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節逼近的時候，都是對返鄉大潮關注度最高的時候。
近日，連續兩篇關于鄉村的推文引發了廣泛關注，分別是廣東金融學院黃燈教授《一個鄉村媳婦眼中的鄉村圖景》和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解決鄉村衰敗難題的“牛鼻子”看哪里》。黃燈教授以農村兒媳的身份從內部聚焦鄉村，用其充滿人文關懷的表達提出農村真實問題；秦暉教授則以人地二權和土地流轉的關系為視角，旗幟鮮明的指出“鄉村問題”根在“農民問題”。他們都在調查，都在提問。
鄉村的問題是轉型中國的問題。為鄉村尋找方案，其實是為中國的未來尋找方案；關注鄉村，其實是為我們每一個人尋找體面活著的尊嚴。在中國大陸六代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運動中，每一代知識分子都以持續關注農村、深入農村的精神，在扎實調查的基礎上，在推動中國持續發展和變革的大背景下，試圖提出有效的對策，一點點去改變鄉村。
如果說學者們的觀察和探討是試圖“用理論歸納現象”，試圖“用提問總結方法”；那么，曾經的世博景觀設計大師朱勝萱的方法論稱得上“簡單粗暴”——邊做，邊總結，邊調整，再做，再總結，再調整……一輪一輪持續向前。其中唯一持續不變的，是原則性的方向——“伴城伴鄉”。他發起成立NGO組織“伴城伴鄉 ? 城鄉互動研究中心”，持續聚焦中國鄉村建設領域。
說起來，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倒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很少出現在最傲嬌的“設計師人群”中。也許和他生長于鄉村、立業于城市有關；也許和他曾經數次直面死亡被迫進行人生意義這樣的終極思考有關……這些都只是揣測，至于真相，只存在于他的內心。
不久前，朱勝萱在他的故鄉云南參加了一場鄉建沙龍，他的分享詮釋了一個鄉建踐行者的心路歷程。也許他的經歷，可以讓我們真正明白人生意義并非“虛無”，總有些實實在在的內容，值得我們去為之奮斗。
以下為朱勝萱發言原文。
一個鄉建者的踐行之路
朱勝萱
2010年，在景觀設計領域，我認為自己達到了一個高峰，世博公園的景觀設計讓我有了很多的感受，甚至會有一種錯覺：生活、環境可以由著自己設計的。
▲ 我們倚靠城市的強大資本，進行了土地的改良，生態水的處理，引進先進的喬木種植技術。最重要的，我們保住了大塔吊，把老上海最平凡的所見之物半掩進土地來做成雕塑，希望把開埠至今的上海記憶留下來。我們把“灘”和設計的“扇骨”相結合，代表自然和人工的對立達到最終的和諧。
然而，緊隨聲名鵲起而來的是一場滑鐵盧，我遭遇了一場猝不及防的病。手術后一年的休整期，我常常在傍晚時分踱步來到我幾年來殫精竭慮絞盡腦汁“設計”的公園，與開園時段相比，世博公園顯得空蕩蕩的，大片的草坪和我刻意點綴上的一些諸如拖拉機、扇骨等元素，在夕陽下，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寥。
此處沒有人，也沒有人生活過的痕跡。盡管曾經有上千萬的人來到這里，走過這里的長廊，踏過這里的樹影，但沒有人在這里生活。再怎么樣的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熱鬧過了，也就過了，就沒有然后了。
▲ 世博會后的公園在陰冷的冬日孤單守候在江邊。如同堆砌完的雪人，孩子們都已跑向遠方。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最重要的節點，我十六歲離開故鄉是我人生的轉折，就像一棵分開的枝椏。我在通往城市和現代文明的那根樹干上生枝發芽，抽葉開花。這一根樹干上有我現在能擁有的一切，我也遇到了生命中最珍貴的情感和最重要的人。
