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義
提要：長期以來，土地制度是中國社會的基礎。而作為其源頭的“井田制”不僅僅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同時還作為“理想”與“現實”貫穿于歷史的始終，成為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經典問題。進入近代之后，在救亡壓力與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傳統上對于井田制之“歷史”、“理想”、“現實”三維度統一的理解也分裂了，呈現為“理想—現實”（今文經學）與“歷史—現實”（古文經學）的兩個極端。而在進入民國之后，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之下，眾多學者們開始在新的意義上探索井田制之三維度的新關聯，同時也是試圖通過重新理解傳統，來探索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方向。20世紀20年代有胡適和柳詒徵對于“歷史”維度與“理想”維度的分別探索，30-40年代則有郭沫若、高耘暉等開始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統一“歷史”、“理想”、“現實”三維度的嘗試。在這些嘗試中，“歷史”與“理想”維度間的張力繼續成為問題焦點。這些重要研究深化了井田制新研究的各個側面，為我們今后進一步探究井田制的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理解中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井田制 今古文經學之爭 民國新學術 歷史 理想 現實
一、引言
在當代中國，重新提起井田制研究的意義在何處呢？近年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模式的發展，再次出現了大量與土地制度相關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是各個地區的政府與企業的征地補償額度等不斷升高；但另一方面，農民與政府、企業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卻有愈加激烈的趨向。這不禁令人思考，對于當下土地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及實踐，是不是缺失了某個重要的維度？同樣，回顧20世紀的中國近現代史，各階段的革命與改革都與土地問題密切相關。無論是1949年前國共兩黨在土地政策上的分歧，還是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或者1978年之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是導致整個社會巨大變革的源頭?？梢哉f，在近現代，土地問題是關聯到中國社會總體的根本性問題。那么，對這一問題應該如何理解呢？
其實，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土地與社會問題，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近現代的問題，而是與中國傳統的土地制度的長期變遷，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整個社會與國家的變遷密切相關的，同時亦與數千年來的中國農民對于土地的理解與感情密不可分。對于農民而言，土地絕不僅僅是某種可以徹底兌換成金錢的資本，而是與農民具體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社會關系、階層結構等等都密切相關。對于國家來說，土地也不僅僅是財政與稅收的來源，亦是關系著如何組織與治理整個社會的基礎。因此，對于中國的土地制度及其所帶來的問題的考察，不能僅限于某一個單向維度，必須從多個維度進行思考。這些角度的發現以及深化，則來自于對中國歷史與傳統的重新探索與研究，而井田制研究便是其中一個重要源頭。
在現代的通常理解中，井田制是記載在《孟子》、《周禮》等儒家經典中的中國最古老的土地制度，即西周時期的土地制度，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井田制的意義遠遠超出“古老的土地制度”這一歷史事實本身，而是既作為“理想”又作為“現實”貫穿于歷史的始終。一方面，在漢代之后的中國歷史中，由于儒家思想被確立為中國文明的主干，井田制也由一個具體的歷史制度升華成為儒家三代之“仁政理想”，受到歷代的推崇與借鑒。另一方面，雖然早有學者指出井田制的具體制度在后世不可行，但是歷朝歷代在制定本朝的土地制度或進行制度改革時，都必然會追溯并借鑒井田制度。而且，試圖恢復井田制的嘗試也從未停止過。借鑒井田制的例子包括漢代董仲舒之限田論、西晉初年之占田制、北魏至唐之均田制，乃至于各朝代的屯田制等等?；謴途镏频睦觿t有漢代王莽之新政、北宋張載之井田，甚至到清代雍正時期，尚有針對八旗設置井田的嘗試。可以說，在中國的歷史與文明中，以“仁政”為目標的井田制，已經遠不止是一種“歷史”存在，還成為切實影響后世政治與社會的某種“理想”和“現實”。此處的“歷史”、“理想”與“現實”三個維度，雖然并非典型的社會學概念，卻可以映射出井田制對于中國歷史與社會所具有的多層次豐富意義。在這一框架下，對井田制的考察亦可成為研究歷代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切入口。
進入近現代以來，井田制同樣作為重要問題被帶入到了當下。一般想來，在傳統思想受到沖擊的20世紀，井田制這一儒家理想似乎要被拋棄和遺忘了，但若仔細回顧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便會發現井田制研究其實是近代中國新學術中的重要主題。甚至可以說，進入20世紀之后，井田制才真正成為一個需要研究與探討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注疏的對象。這一點自然是20世紀中國學術“由經入史”的重要例證（羅志田，1999：302-341），但井田制之所以成為重要問題，更是與20世紀中國文明與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密切相關，體現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于這一變革的理解與應對的努力。這不僅是學術史的問題，更是關涉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實質問題。
