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翠:巴西無地農民運動(1984- )

內容提要：巴西沿襲殖民莊園經濟制度，土地財產高度集中，歷來土地沖突頻發，催生以土地改革為抗爭目標的組織。巴西城市化率幾近85%，但近年出現去工業(de-industrialization)現象，失業率上升，而農村土地又被大地主、財團與跨國公司壟斷，形成排斥勞動的高度機械化農業。因此，城市貧民或者無地農民陷入困境，進退兩難。本文以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簡稱MST）為個案，論證其采取非暴力改良手段，從占領土地入手，逐步推動社會改革。MST誕生于1984年，領導逾2,500宗的土地占領，約37萬農戶受惠。MST在占領土地之后，組織農民改善民生，蓋學校和診所，爭取農業貸款，促進農業生產，建立合作社，舉辦文化活動等。 

關鍵詞：巴西  農民運動，土地改革，占領土地，合作社

巴西無地農民運動之歌 

(Hino do MST)

詞：波戈(Ademar Bogo)

曲：奧利維拉(Willy C. de Oliveira)

來吧，編織我們的自由

雙臂使勁開墾大地

在勇氣的庇佑下

展開我們的抗爭

與弟兄姐妹在那土地上并肩耕作

來吧，舉起拳頭斗爭

以群眾力量建設未來

我們的故土永恒強大

由人民力量創造

舉起雙臂，揮寫我們的歷史

使勁消滅那些壓迫者

豎起那鮮明的旗幟

喚醒那沉睡的故土

明天的成果屬于我們勞動者！

我們的力量從火焰中釋放

勝利的渴望終將實現

堅定地打拼斗爭

自由故土，工人與農民

我們引路之星終將獲勝

引言

1980-1990新自由主義風行，拉丁美洲陷入現代化的沼澤，促成左翼成功動員群眾，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形成‘拉美向左轉”現象，像1998年委內瑞拉社會主義統一黨查偉斯、2002年巴西勞工黨盧拉、2006年玻利維亞社會主義前進黨莫拉萊斯、2006年厄瓜多爾主權祖國聯盟科雷亞等。 

2001年12月，跨國銀行控股公司集團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首次提出BRIC(金磚四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巴西是唯一的南美洲國家。

2002年巴西勞工黨盧拉上臺，既親民生又親資本，既出席世界社會論壇，也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盧拉政府雖然推出親民生政策，像零饑餓、家庭津貼計劃等，民望高升，但10年過去，巴西重蹈覆轍，重拾殖民經濟模式，一是土地財產依然被壟斷，同時出現再度出口初級商品化(re-primarization)與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現象，二是受制于外圍資本的操縱，外資大進大出，淪為國際金融資本投機炒作的“21世紀世界糧倉”。[2]

“耕者有其田”仍然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運動中的重要議題，也是赤貧人民容易被動員起來，表達對社會正義和經濟理性的訴求。20世紀成功的土地改革乃暴力革命的產物之一。但是，新近的土地斗爭的方式已出現變化: 一，非暴力手段；二，土地不是唯一的目標。本文以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為例，論述其采取非暴力改良手段，從占領土地開始，改善人與土地的關系，最終達至建設新社會。

一、土地高度集中

巴西乃拉丁美洲第一大國，國土面積超過8百50萬平方公里，行政地區分為26 個州及1個聯邦地區。巴西人口約1.9億人，白種人占53.8%，黑白混血種人占39.1%，黑種人占6.2%，黃種人占0.5%，印第安人占0.4%。73.8%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根據2010年人口統計，城市人口高達84.35%；農村人口僅有15.65% 。巴西地大物博，但是貧富懸殊，貧困家庭 (每日少于2美元)有1千1百萬戶 (約4千6百萬人), 占巴西總人口24.9% ；而赤貧家庭高達4百50萬戶。

巴西土著乃印地安人。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1467-1520)抵達巴西東北部巴伊亞海岸，從此巴西淪為葡萄牙殖民地。1534-1536年，葡王室將葡屬美洲劃分為12個管區,分封給皇室成員、顯貴、富商和其他權勢人物。管區享受高度的自主權，其中包括分配土地權，從而產生了巴西歷史上所謂的份地制(capitanias hereditárias)。[3]1530-1540年：第一批黑人奴隸被運往巴西。1822年9月7日，巴西帝國獨立。1888年，廢除奴隸制。直到1988年，憲法才承認印第安人的社會組織、語言、信仰和傳統，并保證他們擁有生存和土地的權利。

巴西經濟發展的軌跡與殖民地歷史密不可分。在殖民時代，巴西的經濟結構由殖民主歐洲商業資本所控制，其有三大特征：(1)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奴隸)；(2)為城市提供極為專門化的物產(單一文化)；(3)廣博土地被掠奪而高度集中(大莊園)。16世紀至19世紀，巴西經濟乃依靠奴隸，生產初級產品像甘蔗、棉花、煙草、咖啡等，最初輸往歐洲市場，后來就是美國。獨立之后，巴西繼續以出口初級商品經濟為主，直到1930年代推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4]

