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農業現代化，是幾代共產黨人的夙愿，也是9億農民的福祉所在。早在1974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就明確提出在2000年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期。改革開發30多年的發展，農村生產力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就整個中國農村社會而言，經濟社會發展還相當落后，無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點難點都在農村。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曾指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業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最大困難是什么？就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銜接的問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分散經營、使用落后工具、利用落后技術、組織化程度低、比較效益低，排斥資本、技術、知識和人才等現代生產要素向農業生產領域轉移，遠落后于時代發展的要求，成為現代農業發展最大的障礙。
一、20世紀世界農業的歷史變遷
農業是人類最古老、最傳統的行業，從原始社會漁獵采集到奴隸社會刀耕火種，到封建社會的傳統農業，農業發展經歷了種種變遷。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農業生產實現了革命性的飛躍。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世界各國、各地區普遍存在著的是“低投入——低產出”的維生型小農經濟。這既是古老的歷史現象，也是普遍的國際現象。對這種維生型的小農經濟，馬克思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種小農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即人口的最大多數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和再生產的發展，無論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還是精神條件的多樣化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的耕作條件”。“所以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的沒落。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于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的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的分離。人力發生巨大浪費、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講，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
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隨著蒸汽機的發明，工業迅速發展，并逐漸占領了城市各個工業部門，資本開始向農業生產領域滲透和擴張，從而使“農業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會化方式經營，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形式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恩格斯晚年曾談到，“1680年，小農生產還是一種常見的生產方式，而大地產只是個別的，盡管不斷增加的，但總還是個別的。今天，大規模使用機器耕種土地已經成為一種常規的，而且還成了唯一可行的農業生產方式。”
近100多年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農業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資本作為發動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作用十分顯著，純粹農業勞動者的人數越來越少，大批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促使農業生產技術、組織形式、勞動力結構、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最終形成了現代大農業代替小農業的一系列深刻的社會革命。資本主義現代農業的發展，有這樣幾個明顯的變化。一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顯著下降。從1900年到2005年間，美國從事初級農業生產勞動力已由1200萬人下降到不足200萬人，所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由35%下降到0.7%；歐洲主要國家純粹務農人口的比重也在2%左右，英國僅有農民45萬人，法國為79萬人，意大利為74萬人，荷蘭為12萬人，奧地利為11萬人，瑞典為7.5萬人，丹麥為6.8萬人。二是農業在GDP中的比率迅速下降。目前，美國農業產占GDP的比重僅為1%，加拿大為3%，丹麥為5%，法國為4%，荷蘭為4%，奧地利為4%，英國為1.6%，丹麥為5%。二戰以后，日本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農村經濟發展也毫不遜色，日本農戶的戶數由1963年的575萬個，下降到2000年的31.2萬個，農業從業者的比重也由76.65%下降到2.2%，農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僅3%。三是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根據中外農業科技專家研究的結果，人類在漁獵采集的原始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只能養活2人；進入原始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可以養活50人；進入傳統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可以養活1000人；在資本技術集約經營的現代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可以養活5000人。20世紀80年代，荷蘭大力發展以溫室工程技術為代表的設施農業，選擇將有限的土地資源用于發展高附加值的畜牧業和園藝業，擺脫自然條件的約束，使1公頃溫室的生產力水平超過了100公頃大田作物種植的產出規模。目前,荷蘭一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的農產品可以供養112個人。荷蘭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84畝，屬于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積最少的國家之一,由于大力發展設施農業，使農業綜合生產力得到了極大提高。荷蘭凈出口總額超過美國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還擁有多項世界第一，比如農業勞動力人均創匯率最高，土地產出率世界第一，農業基礎設施世界一流。荷蘭農業勞動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面積不到世界的0.04%，但其出口的農產品卻占到了世界市場份額的9%，其中從事園藝收入超過40以上，農場以外的經濟收入占到35%以上。四是農村人口逐漸向城市聚集。美國目前的城市化率達到65%，歐美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70%以上。在最近的100年，丹麥大約有1/3的農民放棄自己在當地已有的社會關系，移民到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需尋求新的發展機會；1/3的農民選擇繼續留在農村，從農作物種植轉向畜牧業養殖。目前為數不多的農業人口全部納入到全國農民聯合會、家庭農場聯合會和企業聯合會共同構成的32個大型合作社中。這如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科學在農業上的運用，將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使人口集中到城鎮。”“這樣大規模的人口集中，250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口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世界農業現代化是與工業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實質和核心是“化”，就是農民比重大幅度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歷史演進過程。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過程中，發現在工業革命早期，農村勞動力和農業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工業部門，勢必伴隨著小塊土地所有者被剝奪，小農戶被驅逐的暴力史和大批農民走向貧困破產狀態的血淚史。但當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平均利潤率的降低和由它調節的生產價格在城市商業和工業化范圍內形成，促使資本流入農村，這樣就造成了資本對工業勞動的新的需求，從而提高勞動者的報酬。那時，資本就可以說遍布全國，并在農業中找到用途，于是原來在很大程度上靠農村積累起來的城市資本又部分地回到了農村。”這就意味著資本的自由競爭、資本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同等水平的社會平均利潤的形成，農業的資本化、企業化經營的條件已經成熟。資本在利潤平均化的規律作用下，使農業利潤和工業利潤接近起來，使農業工人和工業工人的工資逐漸接近起來，最終使工商業同農業利潤接近起來，最終使工商業同農業相互配合，攜手并進而形成一種工業反哺農業形成的良性循環。
馬克思又論述到，“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一般規律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各個生產部門的利潤率和平均利潤率的偏離會抵消。但它始終只是一種極其錯綜復雜的和近似的方式，作為不斷波動中得出的，永遠也不能確立的平均情況發生作用。”這就是說，馬克思關于價值轉型和利潤平均化的一般規律，是建立在“假定”農業像加工業中那樣，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的相比是在減少,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是在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因而從長期發展的趨勢來看，“資本會普遍實現一個一般利潤”，即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利潤具有平均化的傾向。
