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向大家介紹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巴西在過去二、三十年所經歷的農村發展之路，包括巴西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巴西農村的“三代”發展過程和相關的行動者與國家政策。
1、巴西的農業現代化
巴西有1.88億人口，相當于中國人口總數的14%，國土面積851萬平方公里，即每平方公里約22人。總體而言，巴西不窮，但極度不平等，這是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最新的農業普查顯示，巴西有約500萬個農業單元，我認為可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資本主義農業（Capitalist Agriculture），即擁有大于10000公頃面積的大農場；第二類是企業型家庭農業（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ing），它們大多分布在南部；第三類是小農農業（Peasant Farming）；第四類是農村窮人從事的邊緣農業活動，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土地，生活非常困難。
巴西20世紀60~90年代的農業現代化過程引人注目。這一過程將大量人口排斥在外，是一種選擇性的農業現代化過程，我們將其稱為“生產主義”（productivism）的。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一進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巴西玉米和大豆現代化生產由南部擴展到國家中部，并推進到亞馬遜邊緣地區，有人認為，熱帶雨林正在被大豆生產所取代。近年來，巴西逐漸成為最大的大豆生產國，而中國正是我們主要的貿易伙伴。這一過程伴隨著拖拉機等機械使用量的快速增長，但強勁的機械化卻造成了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急劇減少。目前，巴西在農業領域就業的人口大約為1500萬，僅相當于巴西經濟活動人口的15%。
我們再看一下巴西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具體效果。從20世紀90年代到2008年，巴西耕地面積基本穩定，但生產量翻了兩倍，其中，大約70%的農產品瞄準的是國內市場。實際上，正是這種龐大的國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市場的可預期性，從而使擴大生產成為可能。例如，從出口和內銷的對比來看，生物燃料的國內消費量所占比例最大，大豆產量的60%用于國內消費。另外，從農場的分布來看，小規模農場遍布全國，但主要集中在南部和東北部；大農場集中在中部地區，甚至在亞馬遜地區。
巴西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是巴西當下農業的主流發展道路。下面我要講述的是巴西的農村發展情況，它與主流的農業發展道路相對立，二者之間有沖突，但又彼此共存。
2、民主的回歸與巴西農村的發展
當我們討論巴西的農村發展時，必須討論這個國家的民主回歸過程。在農業現代化和綠色革命進程中，巴西整個國家沒有呈現出抱怨和討論之聲，因為在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想與農業發展的主流霸權道路進行抗爭是非常困難的。但慶幸的是，1984年之后，巴西政府獲得了對軍隊的控制權，而我將討論的就是這一過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20世紀80年代的危機過后，巴西總的態勢比較平穩，中央政府采取了新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巴西的回歸使實施新的農村發展政策和投資農村發展成為可能，即政府權力和國家政策在農村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州和市等開始承擔新的治理職能。
第二，巴西農村社會運動的訴求和抗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巴西農村社會變遷的進程。
第三，政府獨裁專政后對既有憲法的重組，推動了巴西的民主化進程。新憲法對民眾觀點持開放態度，例如，新憲法在分權原則的指導下將權力賦予地方，從而加強了各州和各市的本地創新。
第四，巴西不同于其他拉美國家的地方在于，它跳過了1990~1992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當然，巴西也有新自由主義，但其在巴西并不像在鄰國阿根廷、智利或其他拉美國家那樣強大，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能夠重新回到經濟與社會生活之中正是得益于此。
巴西實施的一系列新的農村發展政策和開展的農村社會運動，使巴西的農村發展在過去20年間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到2008年，巴西的絕對貧困率一直在下降。盡管當時各國普遍遭遇了不利于貧困率削減的國際危機，但巴西卻成了世界上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MDGs）的國家之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巴西已經沒有貧困，但巴西貧富差距的縮小非常顯著，例如，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599降低到了2007年的0.552。
這些成就的取得同時還源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最低工資標準的持續穩定增長，這是宏觀經濟對人們生計的影響。此外，新的農村社會運動的興起也對上述成就的取得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奇科·門德斯（Chico Mendes）領導了亞馬遜流域重要的環境抗爭運動，但他本人于1988年被暗殺；家庭農場的社會運動、無地農民運動（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簡稱MST）和小型信用合作社等社會運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正是這些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使得談論“新”的農村發展道路成為可能，但什么是“新”的農村發展道路？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在我看來，關于“新”的農村發展的討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家庭農業被廣泛合法化，這一進程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村商會力量的增強和與之相對的無地農民運動的興起；另一方面，社會抗議之后產生了新的政府政策，這些政策經歷了從社會救助到以農業和農村為重心的轉變。