幾個世紀以來，巴西的基礎乃大土地財產制度。大多數人很難獲得土地，中產階級乃至農村無產階級都無法進入土地市場，由此造成社會嚴重不平等。1850 年土地法乃土地私有法，法律規定土地凡是無人占領，即屬當局政府，導致偽造土地契約文件增多。此法目的乃阻撓已獲得自由的奴隸獲得土地，不威脅大莊園主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到現在，土地壟斷依然存在。[5]

盧拉(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競選總統之前，曾經批評當局無視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國家不論大小，都不會讓任何人擁有超過2百萬公頃土地！全世界都不會這樣無理！唯有巴西。因為我們的總統懦弱無能，端賴農村右翼小圈子幾張選票。”[6]

但是，盧拉上臺后，土地改革的步伐沒有加快，反而，土地漸趨集中。根據特謝拉(Gerson Teixeira) <巴西土地財產集中變遷(2003-2010)>(圖1)，從2003到2010年，大型農場的面積從214,843,865公頃增加到318,904,739公頃，占全部面積從51.3%增加到55.8%，同期增幅高達48.4%。同時，雖然小型農場的面積由3千8百90萬公頃增加到4千6百60萬公頃，中型農場也從8千8百10萬公頃增加到1億1千3百80萬公頃，可是，兩者占全部面積的百分比卻低于大型農場。

 2009年，擁有1,000公頃或以上的地主，只占人口的0.9%，但土地面積卻占44.42%，相反，擁有10公頃或以下的地主，他們的土地面積僅占2.36%。定居區的貸款從2008年16億雷亞爾減至2011年900億雷亞爾；土地改革經費預算也由2005年19億2千萬雷亞爾減至2011年4億8千2百萬雷亞爾，而實際上只有3千萬雷亞爾真正到位。[7]

跨國農糧企業瞄準巴西豐沛的土地資源，整片購地種植生物燃料與糧食，或者挖掘礦產，土地面積漸次高度集中，使小農為本的土地改革更加舉步艱難。從2000年到2009年，巴西初級商品的出口貿易從2.77%增加到4.66%[8]。近年巴西經濟模式淪為再次以初級商品為出口導向，與以前殖民時代靠單一經濟作物出口無異。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11概述》，2010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上升了13%。南美漲幅最大，達到56%，巴西的表現尤為突出。

巴西以初級商品為出口導向，同時伴隨去工業化的危機。2012年3月6日，巴西地理統計局宣布，巴西2011年經濟增長2.7％，但工業僅增長了1.6％。７日，該機構又宣布，繼去年第四季度下滑0.4％后，今年１月巴西工業大幅下降2.1％。巴西全國工業聯合會表示，受外部需求減少和本幣升值的影響，巴西工業生產近來遭遇嚴重困難。[9]換言之，巴西去工業化，加入全球經濟格局的代價，就是維持甚至擴張原來的大型土地財產制度，再次以初級商品為出口導向。[10]

圖1   巴西土地財產集中變遷(2003-2010)

來源: 巴西土地改革和墾殖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Coloniz??o e Reforma Agrária, INCRA) 注冊處 – 根據土地財產所有者申報材料 及土地法( Lei Agrária/93).土地財產分類計算方法:微小型土地財產:1 類別以下 (面積達至 14公頃)小型土地財產:1 -- 3 類別 (面積達至 66公頃)中型土地財產:3 -- 5 類別 (面積達至 300公頃)大型土地財產: 5 類別以上 (面積達至 2.440公頃)

巴西的土地制度一直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而土地改革迄今如空中樓閣。MST領袖施特得理(Jo?o Pedro Stédile)批評：“經典的土地改革，即北半球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推行的土地改革，乃根據工業化為國家發展的政治計劃而將土地財產民主化，以及開創國內市場。巴西卻沒有這規劃，不是行不通，而是巴西工業資本家壓根兒沒有想到國家發展計劃。很不幸，他們想不到。”[11]

他分析現在巴西社會把不同的土地改革的概念混淆了。第一種，由資產階級控制的工業政府在日本、臺灣、韓國、歐洲等地方所推行的經典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把大規模的土地財產分析崩解，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在19世紀與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進入農業所遺留的問題。巴西政府使用這個概念但卻從不實行。

第二種是由政府施行的農村居留政策，即政府認識到有些無地農民占領土地乃至居留下來，政府寧可購買或者充公土地，讓那些無地農民接管土地，致使沖突不會越演越烈而令政府頭痛不已。他認為巴西幾任政府僅僅實施居留政策，并非真正的土地改革。[12]

二、二次大戰后的農民運動

1950-1964年間，巴西有三個重要的農民組織爭取土地改革：農民同盟 (Ligas Camponesas), 巴西農民與農業工人工會(Uni?o de Lavradores e Trabalhadores Agrícolas do Brasil, ULTABS), 無地農人運動(Movimento dos Agricultores Sem Terra, MASTER)。