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一般會低于工業資本的有機構成，而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節性強、農產品流通和國際貿易競爭、生產組織的特性、農產品消費的剛性約束）,制約其效率改進的速度，使農業成為先天性的弱質產業。追逐私人利潤是資本所有者決定把資本投入農業或者是商業的唯一動機，而“工業的收益總是比農業多，商業的收益又比工業多”，這樣就使農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日益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寄生或多余的階級。因此，進入近代社會之后，隨著工業化在城市和工業部門的率先展開，出現了農業落后于工業、農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趨勢。這個歷史現象就好比是工業（真正的資產階級生產部門）比農業部門發展得快。著名的斯密猜想說，“農業生產率提高了，但比不上工業生產率提高的程度。在工業生產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農業生產率或許提高到2倍。”斯密認為，農業勞動力的增進，總也趕不上制造業的勞動生產力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分工的制度。
在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很明顯，農民階段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是形式上不同罷了。剝削者同是一個：資本。單個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農民；資產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所有權時資本迄今為止用來支配農民的一種符咒；是資本用來唆使農民反對無產階級的一種借口。只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的地位提高。只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他們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消滅城鄉差別。在資本主義經濟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的中間階段，工農業的關系，要經歷結合—分離—結合這樣三個階段，同樣的城鄉關系也要經歷結合—分離、對立—融合或城鄉一體化這樣三個階段。對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
“農業合作制是較為理想的農民自由聯合體的主要形式，而實行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并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19世紀偉大的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目標。”同時，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在縮小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方面的應當而且完全能夠比資產階級做得更好。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要想有任何勝利的可能性，就應當善于變通地為農民做很多事情。”“農業第一個條件，就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莊、省和中央政府的事情”。
恩格斯晚年也提出，“無產階級政黨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農業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維護農業資本家的利益。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絕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的一些社會資金，從資本主義的經濟觀點看起來好像是白花錢，然而這都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會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了9/10。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慷慨地對待農民。”
20世紀100年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證明，馬克思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關于農業資本參與利潤平均化的規律與國家支持保護農業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農業資本利潤平均化的一般規律下，西方發達國家的農場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這不僅改變了農業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結構和配置方式，極大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還以農業為軸心派生出很多相關聯的產業，形成了產前、產中和產后一體化經營的產業體系，進一步拓寬了農民增收的渠道。目前，美國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只有0.7%，但食品和農牧業部門兩項的增加值合計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9%；純農牧業生產領域的就業人數僅占全國的1%，但食品、服裝、紡織部門就業人員的比重卻占到15%，美國零售業40%的人員在從事食品銷售。其次，盡管農業生產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處于弱質產業的地位并沒有得到很大改變。1950年代初，美國農場主的平均債務總額為2205美元，1983年猛增到9萬美元，大約占農場資產總額的20.6%，有的農場負債高達幾百萬美元，每年支付的利息高達幾十萬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國農業稱作債務農業。正如列寧在20世紀初指出的：“誰掌握著銀行，誰就間接統治著所有農場。按照一個總的計劃，把占全部生產總額一半以上的百萬農場的生產組織起來，這在現在各種各樣的聯合及交通廣泛發展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二戰以后，美國建立了完整系統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包括固定農產品生產價格、補貼性市場價格、出口補貼、限制競爭性進口、加強對種植和市場銷售的管制、優惠貸款、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科研投入等。正是強大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保證農民與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收入。1960年，美國家庭平均收入為4054美元，全美農民家庭平均收入為6237元，后者相當于前者的114%。2005年美國農場的凈收入為832億美元，其中政府補貼高達227億美元，補貼主要流向大中農場。
綜合分析近百年世界農業發展史，一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現代農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份額越來越少，這是普遍規律。二是農業也在享受資本的平均利潤，但要促進農業快速發展，必須建立強大的支持保護政策體系。
二、毛澤東對中國農業農村的偉大改造及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民大國、農業大國，重農抑商是歷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國策。“三農問題”是中國革命與建設基本問題。作為一個偉大思想家，毛澤東對中國的農民問題，看得最深，看得最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尤其是在農業農村。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此前，中國封建制度已經延續了近3000年。落后的社會制度，導致了中國農業生產力非常低下。新中國成立后，進行了土地改革，徹底摧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后，農民平均分到一小塊份地。農民以極大的熱情經營著這一小塊份地。1949—1953年，我國糧食生產大幅度增加，但到1953年間就徘徊不前了。這主要是因為，解放前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忽視，使土地質量非常之差；二是長達一百年連綿的戰亂，摧毀了基本的農業基礎設施；三是貧困農民缺乏先進的工具，許多貧下中農家庭連最基本的生產工具都沒有。