迄今為止，對于中國傳統與近代學術之間聯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在方法論以及對于“傳統”的態度這兩個層面上，考查“新學術”與“舊學術”之間的傳承與變遷；第二，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個人的層面上，探討傳統的思想對于他們的影響（王汎森，2001：91-148）。但是，傳統學術中最重要的實質問題本身，在近代中國的巨大變遷中，到底是發生了何種轉變，又是如何被近代學術所理解和對待，并在新的意義上進行傳承的呢？對于這一問題，仍然鮮有人探討。而在這些實質問題之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便是“井田制”。
其實，在由傳統過渡到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學者們是如何來看待、評價，并且重新研究井田制，這本身便是一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問題。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于井田制的研究，更是探究中國社會如何由傳統演變為現代的重要切入點，是在新的意義上對于中國傳統井田制之精神的繼承。而且，在仍處于由傳統到現代路途中的當代中國重新提起井田制，還意味著井田制本身對思考我們當前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所做的嘗試，一方面是以井田制為研究線索，探究由清末至民國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脈絡，從中找出井田制研究的根本關心，以及學術變遷與社會變動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通過探究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對于井田制的不同研究，在加深對于井田制本身的理解的同時，也為我們思考當前問題提供啟發。
本文首先將井田制研究追溯至清末，探討清末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不同理解，對傳統學術的突破以及其影響；在此基礎上，簡要介紹20世紀中國新學術中對于井田制研究的數次高潮；隨后，將新學術中的井田制研究總結為四個主要取向，并分別對其典型研究加以探討；最后，在理解這四個研究取向的基礎上，探究井田制研究對于當代中國學術與社會的意義。
二、清末今古文經學之爭中的“井田制”問題
在中國的傳統儒家經學中，井田制是永恒的注疏對象。歷代對于儒家經典的注疏中，針對井田制的注疏都是重要的部分。特別是在考據學的影響下，清代中期之后更出現了眾多針對井田制的經學研究。學者們試圖利用考據學的方法，來解釋井田制的各種經典記載間的聯系及其矛盾。而且，正是在這些不同的注疏之中，學者們融會進了自己對于現實與理想的思考。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對于井田制的注疏：“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谷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朱熹，1983：256）。在朱子看來，井田制的意義有兩層，第一是“經界定”，則豪強不能兼并，因此能夠保護百姓之土地；第二是“賦有定法”，則貪暴的地方官不能多取賦稅，因此能夠保護百姓之收獲。在此基礎上，朱子認為“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
若仔細考察朱子對于井田制的注疏，便會發現他所處理的其實都是宋代當時的具體問題，特別是其中的“豪強”、“兼并”、“賦無定法”等，都是宋時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因此，朱子是在對于井田制的注疏之中，暗含著對于宋代現實的考量，并最終希望由此達到“仁政”的理想。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在傳統對于井田制的經學注疏之中，“歷史”、“理想”與“現實”這三個維度是直接統一在一起的。
傳統學術中“歷史”、“理想”與“現實”三個維度的直接統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意味著學術與社會之間的高度一致。在近代之前，通過對于經典記載的重新注疏，以及對經典的不同側面含義的拓展，各個時代的學者基本能夠應對社會中所產生的不同問題。但是到了清末，中國社會與政治所面臨的巨大危機已經超越了儒家經典以及注疏所能涵括的范圍。西方世界所帶來的文明沖擊以及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危機，使得傳統學術中“歷史”、“理想”、“現實”三者直接統一的結構無法繼續維持。在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時，曾經存在的井田制之“仁政理想”（例如八家為井、中為公田等制度），已然無法應對新的危機。
因此，為了應對這一現實，在井田制的三個維度之間，出現了全新的分裂與組合。或者是放棄具體“歷史”的維度，強調井田制之“理想”精神，以此來靈活變動以應對現實；或者將井田制的“理想”放棄，僅僅強調其作為“歷史”的意義，基于此來應對現實。對應這兩種情況所出現的，便是清末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
（一）今文經學家論井田制
在清末的今文經學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廖平與康有為。
廖平的著作中雖沒有專論井田制的部分，但是在其“第一變”平分今古文的重要著作《今古學考》中，有《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其中最后一項為“井田”，指出今古文經學中對于井田制理解的根本差異在于“禮制”的不同，即“一井八家”（今文經學《王制》）與“一井九家”（古文經學《周禮》）之間的差別（廖平，1998：58）。
該時期的廖平認為今文經學才真正包含了孔子改革的深意。在井田制問題上，他認為“一井八家”是孔子改革后的制度（改革前為“一井九家”）。由“一井九家”變為“一井八家”，少掉的一家恰恰改為中間的公地，正合乎孟子對于井田制的論述。廖平稱其“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即認為“一井八家”的井田制具有永恒意義，因此“今于數千年后得其根源，繼絕扶微，存真去偽，雖清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廖平，1998：68）。
而今文經學的另一代表人物康有為，則在其《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中，先摘錄《公羊》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圣人制井田之法”段與《國語·魯語》中“季康子欲以田賦”段，隨后稱：“蓋制土籍田，實為孔子定制。但世多是古而非今，故不得不托先王以明權，且以遠禍矣。井田，孔子之制也”（康有為，1981a：382）。