農民同盟(Ligas Camponesas)是第一個最具有廣泛組織基礎的農村社會運動，座右銘為‘土地改革，不依法律就使手段’(Reforma Agrária, Na Lei Ou Na Marra)。其前身乃 ‘喪事扶助會’(Sociedade Beneficiente de Defuntos)。農民同盟將當時在巴西東北部反抗大地主大規模擴張與剝削的佃農、小農、莊園工人等的斗爭組織起來。運動起于1954年，在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 加利利亞(Galiléia)甘蔗莊園，成立了伯南布哥州農民與牧民鄉會(Sociedade Agrícola de Plantadores e Pecuaristas de Pernambuco)，其宗旨乃互助，建立學校，成立喪葬扶助基金，提供農具與種子，甚至從政府機構獲得技術上的幫助。在巴西共產黨的扶持下，運動覆蓋整個東北乃至全國，成為巴西第一個爭取土改運動。1964年發生軍事政變，鎮壓運動，其領袖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被殺掉。

當瓦加斯政府(Getúlio Vargas, 1930-1945)倒下，很多農民開始組織起來，包括小土地擁有者、佃農、占地者、meeiros (把一半的收成給地主的佃農，拒絕雇傭工資制度)。農民組織遍布全國各州，并且獲得巴西共產黨的支持。1947年，杜特拉政府(Eurico Gaspar Dutra, 1946–1951)宣布巴西共產黨非法，農民同盟被殘酷打壓。7年之后，他們在伯南布哥州再出現，領袖是巴西社會主義黨副主席朱利奧(Francisco Juli?o)律師，從此農民同盟遍布巴西東北部乃至其他地區。1962年，他們已經在13個州有分支，并且舉辦幾次會議。農民同盟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影響來自不同的左翼政黨與組織。農民同盟接管數個蔗糖作坊，又施展政治影響力，使進步的亞拉俄斯(Miguel Arraes) 當上伯南布哥州長，再者，持續地動員群眾對政府施壓，要求推行土地改革法，因此，聲名大噪。同時，那些大地主反撲，把農民同盟趕盡殺絕，有數名農民死于沖突之中。1962年，全國最大的帕拉伊巴(Sape)農民協會創辦人特謝拉(Jo?o Pedro Texeira)被殺害。農民同盟無疑是當時最激進的爭取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他們反抗地主的驅趕以及占領土地，而天主教教會和巴西共產黨則仍然認為土地改革可以分階段進行，其中包括賠償及買賣業權。農民同盟有一部分成員嘗試組成游擊隊，有些被抓進牢獄，軍隊逐一驅趕各地分支，1964年軍事政變后，農民同盟終告消失。[13]

無地農人運動(MASTER)興起于1960年代。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有一塊1,600公頃的土地住上300名寮屋居民，后來地主把一名居民驅趕，結果所有居民都組織起來，成為無地農人運動第一批核心小組。1962年，那些居民展開了以后貫常的斗爭方式:在非生產的、大規模的土地財產的邊上扎營。營地如雨后春筍，都是由被驅逐的居民建立的，要求接管那些土地產權模糊的土地。1963年之前，無地農人運動一直得到州長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支持，直到1964年被軍隊鎮壓。[14]

1954年，在巴西共產黨的指導下，巴西農民與農業工人工會(ULTAB)成立于圣保羅市，目的是統籌已存在的農民協會，并且把農村的斗爭與城市工人團結起來。1961年，由于通過了工會合法條文，因此很多組織共同成立農村工人工會(Sindica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但其目標只為種田，而且日趨制度化與官僚。[15]

三、土地抗爭繼承者

1984年1月，巴拉那州(Paraná)卡斯卡韋爾市(Cascavel)，無地農民自發組織，界定目的是：土地改革及建設“公正、平等、有別于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成員包括無地農民、小農(沒有正式法律契約)、受薪的農業工人。根據哈內克(Marta Harnecker)的說法，所謂 “無地”農民包括：

(1)收成佃農(sharecroppers)，一家同住，并且耕作于別人的土地上。地主出租土地，有時包括種子與肥料，收成由地主與佃農分享。如果收成各占一半，那么佃農就稱為meeiro。

(2)租地佃農(tenants)：不依據收成而給予固定的土地租金，折現或者均可。

(3)占地農民(occupants)：占領政府或者產權不明的撂荒的土地，定居開墾。

(4)日薪農業工人(rural day labors)：給地主干活，賺取工資。

(5)小農場主(small agricultural owners)：擁有不超過5公頃的土地，但收成不足以養活全家。

(6)小農場主的子女：父母的土地已不夠分，一旦成家便“無地”。[16]

1985年1月，巴拉那州首府庫里提巴市(Curitiba)，MST宣布正式成立，召開第一屆無地農民運動大會，有1,500位來自全國各大州的代表。宣言直斥軍人政權頒布的土地法是屬于資本家的，利于土地財產之集中。

