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200多年前工業化初期, 馬克思、斯密等人就已經發現資本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進出現象, 并肯定了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積極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 伴隨著“農業基礎地位理論”、“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和“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等三種調適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理論的演進, 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非農資本也經歷了一個由計劃經濟年代“反哺農業”到市場經濟時期“投資農業”的漫長實踐探索過程。可見,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在國際國內、在過去和今天都不是新鮮事物, 而是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大背景下, 正確看待中國工商資本投資農業, 需要明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本質是資本要素在不同產業用途間的重新配置;當前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引起的負面問題不是工商資本的“原罪”, 而是在管理規則方面有漏洞;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則底線影響工商資本的農業投資行為, 而不應試圖將工商資本投資封堵在農業之外。
一、引言
近年來,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問題引起我國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目前理論界已經顯現出兩種不同觀點, 即肯定見解和謹慎意見。持肯定見解者大多看好工商企業及其資本進入農業后可以為城鎮化、工業化加速期的農業經營方式轉型和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帶來的要素貢獻 (1) ;而持謹慎意見者則擔心工商企業及其資本進入農業后會因為力量不對稱而有損農民利益, 以及因為農地非農化和非糧化危害國家糧食安全 (2) 。理論研究無法形成共識導致政策出臺嚴重滯后于社會實踐, 沿海發達省份如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區, 工商企業通過外商投資、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民工回鄉創業等形式投資農業早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內地省份近年來也出現了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熱潮。其間土地非農化、非糧化現象和農民利益受損現象時有發生且亟待解決。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事涉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人類經濟活動史中, 工商業與農業之間的相互關系表現為產業結構進化過程中要素配置關系變化、經濟比例關系變化、利益分配關系變化的動態聯系。在這一聯系中, 資本 (無論是工商資本還是其他資本) 的逐利性使得資本成為最活躍的要素, 資本在非農產業與農業之間流進流出逐步成為兩者關系變化的主導。就世界范圍而言, 資本總是本著獲利最大化原則, 主動尋求與其它要素實現最優結合, 從而改變不同的國家或經濟體內部非農產業與農業之間的關系, 形成不同的產業結構形態。不同的國家或經濟體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 資本在非農產業與農業間的流動方向也不盡相同。當非農產業從農業部門分離出來成為新興獨立產業時, 農業向非農產業輸出了大部分資本積累;而到工業化后期, 來自非農產業的資本則成為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資本來源之一。
來自農業以外的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問題?本文站在市場經濟高度和放在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大視覺下, 重讀經典著作和回顧中國探索之路, 試圖探尋中國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理論淵源和實踐路徑。
二、早期經典作家論述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主張
自工商業從農業附屬產業分離成為一個獨立部門以來, 工商業與農業的關系就成為東西方經濟學界討論的重要話題之一。早期經典作家在分析工商業與農業的關系時, 已經對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及其對農業產生的影響有所論述。
1.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著作的論點
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主要代表的東方陣營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其理論的核心在于論證私有制條件下有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利用資本 (資產) 對無產者勞動進行剝削的原理及其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 進而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有制經濟建立提供理論依據。在工商業與農業的關系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作家的終極思想是主張通過公有制來實現農業大生產, 但也肯定發端于資本主義工業的大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重要意義。
一是馬克思、恩格斯洞見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意義和動因。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肯定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對小農經濟改造的進步性探討了資本主義大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相互關系, 并且發現工業資本隨著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經濟活動的客觀存在。
他們首先認為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進入農業是對小農經濟一次完整的革命, 這一革命完全摧毀了小農經濟的舊有生產方式, 是經濟發展史的一個巨大進步。他們指出, 小農“排斥協作, 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 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 亦即排斥勞動的社會形式” (3) , “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 也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 使擴大再生產幾乎不可能” (4) , “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到處使這種所有制陷入貧困境地。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 勢必奪去用于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 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互相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化和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 (5) , 而“在農業領域內, 就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 并代之以雇傭工人來說, 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規和最不合理的經營, 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然割斷農業和制造業的小農家庭紐帶, 但又以農業和工業獨立發展為基礎, 為農業與工業在更高級形態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條件?！?(6)