1953年到1954年，水旱災害侵襲了全國許多地方，一些個體農民無力對抗嚴重的自然災害，開始靠借債生活，最后他們不得不賣掉剛剛獲得的土地。事實上，土地改革后不久，農村就出現了雇工和買賣土地的情況。這就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于是下決心推進合作化運動。先是建立互助組、再是建立初級社。在初級社階段，開始積累資金購買農戶私有的生產工具。合作社買下了生產工具，便進入了高級社階段。在高級社階段，由于土地和工具是集體所有，合作社便不再依據每戶出資比例來分配，而是依據每個成員貢獻的勞動。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取代了鄉政府成為中國鄉村的行政單位。人民公社負責進行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商業貿易以及教育和其他文化活動，還有醫療衛生和民兵組織。1961年6月15日頒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農業六十條）明確規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為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以生產大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經濟上是各生產大隊的聯合組織，生產大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是直接組織生產和組織集體福利事業單位”。根據當時的生產狀況看，公社建造并擁有大規模的灌溉、排水系統、道路、醫院診所、學校、工廠及其大型農業機械；生產大隊建造并擁有工廠、大型農用機械、磨坊、動物家禽養殖場及其他設備，供生產大隊全體成員使用；生產隊作為最基本的核算單位，負責計劃并組織生產，并依據每戶所貢獻的工作（以工分）計算，將產品分配給其他成員。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推進的時候，國家便建立了統購統銷的供銷體系，掌管主要農產品的流通，包括糧食、棉花、油料以及其他許多產品。國家就這些產品訂購的配額與價格，并要求公社進行生產，國家也以糧食的形式收取農業稅。國家將買進的農產品（如糧食與油）進行加工以后，以補貼價格賣給城鎮居民，并依據每個農戶的人口數和年齡進行配給，這一體系也為國有工廠提供原料。統購統銷體系透過國家采購來管理、平衡生產和消費。據統計資料，1978年前，全國有52781公社，68000個大隊，以及4816000個生產隊，每個公社平均13個大隊，每個大隊平均7個生產隊，生產隊的平均規模為20-30戶農民。人民公社體制存在二十多年，保證了中國農業的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噸到1977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除了1959年—1961年，糧食生產以平均超過3%的幅度增加。這一個時期的增長率打破了中國過去的增長率，也打破了發展中國家的記錄。除了保證國家的糧食供應外，還舉世矚目地建設了基礎設施，保護和改造了大量耕地。
（一）耕地得到了普遍改良，興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人民公社將農民有效的組織起來，集中財力物力，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組織了大量人力、物力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建國之初的1952年，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為1995.5萬公頃，不足農地總面積20%，經過人民公社20余年的建設，到1978年耕地的灌溉面積達到4996.5萬公頃，超過農地總面積的40%，這40%的可灌溉農地是產出能力最高的高產田，是目前中國糧食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人民公社時期還修有1億多畝比較高產的梯田，決定性地改造了黃淮海平原，開發東北平原。解放前我國只有大型水庫6座，中型水庫17座，小型水庫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數），大中小水庫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數），總庫容估計200億立方左右。1949—1976年，全國建成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庫84000多座，總庫容4000億立方。截止到1976年底，全國有水庫大中小水庫85000多座，總庫容4200億立方。人民公社時期，涌現出了許多戰天斗地的改造世界的典型。比如山西昔陽的大寨、河南林縣的紅旗渠。1975年,由美國經濟學、農業科學、社會學與歷史學學者組成的美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訪問中國，高度肯定了農業改良的成就：“在我們訪問的每個地區，我們都見到大量的證據表明，可耕地由于開墾與改良工程而增加了。在山西省，我們看到受到嚴重侵蝕的山區，風夾帶著黃沙，被開墾為良好的可耕地。昔陽縣與著名的大寨大隊透過建梯田、填平山溝與河床開墾土地，取得了令人欽佩的進展。在隔壁的惠縣和新鄉地區，黃河以北，我們經過了許多土地開發、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有助于將多沙且泥濘的河床改造為具有生產力的農田。在河南北方的林縣，我們見到了70公里長的紅旗渠及其1500公里長的分流網絡。漳河的水，從鄰省山西引來，越過高低起伏的山區，灌溉了四十萬公頃的肥沃良田。這個水渠是由兩萬工人耗時將近10年才完成的。”
但自1978年后，農田水利基礎建設出現了逆轉。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使任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組織起來都非常困難，連維修都成問題，更談不上興修新的水利工程。1984年后，先前所有的農田基本建設工程都停止了。過去，公社與大隊用其公積金進行土地改良工程，但是在鄉政府和村委會取代了原來的公社和大隊成為新的行政單位后，功能改變了。
人民公社期間努力保護與改良土地，但改革開始之后情況也發生了逆轉。自1979年農業改革開始以來有大量農地流失，而且由于工業開發、觀光業、住宅與商業建筑、沙漠化以及其它開發計劃（比如建高速公路）還在繼續流失。近年來許多農民也拋下了他們的土地，因為農業投入品價格持續上漲而農產品的價格卻停滯或下跌，農民越來越難靠著耕種一小塊土地來維生。再者，自然災害（包括水災與旱災）與環境污染奪去了許多土地，使得農業生產的問題更加惡化。
改革以來沒有關于土地流失的確切數據的報告。下面的數字是從不同的評估中匯整出來的近似值。1981到1985年，每年流失的可耕地面積約為500-700萬畝，即33萬5千至46萬9千公頃。到了1987年，土地的流失增加到約800萬畝，即53萬千公頃。1990年代的土地流失情況沒有報告可查，但其趨勢肯定是上升的，因為2004年的一份報告指出，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近年來土地流失的面積平均約為每年1000萬畝。1000萬畝相當于67萬公頃。著名“三農”學者陸學藝指出，從1980年以來的灌溉面積以每年800萬畝到1000萬畝的幅度增加。但1980年后再也沒有修建新的灌溉工程，灌溉系統也因為缺乏維護而失去作用，灌溉面積持續縮減。他還進一步指出，流失的不僅是農業可耕地，連自然森林的損失也超過了1億畝，畜牧的草地損失10億畝，而且土地也日益荒漠化。
（二）農業生產得到了快速發展。人民公社時期，糧食生產率連續增長3%，遠過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9億人民提供了糧食保障。另外一個重大的歷史成績就是，為社會主義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剩余資金，確保了工業化順利推進。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通過發動侵略戰爭來獲得原始積累，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工農業“剪刀差”，從農業中提取剩余。不過當時中國的失誤在于，從農業部門提取剩余資金的時間太長了。臺灣東海大學金寶瑜教授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頭三十年年里，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國家所推行的政策是逐漸減輕農業部門負擔的政策。隨著國家工業的發展，國家重新補充了現代農業的投入，在工業投資中，國家對農業工業的投入也進一步增加了。國家以越來越低的價格，賣給農村，推進科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三）農民社會福利得到了普遍改善。1957年-1978年（除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外），農民的收入穩定地成長，鄉村與都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逐漸縮小。據農業部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勞動者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比都市工人收入增長速度還要快。工人與農民收入的比率，1957年是5.5:1，1975年是3.5:1，1979年是2.9:1。盡管人均的價值增值比率是工業部門增長快過農業部門，從4:1增長到8:1，但工人與農民的收入差距還是縮小了。因此，在1957-1979年的22年中，鄉村地區的收入是隨著農業生產的增值而上漲，但城市工人在工業部門的價值增值中所得到的份額則越來越小。此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進行收入分配，如果將非貨幣收入一起包括進來，現金收入只占農民總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現金收入只是顯示農民福利的指針之一。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在分配收入時先扣除生產成本（不包括勞動成本），接著從總生產中取出要繳給國家的稅賦（以糧食形式支付），然后再扣除給其隊員的配給口糧與來年用的種籽，接下來則把剩下的農產品與其它產品賣給國家換取現金。所得的全部現金收入，一部分是存進公積金，另一部分則是作福利之用的公益金，剩余的則就每個成員所貢獻的勞動，依其工分來分配，這一部份是農民的現金收入。農民婦女受益于工分制，因為她們所貢獻的勞動第一次被明確地計算上去。由于她們的工分，她們能夠給家庭帶來收入，這提升了她們在家中的地位。即使婦女一天勞動所賺的工分少于男性，男性與女性工分的差距也逐漸地縮小。在社會主義時期，性別不平等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善。生產隊的每個成員，即使是太年幼、太年老或因生病而無法工作的人，都有一份配給口糧。除了糧食之外，生產隊也用公益金為其成員提供廉價的醫療與教育，五種保障的費用也都由公益金支付。國家也設置基金給付鄉村地區的教育（教師薪水與學校建設），并且進行鄉村地區教師與醫療人員的訓練。從相關統計數據來看，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總稅收中農業稅的比例逐步減少，而在國家總開支中農業方面的開支的比例則逐漸增加。