施特得理指出，MST是農民同盟(Ligas Camponesas)的繼承者，但面對不同時代的挑戰。當今資本主義農業的狀況與1960年代全完不一樣。MST爭取土改必須避免像經典的資本主義土改過于簡約，僅僅將大片土地分配，并且鼓勵生產。務必有新的認識與斗爭：在不同的社會基礎上重新組織，讓人民參與農工業發展的決策，人人都得到正規教育，重新組織城市空間，創造農城(agro-cities)，既有電力供應，也舉辦社區活動，重新改造那些完全依賴跨國公司的技術，迫使人民吃下有毒的農產品以及使用農業機械，均對巴西造成嚴重破壞。

他還指出，當今土地改革的挑戰就是：唯有改變以出口初級商品為主的經濟制度，才能在政治上實現土地改革。MST所處的歷史境況一直伴隨著廢除奴隸的斗爭。當年反對奴隸制的農村寡頭集團，就是今天大地主的祖父輩。

MST的土地改革方案要求重新組織巴西農業的生產方式。MST鼓勵不同的組織方式，比如開墾耕地、集體農場、家庭農業等。MST唯一反對的是大規模的、不生產的土地財權，以及那些靠出租土地賺錢的大地主。施特得理進一步闡釋：MST的目標就是重新改造巴西經濟基礎與社會組織，讓所有巴西人能夠就業、上學、有房子、有得吃、身體健康、有娛樂與文化活動。[17]

四、MST斗爭過程[18]

施特得理分析，MST的誕生有三個客觀條件。第一，1950年由總統庫比契克(Kubitschek)推行的工業化，到了1970年代因經濟危機而受阻。農民進城但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農村謀生。第二，受解放神學影響的“土地牧民委員會”(Comiss?o Pastoral da Terra, CPT)成立于1975年，協助農民自我組織。以前，布道詞是這樣的：“不要擔心，你將在天國得到土地。”現在是：“由于你在天國已有土地，讓我們為現世也得到土地而斗爭吧！”第三，1970年代反對軍事獨裁的社會氣氛越來越濃厚。

 從1978年開始，城市爆發大罷工；農村則接連爆發土地占領事件。“土地牧民委員會”開始召集各地領袖開會。1984年1月，巴拉那州卡斯卡韋爾市召開全國會議，最后決定建立MST。每次占領土地，媒體就會說：“無地又來了”，于是順勢命名組織為“無地農民運動”。

一般來說，MST積極分子首先向無地農民解釋：1988年憲法規定政府有義務沒收大片撂荒的土地，并且分配給無地農民。農民參加討論，最后認識到：只有一個辦法能迫使政府沒收大片撂荒的土地，就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接管土地。每當MST發起土地占領運動，盡量動員所有人參加：父親、母親、兒子、女兒、老人、孩子等。

占領土地一般需要準備三、四個月，每15-20人組成一個小組。每個小組派代表一同去偵察地形，尋找水源和樹林。每個小組雇一輛卡車，湊錢購買生活物資。小組代表召開會議，秘密商定占領土地的日期。到了約定的夜晚，所有人帶上行李，坐上卡車, 到了目的地便開始扎營。第二天，媒體爭相報道，地主向當局申訴，要求驅逐土地占領者。MST律師立刻趕到現場，據理力爭：任由土地撂荒，即違反憲法。如果警察來驅逐，MST避免暴力沖突，離開轉移，然后商量下一步策略。

MST領導的最大規模的占領土地運動是1996年巴拉那州賈克梅蒂大莊園(Fazenda Giacometti)。那塊土地有8萬公頃，橫跨三個市，非常肥沃。MST決定在公路邊駐扎，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占領土地那個晚上，所有人在夜里徒步21千米。到達目的地時，天亮了，警察趕來。由于人數高達一萬名，警察唯有幫助隊伍沿著公路走，避免出車禍。

參加土地占領者費用自理。每一個參與占領土地的家庭需要準備帳篷和食物。占領土地之后，農民通常都答應將營地產出的2%交給MST，用來組織運動和培訓積極分子。有時農民會說：“我們不能給你2%，我們拼死干活僅能糊口，但是，我們可以送出兩個人，幫助別的無地農民。”政府給無地農民頒發合法的土地證明之后，MST接著爭取基本需要：住房、水電、學校、診所等。

巴西全國有27個州，MST活躍于23個州，大約有2萬名骨干。領導集體由15-21人組成。每兩年舉行一次全國會議，選舉全國委員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000年8月，在首都巴西利亞舉行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有11,750名代表參會。