就資本進入農業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從固有立場出發, 認為追逐利潤是資本進入農業的根本目的, 但他們也在著作中多處提到資本進入農業所產生的進步作用, “追求利潤和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促使農業資本家使用機器, 改良農業, 實行集約化經營和規模經營, 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7) “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 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 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 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 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8) 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到工業資本向農村和農業流動的早期存在, 指出“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 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 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9) “這些資本家一向置身在農村范圍之外, 現在卻把他們在城市中獲得的資本和城市中已經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帶到農村和農業中來?！?(10) 在分析工業利潤與農業利潤的關系時, 恩格斯指出工業資本投資農業是出于對較好利潤的競爭, “工業利潤率下降了, 只得到這種較低利潤率的資本就可以用于 (耕種) 較壞土地”。 (11)
二是列寧重視資本進入對農業發展尤其是小農改造的作用。列寧既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實踐者, 也是重要著作家。其農業經濟思想集中體現在他對小農生產方式落后性的認識和對引導小農生產者走向社會化大生產的思考。十月革命之前, 列寧在理論上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馬、恩對土地小私有和農業小生產落后性的批判, 肯定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步意義, 提倡在農村開展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市民社會”的民主革命, 實現“人的獨立性”對傳統共同體的勝利, 走美國式的農業資本主義大生產道路, 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中“大生產”取代傳統村社“小生產”, 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并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奠定基礎 (12) 。但十月革命勝利后在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實踐中, 列寧遇到了實現農業公有制和社會化大農業生產對接上的巨大阻力, 發現改造小農生產方式、發展社會化大生產農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他慎重提出:“一下子就把數量很多的小農戶變成大農莊是辦不到的, 要在短期內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經營的農業變成公共經濟, 使之具有全國性大生產的形式, 由全體勞動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勞動義務, 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勞動產品, ———要一下子做到這一點, 當然是不可能的?！薄叭绻硞€共產黨人, 竟然想在三年內可以把小農業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根系改造過來, 那他當然是一個幻想家?！币虼? 需要有一個很長的預備階段, 應當“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 而是活躍它們, 并把它們引導到新的經濟運行機制中來。這才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 (布) 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 (13) 為此, 列寧在按社會主義原則推行公有性質的農業“共耕制”遇到困難后, 迅速調整了農業政策, 推出新經濟政策:一是以尊重農戶保有土地家庭所有意愿的合作制替代農戶讓渡土地所有權的“共耕制”;二是在對經濟利益分配中對農民利益進行保護, 取消初期的“余糧征集制”, 代之以“稅收制”;三是松動農民的余糧等農產品的自由流通權, 肯定貨幣媒介和商業的作用 (14) 。
列寧逐步意識到, 在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度, 抓住商業“流通環節”引導小農走向社會化大生產的極端重要性。從列寧最初把“經商農民”直接定義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和“剝削者” (15) 到后來賦予農民稅后余糧“自由流通權”的變化 (16) , 以及列寧在《土地問題筆記, 1901—1915年》中所列提綱“理論的前提是資本主義農業=商品生產+雇傭勞動”、“資本在農業中的使命: (1) 土地占有同生產分離; (2) 社會化; (3) 合理化” (17) , 足可以看出列寧對處理工商業與農業關系、對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在思想認識和政策選擇上發生的重大變化。
三是考茨基預見資本進入農業引起農業生產形態的革新?？即幕摹锻恋貑栴}》被列寧譽為“《資本論》第3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經濟學著作” (18) 。在《土地問題》一書中, 考茨基堅決批判“小農經濟穩固論”、捍衛馬克思恩格斯“小農經濟沒落論”。他認為:大生產具有在耕種面積上較少的損失, 有利于節省耕畜和農具, 適合于機器耕作、便于技術指導和管理以及容易得到貸款, 落后的小農經濟最終要么被資本主義現代大生產方式所取代, 要么被社會主義大生產方式所改造?？即幕ㄟ^分析認為, 資本主義大生產消滅小農經濟的過程必然產生階級剝削, 主張用社會主義大生產方式改造小農經濟。
《土地問題》一書提出“資本是否把握住農村經濟, 假如把握住, 那么是怎樣把握;資本在農村是否產生過一種變革, 是否搗壞舊的生產形態, 是否引出新的生產形態” (19) , 考茨基就此形成的預見尤其值得我們今天細思和深究: (1) 農業中大生產與小生產的區別不在于土地面積的大小, 而在于集約化程度和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 (2) 地主不是資本家, 土地與資本不能混為一談, 土地完全受另一種規律的支配; (3) 資本主義的租佃制令土地出租給農業經營者, 租地農業經營者形成農業企業家階層, 這為農業企業家把必需的資本投入到農業經濟活動去開辟了一條途徑。 (20)