可是在16歲之后，除了這根肆意生長的樹干外，還有一根枝椏也在陽光雨露下默默地生發。當我安靜下來的時候，我能真切感受到她的成長，看得見在空氣中她的傷口流出汁液結成樹瘤，這就是我的鄉村情結。它就如身體里要切除的器官，理性的醫生會告訴你，這是沒用的東西，但每一個少年離開鄉村時，那個故鄉記憶就像樹瘤一樣，一輩子也無法摘除了。
我的故鄉云南保山不同于梁莊和碧山，和我的鄉建始發地莫干山也大不一樣。無論是地理意義還是文化意義都是相差極遠。但這個鄉村情結其實是中國，梁鴻女士的書是這樣推介的：“有些中國在北京，有些中國在重慶，有些中國在西北，有些中國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國在梁莊！”我想補充一點：更多的中國在梁莊一樣的鄉村，這個“鄉”在河南、浙江、新疆或者云南……我就想把這個中國能夠延續下去，或者，讓它消失得晚一些。或許我們能走出一條路來，不管社會發展到什么地步，也是中國，也有故鄉。我知道很多時候我看起來都像是在跟風車搏斗的騎士，但是，萬一實現了呢？
我想要建設一個能夠“回去”生活的地方，即使是短暫的生活，生活一小會。
「都市生活是“向前”的，人終歸是要“回去”的」
對于我來講，都市生活是“向前”的生活。我原來執意從建筑轉向景觀，就是想能夠把時間拽住一會兒，營造出一個景觀來讓人流連忘返。
我失望了，景觀是用來游覽的，它可能讓人暫時忘了回去，然而，人終歸要回去的。“歸來”是人最終極的情感訴求，我做景觀設計沒有辦法讓人回去。
▲ 浦江之畔，在隨風搖曳的野草對岸，城市的地標們正在一座座拔起迎接新的時代。
「使鄉村和田園“活”在這塊土地上」
在上海生活的我，太久沒有親近泥土地、敏感于四季了。也許和海子一樣，我忘不掉的是糧食和蔬菜。開始做“天空菜園”的時候我并沒有很清晰的認識，直到遇到了都市農業理論之后，才意識到我想要做的，不僅僅只是在都市里做一個標本來悼念鄉村。我想要的是借助城市的呵護和來“贍養”鄉村，希望我們能夠在城市發展的同時守護田園，守望故鄉。
有一段時間，我把這一種理想稱之為“新田園主義”。
▲ “天空菜園”充分利用了公共建筑的閑置屋頂空間，用裝配式、景觀化的手法種植綠色蔬菜。除了雨水收集系統、太陽能利用設施等技術外，最主要的是讓人參與進來。我們在工廠、辦公樓、商場、幼兒園、私家住宅上都發起了這場上樓下鄉運動。屬于城市人的農務，是可以在身邊發生的。
對于中國人來說，故鄉并不僅僅是實體意義上的村莊，“田園”文化及生存精神永遠是靈魂的棲息之處。在我看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一代又一代的現代知識分子之所以這樣“前仆后繼”地走向農村，其內在的主要動因之一，就是要去尋求自己的生命之根。
鄉村的保護并不是維持現狀，像保護秦始皇陵墓，條件不成熟就不動它。我們的鄉村是裸露在風雨艷陽下的，不可能用厚厚的黃土把每一個原生態的鄉村掩埋起來。從“情懷”兩個字講，一味的強調情懷是對鄉建的最大的誤解。保護鄉村并不是拒絕現代文明的介入，如果我們像保護文物一樣守護鄉村和田園，那么，以后我們的鄉村只能成為一個標本，圈起來收費參觀。這一個個原本靈動鮮活的古鎮村莊由“小鮮肉”變成了“小咸肉”，再過些年，當我們中的所有人都游覽過這些標本的時候，他們就會變成很少有人光顧的“老臘肉”，成為比消逝更恐怖的木乃伊。
我希望讓田園的精神、鄉村的文化活在這塊土地上，即使只有一點點殘留的根，我相信，只要我們呵護住這一點根，田園和鄉村自己會生長。
我有個莫干山計劃。圍繞一座被廢棄的民國時代蠶種場、移除香樟后坑坑洼洼的60畝田和山谷間舊時小學堂、村公所和養雞舍進行了一系列鄉村建設。我們營造了一個鄉村生態圈。
我們對蠶種場原址做了老建筑的保留與文化歷史的挖掘，如今這里已經成為全國首個鄉村文創園，注入了很多創意小店，青年返鄉創業的業態和留住文脈根本的公益書屋等。農業文明與第三產業的碰撞，民國鄉改與現代鄉建的傳承，鄉村氣息與城市活力的相融，在這里發生的一切都密切聯系著城鄉。