可見，康有為也明確聲稱井田制是孔子所創的制度，但由于世人多“是古而非今”，所以才“托先王以明權”?？涤袨榈慕裎慕泴W，一方面以孔子改制為變法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通過“三世說”將民權、議會、平等等主張都附會到六經上。因此，井田制之于康有為，不僅是孔子為“托古改制”設計的制度，其中更有孔子的微言大義，可以成為變法的理論基礎。對此，康有為在《孟子微》中又明確闡釋為“平均”之義——“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圣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于平而后止，而平之為法，當重民食為先”（康有為，1981b：125）。
因此，在康有為看來，井田制正體現了孔子的“平均”之義。而且，這一義可以貫穿古今，從據亂世、升平世至太平世而發展成為“至公”之義。
由以上論述可知，清末的今文經學家在理解井田制時有兩個特點：第一，認為井田制（一井八家）是孔子所制之禮，而非西周的制度；第二，認為孔子制作的井田制，其本身即包含有孔子的大義微言，因此具有永恒意義。而井田制中的微言大義，在康有為看來即是“均平”之義。因此，今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理解，其實是拋棄了其“歷史”的維度，而獨強調“理想”與精神，并據此與“現實”相接，支持其變法與改革。
（二）古文經學家論井田制
清末的古文經學家，以章太炎和劉師培為主要代表。
劉師培對井田制的論述最為詳細，見于其《古政原論》與《古政原始論》中，二者的內容有部分重合。在《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第五”中，劉師培由“昔神農御宇，樹谷淇山之陽”開始說起田制之演變，說至“井田制”時，劉師培首先是明確地將井田制置于由神農至春秋之田制變化的歷史進程之中，然后論及夏殷周三代井田制之間的異同，最后論及井田制的廢棄“固勢之所必趨也”。此外，他還明確批駁了津津樂道先王田制的“陋儒”（指今文經學家）是“未之深考”（劉師培，1936）。
而在章太炎的論著中，雖然沒有見到對于井田制的單獨論述，但是在其他論說中，可以明確地看出其觀點。例如在《與人論〈樸學報〉書》中就有論古今之政的段落，可以見其大概的態度?！耙肿灾芸滓源诮衿?，載祀數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于挽近？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適今也”（章太炎，1985：153）。在章太炎看來，由周公孔子的時代演變至今，已經有數千年，政治與民俗都經歷了無數變遷，當時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應用于現今。因此，經學研究不是為了適用于現代社會（適今），而是為了保存古代歷史（存古）。
他還論道：“仆以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唯體例為善耳。百公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章太炎，1985：153）。此處的素王，即是孔子。章太炎認為孔子編訂六經，并非創制，而是“修史”。六經中所記載的制度是周代制度，而非萬世法典。此即章太炎的“孔子為良史”說（章太炎，1984：134）。與此相應，還有“六藝皆史”說（章太炎，1984：154-161）。據此，章太炎認為：“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章太炎，2011:37）。
可見，章太炎與劉師培一樣，都反對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說，而認為“經典”本身便是“史”，因此經學研究的意義在于“存古”。此外，這里所言的“存古”的意義，除去保存史料外，還可以喚起國民的歷史意識，以此來培養國民的民族認同與愛國心。
由劉師培與章太炎之論可知，清末古文經學在理解井田制時有三個特點：第一，古文經學看待井田制的視角類似于史學，將井田制置于太古經過夏殷周至于戰國的田制變化過程中；第二，古文經學家不認為井田制是孔子所創的圣制，亦不認為其中含有可以適用于一切時代的“微言大義”；第三，古文經學家認為經學研究的意義在于存古，即保存古代歷史，以助于增強民族意識與愛國心。但是，若與傳統的經學相比，可以發現，古文經學在確認井田制之“歷史”維度的同時，卻將其作為“仁政”的理想維度拋棄了；同時，又將其“歷史”直接關聯到民族革命這一現實的政治目標上。
以上所論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不同看法，可以簡單地作一歸納。今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看法是：井田制本身并不存在，但由于該制度是孔子創制的理想制度，因此其中包含著孔子的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的看法則是：井田制是三代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土地制度，并非孔子創制出來的理想，其中也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對此，廖平將其總結為“今為經學派；古為史學派”（廖平，1998：44）。
但是，這里所說的“經學派”、“史學派”，與現代人們所說的經學與史學并不相同。今文經學所秉持的是對于井田制之“理想”的信仰，而古文經學所秉持的則是對于井田制之“歷史”的信仰，并各自直接關聯到“現實”的層面。在這一意義上，兩者都不屬于近代學術的范圍。同時，兩者卻也不是傳統經學，而是將原本直接統一的“歷史”、“理想”與“現實”三維度拆解開來，分裂成“理想—現實”、“歷史—現實”兩種類型。今文經學在堅信井田制之義理的同時，將“六經為偽書說”推向極端，否定井田制的歷史，間接地引起了后來的“疑古派”；而古文經學則在堅信井田制為三代歷史的同時，否定其“理想”，帶來的是對于傳統“求道”精神的動搖，與后來的整理國故運動密切相關。若要探究清末今古文經學出現的原因，則必然要聯系到清末的社會與思想狀態。為了應對清末的危機，今文經學家（特別是康有為）通過強調古文經為偽來拋棄“歷史”的保守性，而強調孔子新創的才是真正的義理，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全新的改革與新政。而古文經學家章太炎等人則希望通過拋棄“義理”來否定清朝統治的傳統正當性，同時通過確立“歷史”來興起漢民族的民族意識，達成民族革命的目標。
但是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無論是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都沒能真正重新確立起井田制在“歷史”、“理想”、“現實”之間的新的統一結構，而是依舊陷于分裂狀態之中。正是由于這種分裂，使得清末的今古文經學在產生了絕大對立的同時，也使雙方都未能真正從根本上確立起現代中國的理想圖景。因此，若要真正建立現代中國的新的社會與政治理想，則需要以新的方式重新構建起“歷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統一。而且這樣一種新的統一，已經不可能再次回到傳統經學的“直接性”上，而必須借助社會科學的視角，以新的方式進行探索。其根本點在于不是通過對于儒家經典的“信仰”來連接三個維度，而是必須首先通過對于“歷史”維度，以及“理想”維度的社會科學研究，再以某種系統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重建新的統一結構。不過，在這一努力的過程中，井田制之“歷史”與“理想”兩個維度間的沖突與張力依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同時亦是推進學術研究進展的重要動力。