2. 西方經濟學經典作家的探索
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筋骨是“資源優化配置理論”, 即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合理配置有限資源實現宏觀或微觀的經濟利益最優化。西方經濟學的經典作家在必須或偶然討論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關系及其變遷時, 也自然而然把這一關系及其變化看成是約束條件下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 而把資本在農業與非農產業間的流動看成是經濟活動主體為實現經濟利益最優化而進行的理性選擇或“自由競爭”。
一是魁奈指出大農經營租地農場的“元本”部分來自農業外部。重農主義以使用價值的大小多少認定國民財富, 強調農業生產是一切財富的真正來源。其代表性人物魁奈在《谷物論》、《賦稅論》、《租地農場論》、《經濟表的分析》、《農業國經濟統治的一般準則 (附準則的注釋) 》等著作中, 都對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關系有大量論述, 總體思想是力證農業生產是國民財富的真正來源, 主張通過維持農產品高價和調整農業稅收政策保障農業生產者利益。
在用“牛耕地”和“馬耕地”比較農業生產方式優劣的基礎上, 魁奈高度肯定實行大農經營租地農場的比較優勢, 認為這些租地農場通常具有“原預付” (固定資本) 更多、“年預付” (流動資本) 充實、農業生產效率更高、“純產品率” (純利潤) 也更多等優點 (21) ?？翁岢▏鴳獙⒎稚⒔洜I的土地集中起來, 大力發展租地農場, 認為這樣才可以大幅提高法國的農業產出, 進而增加法國真正的財富。由于租地農場主需要墊付數額巨大、回收期長的“元本” (資本) (22) , 魁奈在相關著作一些論述中多處指出只有部分人能夠成為租地農場主: (1) 能夠成為租地農場主的必定“是有教養和聰明的人, 因為只有這些人能夠發現‘馬耕地’的利益” (23) ; (2) 能夠成為租地農場主的必定是一些富裕的人, 因為只有富裕的人能夠支付得起數量巨大、收回周期長的“原預付”和滿足雇傭勞動等日常所需的“年預付” (24) ; (3) 這些富人本來就是“依靠智慧和財富取得收入并經營管理企業”的企業家 (25) 。
魁奈在著作中多處提到租地農場主“元本”的來源, 指出, 發展大農經營的租地農場所需要的“資金”“集中在大都市, 農村中是缺乏的。推動社會各種機關建立一般秩序的政府, 必須發現適當的方策, 使這些資金自然地流入農業部門, 以使它們對個人更有利、對國家更有益” (26) 。他認為, 不應該讓擁有土地的貴族到城市從事小買賣商人工作獲得收入, 而應該使他們回到農村好好經營土地或從事農產品貿易取得收入 (27) ;在有廣闊可耕地和便于在本國進行農產品大商業的國家, 不應把貨幣 (資金) 和人口過多地用在制造業和奢侈品商業上, 而妨礙農業上的勞動和支出 (28) 。
魁奈的上述論述已然充分暗示, 大農經營租地農場主并非都是嚴格意義上從農業內部成長起來的大生產者, 更多地可能是來自于城市富有的工商業企業家 (即使當時法國還僅僅處于工業化萌芽初期) , 而投資大農經營租地農場的“元本”包含有大量游離于農村和農業轉而依靠經營城市工商業賺取的資本。
二是斯密認為資本會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選擇用途。亞當·斯密被譽為西方經濟學之父, 其著作《國富論》則被稱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之作和市場經濟的圣經。亞當·斯密的全部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 認為在一個自由社會, 個人 (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 都會按獲取最大利益原則在不同用途之間通過自由進入或退出而配置其可以支配的資源要素 (29) , “每個人的利益都會促使他去尋找最有利的 (資源) 用途, 而避開最不利的用途”, 最終資源要素在所有用途中能夠帶給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將趨同?，F實社會中, 如果資源要素的利益回報長期存在差異, 則要么是由于人們因為某些非自然干預而不能完全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配置資源, 要么是不同用途之間存在利益補償或抵消 (30) 。
在這一思想支配下, 斯密認為非農產業與農業的關系不外乎是資本和勞動等資源要素在不同用途間的配置關系。他把資源要素的用途區分出四種, 即:從土地獲取產品的產業、制造業、運輸批發業、零售商業。農業是土地獲取產品的產業構成部分之一。斯密指出, 人類社會經濟一般法則是按這四種用途的順序安排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配置。國家要想獲得最多的年產品 (財富) , 也應該按照這個法則行事。但構成社會總體的個人則可能打破這一法則, 他們總是選擇最能給自己帶來資本利潤和勞動工資的用途來安排要素投入。因此, 一些歐洲國家的個人并沒有優先安排要素用于農業, 因為人們發現在那里農業并不是最有利個人財富增加的用途;但在美洲, “購置和改良未耕地, 無論是對最小的資本還是對最大的資本來說, 是最有利的使用方法” (31) 。可見, 在亞當·斯密看來, 個人是否將資源要素用于農業, 完全取決于個人對這些資源要素用途的理性判斷, 包括利益回報、制度環境和競爭態勢。有鑒于此, 在歐洲資本和勞動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在美洲一個工匠獲得充足資本后變成農場主, 都是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社會根本無需擔心個人的資本和勞動在農業和其它產業之間流進流出, 因為從長遠來看, 市場會使資本和勞動在農業 (農村) 和其它產業 (城市) 之間的使用比例達到社會所要求的自然平衡, “都市 (產業) 方面利潤的減低, 勢必使資本流向農村, 農村勞動有了新需求, 勞動的工資必然增高”、“資本這樣就散布于地面上, 而且由于在農業方面使用, 資本便部分地回到農村來, 資本的大部分, 本來是以農村為犧牲而在都市中累積的” (32) 。相反任何試圖鼓勵或限制資本和勞動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自由流動的理論或做法都會阻礙國家富強的進程 (33) 。
當然, 斯密同樣看到了城市非農產業 (商業和制造業) 的發展對鄉村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 認為“歐洲各國農村最大的改良, 都是都市本來所累積的資本流回農村的結果” (34) 。但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作家不同, 斯密幾乎沒有專門討論非農產業大生產方式對農業的影響, 而是特別強調分工與交換 (35) 、產業間利益傳導擴大資本和勞動用途與用量進而增加社會總的年產品 (36) 以及人們為尋求財富安全用工商富余資本購買土地并加以改良 (37) 等三方面對農業的積極影響。
總起來看, 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非常清晰地告訴人們: (1) 資本在農業、制造業、運輸批發業、零售商業之間流進流出是一種很自然的要素配置行為, 來自制造業、運輸批發業、零售商業等工商業的資本流進農業和農村非常可能和正常; (2) 工商資本流進農業和農村會通過分工、要素用途擴大和改良土地等方式促進農業發展。
3. 從經典作家思想中獲得的啟示
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作家和西方經濟學經典作家觀察工商業與農業關系立場不同, 得出的最終結論及其政策導向也大不相同, 但今天站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大背景下, 人們應該清晰地發現以下共同啟示: (1) 非農產業從農業分離出來發展成獨立產業部門, 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轉換, 為適應這一轉換過程, 無論是私有制國家還是擬實行公有制的國家, 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關系變化都無法繞過現代農業大生產方式對舊有小生產方式的替代, 農業的變革受到工業等非農產業發展的驅動; (2) 農業無論是沿著資本主義方向還是朝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隨著農業向現代大生產方式的轉變, 生產要素在農業聚集和重組或農業資本有機構成改變將不可避免, 在這一過程中, 資本包括工商資本作為一種要素或主導力量的存在已不可忽視; (3) 早期經典作家, 無論其政治立場多么不同, 都沒有排斥工商資本流入農業的合理性, 相反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肯定了非農資本進入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和現代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雖然語言體系與今天有所不同, 經典作家關于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的探討和關于工商資本進入或投資農業的認識非常值得當今正處市場化、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在處理近似問題時深思和借鑒。