1、人民公社時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讓鄉村居民都能得到醫療照顧。解放前，中國農民不僅缺乏足夠的營養，也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健。1930年代，中國人的自然死亡率是27‰，全國嬰兒的死亡率是156‰，而在農村則可能高達200‰，將近1/3的兒童在五歲之前夭折,農民預期壽命是35歲。這些可怕的數字并不奇怪，因為1949年每24000個鄉村居民才有一張病床。那時完全談不上什么預防保健。中國人的健康情況十分可悲，以至于被稱為“東亞病夫”，當然也是東亞病婦、東亞病童。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發動了許多群眾運動，透過教育與動員群眾來消除傳染病。到了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疾病如瘧疾、腸道寄生蟲、血吸蟲病、呼吸道疾病、梅毒、傷寒與肺結核等，不是被消滅就是受到控制。流動診所也開始給幼兒和成人接種疫苗，并給農民提供預防疾病與計劃生育的信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合作醫療體系開始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間，合作醫療體系提供的醫療服務也有很大的擴展與改進，國家給予了更多的財政支持，城市來的醫療人員協助訓練了鄉村地區的醫生與其它醫療工作者。合作醫療體系有許多層級。在生產隊層級有赤腳醫生，處理隊員的小病，在發現較嚴重的問題時將其送至大隊的診所或是公社或縣的醫院。醫療體系極為重視預防保健。它延續了教育群眾重視保健的早期傳統。兒童接受定期檢查，并在適當的年齡施打各種疫苗。婦女被教導節育的方法以及產前與產后照顧的重要性。在條件較好的一些公社里，婦女也接受定期的健康檢查。公社成員加入合作醫療體系要繳交一筆費用。一個五口之家一年要繳交人民幣約7.5元。生產隊會從公益金中為每個成員支付0.1到1元給公社的醫療基金。大隊的診所收取人民幣0.05到0.1元的掛號費以及小額的醫藥費。重病（需要開刀或其它復雜的醫療者）到公社或縣的醫院就醫，病人自付約10元即一半的醫療成本，另一半由公社以醫療基金支付。絕大多數農村人口都能負擔起這樣的費用。解放后隨著醫療體系的進展，鄉村地區醫院的數量1949-1957年間增加了近四倍，1957-1965年間又增加超過四倍，1965-1978年間又再增加四倍，使得一張醫院病床所分配的鄉村人口數從1949年的24201人降低到1978年的693人，降低了35倍。
2、新中國，在教育方面的改進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并沒有確切的識字率數據，不過估計大約為20%-40%，而且絕大多數識字人口住在城市。1949年以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識字運動。1958年，有8600萬兒童進入了小學，占該學齡兒童的67%，而上中學的則為17%。到了1976鄉村地區95%的學齡兒童都上了小學。1980年公布的資料將此比例稍微下修，但仍顯示全國93%的學齡兒童即1億5千萬人進了92.4萬所小學，而且鄉村地區有90%的兒童都上了小學。鄉村地區小學入學率擴張的動力是，每個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學。全國有半數中學學齡兒童即6千萬人上了中學，在鄉村地區入學率稍低于50%。
改善鄉村地區的醫療與教育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果。1970年代末，盡管中國仍然是個貧窮的國家，但醫療與教育指標已接近發達國家而遠遠超過開發中國家。死亡率從1930年代的27‰減少到1979年的6‰，同時期的嬰兒死亡率從156‰減少到5-6‰，預期壽命增加到1979年的64歲，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增加了一倍，1978年學齡兒童入學率在是93%。
3、農村的收入增長比城市快，1950-1970年代末鄉村居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尤其是醫療與教育）的改善，意味著農業部門在經過發展初期之后，其剩余已經不再被持續抽取。不僅農業稅占國家總稅收的比例下降，國家對農業的開支在總開支中的比例也增加了。再者，在此時期中農業部門享有較優惠的交易條件，意味著人民公社有能力從工業部門購買更多的農業投入品，并且由于有較高的收入與較有利的交易條件，鄉村居民也有能力購買更多的消費品。這顯示農業部門的負擔逐漸減輕，公社開始有可能將更多剩余投資于農業生產以及鄉村的工業化。它也顯示鄉村人口可以逐漸提升其生活水平。如前所述，在社會主義時期，這一切成果都是通過工農聯盟的發展戰略完成的。
4、促進了農業科技進步。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科技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公社與中央政府設立了4萬個農業技術推廣站和改良站，遍及農村地區。通過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構建了完整的農業科研推廣體系。中國之所以能夠快速地改良作物品種，靠的就是這些位于不同氣候區域的技術推廣與改良站之間的合作。袁隆平雜交稻異常快速地由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顯示中國在將作物培育成果加以推廣的速度上有能力比其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在熱帶以外的大多數培育計劃從開始雜交到大規模生產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因為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擇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后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采用。透過“四級研究網”（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中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個體系，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鑒定以及大量繁殖。
（四）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工業化進程。鄉村工業化，是農業生產現代化的一部分。人民公社時期，創辦了大量的社辦企業。這些企業當時被稱為五小工業，即小鋼鐵、小煤窯、小機械、小水電、小化肥。這些企業，雖然存在成本高、技術水平低等問題，但對解決中國農業化肥、農機等問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問題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這些企業，只有在集體經濟存在的情況下，集中集體的力量才能組建起來。這些社辦企業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鄉鎮企業的前身，為我國改革開放、農村致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鄉村工業從五小工業開始，并逐漸發展到食品加工和其他農產品加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鄉村工業化，克服了對外國技術的依賴，縮小了城鄉差距。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艾克斯坦說：“工業交通以及其他部門的快速推廣擴張基本上解決了城市失業，而鄉村的基本建設的則吸引了鄉村地區就業不足的人口。”艾克斯坦認為，大躍進是第一個有系統、有意思、全力以赴地利用勞動來創造資本的運動。盡管大躍進失敗了，但實際作為一種發展戰略，非常適合勞動力充裕而資源稀缺的中國。
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喊口號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在《中國治理六十年》一文中所說的：“人民公社所取得的成就，無論作出多高的評價都不過分。”在高度肯定人民公社取得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但也要看到人民公社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幾大問題：一是為支援城市工業的發展，建立了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體制，從農業中提取大量剩余資金。這是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唯一途徑，也是歷史的必然。但由于提取剩余資金時間過長，影響了農民群眾的生活改善，久而久之，必然影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優越性的發揮。二是由于科技進步不夠，生產力水平不夠，在農業生產的重要而繁重環節還必須依靠的體力勞動來完成。這就導致了“生產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現象嚴重存在。三是分配中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現象，也嚴重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四是中國小農的落后性，農民的落后性和幾千年封建傳統，也嚴重影響了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
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基礎和深化農村改革的前景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中國進入了改革開發時期。改革開放是從中國農村開始的。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成為農村改革的急先鋒。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相對于農村集體化是一種歷史倒退，但這種“倒退”適應了當時中國普通和落后農村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歷史倒退”。
一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應當時普通和落后農村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20世紀70年代，我國普通農村和落后農村地區的生產力水平還沒有擺脫手工勞動的局面，人力、畜力是最主要的動力類型。在這樣的生產力水平下，農業生產的重要環節要靠繁重的體力勞動來完成，對統一大規模、集體化的生產沒有必然要求。這樣的勞動方式監督成本非常大，甚至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致使“出工不出力”成為普遍現象，勞動質量也普遍不高。
二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農業生產是經濟生產和自然生產的統一。在時間上，農業生產依賴作物的自身生長過程，周期長，季節性強，受自然因素影響大，變化不規則，很難準確評估單位時間勞動對農業生產的作用。從空間上來看，農業生產場地廣闊，不能像工業生產那樣可以集約到車間進行統一、標準化的生產，主要是分散勞動。因此，農業生產對大規模集體化勞動的外在條件要求很高。