我們把養雞場、小學堂、村公所和旁邊的60畝田一起，打造了如今的“清境原舍”和“清境農園”。希望在莫干山的這間民宿可以還原深居山林的生活體驗。周邊有著最自然的竹山、茶園和小溪，無處不在和土地親近的機會。我們花了2年的時間對60畝田進行休耕恢復土壤，如今已播種滿了秋葵、紫蘇、番茄、紅薯等各式蔬果，只用汗水，拒絕農藥。
慶幸的是，這個隱身在山林僻靜處的小屋，如今已經成為全國前十的民宿了。旺季時甚至提前一個月都不一定訂得到房間。
在無錫陽山的火山腳下，我種下了新田園主義的第二個夢，就是業內小有名氣的田園東方，這里原來的名字叫拾房村。村里的古井、桃樹、瓦片、大樹和老房我們都盡力留住并使它們以新功能來重生。它們的存在是當時居住在這里村民的記憶索引。
無論是莫干山、無錫陽山還是之后的南京樺墅村，我的鄉村實踐希望極力去體現“守護”：保留建筑、保留植被、保留空間、保留材料、保留技藝、保留回憶；保留住這些，就保留住了文化與精神。
除了村民公社，也很感謝共青團中央與全國青聯推進的KAB計劃把第一個鄉村孵化平臺落戶在了這里。而在即將呈現的各種業態里，還會與自然教育、藝術家、自然農法、戶外俱樂部等各行業的機構與人才共同營造綠樂園、酵素農業、鄉村劇院、企業團建拓展工作室、民宿、皮劃艇綜合體、自行車綜合體等近百業態。
這個新鄉村的重生是因著社區里的每一個人參與而實現的。
「重生：鄉村建設的“真意義”在于創造新文化」
中國的社會一直以農業作為社會基礎形態，雖然歷史上宋朝、明朝的商業及手工業甚至第三產業都曾經在世界上非常發達，在當時遙遙領先，但是中國傳統意識一直是把土地和農業放在最神圣的尊崇地位的。士農工商，表面上是“士”排在首位，實際上“士”這個階層都是植根于“農”的土壤上。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信息社會的社會結構實際上脆弱得經不起太大的風暴，放眼四大文明古國，中國能夠延續下來，這個“農”的因素不容忽略。
鄉村的經濟性質和農耕文明決定了它的發展不可能像國內股市一樣大起大落，農業社會由土地的性質決定了它是一種“生長形態”。這一種形態的持久力是最頑強的，應該也是最適合中國的。當然我說的不是刀耕火種或者是鋤耰棘矜的農業。
鄉村建設是百年來知識分子凝結的“鄉愁”，隨著國家現代化制度變遷過程中，整個民族心理對社會工業化是飽有渴求的。百年“鄉衰”實質上是：“一個資源秉賦較差的、發展中的農民國家，通過內向型自我積累追求被西方主導的工業化、資本化發展的問題”。
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初的‘鄉村建設運動’，被普遍認為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會運動’，是知識分子參與鄉村建設的一次有益嘗試。上世紀初鄉村建設運動的出現，不僅是當時農村落后破敗的現實促成的，也是知識界對農村重要性自覺體認的產物。兩者的結合，形成了領域廣闊、面貌多樣、時間持久、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
過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僅僅將鄉村建設運動理解為消極應對的產物，用梁漱溟的話說，救濟鄉村只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鄉村建設的“真意義”在于創造新文化。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更要緊的還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惟有理解和把握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和把握今天鄉建活動的精神和意義。