三、新中國的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著漫長農耕文明的國度, 非農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成為獨立產業相對于歐美國家來得晚, 重農主義始終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經濟思想, “以農為本”的立國理念幾乎從未受到挑戰。上世紀初, 世界工業化文明直接沖擊中國大地, 農業與非農產業孰輕孰重問題開始受到部分學者重視和討論, 如孫倬章、周憲文、鄭林莊 (38) 等等。新中國成立以后, 用不到大半個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基礎薄弱到建成全世界最完備工業體系的發展進程, 其間農業與工業等非農產業關系發生了劇烈變化, 迫切需要尋找妥善處理工農關系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方案。本文以立論依據、實踐導向和政策效應為主要線索將這些來自理論界與實踐界的成果進行梳理和歸納, 從中發現, 新中國成立后, 在處理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上的所有探索, 大抵可以歸于“農業基礎地位理論”、“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和“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三種 (39) 。依據這三種理論, 中國對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主體、方式、范圍和制度設計等也開啟了艱苦的實踐探索。
1.“農業基礎地位理論”及其實踐
首先, “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的普適性與中國認知?！稗r業基礎地位理論”直接源于重農主義思想, 該理論認為, 根據人類經濟活動發展規律, 農業是其它一切產業賴以獨立和成長的經濟基礎, 即“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的立論論據“民以食為天”早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時代就已經開始為人們所認知, 近現代以來, 經東西方經濟學不斷加以豐富, 具體體現為:國民經濟中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必須以超過農業生產者自身需要的農產品剩余作為物質基礎, 籍由這個物質基礎, (1) 非農產業可以獲得從農業中分離出去成為獨立部門的生活必需品供給; (2) 非農產業可以來自農業人口的消費需求; (3) 非農產業可以獲得擴大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等要素供給; (4) 一些國家可以在非農產業發展初期從它國交換得到所亟需的技術等。從人類經濟活動進化的歷史看, “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無疑是一條顛覆不破的硬道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停止過為“農業基礎地位理論”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 一方面因產業分工、工業資本來源、經濟平穩運行、國際貿易等發展需要,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另一方面人們又不斷從農業發展滯后、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扭曲等反方向證明中國實際上沒有真正給予農業應有的地位。1956年明確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40) 以來, 不斷地有理論工作者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這種基礎性地位及其四大貢獻進行正面論證, 以至于國內各種經濟管理類教科書 (41) 和政府文件 (42) 都毫不猶豫地為“農業基礎地位理論”背書。
其次, 國家發展戰略對“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的背離。也有大量反證研究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 國家并沒有按照“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給予農業真正足夠的重視。背離“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的后果則是農業國民經濟基礎作用發揮和中國經濟整體發展績效都不盡如人意。李溦在一項關于農業剩余與工業化資本積累的研究中, 在對農業剩余的生成以及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化資本的傳導機制、方式選擇、最大數量、時間界限等進行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 對中國經濟進行具體研究發現, 1952—1990年期間中國工業化利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稅收等不同方式從農業中汲取的剩余總量為11594億元, 扣除同期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后, 農業部門流出的凈剩余也達到9528億元之多, 大約相當于農業為同期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所需全部資本的1/3或相當于提供了同期全國預算內所有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過, 在1952—1990年期間被工業化汲取的11594億元農業剩余中, 以剪刀差、稅收等方式取得的占88.3%, 而通過農民自愿儲蓄轉化的只占11.7%, 這充分說明在此期間農業對工業化的資本輸出具有明顯的強制性, 而缺少自愿性 (43) 。林毅夫等經濟學家認為, 在1978年之前重工業優先發展成為國家戰略, 在農業中實行人民公社體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等則是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配套的一種農業經濟體制選擇, 其目的就是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提供資本積累。這種通過強制性手段從農業中過度獲取工業資本積累的做法, 嚴重妨礙了農業自身的資本積累能力和扭曲了資源要素市場的真實性, 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畸形經濟結構和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44) 。蔡昉、都陽、王美艷等人在研究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過程中發現, 中國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戰略不僅從農業部門強制性抽走了足以影響農業自身發展的農業剩余, 而且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業人口隨農業剩余轉移而轉移的自由, 更進一步降低了農業人口的消費剩余積累能力。只從農業中抽走資本而排擠農村人口 (勞動力) 的做法嚴重割裂了資源要素在工業和農業之間、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優化配置的市場, 是中國城鄉發展差距的重要成因 (45) 。