三、20世紀井田制研究的數次高潮
20世紀中國學人對于井田制的新研究，乃是繼承了清末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理解而來。不過，這一繼承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更是重新組合與更新，并在此基礎上引入了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試圖重新建構起三維度新的統一。正是在這一過程中，20世紀的中國井田制研究出現了數次高潮。
1920年，胡漢民、胡適、廖仲愷、朱執信等人在上海的《建設》雜志上就“井田制是否真正存在”展開討論，這是20世紀中國學界關于“井田制”研究的第一次重要討論。1925年，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于《學衡》雜志第四十六期開始連載，其中有著對于井田制之“精神”的重要論述；1926年，經濟學家劉大鈞于《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上發表文章《中國古代田制研究》。從他們的研究來看，可以說，20年代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是以社會科學的角度對于“歷史”與“理想”這兩個維度分別展開獨立的新探索。
20世紀30年代，井田制研究進入了第一個高潮期。1930年，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出版，其中有“周代彝銘中無井田制的痕跡”一節。1932年，錢穆于《燕京學報》第十一期上發表《周官著作時代考》一文。1935年《食貨》雜志第一卷中，刊載有高耘暉的文章《周代土地制度與井田》（上篇、下篇）?！妒池洝返诙碇锌d了莫非斯的文章《論孟子并沒有所謂井田制》。同年，呂振羽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二卷中發表《西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一文，使用金文資料來論證井田制的存在。
到了20世紀40年代，對于“井田制”的研究更加深入。如黃現璠于1941年《掃蕩報》第八期“文史地周刊”上發表《周代無井田制》一文。徐中舒于1944年《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四卷（上）發表《井田制探源》一文，從古文字學出發論述“井田”的起源。倪今生于1945年《食貨》第五卷中發表《井田制新證別論》，專門論述相關的測量術與面積單位問題。1948年，齊思和的論文《孟子井田制說辨》發表于《燕京學報》第三十五期，針對《孟子》中的井田制進行辨析，并探究其意義。在30、40年代，眾多學者在20年代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嘗試重新探究“歷史”、“理想”與“現實”三維度的新聯系。
1949年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惟一的研究路徑。在此影響下，中國學術界出現了對于西周井田制研究的第二次高潮（至1965年止），涌現大批重要文章，例如徐中舒的《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5年第2期）以及楊寬《試論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學術月刊》1959年第6期）等。此一階段的最重要觀點是將井田制理解為“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并影響至今。1978年之后，中國大陸學術界迎來了井田制研究的第三次高潮。這一時期的井田制研究主要延續著50年代的路向，并開始出現新思路。例如金景芳《論井田制度（1-4）》（《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年第1-4期）。胡寄窗《關于井田制的若干問題的探討（1-2）》（《學術研究》，1981年第4-5期）、楊寬《重評一九二〇年關于井田制的辯論》（《江海學刊》，1982年第3期）等。
從本文的問題意識出發，我將聚焦于民國時期的第一次研究高潮，追溯其中體現出的近現代相關學術思潮的緣起及其多樣性，并從中獲得一些重要的啟示。
基于以上回顧，本文將民國時的眾多井田制研究粗略劃分為四個主要的研究取向。
其一，基于對于史料的懷疑態度，開啟對井田制之“歷史”維度的新探討。這個可以代表疑古一派對于井田制的基本態度，其典型則是胡適在1920年對于井田制之有無問題的討論。
其二，不同于對于“歷史”的探討，而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對井田制之“理想”維度進行新探討。這一研究取向的學者雖然并非主流，但意義卻極為重要。其主要代表是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對于井田制的探討。
其三，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指導下，一方面利用出土材料重新探討井田制的“歷史”維度，另一方面結合馬克思社會理論來探討井田制（更準確地說是“西周田制”）之“理想”意義（不再是傳統的“仁政”，而是新的階級斗爭精神），并在此基礎上確立當代中國的現實任務，也即試圖確立“歷史”、“理想”與“現實”的新統一。這一取向的最典型代表是郭沫若。
其四，將井田制的傳世史料與出土史料相結合，在比照西方歷史發展的同時，強調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以此來理解井田制。其方向雖然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同，但同樣是在探究“歷史”、“理想”與“現實”的新統一。這一研究取向的典型是屬于“食貨”學派的高耘暉。
下面，本文將著重分析這四個典型研究及其相互關系，結合各個研究的具體背景和研究者的相關論著進行探討，嘗試著從中找出民國時期井田制研究各取向的關心點與問題意識，并探究其間的內在聯系。
四、民國時期的井田制研究的四個主要取向
對于井田制的社會科學意義上的新研究，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出現，貫穿整個20世紀。從前節所論研究簡史來看，首先是展開對于“歷史”、“理想”維度各自的新探索，隨后在此基礎上努力重新確立“歷史”、“理想”、“現實”三維度之聯系的多種可能性。下面，我將沿著上節所總結的四個主要研究取向，深入其各自的具體研究之中，探究在重建三維度之新聯系時所面臨的復雜問題。