盡管曾經的鄉村建設運動和今日的知識分子“還鄉”都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和實驗性質，但這種理想主義的實踐和價值觀可能會為鄉村建設和復興指出新的方向。這種開放性的、具有實驗性質的實踐意圖為村莊重新注入活力，探索激發鄉村深層次活力的途徑，尋找將自發的自下而上的鄉村復興建設活動與政府自上而下的鄉村建設指令對接的模式和可能。
很慶幸地看到，這些實踐經驗今日又被重視和贊揚，并在知識分子還鄉的情懷中被嘗試重新帶回我國的鄉村建設實踐中。
今天的鄉建，在摒棄絕對的“情懷”之外，還要注意當資本進入鄉建領域后，出現的追求短時間的利益、淺層次的開發現象。
唯利是圖的想法已經滲透在目前的鄉村旅游開發當中，麗江古城、大理洱海的所謂風花雪月不外乎就是為我們自認為“有情懷”的旅游者提供了一個活動的背景而已，類似的活動在北京后海、南京夫子廟都在進行，只不過，從后海打個的出來，十分鐘后就從夢中清醒了。從麗江的客棧出來，轉過幾條青石板路，做夢的時間還在延續，比后海要長一些，僅此而已。所以我很擔心我們莫干山的民宿以后會不會這樣，我們的生活永遠在別處，我們只是來做個夢而已。當然，能給人們做個夢也是好的。我所追求的新田園運動應該在很大程度上去避免開發鄉村旅游項目中出現的這一種誤區。
田園，對現代人最大的吸引力在于鄉村所特有的田園文化和田園生活，以及由此帶給人的心靈與精神上的愉悅與放松。
鄉村，一個“哺育”現代工業文明的地帶，孕育著新的社會變革。鄉村空間、鄉村產業的轉變仍然會成為下一個歷史時代的基礎。
「改“反哺”為“融合”來界定城鄉關系」
說到“反哺”，我對這個詞有著自己的思考，在城市現代文明與傳統鄉村文化的關系之間，其實用這個詞是不夠妥當的，它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強勢的介入性質。我更喜歡用“融合”來界定二者的關系。
事實上，我們傳統的田園和鄉村文明從來不排斥合理的先進的東西，反而天生帶有最強的接納性。關上門不知道鄰居是誰這種情況也只有在城市里才會出現。杜甫在農村生活，有朋友來訪，就問：“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馀杯”。我想啊，那鄰居的老翁和城里來的鄉建工作者聊聊，鄉村的文化和城市化的文明也許能夠激發共鳴的。
“反哺”這個詞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這樣一種對鄉村認識的偏差——鄉村是沒有出路的，鄉村垂垂老矣，是無法重新激活的，你老了，別做啥了，我們養你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逐步縮小城鄉差距……這一些觀點的認識莫不如此。
對于中國古代城鄉差距沒有現在這樣明顯的原因，“反哺”的說法是最多的。認為是縉紳文化的關系：科舉做官，到老歸鄉，帶回財富，構成“鄉間到城市再到鄉間”的循環。
但是我們要清晰的認識到一點，從文化傳承來說，城市真的能夠凌駕于鄉村之上嗎？孔子就有“禮失求諸野”的說法，我們的文明湮滅了，到哪找去？山野里！我們不是在“反哺”，若我們的社會在不該斷奶的時候就去吃飼料去了，那結果只能導致城市中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建筑、景觀……
我們還是一味地強調反哺而缺乏對城鄉關系、工商業和農業關系的準確定位，那只能是促進鄉村資源及勞動力以更快速度向低水平轉移，當我們的鄉村真的垂垂老矣，我們還能反哺多少年？我想，包括我們所有項目，還有碧山計劃在內的鄉建理想，其意義應該在于平視甚至仰視鄉村田園，去真的激活鄉村建設。
然后，她會生長的，因為在土地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伴城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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