“農業基礎地位理論”的核心政策含義在于引導資源配置向農業傾斜。由于重工業發展成為壓倒性的國家戰略選擇, 國家對農業的生產要素供給也采用了指令性計劃安排方式。其中, 國家財政對農業的資金投入實行“統收統支”制度, 每年財政支出中的農業占比最能體現農業的實際資源配置地位。以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為例, 在前7個五年計劃期間, 國家總共安排了9733.5億元固定資產投資, 但用于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例卻呈逐年下降趨勢, 1953—1978年為5.1:1, 1979—1988年為10.7:1, 1989年為20.4:1 (46) 。
第三, 農業資本不足倒逼鄉鎮企業“反哺農業”。理論上反復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實踐中總是忽視對農業的支持, 表明中國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處理工業與農業資源配置關系的復雜性。從農業抽走太多資本導致農業自身“失血過多”, 倒逼出一個盤外農業“補血”舉措, 即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以工補農”。1978—1998年的20年間, 來自從事非農產業的鄉鎮企業, 向農業提供了多達1696億元的資金, 用于補農建農 (47) 。鄉鎮企業是農村地區的集體企業和農民自己的企業, 鄉鎮企業投資農業是農民用自己從非農產業中賺到的錢投資自己的農業生產活動, 雖然沒有文獻證明鄉鎮企業投資農業是否為農民集體的理性選擇, 但鄉鎮企業投資農業就是非農資本或工商資本進入農業, 因而具有標志性意義。
第四, “農業基礎地位理論”及其實踐小結。今天回過頭來看, “農業基礎地位理論”基本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處理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的理論。依照這一理論, 人們希望國家能對農業給予更多的資源要素配置, 但在實際操作中, 為保證重工業的發展, 國家在資源要素配置方面實際并沒有真正給予農業應有的重視。在農業長期得不到資源保證背景下, 鄉鎮企業“反哺農業”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踐創新, 也是非農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的有益嘗試。
2.“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及其實踐
首先,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的內涵與產生?！稗r業產業化經營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以市場為導向,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 以“龍頭”企業及各種中介組織為依托, 以經濟效益為中心, 立足于當地資源優勢, 確立農業主導產業和產品, 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聯結起來, 實行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一體化經營, 把分散的農戶小生產聯結成社會化、專業化大生產, 在系統內部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農業企業化經營機制, 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農產品多次增值增效。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的退出, 一些地區開始探討的“農工商一體化經營”農業發展新思路 (48) 和農產品“產供銷一條龍”流通模式, 取得了一些好的發展經驗 (49) 。1993年, 山東省委、省政府派出調研組, 就諸城、壽光、寒亭、昌邑等地農業產業種養加、產加銷一體化經濟實體的發展進行調查、研究、總結, 形成《關于按產業化組織發展農業的初步設想與建議》的報告, 第一次明確提出“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概念 (50) 。其后, 理論界、政策界跟進, 從內涵、實質、理論依據、實踐依據、發展模式、制度供給等等方面展開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 (51) , 最終形成“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 并為社會廣泛認同 (52) 。
在具體實踐中, 全國各地先后探索出“公司+基地+農戶”、“專業市場+農戶”、“主導產業+農戶”、“中介組織、協會+農戶”和“開發集團+農戶”等“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踐模式 (53) 。隨著“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深度推進, 農業和農村經濟中觀和宏觀組織形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以地區優勢為基礎的主導產業、專業市場得以形成, 農產品生產、農產品加工、農產品流通條塊分割的格局得以打破, 農戶得以成為專業化、社會化大生產的“車間”、“工場” (54) 。
其次, 農業產業化經營對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的觸動。咋看起來,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似乎是一種純粹的農業經濟產業組織理論。但從其出臺背景和實際應用效果看,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的全面實施不啻是一次對農業與非農產業、農村與城市經濟之間關系的重大調整。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提出和付諸實踐之時, 正值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之際。其時, 計劃經濟體制正在打破, 以“雙軌合一”價格形成機制為標志的統一要素市場正在形成 (55) , 以“放權讓利”“自負盈虧”激勵機制為主要內容的城市國有工商企業改革正在摸索中推進 (56) , 農業和農村經濟改革持續深化, 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全國性統一大市場基本形成 (57) 。在這一背景下, 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開始出現新的矛盾:一是千家萬戶小農分散經營與全國性大市場對接難, 導致農民“買難賣難”頻現 (58) ;二是鄉鎮企業面臨與城市國有企業正面競爭, 大批與大工業同構的弱小鄉鎮企業面臨退出壓力 (59) , 農民增收和就業渠道收窄;三是農業增產不增收, 農業產業比較效益再次出現下滑 (60) 。這些新矛盾的出現, 再次打破了改革開放初期逐步建立起來的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經濟發展的相對平衡, 工農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出現拉大的新趨勢 (61) 。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倡導通過打通、加長、加粗農業產業鏈的方式, 讓分散的小農戶抱團取暖并“掛”上產業鏈和龍頭企業, 增強農業從業者參與市場交易和專業化分工能力, 降低農戶買與賣的市場交易成本 (62);讓更多農產品加工、流通等增值環節的經濟附加值留在農業產業內部, 而非直接流向城市工商產業, 增加農業部門和農村經濟的價值總量 (63) ;在保護農民利益要求下, 允許外來的和農村自生的工商企業參與農業產業鏈整合 (64) 。由此產生的種種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踐, 實質性地改變了原有農業與工商產業、農村產業與城市產業之間的交易方式、交易規則、利益分配、力量對比, 是一次對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更深更廣的觸動。