（一）胡適：“井田制的史料學研究”
論戰之起因，是胡漢民于1919年在《建設》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在文章中，胡漢民不滿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時勢說”詮釋先秦哲學，指出“時勢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總在物質的關系”，并將周秦諸子各種學說發生的基本原因歸之于“井田制的破壞”（胡漢民，1919）。而胡適則針對該文中的“井田制”說，從根本上懷疑井田制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存在過。雙方于是開始書信往來互相辯駁，這些書信發表在《建設》雜志上，并引致廖仲愷、朱執信、呂思勉等人都參與討論，最后討論的書信編為《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朱執信等，1930）一書出版。
此時的胡適正處在自己獨特的學術關鍵期。在此之前，胡適的學術努力主要在新文學與新哲學史方面。從1920年開始，正是由于胡漢民對于《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評論文章，使得胡適開始討論井田制的問題，并由此而進入對于新史學的研究。同年末，胡適與顧頡剛之間開始就古書辨偽的問題展開討論，這一討論無疑與年初對于井田制的討論密切相關（耿云志，2012:57-75）?？梢哉f，井田制正是胡適轉向史學研究的契機。
在“井田制有無之辯論”中，胡適的第一封信開首便明確提出，“胡先生（胡漢民）的第一個假設，是承認古代真有井田制度。這是很可疑的事”。在此，他首先便否定了中國傳統學術中認為井田制是天經地義的觀念，而要求以科學的態度來重新考察古代的封建與土地制度。這可以說是20世紀新學術的最重要一點，即摒棄由經學而來的三代信仰，確立現代的科學研究態度（胡適，1998：305-307）。隨后，廖仲愷與胡漢民就胡適的信件進行答復，并認為井田制不一定是孟子所言的那么整齊，而是類似于西歐中世紀的土地制度（胡適，1998：308-314）。在第二封《答廖仲愷、胡漢民先生的信》中，胡適首先把“論孟子的個人社會主義”與“通過孟子來考據古史”這兩個問題區分開。他認為，孟子的井田制度只是其個人的一種“經界”計劃。而且還認為在其文字中有諸多現代人難以理解之處，因此認為“孟子自己實在不知道周代的田制究竟是個什么樣子，故只能含糊混說”。此后，胡適更提出對于井田制研究的重要意見，即需要研究“井田制的沿革史”。在他看來，首先必須對井田制的各種古代文獻進行分析，確定其年代，找出沿革的歷史，才是真正的研究（胡適，1998：315-324）。
那么，如何來理解胡適的這一井田制研究呢？首先，如果我們將胡適的觀點與前節所論清末今古文經學對于井田制的看法進行對比，便會發現他其實從兩者都繼承了一部分觀點。他從今文經學那里繼承了“井田制非歷史”的觀點，但拋棄了孔子創制說；他從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歷史文獻化”的觀點，但否認其為三代時的文獻?？梢哉f，胡適是將今古文經學雙方中的“經學”部分都抽離后，將其組合成對于井田制的新理解。而胡適提出這一新的井田制理解，其意義何在呢？
在此，必須把他對于井田制的研究與他在1919年12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新思潮的意義》（胡適，1998：551-558）一文聯系起來看。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胡適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作了重要闡釋，“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胡適，1998：558）?？梢哉J為，井田制研究便是胡適提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一宗旨后的首次嘗試?；诖?，他對于井田制的新研究集中于“歷史”這一維度，并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的“精神”。對于胡適而言，對于井田制存在之否定，正是否定舊文明的第一步。
（二）柳詒徵：井田制與“中國文化之正軌”
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一書，原是他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課時的講稿，自1925年始逐期發表于《學衡》雜志上。1932年，由南京中山書局正式印行（孫永如，2010:108）。嚴格來說，柳詒徵并不是專門的井田制研究者，井田制亦只是《中國文化史》中的一節。但是，他代表著民國時期對于井田制研究的一個重要脈絡，其背后是觀察中國歷史與文明的另一種視角。
在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十九章“周之禮制”中，專有“授田之制（附兵制）”一節。其中，柳將周之田制區分為三種：一是畫地為井而無公田者，他引用了《周官·小司徒》，兩鄭注以及賈逵說；二是畫地為井而以其中百畝為公田者，他引用了《詩經》、《孟子》以及孫詒讓的辨析；三是不畫井而但制溝洫者，他引用了《周官·遂人》、《周官·匠人》、《考工記》、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等。不過，他不認為這三種井田制有真偽差異，而是認為三者共存（柳詒徵，2002：157-163）。
此后，柳詒徵沒有僅僅停留在對井田制的描述上，而是深入地指出了井田制的兩個精神。其一是“均貧富”，其二則是“通兵制”，即所謂“寓兵于農”。我們可以看到，柳詒徵與其他的“井田制”研究者的不同在于：第一，他并不糾纏于“井田制”有無的問題，而是將不同史料看作不同類型的田制；第二，他不僅僅將井田制看作土地制度，更是將其納入“禮制”之中，用中國文化史的社會科學視角來探討井田制的“至要之義”。
可以看到，在柳詒徵的研究之中也包含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兩派的影響。一方面，他的研究繼承了古文經學中對于具體制度的重視，因此才會如此重視井田制的三種形制及其演變；另一方面，又與純粹的“歷史文獻化”取向不同，嘗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探究井田制所包含的“義理”與精神。這一點可以說是受到今文經學的影響，但研究方法則有不同。可以認為，柳詒徵與胡適正相反，他試圖在今古文經學論爭之后重新綜合二者的研究取向，并從文化史角度來探索井田制的“理想”維度。