根據統計，1988－2009年，有8,128宗占領土地，超過1百萬農戶參與，其中大多數是由MST組織的。

五、與左翼政黨關系

MST自稱為“人民群眾運動”(a mass movement of the people)，經常強調獨立于教會與政黨以外。MST積極與其他工人組織合作，例如全國反對農村暴力論壇，1987-88年，共同建立人民制憲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1987年，共同游行到巴西利亞，盡管那次游行命名為無地農民之長征，但MST只有1,500人。1997年4月的大游行，所有巴西工人和整個社會都反對新自由主義計劃的大游行。參加者包括CUT工會份子、學生聯會(Uni?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教會、人民運動聯會等。[19]

MST和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 PT)誕生于同一時期，MST，1984年，勞工黨則是1980年。農村有很多勞工黨積極分子幫助MST，反之亦然。MST大部分積極分子，一般都選擇勞工黨。MST獨立于勞工黨，但是在選舉期間，基本上支持勞工黨，就像前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現任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eff)。但是，MST既是勞工黨的盟友，也是諫友，常常批評政府土地改革及環境保護政策。

舉例，2012年1月26日，愉港(Porto Alegre)舉行專題社會論壇(Thematic Social Forum)，巴西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eff)與民間社會代表會談，MST代表施特得理作為勞工黨的諌友，發表以下意見：

以農村社會運動之名，我首先感謝我們的總統選擇愉港而不選擇達沃斯。你的到來振奮人心。但是，我在這里的責職卻是，以農村社會運動之名──但不代表所有組織──在這開放坦然的對話中，推動一些建議。

 我承諾不談土地改革，因為土地改革已經癱瘓了，盡管現在仍然有18萬戶無地農民在高速公路旁邊駐扎營地，他們需要至少是人道主義的救助。可是，這里的主題是里約 + 20，我們MST內部也討論，正如我們從社會主義者與基督徒的斗爭傳統中學習，認識到最好的傳道方法就是樹立典范。巴西唯有樹立典范，才能夠帶領國際朝流捍衛我們的宇宙與生物多樣性。

 我們需要一項全國議程，第一我們不能夠接受國會對<森林法>所作的修改。我們會公開你的電郵，讓巴西人民寫信請你否決<森林法>的一些部分，那是當初競選的時候，你自己曾經承諾的，我們難以接受<森林法>的改動。

 我們不能夠接受對犯下環境罪行的大地主施予特赦，正如我們不能夠接受法定保護區的面積減少，即便在第四種模式。因為這等于開綠燈任由國際資本繼續在塞拉多與亞馬遜砍伐森林。我們的政策是零砍伐，希望你會同意。沒必要繼續為了增加糧食產量而多砍伐一棵樹，包括條件好一些的地區。

第二，我們需要大規模的全國小農戶植樹項目，并由婦女掌管──因為巴西現在由婦女領導──每一戶能夠重新種植樹林兩公頃。這是小錢。國家發展銀行(Banco Nat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BNDES)卻給那些公司太多錢，即便破產也資助像美國在線(America Online)等公司。為什么不給小農戶一些錢為國家重新植林?那將是對人類的貢獻。

 第三，我們急需一項推動生態農業的全國項目。一項能夠恢復健康的農業的公共政策，種植糧食但沒有放毒。我們越是往農作物投放大量的農藥，那么得癌癥的機會就越高。我們必須生產健康的糧食，為此，生態農業技術是最值得推薦的，可是，政府沒行動，我們需要扶持與鼓動生態農業的公共政策。

 第四，國家水利部門宣布會灌溉東北20萬公頃的土地。消息好極了。但是，南方企業庫特里(Cutrale)也會到那里去。總統女士，這是恥辱。我們請求你，以東北人民之名，將這20萬公頃的土地分給農戶，建立定居區。以每家2公頃計算，你便可以讓東北10萬農戶把家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并且解決三大難題：糧食、水源與就業。你沒必要引進南方企業，否則，我們將會占領他們的土地。

第五，我們不能夠接受外國政府給亞馬遜基金會（Amazonia Fund）的7億美元押放在BNDES，卻因為BNDES破產，只有其中10%的錢可以動用。而在23個項目當中，大部分的錢都給了亞馬遜州、朗多尼亞州(Rond?nia)、馬卡帕州(Amapa)等地方政府。這筆錢的目的是恢復亞馬遜生態環境，是公益項目，不是給政府的。政府有其他機制。

 最后，我們不能夠一邊召開環保會議，而另一邊卻讓我們的古蘭尼-卡奧華(Guarani-Kaiowa)土著逐漸死亡。這是一點都不光彩。我們不能夠接受糧農企業繼續滅絕土著，他們才是生物多樣性與大地的守護者。你惟有幫助南馬托格羅索州(Mato Gross do Sul) 古蘭尼-卡奧華土著，你才能上天堂。現在假如你不去解決，那么就沒必要高談生物多樣性或者簽署文件。非洲后裔社區也一樣，過去2年，巴西土地改革和墾殖局并沒有將非洲后裔地區合法化。我們國家是靠奴隸而建立起來，這是最大的社會債務，而現在我們卻不能夠承認這樣的地區? 我們必須捍衛將非洲后裔地區合法化的法律。[20]