三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家庭為經營單位具有一些先天優勢。家庭以婚姻、血緣關系為紐帶，成員之間利益高度一致，將勞動監督費用和激勵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勞動搭車”的現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使農民獲得了支配生產資料、勞動時間的自由，節約了管理費用，一度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使此前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飽受批評，批評主要集中在：勞動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等方面。導致這些問題的產生，除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本身的制度缺陷外，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公社體制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與下列因素密不可分：1、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修建的大量的農業基礎設施。目前，我國80％的農田水利設施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完成的。1952年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僅為1995.5萬公頃，不足耕地面積的20％，到1978年前后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達4996.5萬公頃，超過耕地面積的40％。這40％的耕地是產出能力最強的高產田，也是目前中國糧食最主要的來源。除此而外，20多年的集體化運動，還造了1億畝比較高產的梯田、徹底改造了黃淮海平原、開發了東北平原，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糧食穩產豐收，成功解決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提供了最堅實的物質基礎。2、20世紀70－80年代的種子革命。20世紀70－80年代，由于科技進步，各種農作物，比如水稻、小麥、棉花、油料作物等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大幅度提高了農作物的單位產量。最典型的是雜交水稻的推廣，1973年10月，水稻專家袁隆平研制出雜交水稻，到1990年全國推廣雜交水稻2.4億畝，占全國水稻種植面積的50％，總產量達61.6％。3、化肥農藥的作用。1970年，全國各地陸續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廠。1972年，我國開始從國外引進化肥生產成套設備。中美《上海公報》以后，西方國家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中國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投資建設了一系列大型的化肥廠，這些工廠基本上在1979年前后全部竣工投產。1978年我國化肥產量比1977年增長了66%。1979年，我國化肥產量達1065.4萬噸，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肥的大量使用，對糧食豐收作用巨大。還有農藥的使用，作用不可忽視。
經過六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國農業現代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用不到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農業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上一般采用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率、農業土地和勞動生產率、農業資源利用率、農產品商品率、農業集約化程度等指標體系，綜合衡量一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水平相比，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現狀還有較大差距。
1、從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率來看。2006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1.9%，美國只有1.3%，日本為1.7%，韓國為3.2%，巴西為5.1%，印度為17.5%，全世界平均只有3.4%。另一方面，美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足全國經濟活動人口的3%，日本不到6%，韓國也只有不足5%，印度為39%，但中國卻高達46%以上。
2、從農業勞動生產率來看。2005年中國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耕地面積為0.3公頃（約為4.5畝），印度為0.6公頃，韓國0.9公頃，日本2.1公頃，以色列5公頃。美國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耕地面積為63.7公頃，是中國的200多倍。另一方面，從農業土地生產率來看，以主要糧食作物為例，除小麥外，中國的水稻、玉米、大豆等單位面積產量都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按播種面積計算，2006年中國的水稻畝均產量為418公斤，只達到美國的81%，低于日本、韓國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這些發達國家并沒有推廣雜交水稻技術；2006年中國的米玉畝產為358公斤，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達到了624公斤，是中國的1.7倍，以色列更高達1015公斤，是中國的2.8倍；2006年中國的大豆畝產為114公斤，美國是202公斤，發達國家平均為194公斤。
3、從農業資源利用率看。2005年中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化肥施用量為341噸，墨西哥只有69噸，印度129噸，巴西137噸，日本270噸，美國110噸，澳大利亞僅44.8噸。在水資源利用方面，2006年中國平均每畝農用地消耗水量37.17噸，澳大利亞為12.13噸，以色列16.73噸，法國19.55噸，日本26.94噸，美國27.92噸，印度31.08噸，韓國35.34噸。
4、從農產品商品率來看。2006年發達國家農產品商品率平均水平達到85%以上，美國、日本、法國、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農產品商品率都超過了90%以上。巴西達到80%以上，但中國只有不到60%，比印度、越南等國還要低。
5、從農業集約化經營程度來看。2005年中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拖拉機使用量為7.1臺，印度為15.9臺，以色列為72.5臺，韓國為128.5臺，日本為461臺，美國為27臺（主要為大型聯合拖拉機）。眾所周知，日本的農業自然條件并不比我國優越，由于土地分散，日本農業中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機。日本的大型拖拉機擁有量只相當于法國的70％、英國的80％，而小型拖拉機卻相當于法國的35倍、英國的80倍。日本每千公頃耕地收割機使用量為237臺，但中國只有2.6臺，日本是中國的91倍。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來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制，但在實際操作中，絕大數地方只分不統，簡單地恢復和發展小農經濟。事實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很快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達到極致。20世紀90年代以后，“三農”問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今天，“三農”問題已經成為舉國上下高度關注的社會危機。
四、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及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重要論爭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確定正確發展的道路，必須準確認識中國國情。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均土地資源、水資源非常匱乏，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筆者認為，準確理解中國國情有這樣幾點需要把握。
（一）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吃飯問題始終是農業發展的頭等大事，必須把維護糧食安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最突出的戰略位置。中國13億人口，每年起碼要消費5100公斤糧食，而全世界每年糧食貿易總量只有2400公斤左右。中國每年進口1%的糧食，就占全年世界糧食貿易總量的2%。中國只要稍微多進口一些糧食，就會引起世界糧價攀升。如果中國糧食安全出現嚴重問題，世界就會產生嚴重政治、經濟危機，就會引起國際局勢動蕩。中國必須立足國內解決糧食問題，不可能把糧食安全問題寄托于外國。13億人口，這是中國最大最基本的國情，決定了無論在什么時候都必須牢牢抓住農業國民經濟基礎的地位不得稍有放松，必須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
（二）中國是世界上人均能源、資源非常匱乏的國家之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將是長期的戰略任務。我國僅占世界可耕地的7%，要為世界22%的人口生產糧食與其它農產品，人均耕地面積僅稍高于1畝（即0.0827公頃），約為世界平均水平1/3。而且由于工業化、城市化迅速推進，耕地每年以1400萬畝的速度在銳減。堅持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節約用地制度，確保18億畝耕地，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可逾越的紅線。我國水資源也嚴重匱乏，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5,加拿大的1/48。