那么，我們如何來理解柳詒徵這一研究的意義呢？在此，必須要參考他對于史學以及中國文化的理解。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一書的“弁言”中指出，史學的根本是“認識中國文化之正軌”（柳詒徵，2002：3）。而所謂“中國文化之正軌”，柳詒徵認為其核心是“禮”。這一“禮”的概念不僅指傳統的禮制，更成為了包括政治、宗教、物質、社會各方面的“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古制既明，史原乃有可考。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相傳之政書，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干，為史法、史例所出，即禮是也……而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于人之理性，非茍然為史已也”（柳詒徵，2000：9）。因此，他才會在《中國文化史》中把井田制的研究歸入“西周禮制”，并且探討井田制與其他制度間的關系。
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柳詒徵從文化史的角度對井田制的研究，其實是從新的角度對于井田制之義理即“理想”維度的新探究。此外，若與胡適通過井田制討論來“再造文明”相比，柳詒徵的井田制研究則是要以社會科學重新闡發作為“中國文化之正統”的精神，并在此基礎上來應對近代中國的危機。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柳詒徵的研究重在對于井田制之“理想”維度的新探索，但對于歷史維度的理解卻不夠充分。
（三）郭沫若：井田制與“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
自1928年始，流亡日本的郭沫若開始了對中國古代史以及甲骨文金文等的研究。1930年3月，郭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王繼權、童煒鋼編，1983:231-268）。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正進行著名的社會史論戰?！吨袊糯鐣芯俊芬粫鴮τ诋敃r的論戰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所論的殷周奴隸制論，更影響到了其后對于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葉桂生，1990；何剛，2009）。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四編第四節題為“周代彝銘中無井田制的痕跡”（郭沫若，1982a：255-262）。其中，郭沫若首次利用金文銘文進行論述：以《大克鼎》論周代已施行土地賜予和分割，以《不期簋》論西周時候王臣可以將土地自由地分割給子孫，以《召尊》論西周土地可以任意分割，以《散氏盤》論西周的實際田界與井田制的規定不同，還以《格伯簋》論西周時候以馬匹自由交換土地。由此，郭沫若得出結論：“周代自始至終并無所謂井田制的存在”?？梢哉f，這一研究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根據出土史料研究井田制，開啟了井田制研究的新潮流。
那么，郭沫若以眾多金文來證明井田制不存在，其隱含的意義是什么呢？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自序中，郭指出：“我們的‘批判’有異于他們的‘整理’?！怼木繕O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怼允恰小^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郭沫若，1982a：7）。這段話顯然針對的是胡適領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前已論及，胡適對于井田制的研究主要是對于舊文明的否定。郭沫若與胡適不同，他論證井田制不存在并不是一個純粹否定性的觀點，而是要據此論證“西周奴隸社會說”。在他看來，井田制以及其上的每家百畝的庶民階級是不可能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占有土地的奴隸主和被迫從事生產的奴隸。而這一點與郭沫若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相關。
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導論，“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中，郭沫若將中國社會的歷史歸納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四個階段，其中西周以前為“原始公社制”，西周為“奴隸制”，春秋以后為“封建制”，而近百年為“資本制”（郭沫若，1982a：30）。他正是要通過論證井田制不存在來支持這一歷史階段論的正確性。而且，這一歷史階段論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在經歷了由原始公社制到資本制之后，最終要進行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
有意思的是，在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書》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郭沫若對自己之前的結論進行了修正，“這個問題（井田制），在前被人否定過，也被我自己否定過的；現在我卻要肯定它，而且認為這是解決殷、周社會組織的一個極重要的關鍵了”（郭沫若，1982b：25）。他一反前說，在文中以西周金文來論證井田制的存在，并結合經典史料來論述其形式。他指出“八家為井”的井田制只是孟子的理想，而真實的井田制是一種豆腐塊式的土地區劃制度，奴隸則是在這些豆腐塊式的土地上的勞作者。因此，結論則依舊是“殷周奴隸社會說”（郭沫若，1982b：27-34）。他在《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指出井田制的意義在于：“一是作為榨取奴隸勞力的工作單位；另一是作為賞賜奴隸管理者的報酬單位”（郭沫若，1982b：35）。
由以上可見，郭沫若對井田制研究的貢獻最重要的是將井田制與社會整體性質聯系起來，在新的“歷史”（即金文史料）中來探究井田制背后的新“理想”，即階級斗爭作為社會前進的動力。而在這兩個基礎之上，他提出了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即“社會主義革命”。換言之，郭沫若對于井田制的研究并未停留在對井田制真偽與史料的討論上，而是更進一步，希望尋找井田制之不存在（或者存在）的社會經濟原因，并且以此構成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理論的一部分，論證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合理性?？梢哉f，在這一井田制研究之中，郭沫若通過社會科學角度來研究井田制（探討其背后的生產與階級關系），其實表達的是一種新意義上的“歷史”、“理想”與“現實”的聯系。
（四）高耘暉以及食貨學派：井田制與“中國的封建社會”
