很難形成新的農貨上行的流通方式。”
他認為拼多多的幸運在于，“拼購”這種方式正好非常契合中國貧困地區的“小農”現狀，通過實時海量的多對多匹配，能夠對農產品供需兩端的信息有效梳理，在各類農產品短暫的成熟期里，迅速匹配到有相關需求的消費者。
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著名扶貧專家李小云認為，拼多多將鄉村振興和扶貧根植于企業發展內核，開拓了深具社會影響力的發展模式。他認為，這個模式如若成功，將推動很多農村發展方式發生轉變，形成偉大變革。
據悉，目前拼多多已經匯聚了4.185億用戶和超過360萬活躍商戶，年交易額超過了4700億元。2018年，拼多多實現農產品和農副產品訂單總額653億，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農產品上行平臺之一，并且仍維持著高速增長。
未來，農產品上行和產業扶貧仍要克服重重難關，比如產品外觀、品質和生產過程的標準化，比如產品的安全信任關和品牌構建等等。2020年底前，當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徹底達成之時，某種程度上，應該為這些創新之舉，記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人們也許在面朝黃土背朝坡地耕種時從未想過，這些新的線上線下互動，竟然用這么快的速度和如此有效地方式解決了那些困擾已久的難題，把遠古時期刀耕火種的期待引向了更高的文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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