（三）農村勞動力數量基數巨大，通過轉移農村勞動力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空間非常有限，必須堅持走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緊密結合的農業發展道路。2007年我國城市化率為44.94%，農村人口7.28億，農村就業人數3.14億，約占全國就業人口的41%。如果象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將農村就業人口降到全國就業人口的5%,需要從農村轉移2.7億勞動力到城鎮就業。據統計，全世界所有的制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是2.7億個。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已經占據了世界1.5億制造業崗位，成為“世界工廠”。這說明，即便世界所有國家都不發展制造業，就中國一個國家發展，中國還有1.5億農民工無法在城鎮就業。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據此認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世界尚無成功經驗可供借鑒，必須深刻反思西方發展模式，為人類走出一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四）我國農業環境非常復雜、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必須堅持走農業技術先進性、適用性緊密結合的發展道路。從全國的情況看，各地農業自然條件相差甚大，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8%，土地荒漠化非常嚴重；農田基本建設投入短缺，土地細碎化情況嚴重，缺乏國土整治，農用機械適用程度非常低，農業抗災抗旱能力不強。據估計，我國目前至少有40%的土地不能使用機械化操作。另外，由于我國農民受教育程度尚沒有達到初中畢業水平，掌握農業科學技術能力較弱，導致農業技術推廣、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難度較大。
（五）我國農民科技素質低下，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在中國，從普遍的情況來看，當農民是最末等的職業選擇，文化素質技能素質絕對低于其他行業。世界發達國家大都高度重視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重視農民科技素質培養及農業技術推廣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許多國家的專職農技推廣人員實行任職資格制度。農技推廣人員在取得資格時，必須通過嚴格的考試。農業技術教育在德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專門設置有“農藝技術博士”學位。日本農業專門技術員和改良普及員都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才能錄用，專門技術員需要有10年以上的改良普及員工作經驗，同時改良普及員和專門技術員均需從4年以上大學本科畢業生中錄用。在丹麥任何沒有受過農業基礎教育和務農實踐,及沒有獲得“綠色證書”的人都沒有資格當農民。丹麥農民通常需要5年的學習時間才可獲得“綠色證書”。由于農民對新技術的吸收,應用能力強,丹麥通常一項新的技術推廣到實際農業應用的周期不到1年，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收效顯。而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尚未達到初中畢業水平，現有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基本上處于“網破人分”狀況，農業職業技術教育萎縮，加之文化較高的青壯年農民大量向城鎮轉移，農村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掌握農業科學技術的能力較弱，導致我國農業技術推廣與科研成果轉化難度較大。
（六）城鄉差距很大而且逐年擴大的趨勢尚未逆轉，二元結構將長期存在。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緩解城鄉矛盾、縮小城鄉差別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堅持走建設新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的道路。城鄉二元結構非常明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是典型的二元結構。現代工業與大量落后的農業并存；經濟發達地區與廣大不發達地區、貧困地區并存。1978年我國城鄉差距為2.57：1，2007年擴大到3.33：1。這僅僅只是比較收入。如果算上城鎮居民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娛樂等方面的實惠，城鄉差別更大。建設現代農業，是提高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
（七）由于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低下，商品經濟發展不足，封建思想和小農經濟容易死灰復燃。文化和生產關系的嚴重滯后，必將嚴重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中國發展現代農業，不僅是偉大的實踐課題，更是偉大的理論課題。人類已有的成功模式，皆不足為中國所法。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遼闊而復雜的區域。關于現代農業的發展問題，許多學者進行了嚴肅認真的研究和探索。著名學者黃宗智認為，中國農業今天正處于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所賦予的契機之中。持續上升的大規模非農就業、持續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長以及持續轉型的食物消費和農業結構，將會導致長時期以來務農人數的第一次顯著下降，而這樣的下降正好與農業向相對高價值和高勞動需求產品轉型同步，結果將是農業勞動人員人均勞動以及收入的提高。黃宗智多年來一直強調中國農業在人口壓力下的“過密化”和“內卷化”困境；面對三大變遷交匯，黃宗智呼吁要明確認識當前的歷史性契機，適當抓住當前的機遇，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改善長期以來的農業勞動力過剩和低收入的問題，使農業本身能夠為務農人員提供充分就業的機會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穩定農村，緩解“三農”問題。
黃宗智主要觀點是：1、中國未來10到25年經濟持續發展，會帶來食品消費結構從以糧為主到糧、肉—魚、菜—果兼重的轉型，農民響應這種轉型，就會帶來勞動相對密集農業的發展；2、農業轉型和勞動相對密集農業的發展，將擴大農業的就業容量，農業中的半隱性失業將減少；3、未來數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會持續伴生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城市。轉移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如果將農村土地流轉到繼續務農的農民手中，則農業中的半隱性失業將進一步減少，農村勞動力可能在一個時點達到充分就業狀態；4、以小規模農場為主體的中國農業，可能在未來10年至25年，達到充分的農業就業，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5、為了適應農業的轉型和達到農業的充分就業，國家應該制定鼓勵土地流轉的政策，以建立勞動密集基礎的小規模農場。用黃宗智的話說：“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徹底解決長期以來的農業勞動力剩余和低收入的問題，使農業本身能夠為務農人員提供充分就業的機會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穩定農村，緩解甚或解決三農問題。
黃宗智又在《中國新時代小農場及其縱向一體化：龍頭企業還是專業合作組織》一文中說：中國農業的未來不在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場，而在于資本—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規模的畜—禽—魚飼養和菜果種植家庭小農場。中國的食品消費正從原來的8：1：1型（即八成糧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型（即四成糧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轉化，它促進了農業結構的相應轉型。小規模家庭農場其實比大農場更適合中國的新時代農業，包括綠色農業，因為它需要的是頻繁的、多種小量的手工勞動，不允許簡單的規模經濟效益，更多依賴的是范圍經濟效益。同時，它也更適合于中國高人口壓力的實際。
黃宗智的觀點遭到了賀雪峰教授的反對。賀雪峰認為，黃宗智講的市場化的小規模家庭農場農業出路，從純農業方面也許不無道理，但從中國“三農”問題作為全局性問題的角度來考慮，則是遠遠不夠的。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都不會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和農村問題。農民的農業就業越充分，農業投資越多，農業的供給能力越強，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就越差，農產品的價格就越是會下滑，農民的處境就越是不好。質言之，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龐大的難以及時從農村轉移進入城市生活（而非僅僅是過客）的農民，經濟收入難有快速增長的空間，社會文化地位卻在快速邊緣化，消費主義和市場化所導致的支出壓力也在快速增加，從而使農民缺少增加福利的空間。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在20年前就已經解決了，中國農民當前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可能處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中國農民的相對收入降低了，主體性地位沒有了，人生意義的生產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風險極大地增加了。因此，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應是重建農民的生活方式而非發展高效率的農業。