1934年，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剛剛結束之后，由陶希圣主持的《食貨》雜志正式創刊，開啟了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食貨”學派?！妒池洝冯s志的創辦，針對的正是此前社會史大論戰中的問題——空泛的理論爭執太多，缺少對于史料的基礎研究?！妒池洝穭摽枴熬庉嫷脑挕敝蟹Q：“中國社會史的理論爭斗，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不經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斗，斷斷是不能出現的”。因此，在《食貨》雜志上，刊載了很多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井田制便是其中之一。
1935年的《食貨》第一卷第七期中，刊有高耘暉的文章《周代土地制度與井田（上篇）》，第十二期上刊載《周代土地制度與井田（下篇）》。這兩篇文章代表了食貨學派對于井田制的整體認識。
據高耘暉自述：“上篇乃是消極的來推翻井田論的學說，下篇則想積極的對于周代土地制度作一個概略的考察”（高耘暉，1935b）。在上篇“井田制度的真像”中，高耘暉首先論述了“井田制學說的沿革”，列出了自《孟子》以來文獻中關于井田制的論述，又將現今學者對于井田制的態度區分為承認與否認的二派。而后對于井田制的各種史料論據進行了新的解釋與闡發，特別提出了“公田”之“公”非公私之公，而是貴族領主之私田這一點。最終他得出結論：“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知道井田論的理由既不充分，證據更系曲解，所以斷定井田制在周代不曾存在的。因而推論到周代之土地制度，實在就是封建經濟，系農奴與貴族——領主之對立”（高耘暉，1935a）。下篇為“封建制度的起源與農奴的生活”，首論西周的階級組織與封建制度，次論農奴之起源、地位與生活狀況。其中論及農奴的“代耕”、“獻納”等義務，高耘暉認為正與《孟子》中所言“助”“貢”等相對應。文章結尾更指出了農奴制度之后中國歷史的發展，即地主階級與商業資本興起，共同剝削農民階層：“農奴制度在西周初年業已完成。到了春秋時代，土地從小地主到大地主的兼并很盛行，于是土地集中，而大地主愈富，而農民愈貧苦，多流為盜賊。后來地主更進而為高利貸資本家，剝削農人更甚。而商業資本也開始抬頭，漸漸的破壞了農奴制度，已是春秋以后的事了”（高耘暉，1935b）。
高耘暉雖然將井田制類比于西方的封建經濟，但卻并非比附西方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而是重視中國歷史自身的特點。要理解這點，我們必須了解他所屬的食貨學派。
食貨學派是由以陶希圣為中心，集結在《食貨》雜志周圍的一批學者構成的。在陶希圣的《中國封建社會史》一書中，他認為中國沒有所謂奴隸社會，而是由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西周至春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最盛時期，有著典型的莊園制度。陶希圣雖然沒有直接論及井田制，但是他認為“耕地分給農奴家族耕種的，叫做私田。私田之外的都是公田”（陶希圣，1929:16）。而在春秋戰國之后，封建制度崩壞了，出現了集權國家成立、人口增長、土地私有化以及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商業資本發展并與外國資本勾結等現象。陶希圣指出，在20世紀的中國，封建制度早已崩壞，但封建勢力還存在著。封建制度崩壞，所指的便是春秋戰國時期。而封建勢力還存在著，則是指“封建的要素及現象尚存在著，并依過剩人口的勢力而頻頻再建”（陶希圣，1929:91）。因此，陶的最后結論是“中國社會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現正在外國資本的統治之下，由資本主義化尤其是金融資本與商人資本的剝削之下，轉化為依國民革命而實現的民生主義社會”（陶希圣，1929:92）。
我們可以看到，高耘暉的研究正與陶希圣對于中國歷史的論述相吻合，他認為西周時期是中國的農奴制封建社會，而且其后續發展也與西歐截然不同。在這一研究的背后，包含著食貨學派對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理解，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判斷（即帶有封建要素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對于當時中國社會前進方向的判斷（即應該通過國民革命而達到民生主義社會）。
可以說，食貨學派與郭沫若雖然同樣都試圖用社會科學的研究在“歷史”、“理想”與“現實”之間構建起新的統一結構，但二者亦有重大差異。后者重在以普遍性的外來理論建構統一結構，但不免帶來對于各維度本身的某種扭曲；前者則重在中國歷史的特性，但對于理論的建構深度卻稍嫌不足。
以上是對于井田制的四個主要研究路徑典型例子的具體分析。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下幾點。
第一，對于井田制的研究，都包含著學者們對于如何應對20世紀變局的重要思考。其中，有胡適對于“再造文明”的期待，也有柳詒徵重新闡明中華文明傳統精神的努力；有郭沫若對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然性的論證，也有食貨學派基于中國歷史特殊性而倡導的國民革命。可以說，各派對于井田制這一中國歷史與文明開端的探究，都直接關聯著他們對于中國社會現實與未來走向的考量。
這一點，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新學術之中井田制研究的根本關心點。簡單而言，對于當代問題以及未來的關心，必須建基在對于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和研究之上，這便是井田制之所以在20世紀成為重要問題并不斷被討論的根本原因。
第二，為了能夠實現這一對于現實與未來的關心，研究者們希望通過對于井田制新的研究，來重新確立“歷史”、“理想”與“現實”三者之間新的統一結構。在傳統經學中，“井田制”天然地同時具有“歷史”、“理想”與“現實”三層次，因此對現實的關照往往直接體現在經文注疏之中。而進入近代之后，這樣一種直接的統一結構解體了，在今古文經學之爭中出現了強調“理想—現實”（今文經學），以及“歷史—現實”（古文經學）的分裂傾向。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出現了以社會科學的方式來重新探究“歷史”、“理想”與“現實”三者之間的新關聯的努力。其中，胡適對于井田制存在問題的質疑，開啟了對于“歷史”維度的新探討。柳詒徵對于井田制作為“禮”之精神的探討，則開啟了對“理想”維度的新探討。而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和以陶希圣、高耘暉為代表的食貨學派，則嘗試著更進一步，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搭建起“井田制”之三維度的全新關聯，并在這個基礎上為現代中國社會確立新的發展方向。