六、農民的千禧年主義

勞爾(Michael L?wy)分析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社會宗教的根源，引用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對19世紀意大利西西里農民聯盟 (The Sicilian Peasant Leagues of 1891-1894)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分析，勞爾認為可以一字不差套用在土地牧民委員會及MST。

霍布斯邦指出，對傳統農村社會來說，資本主義的闖入、經濟的自由主義的引入、重商的社會關系都代表真實的災難，是撕裂與扭曲農村社會的真正的社會催化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到來，不管過程是威逼利誘，經由農民不懂的經濟力量所驅動，或者是殘暴地侵襲，經由征服或者政府之變更，農民都視如侵略，摧毀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農民往往采用千禧年主義的形式，群起反對這種逼使他們經驗難以承受的不公義的新秩序。

霍布斯邦續說，在意大利西西里農民的眼里，原來的宗教已被教士出賣，變成富人的宗教。而西西里農民聯盟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卻是新的宗教，真正的基督宗教，宣布了新的世界、新的公義的國度即將降臨，遵奉上帝的旨意，沒有貧窮、饑餓、嚴寒。農民因著這種基督救世信念而加入，他們在集會和游行中使用十字架和神圣的圖像。聯盟有些宣言充滿基督救世的味道：“耶穌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想的正正是聯盟所要求的。”

霍布斯邦進一步分析，“他們原始的千禧主義的激情被轉化為更耐久的忠誠：對現代社會革命運動的永久而有組織的忠誠”。這種變化并非簡單地“現代”替代“古老”，卻是前者與后者的“變證的結合”：西西里的經驗說明千禧主義不必成為暫時的現象，但在有利的條件下，能夠成為永久的、超級頑強的反抗運動的形式。[21]

到了20世紀，西西里農民聯盟換上巴西天主教會的土地牧民委員會，受到基督教義與社會主義理論結合的新形式所啟發：解放神學。

七、土地牧民委員會

1950年代以來，巴西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激烈程度以及資本主義在農村地區擴展的迅速，使社會矛盾惡化，例如農民被趕走，城市出現貧民窟等，促進解放神學的出現。土地牧民委員會)成立于1975年，成員包括神職人員像神父和教主、神學家、圣經研究專家、社會學家等，還有農村的普通信徒。CPT最初成立于巴西北部亞馬遜州與東北地區，CPT直接隸屬于巴西主教全國議會，后來慢慢擴散到全國。CPT關注農村不合理的土地分配與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目的是扶持工人與農民自我組織起來，使其行使基本權益像土地、自由、公正；透過真正的土地改革建設真正的民主，乃至尊重自然環境。1991年，與MST同獲被喻為另類諾貝爾獎“優秀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

勞爾認為，CPT與傳統教會的分別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社會分析；二是窮人不再是行善發慈悲的對象，而是尋找解放與書寫歷史的主角。他分析，CPT或者解放神學的千禧主義，體現在“神的王國”(Kingdom of God)的社會宗教的烏托邦，并非投射到另一個超越世俗的世界，而是就在當下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以博愛、公義、自由為基礎的新社會。不過，與傳統的千禧主義不同，這“王國”并非即將降臨，而是邁向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長征(caminhada)的結果，以圣經出埃及記(Exodus)為模范，而當前的社會斗爭在神學上可解釋為預示 “王國”來臨的階段。[22]

CPT的立場與MST相似，即批判在農村引入資本主義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失業、驅逐農民、窮人日增、大量農民離鄉進城。他們同時批判軍人獨裁者的“現代化”政策，并且反對自1985年替代軍人政權的文人政府擁護的新自由主義。圣芳濟各修士戈根(Sergio Gorgen)，乃CPT在南大河州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闡釋CPT的社會角色：“CPT不是取代階級的組織。而是嘗試輔導與協助意識的提升，改善組織的形式，以科學的態度學習現實，但不是取代勞動者代表的組織。”在占領南大河州安諾尼(Annoni)地區的時候，49位進步的主教出版一份宣言，支持占地運動，但是十分強調運動的和平特性，并且婉轉地警告運動，反對“爆發暴力沖突”，以免招致“血腥鎮壓的”后果。

不過，CPT歷來卻有很多神父與修女因參與土地抗爭而被殺害。舉例，塔互雷斯(Josimo Morais Tavares)神父出身貧寒，由母親獨立撫養。1986年5月10日，被殺于馬拉尼昂州(Maranh?o)因佩拉特里斯市(Imperatriz)，年僅33歲 。死前曾經擔任CPT在帕拉州(Para)鸚鵡嘴區土地抗爭的組織者。4月，剛剛避過暗殺，但依然履行神職，并在教區集會上說：