在我看來，巴西社會與政府的互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農村地區社會抗爭和社會斗爭的興起，這一階段社會與國家之間沒有對話，只有斗爭。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既不抗爭，也不抱怨，而是試圖提出建議。第三階段是2000年至今，尤其是盧拉·達席爾瓦總統（Lula da Silva）執政后制定了很多新政策，開啟了“共同治理”的進程，即社會運動與國家相互協調并共同制定政策，例如，我們有一種地方委員會制度，通過這一制度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和來自政府部門的代表可以坐下來共同討論政策。
3、農村發展的過程、行動者與國家政策
關于巴西農村發展的道路，我將講述“三代”發展過程以及每一過程中的行動者與國家政策。第一代是指1993~1998年“農村與農業驅動”的農村發展；第二代是指1998~2004年“社會支持驅動”的農村發展；第三代是指從2004年至今瞄準糧食安全與環境可持續性的農村發展。
第一代農村發展以農村和農業為中心，尤其是對土地改革和家庭農場提供借貸支持的政策對農村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從1998~2008年，家庭農場一共獲得近200億美元的信貸，而2012年的預算是約100億美元，這筆資金對于中國而言可能并不多，但對于巴西卻已經是非常龐大的數目，并且這筆預算只針對家庭農場，不包括企業型農場。通過對比1996年和2006年農業普查的相關數據，我們發現，家庭農場占農場總數的百分比、占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和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基本上穩定，但家庭農場在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卻提高了。這實際上是一種巨大的成就，因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家庭農場數量就曾一度呈現減少的趨勢，它們在整個農業中的作用曾逐年降低。
第二代農村發展以社會政策為中心，其中最典型就是“零饑餓計劃”（Zero Hunger Program），該計劃是現任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總干事若澤·格拉濟阿諾·達席爾瓦（José Graziano da Silva）教授發起建立的，其初衷是消除農村地區的貧困。
其中，最受歡迎的內容是“家庭補助”（Bolsa Família），即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每月都能獲得一定的補助，但獲得補助的家庭必須承諾讓自己的孩子就學。有趣的是，很多非洲國家正在考察巴西的這項政策，看是否能在自己的國家實行。僅家庭補助這一項活動的受益者最初有360萬個家庭，現在已經達到1150萬個家庭。有些評估報告在解釋巴西減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時指出，家庭補助的直接支付對減少不平等的貢獻率達到21%。目前，巴西正努力將土地改革政策、為家庭農場提供信貸和家庭補助的現金轉移等政策結合在一起。
第三代農村發展聚焦糧食安全、環境問題和市場建設，倡導環境的可持續性，試圖將糧食問題與農村發展或新市場建設結合在一起。巴西國內有很多積極支持這些政策的社會行動者，也有很多關注不同政策效果的研究。有研究發現，家庭農場通過減少外部投入，循環使用內部資源，建立農業生態體系，同時通過在本地市場出售自己的農產品，獲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還有一項有趣的研究顯示，2009年巴西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全國學校供餐計劃”，這是巴西歷史最悠久的食品計劃，該項法律明確規定：向基礎教育學校的學生提供一日三餐是每位學生應有的權利；學校供餐計劃的聯邦政府轉移資金中至少應有30%用于向當地農戶家庭購買農產品。這項涉及食品采購計劃、學校供餐計劃的公共政策為農民創造了新的市場。
巴西人口中，約四分之一是小學生，他們正處于從學校獲得食物的年紀，這項政策讓所有在家里得不到充足食物的兒童受益，學校也因此成了消除貧困的重要場所；同時，這項政策也將消費與生產聯系起來，農民的孩子在學校需要吃飯，為什么不給農民的孩子吃農民自己生產的糧食，而要那些來自遠方的食物？這個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政府與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之間的聯系，這樣的政策對非洲等其他地區或許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巴西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主流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另一條是農村發展道路。我們要討論的是，面對這兩條對立的發展道路，如何讓治理運轉起來？巴西是一個有兩個農業部門的國家，一個是農業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ood Supply，簡稱MAPA），負責農業的出口，控制著食品安全、檢查監督、糧食供應，以及科學技術等，在議會中擁有很多強大的支持者，代表了農業企業集團的利益，并因此與其他部門經常產生分歧；另一個是農村發展部（Ministr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簡稱MDA），負責管理土地改革、家庭農場和農村發展等議題。對此，我個人的觀點是，我們只需要一個農村發展部即可，但這只是個夢而已。
4、小結
最后，我用以下四點作為總結。第一，巴西農村發展一直都處在社會不平等的背景中，這些不平等帶來了經濟上的巨大差異。第二，最近15~20年的努力為巴西帶來了消除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的新的農村發展之路。第三，新的農村發展之路源于草根，同時一些公共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第四，絕大多數的農村發展創新是農民為了擺脫經濟上的排斥、克服農村生活的脆弱性而采取的主動策略。
作者簡介:塞爾吉奧·施奈德：巴西南大河州聯邦大學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食品社會學、農村發展、糧食安全、農村非農活動、家庭農業、地域開發以及農村政策等。代表性著述包括《家庭農業與工業化》《家庭農業的兼業性》《農村發展中的行動者》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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