第三, 農業產業化經營開啟工商資本介入。在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踐中, 至少有一種模式需要公司或企業的參與。迄今沒有完整資料反映全國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各類公司或企業的初始產業背景和原始資本來源, 但從2015年農業部發布的1191家農業產業化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看, 如果按農業產業化前的行業劃分進行初步統計, 占公布企業總數約75%的企業來自原來不屬于農業部門的輕工業、商業、外貿、餐飲服務、化工醫藥、冶金建材、生產資料等非農但涉農的產業部門, 只有約25%的企業來自農林牧漁等真正的農業部門, 其中約有14%的企業從事傳統農業種養殖行業;如果按這些企業經營性質劃分進行初步統計, 約82%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9%為國有企業, 1.5%為由鄉鎮企業發展而來的集體企業, 7.5%屬于中外合作或外資獨資企業。此外, 根據本文作者長期接觸到的一些地方性龍頭企業觀察, 有80%左右企業的原始資本為非農積累資本, 大抵來源于商業貿易、農村工礦業、外出經商、金融借貸、外商投資、財政支持等渠道, 只有約20%的原始資本來自傳統種養業的自我積累。這些不完全的數據資料, 至少表明:一方面, 大大小小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中有相當部分企業是非農但涉農的工商企業;另一方面, 大大小小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中有相當部分原始資本投入來自農業以外的工商資本。
當然, 為保證龍頭企業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帶動作用, 各級政府部門還是為工商企業和工商資本進入農業設置了門檻 (65) , 比如: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主營業務必須涉及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的至少一個環節, 主營收入不低于70%;企業必須具有產業基地或帶動一批農戶從事農業經營活動, 主產品原料的70%以上來自企業連接的農戶、合作社或生產基地。國家八部委至今已經7次對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進行了測評和審核, 增補合格企業, 嚴格剔除一些不合格企業。據統計, 至第5次評審時, 全國已有135家企業被淘汰出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陣列。
第四,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及其實踐小結?；仡^審視,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及其實踐, 對促進我國農業發展和進一步理順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農業市場化運作、規模化經營、專業化分工程度大為提高 (66) 。尤其是, 隨著龍頭企業的進入, 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質性地改變了資源要素配置方式, 為非農 (工商) 資本、企業家精神、專業化分工、現代企業制度等元素進入農業產業打開了通道 (67) 。但質疑也一直存在, 主要集中在: (1) 產業化經營各參與主體能否在產權界定、利益分割、經營目標等方面形成各方都可接受的穩定合作關系及持久形成機制? (68) (2) 農業產業化經營實體的實際經營行為和目標會否偏離預設的理論或政策目標? (69) (3) 作為參與方的農戶利益是否得到真正的改善?70
3.“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及其實踐
首先, 分散小農困局與“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產生。進入21世紀, 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 農業現代化卻受制于分散小農戶經營主體而進展受阻。在中國經濟正在全面實現現代化之際, 分散小農的弊端再次顯露無遺: (1) 不能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一方面小農戶受經營規模約束無法充分采用現代化集成技術, 存在技術應用成本的規模不經濟71, 另一方面小農戶受產出規模約束無法形成市場影響力, 產生市場交易成本的規模不經濟72; (2) 不能保證農戶家庭收入增長, 小農戶因規模過小導致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嚴重下降, 農業又一次淪為農戶家庭經濟的副業73; (3) 不能成為平等、合格的經營主體, 小農戶因經濟規模過小無法取得與社會其他經濟主體平等的資源獲得、資源配置機會74。由存有這些弊端的分散小農戶構成的農業微觀經營組織根本無力抵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 農戶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直觀反應就是“以腳投票”追逐非農收入, 降低經營農業的努力, 農業成為大多數農戶資源配置的次優選擇75?！稗r業產業化經營理論”曾試圖通過產業鏈將分散小農組織起來實現大生產, 但終因缺乏健全的利益保障機制而沒有得到大多數農戶的持久響應76。
顯然, 不解決由眾多分散小農戶擔綱的微觀經營組織問題, 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就無法順利推進。面對死結,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在政策層面提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試圖從微觀經營組織層面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即:通過制度創新, 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和資源優化配置, 培育以規?；I化、市場化為特征的農業新型微觀經營主體, 包括農業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經濟組織和現代農業企業等, 為中國農業產業打造與市場經濟和后工業化時期農業發展相適應的微觀經營組織。
在中央提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前后, 理論和政策研究者就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必要性、突破點和相關措施進行的探索, 逐步形成了本文所說的“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該理論認為, 農戶承包土地產權設置不清是導致當今中國農業微觀經營組織無法隨著社會經濟整體發展而自我成長的制度性原因。一方面, 現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戶作為公民的最基本權益———依靠勞動獲得收入, 卻又事實上為強化中國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提供了權利基礎;另一方面, 現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農戶作為經營者的最基本權益———自主經營、多勞多得, 卻又為農戶降低家庭經營中的土地配置提供了權利基礎77。這樣的農戶承包土地產權設置, 既不可能讓原有承包戶全部發育成為專業農戶, 又不能促成部分農戶讓出土地成全其他專業農業經營組織或農業大戶的適度規模經營。為解開現有農戶承包土地產權困局, “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提出“三權分置”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 通過土地確權保證原有承包戶擁有土地承包權, 通過承包權保證原有承包戶讓出土地經營權的權益, 以培育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構建現代農業所必需的微觀經營組織78。