有人意圖拿掉我這件事情，一定要置放在本地的社會脈絡與土地斗爭之中才能夠弄明白。…大地主及其在本地的把風者，對聯邦政府平分土地給寮舍農民的措施十分警惕，他們現在荷槍實彈，企圖摧毀農民運動。…因此這起企圖謀殺事件純然是過去幾個月我收到的數次死亡威脅之一。這些威脅出自大地主與政客的親口之中，他們甚至在雜志上撰文威嚇，在公共集會與演講中惡言恐嚇。盡管如此，我繼續抗爭，嘗試把對和平的渴望與基督的使命結合起來，基督的使命乃建立友愛與公義的世界，擺脫貧窮與受壓迫的困境。愿我的信仰由磊落的政治立場所滲透，以及由勇氣所孕育，以茲證明耶穌基督之復活。[23]

新近的例子便是斯唐(Dorothy Stang)修女(1931-2005)，她為了亞馬遜土著爭取土地權益，后來被殺害。 她的名言：“森林之死即我們生命之終結”（A Morte da floresta é o fim da nossa vida）。

根據CPT 記錄，2010-2011年上半年，有2,797宗死亡恐嚇、177宗謀殺未遂和42宗謀殺，針對對象是宗教領袖、無地農民運動領袖、土著和支持者。另有165宗超過一次的死亡恐嚇，及30宗謀殺未遂。

八、神秘儀式(Mística)

霍布斯邦認為，千禧主義絕對不能夠被看作僅僅“穿過古老而存活”，而是以另一種形式，至今活躍于現代社會與政治運動的文化力量。“當扣緊著現代運動，千禧主義不僅在政治上有效，而且或許不失那股勁道，那股對新世界充滿燃燒的信心，那股慷慨的激情，以最原始的形式體現其特征。”[24]

千禧主義，或解放神學的社會宗教的烏托邦，或多或少，可見于MST表現斗爭與生活的神秘儀式:慶祝、列隊、游行、唱歌、演講等。這些儀式由MST骨干和成員共同組織，盡管事實上，大多數營地的人都比較靠近(天主教的)傳統信仰──相信神圣的神秘力量──多于新式的解放神學。但是，MST 的神秘儀式呈現世俗的社會宗教文化，表現了道德上的不妥協、情感上的許諾、冒死也投身運動的忠誠、對激進的社會變革的希望。

葡萄牙作家羅得里格斯(Miguel Urbano Rodriguez)指出，有些人認為神秘儀式是帶有無神論的宗教情感。得里格斯贊同哈內克所言，這是無地農民與工人在爭取勝利所表達的道德力量與信念，以及團結的信念。即便他們的科學的意識形態并不鞏固，但卻相信社會主義是擺脫那壓迫他們的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的唯一出路。MST在集體活動營造精神氛圍：歌曲、戲劇、詩歌、舞蹈、影像，這些與MST的旗幟和徽號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5]

勞爾分析，MST具有固執的信念，深信有別于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即將來臨，但在現實的行動中有著現代理性，包括制定當下與具體的目標，與當權者角力談判，成立能在市場上立足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等，這些將烏托邦與寫實主義相結合的行動，不僅讓MST成為農村窮人爭取激進的土地改革的、極有組織的表達形式，更加成為巴西“民間社會”(工會、教會、左翼政黨、專業及學術團體等)反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力量的主要參照。

舉例，1980年，南大河州，有600個無地農戶，約3000人，在高速公路駐扎營地抗爭。1981年6月21日，著名的卡薩達利加(Pedro Casaldáliga)主教舉行彌撒，宣告支持扎營的農民，約6,000人參加彌撒，由此鼓動全國無地農民爭取土地改革的決心。2009年，卡薩達利加主教為MST譜寫詩歌《大地主之告白》 (Confiss?es do Latinfúndio)，借用懺悔的大地主控訴資本主義的罪行：

經過的地方

種下

鐵絲網

種下

山火

經過的地方

種下

謀殺

經過的地方

殺死

沉默的部落

血汗的莊稼

渴望土地的人

經過的地方

法律賦予一切

我甚么也沒種出來

九、合作經濟

MST推動農民組織合作社，但是從來不強迫，僅是鼓勵。不同的定居區因應客觀條件而有不同的合作方式：自然資源、耕種方式、資本多少、距離城市遠近、技術等，還有其他因素：農民的政治意識和文化傳統等。合作方式如共同收割、共同購買和推銷市場，甚至建立加工廠。MST成立“定居區合作社部”，負責統籌正式與非正式的合作社，并且制定MST有關成立合作社的政策。[26]

MST 協助及監督如下項目：

(1)400個生產、銷售、服務聯會

(2)79個農業生產與畜牧合作社

(3)50個貿易、市場與服務合作社

(4)28個技術援助合作社

(5)4個信貸合作社(民眾銀行)

(6)140個小型與中型農產品加工機構，產品包括: 水果、蔬菜、奶產品、谷類、肉類、糖果等

(7)PAES技術支援計劃(由63位專業技術人員組成，為定居區合作社與社會企業提供技術支持)

