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的形象，一直和高大上不沾邊(如果還不是相反的話)。這群人總量巨大(有八九個億吧)，早年衣衫襤褸，近年有了錢也還是那樣——品牌衣服穿得很通俗，進了城仍舊滿身是土，還隨地吐痰。善意的觀察者，會用“樸實”形容他們;不那么善意的，就會用“沒素質”，甚至“狡猾”這樣的詞匯了。
不過，翻開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史，你會被這群“土人”嚇一跳。從某個角度講，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力軍。改革的第一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農民干出來的——今天的人們溫飽無憂，可能不明白這事有多重要，但在當時，解決10億人的吃飯問題，可是天底下頭等大事。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附帶的效果，是把很多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然后這些人也沒閑著，硬是唱了一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當時的背景不允許農民進城，但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勞動力要進一步增加收入，要參與工業化，于是就來了個“離土不離鄉”，“就地工業化”。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政策口徑發生變化。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的有序流動”。自此，農民工大潮浩浩蕩蕩，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有了勞動力基礎，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力量。而民營經濟在國企強勢壓制下的野蠻生長，堪稱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成就——加入WTO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農民工的貢獻不言而喻。
在這幾件改變中國經濟版圖的大事里，農民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但或許因為他們太不起眼，其能量從未被正確預見到。君不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里，白紙黑字地寫著“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似乎全然不知重要的變革即將發生。而鄧小平也說鄉鎮企業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是“異軍突起”?；蛘咧钡浇裉?，農民對于改革的貢獻，依然被大大低估了。
歷史只有一條軌跡，人們卻可以有無數種解讀。因此，爭論過去的事情意義不大。不妨問個有點現實意義的問題：土得掉渣的中國農民還會創造下一個“驚喜”嗎?我們從目前的經濟狀況說起。
2014年年底，中國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比前幾年都要大?？陀^的情況是，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從2007年的超過14%，下降到現在的7%多一點，腰斬一半不算，看起來還要往下滑。今年出臺的幾輪微刺激政策，加起來總量已經不小，但是效果一兩個月就沒了，市場又開始呼喚新的刺激。這說明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已經很弱了，就像一個虛弱的病人，扶起來，走兩步，就又摔倒了。
短期數據顯示的形勢更加嚴峻。根據剛剛公布的數據，11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下滑0.2%，生產者價格指數(PPI)環比下降2.7%，中國經濟全面進入通縮時代。需要注意的是，這次通縮是在采取了幾輪微刺激政策之后發生的，而不是財政和貨幣政策一直趨緊的情況下發生的，說明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經很有限。這個經濟體真正需要的，已經不是揚湯止沸式的刺激，而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革。
從經濟增長的原理的角度看，也是這樣的。生活中，人們往往艷羨鮮花的美麗，卻不關注深埋在地下的根莖，甚至對旁邊的枝葉，也常常熟視無睹。其實，這些不起眼的根莖與枝葉，才是鮮花美麗的根源。經濟增長也一樣，人們往往關注投資、消費、出口這些看得到的東西，卻很少去問這些都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在一些國家發生了、在其他一些國家卻不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為什么有時發生、有時又不發生?
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才真正觸及了經濟增長的根源，而不只是經濟增長本身。中國經濟的一條基本經驗，是用制度變革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釋放經濟增長的潛力。那么在今天，還有哪些潛力可以進一步釋放?答案很多，我們不妨來看一看農村改革的潛力。
經濟增長無非是來自幾大要素的增長：(1)勞動力;(2)勞動者技能;(3)資本積累;(4)技術進步;(5)自然資源。自然資源我們并不富裕，而且已經過度使用了，不是進一步增長的主要來源。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都很重要，我們另文再說。本文的重點，是看勞動力和勞動者技能。
近年來，大家的一個“共識”是“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看數據的話，是經濟活動人口總量在2010年以來穩定在7.8億的規模，增長趨于停滯，15-64歲人口總量也已經穩定在10億的規模，增長也趨于停滯。單純依靠勞動力數量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看來已經不可能了。
那么，給定這么多人口和勞動力，還有沒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當然有。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農民工從村里轉到城里，不就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和增長嗎?這哪里有人口數量的增加?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勞均增加值遠高于農業部門，這種部門配置效率的提高，大幅增加了社會財富。
那么，現在還有沒有進一步勞動力轉移的空間?答案是肯定的。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我國就業人口總量7.7億，其中一產、二產、三產分別為2.6，2.3，2.8億，分別占就業人口總量的34%，30%，36%，大致是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一產的就業人口數據值得仔細推敲，因為大家不太信。直觀上看，農村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哪里來的那么多勞動力?不過，找找相關資料的話，這個數據大致還是過得去的。一是最近中農辦副主任陳錫文說農業勞動力還有2.4億?？紤]到兩年時間過去，農村勞動力一直在減少，少了2千萬是正常的，這和2.6億的一產就業人數大致咬得上。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六普”)的數據。根據“六普”，2010年全國農業16-64歲之間的就業人口有3億。這個比2012年的2.6億的數字要高，也可以用2010-2012年間農業人口的進一步向外轉移解釋。
最后一個佐證是，根據統計局的資料，我國農民工總量在2.7億左右，其中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有1.7億左右，本鄉鎮就業的1億左右。農村戶籍人口總量8.7億左右，15-64歲之間人口約占人口總量的74.5%，也就是6.5億，其中的大約80%是經濟活動人口，這樣還有5.2億。扣除其中的2.7億農名工，還有2.5億，和上文的2.6億一產人口大致也咬得上。
其中有一些統計上的困難需要指出，就是這2.6億的一產就業人口，或者陳錫文口中的2.4億的農業人口，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兼業經營，在附近的鄉鎮上打工。統計上是計入農民工，還是計入農民，操作上可能比較困難，水分可能比較大。沒有進一步資料的情況下，暫且以2.4億農民計算，其中16-40歲的人口大約一個億。
那么，這2.4億勞動力還有進一步釋放的空間嗎?當然有。一方面，農業勞動力還是富余的，這種轉移不會傷害農業。倘若釋放出一半來，農業還有1.2億勞動力，勞均土地還不到17畝，經營規模還是很小。另一方面，釋放出來的1.2億可是好大一個生產力。假設這些人進城從事低端的服務業，那么現有的低端服務業人才就可以釋放出來，為高端一點的產業提供勞動力，一層一層促進勞動力逐步向高端轉移，這樣產業升級就有了勞動力基礎。而且，未來服務業面臨大發展，本來就需要很多的服務業勞動力。
進一步的轉移看來不容易，因為現在農民的日子已經沒有那么苦了。以前鄉下確實太苦，面對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不管多累多苦，義無反顧去打拼。現在有打拼性格的人大部分已經進城了，剩下的日子過得也還行。要想讓這些人進城，需要在就業、養老、子女教育、醫療等各方面減少歧視。而且，這些人也不會“裸體”進城了，他們要帶著在農村本來就有的財富進城，包括土地、房屋。
但只要給他們一個支點，土得掉渣的中國農民或者還是會再次撬動中國經濟，就像他們反復做過，卻從未被預見過的那樣。
作者簡介：徐建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融學副教授，2005年獲得杜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先后任職于加拿大麥吉爾（McGill）大學和香港大學，2009年至今任職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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