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弗羅伊登博格認為，中國應該走出的一條后現代農業之路。他認為，雖然現代農業暫時解決了養活65億人的問題。但是，現代農業沒有解決土壤侵蝕、土壤鹽化以及農村貧困問題。更有甚者，現代農業雖然支撐著現代城市和經濟，它卻依賴礦物能源（煤、氣和油），因此其基礎搖搖欲墜。“中國別無選擇，唯有發展一種獨特的后現代農業。現代農業完全依賴礦物燃料，隨后又要釋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的人離開農村的家園，遷居到本就人滿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現代農業是靠過去100年的發展創造發展起來的，它不可能以它現在的形式再持續100年了，更不消說1000年。必須發明一種后現代農業。”在《中國應走后現代農業之路》一文中，他得出來的結論是：“我們展望了一種后現代農業，它將使土地復壯，同時讓持續地從事它的人們得到尊嚴和舒適。我們展望了一種農業，它是一種高度發達經濟的一部分。這種經濟通過低能耗的技術，將城里人和鄉下人聯系起來。顯著的例子就是，利用最近通訊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互聯網），給大眾提供教育的機會；這間接地將大學圖書館開放給地球上的每一個居民。對中國來說，挑戰在于，要從自己過去和當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蝕土地的非持續性做法中吸取教訓。挑戰還在于，應創造一種后現代的“務農文化”，其中有數百萬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農民參加。而不應該是由少數人依靠礦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資金來經營一種“務農商業”。要發展一種后現代的“務農文化”，關鍵在于創造在社會方面公正、在生態方面健康的種種成套的方法，它們將把農場和城市、城市和農村人需要緊密地結合起來。一個后現代社會是否可能，這取決于一種后現代農業。”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農業道路究竟是什么？
中國，世界人口最多、生產條件千差萬別、水資源耕地資源嚴重匱乏，而且光熱水土組合極為不平衡，農業發展怎么樣才能走出一條成功道路？
錢學森對中國農業道路進行過深刻思考，提出了第六次產業革命論斷，明確為“是以生物技術為核心所引發的大農業革命”，主要以“太陽光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動物以及菌物)和水與大氣，通過農、林、草、畜、禽、菌、漁、工、貿等知識密集型產業的革命。”它的“主戰場不是在比較富裕的大城市，而在比較貧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第六次產業革命“就是要建立農業型的知識密集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是把所有的科學技術都用在生產上，靠高度的科學技術的生產。”錢學森提出第六次產業革命時，一開始就意識到其特點是綜合性、系統性、復雜性。因此，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提出第六次產業革命的重點是生態農業、海產業、林產業、草產業、沙產業。
在錢學森提出第六次產業革命的論斷發表后，錢學森的同事、學生、秘書以及很多后來者都對第六次產業革命發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不斷闡述和完善錢學森的論斷，論證了生物技術是錢學森提出的第六次產業革命的核心。并圍繞生態平衡、生命科學、遺傳基因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討論，把生物技術革命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
從以上研究發現，中國要走出一條農業發展成功道路，就必須超越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模式，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中國才能走出社會主義成功道路。所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堅持毛澤東的體制。毛澤東是研究中國“三農”問題最深的人，正是基于這種深刻的認識，開創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也是對中國社會改造最徹底的人。蘇拉密在《制度性干旱》一書中，對毛澤東做出了高度的不同于常論的評價，“毛澤東作為華夏五千年的農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碩長的手臂穿越漫長的時空與和大禹、神農相握，五千年歷史凝為一瞬；作為中國工業文明的一位巨人，他轉過身來，把另一只手伸向未來，的等待有出息的子孫。”重歸毛澤東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要走出一條農業發展成果道路，就必須重新組織起來。但是從中國不具備向美國那樣發展機械化農場的條件，只能走勞動密集與技術密集緊密結合的道路。黃宗智一直在論證中國農業道路，他明確提出“中國農業的未來不在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場，而是在于資本-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規模畜-禽-魚飼養和菜-果種植家庭農場。”他又指出“但小農場仍然需要從生產到加工到銷售的縱向一體化，雖然并不附帶耕作上的橫向一體化。”他試圖論述了中國農業發展的組織模式。“在耕種的層面，最佳規模是小家庭農場；他不需要小農場的“橫向一體化”，把它們變為大規模農場來做到規模經濟效益。但在加工的層面上，有許多食品加工（以及紡紗、繅絲等）程序可以用上工場/工廠式的組織和一般意義的規模經濟效益。”“小農場仍然需要從生產到加工到銷售的縱向一體化，雖然并不附帶耕作上的橫向一體化。”黃宗智提出了“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的概念。所謂橫向一體化，就是在農業生產環節的規模化、組織化；所謂“縱向一體化”，就是在加工、銷售環節的合作化。組織化。黃宗智對中國政府積極支持“龍頭企業”模式，表示明確的質疑。黃宗智對中國農業有深刻的思考，但是開出的藥方值得商榷。筆者認為，在生產環節，中國沒有美國那樣搞大規模農場的條件，但必須搞適度規模經營；在加工和銷售環節，必須要推進深度集體化，建立合作組織或發展龍頭企業。按照黃宗智的思路，發展中國農業必須解決“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的問題。賀雪峰教授認為，中國“三農”的核心問題不在于農業問題，而是農民生活的意義問題。這都是非常有見地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發展集體經濟。其實毛澤東構建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是農村最佳管理體制。公社建造并擁有大規模的灌溉、排水系統、道路、醫院診所、學校、工廠及其大型農業機械。生產大隊建造并擁有工廠、大型農用機械、磨坊、動物家禽養殖場及其他設備，供生產大隊全體成員使用。生產隊，作為最基本的核算單位，負責計劃并組織生產。此外，還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系統。這樣體制，很好地解決了的“縱向一體化”、“橫向一體化”的問題。解決中國農業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回歸毛澤東的路線和管理體制，并結合時代特征進行創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為農民生活提供有意義的載體。1978年后，人民公社被強制解體，但還有一些村莊依然秉承毛澤東建設新農村的理念，在并不寬松的環境中堅持走集體化道路，比如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北京韓村河等，展現出無窮的生機與活力，也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為重新回歸毛澤東體制提供了鮮活的經驗。
二是堅持大寨精神。陳永貴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農民，這樣偉大的農民只有毛澤東時代才能培養出來。陳永貴是山西昔陽縣大寨村支部書記。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是上世紀60—70年代家喻戶曉的口號。這個典型，無意中為成功走出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開辟了成功道路。大寨村是昔陽縣偏僻落后的小村莊，全村八溝九梁一面坡，窮山惡水，農業生產條件非常惡劣。1945年解放以后，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二十多年堅持改山改水，科學安排山水田林路，通過搬山造田，把村里的土坡建設成層層梯田，通過深耕，增加腐殖質，建造大寨“海綿田”，建設高標準農田。二十多年的建設，使大寨由窮山惡水的小山村，成為田野肥沃、植被良好、瓜果飄香的生態文明新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徹底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只有徹底拋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化道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南街村、華西村和韓村河，都是既不具有資源優勢，也不具備特別的區位優勢的普通村莊。為什么能成為舉世聞名的共富村、文明村？就是在于堅持了集體化的道路，并運用集體的力量，發展工業，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的轉型。但如果中國所有的村莊都組織起來成為集體化村莊后，是不是所有村莊都可以通過發展工業而致富？很明顯這不可能。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廣闊的市場，來銷售來自中國的工業品。有相當一部分的村莊，還得發展農業。但集體化可以集中精干的勞動力，充分挖掘精壯勞動力的作用，像大寨那樣改山改水，科學安排山水田林路，整理每一寸山河。這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國家，就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宜居的國家。今天的中國，毛澤東時代修建的大量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幾近報廢。落后的生產方式，使土地質量下降。無序、錯誤的工業發展路線，使中國“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成為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人力資源是中國最豐富最可寶貴的資源，這也是毛澤東時代留下最好的遺產。中國正值人口高峰期，人力資源沒有得到開發利用。而是在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的影響下，整個社會嚴重腐敗，沉迷于聲色犬馬，沉迷于黃賭毒，沉迷于過度過亂的性生活。既浪費資源，又污染社會，還給后代遺留深刻的社會危機。中國應該徹底拋棄“小崗模式”，科學回歸“大寨道路”，組織起來，科學整理每一寸山河，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成為人類最適宜居住的國家。