(8) “擁抱綠色”計劃，組織社會聯盟，植樹保護森林

(9) 環保教育倡議活動，透過植樹、栽花、植林、建果園等美化定居區，其中包括 “巴西告別基因作物”、“零砍伐森林”等活動

(10) 培育 “生物-自然 ”品牌的生態農業(有機)種子

(11) 培訓定居區農民另類有機農業技術

(12) 10個農業生物多樣化管理示范中心

(13) 古巴錫沃內種牛項目[27]

以下介紹MST幾個合作社模范。“南大河州土地改革定居區合作社中心”(Cooperativa Central dos Assentamentos de Reforma Agrária do Rio Grande do Sul，簡稱COCEARGS)，成立于1991年，宗旨乃組織與協助南大河州定居區合作社與合作聯會，統合力量，推進城鄉“團結經濟”模式(economia solidária)。根據土地改革和墾殖局的研究調查，2002-2003年度與2003-2004年度，COCEARGS的生產總量超過同區的農業生產。

COCEARGS具有三大重要項目：(1)生產牛奶：采用PRV畜牧法（Pastoreio Racional Voisin，簡稱PRV），年產高達1億2千6百50萬升牛奶。PRV沿自法國科學家瓦桑(Andre Voisin)的理念，其著作《土地、青草與癌癥》論證人必須善待土地，讓青草長得好，奶牛吃得好，那么人喝上好牛奶，才有健康可言，否則癌病叢生。(2)有機稻米：COCEARGS共有630公頃土地種植有機稻米，年產4,000噸。采用水稻養魚共生技術，并且統籌從種植、收割、打米、包裝與運輸等環節。(3)建房經費：建立信用合作社(cooperativas dos créditos)，統一向政府索取建房經費。2006年和2007年，獲得經費建立4,223間房子。2008年，701間房子獲得修繕的費用，另外888間則是全新的房子。

為了促進城鄉長久互利互惠，COCEARGS早就在南大河州首府愉港（Porto Alegre）市中心的公共市場（Mercado Público）設立土地改革專門店（Loja da Reforma Agrária），銷售MST合作社的品牌產品，例如COOPEROESTE生產的“Terra Viva土地萬歲”牛奶、COOPAN生產的有機白米、COPAVI生產的“農民”（Camponesa）甘蔗酒（cacha?a）等等。

COPAVI 全名為“勝利農牧業合作社”（COOPERATIVA DE PRODU??O AGROPECUáRIA VITóRI A LTDA），位于巴拉那州巴拉那市圣馬利定居區，成立于1993年7月10日，共23農戶，人口83，占地230公頃。COPAVI實行土地共同管理與規劃，分住宅區、公共活動場地（食堂、足球場、排球場、兒童游樂場等）、牧牛草場、甘蔗園區、菜地、樹林等；不同工種，工資幾近相同，按時間計算工資；收入約70%歸個人，另外30%為集體基金。推行社區有機農業及生態牧業，生產新鮮牛奶、奶酪、蔗糖、馬袋茶、蔬菜等，除了自給自足外，還供應附近市鎮，最近甚至遠銷甘蔗酒（cacha?a）到歐洲。平日早餐與午餐由公共食堂供應，晚餐及周末各家自理。經常召開會議討論問題，例如工作組、鄰里、青少年、兒童等；同時，舉辦集體活動，例如植樹日、足球比賽、兒童節、元旦聯歡會等。巴拉那州之土地改革和墾殖局（INCRA）評COPAVI 為十大定居區模范之一。

COOPERUNI?O全名為“西部農牧業合作社聯會”（COOPERATIVA DE PRODU??O AGROPECUáRIA UNI?O DO OESTE），位于圣卡特連那州(Santa Catarina)，成立于1990年，約60農戶，人口約205，占地1,200公頃。COOPERUNI?O也實行土地共同管理與規劃，每戶分地蓋房，設立幼兒園、小學、醫療室、足球場、待客室等。集體種植稻米、黑豆、小麥、木薯、玉米等，并且共同牧牛、養雞、養魚，以及發展小農工業：奶牛產品、冷藏雞、活鮮魚等，銷售到附近市鎮。每人每日工作約8小時，上下午不同工種，工資相同，按時間計算工資。社員12歲開始參加勞動，邊上學邊工作；有退休年齡嗎？沒有。經常舉行社區活動，如2010年獲得縣政府資助，舉辦兩天的西瓜節，入場觀眾上萬次，還有成立文藝表演隊，為老人服務等。

十、總結

產生于1980-1990年新自由主義盛行的背景下，MST推動土地改革與家庭農業，倡導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正如拉美民族英雄何塞.馬蒂（José Martí）所言：不能生產自己的糧食的民族是奴隸之邦；他們沒有一丁點兒自由。如果社會不能生產糧食，那么，就始終得依附他人。MST從占領土地開始，逐步建設農村社區，并且促進城鄉互助互惠。縱使巴西城市率高達85%，但MST依然逆流而上，改善農村生活條件，推動小農生態農業，協助農民組織合作社等，逐漸形成鄉村良治。

作者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海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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