第三，在這些重要的新研究中，各自亦存在著不同側面的不足之處。在各個研究中，或者是偏重探究“歷史”維度；或者偏重探究“理想”的維度；或者在建立統一結構時過分倚重外來的理論與理想，造成“歷史”本身的某種扭曲；或者是過于停留在“歷史”的維度，而對于“理想”維度則探究不足，結果使得建立的統一結構并不充分?？梢哉f，在民國時期有關井田制的各種新研究中，“歷史”與“理想”維度之間的張力依舊處于中心位置，當然，也是由于這種張力的存在，不斷地推動著研究的進展。
不過，即使有著各自的不足，但以上四種對于井田制的研究路徑恰恰揭示出了與井田制相關的不同側面。其中胡適重視井田制研究中的史料學問題；柳詒徵則強調要通過具體制度來理解井田制背后的精神所在；郭沫若一方面突出出土史料的重要性，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強調從社會整體理論來理解井田制；而“食貨學派”則在對照西方社會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提醒要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來看待“井田制”的意義。這樣四個重要的側面，其實也正構成未來井田制研究中不可分割的四個側面：基于對與井田制相關的出土史料與史料學研究，重視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待井田制的“歷史”，并努力從對這一具體制度的研究中來探尋其“理想”與精神。最終，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對于井田制的新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于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新思考。
五、結語：擴展討論
土地問題，自古以來便是中國歷史與文明中的重大問題。土地是農耕社會存在的基礎，同時出自土地的稅賦也是近代以前國家機構得以維持的重要保障。直至當代，農耕土地仍然是國民經濟與社會穩定的保障。因此，從西周時代的井田制度開始，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爰田制、初稅畝、授田制，秦漢時期的名田制與限田制，還是魏晉隋唐時期的均田制，都可以看出國家對于土地這一社會根本基礎的重視。唐宋以后，雖然國家停止對土地進行全面的規劃管理，但是由于人身性力役制度的逐漸削弱，按土地征收的賦稅對于國家財政的意義變得更加重要。因此，國家對于土地清丈、賦稅征收等方面的工作也更為重視，同時亦日漸關注地主—佃戶之間的租佃關系。從根本上說，由于中國傳統文明的主體性質是農耕文明，所以，土地問題及其相關政策便成為貫穿中國歷史首尾的一條重要線索。
在傳統經學的各種注疏之中，對于井田制之“歷史、理想與現實”的闡釋，最為關鍵的便是對于井田制之“仁政”含義的理解。若以《孟子》中的名言來說，則是“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在此，經界的含義即是“井田制”。而《孟子》中對于井田制之“仁政”的具體描述，便是著名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上）；以及“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滕文公上》）。其中對于“仁政”之具體理解有三點，其一，井田制能夠帶來足夠的“恒產”，使庶民能夠養其父母妻子。其二，井田制下的庶民，是一種相互幫助、和睦友善的狀態。其三，井田制中的庶民，并不僅關心自己的私事，同時還需要共同耕種公田，心中有著超越了“私”的“公”之觀念。此亦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
由以上可以看出，井田制問題本身，是傳統中國社會中實質性的經典問題。其根本的關心點，便是孟子所謂的“仁政之始也”，即土地制度（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如何能夠幫助實現仁政，給人們帶來美好生活的問題。此處的美好生活，不僅僅涉及生活的保障，還意味著和諧互助之社會關系，以及倫理意義上私與公兩方面的提升。而正是這種對于井田制之“仁政”的理解，在“歷史”、“理想”與“現實”的三個維度中貫穿了中國的整個歷史。
到了近代中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傳統“仁政”理想，由于無力抵抗西方世界的堅船利炮而面臨危機。但是在近代以來諸多學者的努力之下，“井田制”這一傳統問題并沒有消失，而是轉化為與近代中國相聯的更具體的問題。例如，在胡適那里，井田制的問題轉變成為在20世紀的中國怎樣實現一個文明更替的問題。在柳詒徵那里，井田制的問題則轉變成為如何在中國文化史中重新詮釋中國文明傳統精神。同樣，在郭沫若的研究之中，井田制問題轉變成為階級社會之生產方式與階級關系問題，以及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問題。而在高耘暉的研究之中，井田制問題則轉變成為封建勢力與封建剝削問題，以及實現中國社會之國民革命的問題。也即是說，近代以來，傳統的井田制問題并沒有消失，而是以各種形式轉化為中國近代學術中各個關鍵問題，并繼續影響著學術與社會的發展變遷。也可以說，在20世紀的井田制研究之中，雖然學者的研究視角與歷史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化，也許不再以儒家傳統的“仁政”為名，但是所關心的依舊是如何才能為人民帶來美好生活這一根本的“仁政”問題。
最后，重新回到本文引言中論及的當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上。當代中國不斷深入的城市化與市場化進程，一方面使得土地對于中國農民的意義越發帶有資本與貨幣的含義。由此，土地征收所帶來的補償數額亦越發高漲。但是另一方面，對于仍舊生活在土地上的廣大中國農民而言，土地制度仍舊是關涉到生活整體的基礎，不僅僅意味著資本和貨幣，更關系到在此之上的生活與生產秩序、人際與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對個人與國家關系之理解。在這一意義上，井田制之根本的“仁政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在面臨土地問題時必須考慮的根本點。無論是土地的產權問題、土地征收費用的補償問題，還是土地征收之后集中居住的生活問題，以及征收之后農民的生產勞動問題，都不能僅從某一個簡單的經濟或者政治邏輯來考慮，而是要從對于人與社會的整體性“仁政”的角度進行考量。這一點，可以說是井田制論題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啟示。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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