其次,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對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的再調整。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對農業內部微觀經營組織的再造, 必然涉及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的再調整。原因在于: (1) 具有企業或準企業性質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利于理順農業與非農產業市場交易關系。由具有完全市場能力的正規經營主體擔綱農業產業的經營和發展, 本身就是社會經濟全面現代化、尤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對相對落后的農業提出的要求。農業與非農產業的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際上體現為微觀經營主體之間的商品和勞務交易關系, 構成交易關系的微觀經營主體是否具有完全市場行為能力和組織能力對交易成本影響巨大。當非農產業主要有企業或準企業經營時, 農業如果仍然由分散小農戶經營, 則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將面臨交易協議難以達成和穩定執行的困難79。 (2) 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的成長必然進一步要求非農產業開放勞動市場, 接納傳統農業時期蓄積的勞動力要素剩余, 否則農業經營主體就無法獲得所必需的資源組合和優化配置條件。在后工業化時代, 向農業人口開放非農勞動力市場是對農業與非農產業的最重要調整80。 (3)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可能撬動工商資本進入農業, 實現真正的“以工補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必然是能夠按照市場方式組織和配置資源的農業經營者, 資源投入獲得社會平均回報率和經營期內獲得不低于從事其它經營活動的總收入是吸引或促使農戶或企業專心從事農業經營的基本條件。按此條件, 如果沒有來自農業以外的資本投入, 現有農戶或由農戶合成起來的經濟單位很難成長為專門從事農業經營的經濟主體81。這意味著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必然需要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投入。
第三,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撬動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為培育新型農業經濟主體, 國家在政策層面正式提出“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投向農業”。這無疑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打開了“窗口”。結合中央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方向的規定, 當前和未來工商資本大概會從以下幾種來源和幾種途徑投資農業: (1) 繼續保有產業化龍頭企業投資農業經營渠道, 建設運營農業產業園, 發展設施農業、精準農業、精深加工、現代營銷, 帶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戶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生產, 推動農業全環節升級、全鏈條增值; (2) 鼓勵農民工返鄉下鄉人員通過訂單農業、股份合作、進入農業產業園創辦企業等多種方式, 創辦農業經營實體, 分享農業經營收益; (3) 引導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與電商企業全面向農產品主產區、優勢產區、產業園區集中, 在優勢農產品產地打造食品加工產業集群; (4) 拓寬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渠道, 支持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以特許經營、參股控股等方式投資參與農林水利、農墾等涉農項目建設和運營。82
為保證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組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有序性, 國家提出“研究制定引導和規范工商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具體意見”83, 并設置了社會資本投資農業的領域、環節和門檻等初始限制條件, 鼓勵其參與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循環農業, 率先實施標準化生產、品牌化營銷、產業化經營84。這些限制性條件的設置表明社會對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仍在“摸著石頭過河”, 有待“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的深入研究。
第四, “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及其實踐小結。作為一種還在發展中的新理論, “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試圖著力解決由誰來經營農業產業的微觀組織問題, 主張“運用市場的辦法推進生產要素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化配置”85。這一理論及其實踐無疑將會對中國農業產業微觀組織方式和形態產生深度變革, 也必將會從微觀層面建立農業與非農產業的資源要素配置關系和產業利益交換關系。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資本進入農業理論上可視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資源重新配置行為, 但實踐上國家對從政策層面全面放開非農資本投資農業還保持“相對謹慎”。
4. 三大理論的異同與工商資本進入農業的路徑演變
通過以上對“農業基礎地位理論”、“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和“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的重新審視和系統梳理, 不難發現, 三大理論在處理新中國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共識:其一, 三大理論都把加大對農業的要素投入 (傾斜) 看成是改善中國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的重中之重;其二, 三大理論都把資本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分配是處理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的重要標志, 力主資本投入向農業傾斜。不同之處則在于:“農業基礎地位理論”主張由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通過計劃機制調整資本等要素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分配, “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提倡由農業產業利益共同體提升農業利益的內部保護能力, 以此改變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關系, 而“農業經營主體創新理論”則希望通過培育合格農業微觀經營主體以市場機制決定資源要素在農業與非農產業間的配置比例。