三是堅持荷蘭生產模式。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荷蘭的經驗是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的。荷蘭發展農業的條件并不優越，國土狹小，資源貧乏，人均耕地約1.9畝，是典型人多地少的國家。國土面積非常狹窄的荷蘭，現在是世界三大農業強國之一，僅次于美、法。荷蘭的農業發展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大力發展設施農業，突破自然環境的限制。荷蘭全國玻璃溫室面積超過1.1億平方米，占世界溫室面積的1/4，是世界溫室面積最大的。二是充分發揮合作社的作用，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信用合作社、供應合作社、農產品加工合作社、銷售合作社、服務合作社，應有盡有。合作社具有完備的立法，每個合作社都有自己的章程，獨立自主性很強，不受政府干預。三是根據國情揚長避短、科學選擇農業產業結構。荷蘭政府根據土地資源少、光照時間不足，但地勢平坦、雨量充沛的國情出發，避開需要大量光照、價格低廉的谷物生產，充分利用地勢平坦、牧草資源豐富的優勢，大力發展畜牧業、奶業和園藝業，走高投入、高產出的路子。荷蘭被稱為“歐洲花園”、“花卉王國”，蔬菜出口居世界第一，鮮花出口國際市場的60%；荷蘭畜牧業也非常發達，畜牧業占農業總產值的60%，乳品、豬肉的出口居世界之首。四是非常重視農民培訓，注重提高農民的素質。
荷蘭人口密度大、資源非常匱乏，發展農業的條件并不優越，但通過發展設施農業成為世界農業強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3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中國人均耕地資源、水資源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土水光熱資源匹配非常不合理。通過發展設施農業，科學聚集光熱水土，是中國發展現代農業重要途徑。甘肅河西走廊，水資源嚴重匱乏，但土地、光熱資源非常豐富，當地積極發展設施農業，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中國的大西北、西藏地區有大量的耕地資源。通過發展設施農業，把這些土地充分開發利用起來，必定會給中國農業帶來光明的前景。
四是堅持工農聯盟戰略。一切生產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生活。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只有工業農業的緊密結合，才能滿足人的各種生活需要，才能形成超穩定、超和諧的社會結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一書中就發現，小農經濟和手工業兼業的結合，是中國古代農村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發動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人民公社，對農村的生產關系進行了歷史性的改造。人民公社體制、集體化道路、城鄉二元體制，一是徹底改造了小農經濟的模式，二是國家通過人民公社組織的力量，為國家工業發展提取了大量的剩余資金；三是使農民有序地轉入城市，從而實現了整個國家的有序工業化；四是在縣域創建了小型現代工業，推動了縣域經濟的繁榮發展。從農業、農村提取工業和城市發展必須的資金，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由于堅持工農聯盟，通過人民公社體制，中國鄉村工業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從縣城到鄉村普遍建立了適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的小型現代工業。并且在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的20實世紀70年代，城市工業以相當便宜的價格，給農村出售農業機械等工業品，從而迅速推進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1978年以后，在前三十年建設的基礎上，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繁榮發展。這種“農民離土不離鄉”的發展模式，得到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高度贊揚。鄉鎮企業延續了傳統鄉村經濟的模式和結構，是新時代的“男耕女織”，是新時代的工農結合，走的是城鄉和諧發展而不是城鄉分裂的道路。今天的中國要想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必須堅持工業聯盟的戰略。作為人口大國，普遍實現西方式的工業化、城市化，需要有三四億人從農村走向城市，三四億萬人口相當于整個西歐的人口，人類迄今為止，還沒有管理這么多城市人口的經驗，世界也沒有足夠的市場來銷售幾億工人生產的商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維護人類和諧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維護地球安全的需要。從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年，資本主義生產消耗了近70%的化石能源，使人類陷入嚴重的環境危機和能源危機。社會主義不僅是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而拯救人類、拯救地球的必然。堅持工農聯盟戰略，一要合理布局工業，要使工農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大力發展縣域工業，讓農民在生活半徑中轉變為工人，離土不離鄉，以最小的社會成本實現工業化；二要研發靈巧耐用的農業機械，加大國家補貼的力度，以便宜的價格賣給農民，在關鍵環節、重要環節實現機械化，使農用從繁重的農業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使農業勞動成為親近自然、輕體力的勞動；三建立強大的完整農業扶持政策體系，以工補農。在人類的明天，工農不是分開的，亦工亦農、工農結合才是正途。
五是堅持生態循環經濟。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就是充分利用生態學原理。而不是單一技術，提高農業系統，創建“低投入、高產出”的農業，擺脫農藥、化肥、轉基因等使地力越來越差、農民收入和生產積極性越來越低的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真正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人口眾多、資源匱乏，人均水土光熱占有水平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源環境的剛性約束非常明顯，大力發展循環農業，既能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又能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生態循環農業，古已有之，珠江稻田養魚的三角洲就是典型案例。浙江奉化滕頭村，是有名的共富村，也是國家著名的生態文明村，在生態農業和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成效顯著。六十多年來，浙江滕頭村經過這樣幾個發展階段：一是上世紀60年代整治土地、改造山河。滕頭村地勢低洼、河流不暢，全村136個沙丘夾在高低不平的農田中，給耕種和水利灌溉帶來了相當不便，旱澇災害不斷，糧食產量很低，是有名的貧困村。1965年，滕頭村提出“要致富、先改土”，全村大規模改土治水、填河槽池塘、開引水渠道、修筑機耕路，將全村原來1200多塊高低不平、雜亂無章的“靠天田”改造成為200余塊整齊劃一、溝渠縱橫、排灌便利的旱澇保收田，使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得到徹底改觀。二是科學施肥，建立“以田養田”的循環系統。為了保證耕地質量進入良性循環，專門成立村級土壤改良攻關小組，探索科學施肥方式，研究土地改良方法。經過一番研究，課題組提出了“以有機肥為主、化肥為輔；以土定肥、以肥補缺、平穩推進”的科學施肥方法。村上堅持大面積種植綠肥、推行稻草還田、大量開挖使用河泥、使用牲畜糞便等農家肥，不斷補充土壤有機質含量，始終使耕地質量得到有效保護。三是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建立立體化種養循環系統。在實踐中，滕頭村形成了7種種養模式：一是農作物輪作：麥—稻—稻、油菜—稻—稻；二是糧肥輪作：綠肥—稻—稻；三是果糧間作：麥（其他經濟作物）—橘樹；四是立體種養：河堤種果樹、水面植薐、水中養魚；五是魚塘立體養殖：鰱魚（上層）—草魚（中層）—鯽魚（下層）；六是室內立體圈養：上養雞、下養豬；七是山地立體開發，即山頂封山育林、山腰養竹產筍、山腳栽桃種橘。從上面七種模式看，滕頭村通過發展立體種養業，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循環系統，實現資源的全利用、高度循環。2010年，滕頭村成為“全球生態500佳”，成為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唯一入選“鄉村案例”。對生態循環農業，有學者開始進行深入探索。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蔣高明在山東平邑創辦了弘毅生態農場，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態學原理，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添加劑、轉基因等技術，從秸稈、“害”蟲、“雜”草的綜合開發利用入手，增加生物多樣性，種養結合，實現元素循環和能量流動，生產純正有機食品，創建“低投入、高產出”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帶動農民就業，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據統計，這種生態循環農業模式產出量是常規模式的3.8倍。在化肥使用量減半的情況下，生態循環農業每畝比常規模式多養活1人。中國每年小麥、玉米播種面積為2700萬公頃。如果全部發展生態農業，就可以多養活3億人。
農業是重要的基礎產業，要為13億人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要為6-7億人提供優美的生活環境和就業渠道。如果把農業僅僅看成一個產業，僅僅以市場的觀點去指導發展，是短視而錯誤的。農業不僅是偉大的產業，更是偉大的事業。在未來，要更多地用計劃的方法去指導農業生產。當今世界最好的農業，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農業。如果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走集體化道路，用計劃指導生產，同時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優秀成果，就一定能開創全新而具有普適意義的發展模式，建設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農業。
什么是中國的現代農業之路？我的回答就是毛澤東體制+大寨精神+工農聯盟戰略+荷蘭模式+生態循環經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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