三大理論的上述同與不同客觀地反映了中國社會對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關系的艱難探索過程, 即:在一個從農耕社會直接起步開啟工業化進程的國度, 資源要素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配置正在經歷從計劃機制起決定性作用向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的轉變過程, 主宰這一過程的主線是中國對經濟發展戰略及其經濟體制的選擇。在三大理論的指導下, 新中國的實踐也非常清晰地記錄了包括工商資本在內的非農資本進入農業的路徑變化軌跡, 即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反哺農業”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投資農業”。
四、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再認識
經典作家告訴人們,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是農業與非農產業關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早就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各國經濟進程之中。在中國, 指導農業發展的三大重要理論都肯定資本投入對農業的極端重要性和資本不足對農業發展的制約,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以及由工業化引起的工農關系變革,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也正在一步一步走進實踐。但時至今日, 人們對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仍然存有爭論。應該怎么看待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問題?本文提出以下思考, 以作為深入探討之論綱。
1.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本質確認
中國已經走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軌道, 市場機制將在農業和非農產業內部和之間的資源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資本作為一種資源要素, 是投資于農業還是投資于非農產業, 其本質是資本在農業、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等不同用途之間的配置而已86, 投資于農業就構成農業資本, 投資于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就構成工商資本。市場微觀經營主體根據農業、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的競爭程度決定資本等資源要素的投向。因此, 工商資本也可能從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退出, 轉而投向農業;農業資本也可能轉而投向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資本等要素在不同產業用途之間競爭流動, 服從于市場微觀經營主體的個體最大利益, 經濟體則在市場微觀經營主體選擇中獲得整體利益的帕累托改進和均衡。
2.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實踐中的問題性質再判斷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度發展, 工商資本投資或進入農業已不可回避, 甚至是改善農業和非農產業間關系的必需。但從前期的具體實踐來看, 也暴露出諸如損害農民利益、變相侵占農業用地、危害國家農業和糧食安全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 成為人們對工商資本投資或進入農業的主要擔憂。但是否因此就要嚴厲限制工商資本投資農業, 則需要弄清這些問題的性質。從理論上講,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所有市場經濟主體, 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個人和經濟組織, 都是獨立的經濟人, 都有自由將所有資源要素投向所有經濟用途并獲得應得經濟回報, 市場主體間的選擇帶來全社會資源在不同用途間的均衡配置。為保證市場公平、實現全社會利益最大化, 市場管理者會制定相關規則, 以杜絕個別主體追逐個體利益時損害其他主體利益的行為, 引導市場主體向社會總目標投入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 市場主體的行為不合乎市場規則, 則屬于市場主體違規;相反, 市場規則缺失或者市場有規則但執行不力, 導致市場主體的行為產生對社會整體的破壞則屬于市場管理的缺位。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不過是將資本要素從工商產業用途轉換成農業產業用途, 是一種資本重新配置, 其本身并不違背市場規則;但如果由于市場規則不清晰或執行不嚴格, 工商資本在投資農業過程中出現諸如損害農民利益、變相侵占農業用地、危害國家農業和糧食安全等問題, 則是對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管理有問題。
3. 解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負面問題的方向再校正
解決工商資本投資農業負面問題的關鍵在于制定和執行市場規則, 使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同時符合投資者、農民 (戶)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為此, 需要研究各方的利益訴求及其實現方式, 探尋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出現問題的變異原因、變異途徑, 找出影響投資者、農民 (戶)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方利益函數的變量。所有這些影響變量一旦能夠通過市場機制達成四方均可接受的利益預期均衡, 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的四方利益就有可能實現帕累托共贏, 不然就需要通過改變市場規則, 調整各方利益函數的影響變量, 重新形成各方利益函數的預期。工商資本會根據利益預期自行決定是否采取投資農業的行為, 農戶也會根據利益談判決定是否參與工商資本對農業的投資,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則會根據政府目標決定是否接受或批準工商資本對農業的投資。有研究發現, 當前真正無法達成共贏的關鍵在于農地用途的失控和工商資本對農業投資的可靠性87。無法保證農地用途會犧牲中央政府的農業發展目標, 進而影響全社會的長遠利益, 但工商資本、農民 (戶) 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定受損;不能保證工商資本對農業投資的長期可靠性, 中央政府和農戶利益會受損, 但工商資本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一定受損。因此, 在今天的中國, 管理者不應總是試圖通過政策“筑墻”將工商資本封堵在農業之外, 而應通過制度“筑底”廣泛接納工商資本投資農業。事實上, 當下的中國農業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也更有可能通過市場規則獲得工商資本投資。
作者簡介： 鄭炎成,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湖北武漢; 陳文科,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湖北武漢; 張俊飚,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湖北武漢。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方共贏目標下工商資本進入土地經營型農業的制度創新研究” (15BJY105);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動態201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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