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行者的悲歌——安徽小崗村
想了解安徽小崗村，得先從厲以寧先生的一篇文章說起。厲先生這篇文章叫《最先變革的小崗村為何沒富裕成功?》新浪科技刊載這篇文章時，原來的題目是《經濟學泰斗厲以寧:創新一詞的產生是為解釋經濟增長的波動》，“為什么創新的小崗村沒富起來？”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標題，但是很多公眾號在轉載這篇文章時，都用這個小標題代替了原來的標題，原因無他，講小崗村的問題顯然更吸引眼球。
很多左派朋友因此如獲至寶，認為小崗村沒富起來，南街村卻富起來，證明了大包干的失敗，集體制的成功。但仔細推敲兩個村的發展歷史，這個結論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厲先生論及小崗村的問題，旨在說明，創新并非一勞永逸，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是不行的。小崗村跟當年一樣的窮，主要的原因是沒有進一步的創新，“沒有搞鄉鎮企業”，這就被拋離了工業化的進程，僅靠農業，在整個農業衰退的大背景下，顯然是沒有辦法富裕起來的。但這并不是說小崗村當年搞大包干就錯了。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業大國，土地問題是核心問題。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夢想。雖然農民最終也未能實現這一夢想，但是，在長期的生產實踐當中，特別是明清以后，不少地方逐漸出現了“永佃權”，比如光緒《周莊鎮志》“俗有田底、田面之稱，田面者佃農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蓋與佃農各有其半，故田主雖易，而佃農不易；佃農或易，而田主亦不易。”佃戶租種地主的田地，只要按約交租﹐就可以長期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地主不能隨意加租奪田。田底、田面，理解起來其實就是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農民在取得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權方面，客觀上接近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
但是，建政以后，政府通過暴力革命首先剝奪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接著又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農民重新變成了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農民失去了經營土地的權利，也就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對農業生產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直接引發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并且在很長時間內沒有恢復元氣。
小崗村就是一個典型。小崗村位于安徽鳳陽以東28公里的地方。鳳陽歷史上就有經濟欠發達地區，著名的鳳陽花鼓歌:“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鳳陽地處淮河流域，淮河經常受到黃河侵襲，黃河奪淮以后，帶來的大量泥沙淤塞河道，造成淮河水系紊亂，宣泄不暢。旱時赤地千里，澇時洪水滔天。所以就出現十年九荒現象也就不奇怪了。小崗村又位于高崗之上，更受無水之苦。所以農業生態十分脆弱。
小崗村在合作化以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30頭牲畜，耕種1100畝土地。1956年加入高級社。當年全隊收了16.5萬斤糧食，在留下每人600斤口糧和種子糧以后，其余40000多斤都賣給了國家。從57年開始，小崗村的糧食生產就直線下降。
“從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個月份中，全隊吃國家供應糧的是87個月，共吃22．8萬斤，占這13年的總產的65％”。從這一組數字可以推算出，13年間小崗村的糧食總產是34萬斤，年均只有2.6萬斤，比56年16.5萬斤，下降了84.3%。
下降的原因首先是勞動力的下降，總人口數從56年的175人到66年的103人，一直到76年的111人。其次是生產積極性不高，土地拋荒嚴重。最后是水利投入不足。小崗村基本失去了造血功能，完全依賴于政府的救濟，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余力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入。
很明顯，合作化重創了小崗村脆弱的農業生態，人口的削減，生產積極性的挫傷導致了小崗村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難以恢復。這是整個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土地承包以后，小崗村農民對拋荒的土地進行了還耕，在利權明確的前提下，整治了池塘。爆發出的生產積極性是驚人的，1979年的糧食產量是1955到1970年15年糧食的總和，首次向國家上交了余糧。小崗村的成功對中國的農村改革產生了極大的示范作用，從小崗村開始，吹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號角。整個八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農業發展最快最好的十年，我自己的家鄉也是在這個時期實現了糧棉雙百萬擔，達到了歷史的最好水平。
但是農業生產超常增長以后，隨之而來的卻是農業收入水平的下降。農產品價格彈性低，農業生產效率低，跟工業產品相比，處于明顯的劣勢。此外不合理的經濟負擔，落后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獨立農會的缺位，種種因素造成了農村的繁榮曇花一現，很快三農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根治的痼疾。2000年3月，中國民間“三農”問題研究者、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前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朱镕基總理，發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喊。
在整個農村陷入蕭條的大背景下，小崗村沒有發展工業，單純依靠農業，無法取得富裕成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安徽小崗村在改革進程了雖然搶了先機，但最后的結局依然是一曲悲歌。
2、南街村——荒唐與可怕的集體主義
南街村和小崗村走過的道路不太一樣。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關鎮，因位于縣城的南部而得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南街村并不是純粹的農業村落，它的居民大多亦農亦商，這個先天稟賦要大大優越于小崗村。
1980年，南街村辦起了一個面粉廠和一個磚廠。這在當時的農村，恐怕也是極其罕見的。代表了南街村人的商業頭腦。
南街村同樣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制度。但是，與小崗村不同，土地并不是南街村村民的唯一收入來源，“村民們在縣城做小買賣賺來的錢，甚至比務農還多”，這種情況下，南街村承包到戶的土地，出現大量拋荒。
與此同時，承包出去的面粉廠和磚廠也因為管理問題發生糾紛，這種情況下，以王宏斌為首的村領導班子決定將企業和土地收回集體，走集體化發展的道路。但是南街村的這個集體化，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有本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就在于，南街村的集體化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面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唯一合法的收入渠道是土地，進城經商和做工受到極大的限制。而南街村的銷售從附近的鄉鎮擴大到了整個縣城，并且擴展到周邊地區，這極大地拓寬了財源，市場化的收入，降低了對土地的依賴。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收益與其勞動沒有直接關系，生產出來的多余糧食會以“愛國糧”的名義被強行征收。南街村的現金收入可以用于擴大再生產，而不要擔心“一平二調。”產權明晰，市場取向，尤其是后來的雇傭勞動，使得南街村帶有了鮮明的市場經濟特色。
那么南街村為什么又成了紅色文化的樣板呢？這首先由于村領導的處理緊張的干群關系，壓制不服從領導的村民而推行的權宜之計。
接著在那一場政治風波之后，南街村成為了政治正確的象征，引起了一些領導的關注。當地政府和銀行部門因此聞風而動，開始大力扶持這個典型，源源不斷的貸款開始向南街村傾斜。要知道，在九十年代，農村要獲得銀行這樣不遺余力的支持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巨額的貸款讓南街村踏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1990年南街村集團產值是4100萬，1991年是1.01億，1992年是2個億，1993年是4.2億，1994年是8個億，1995年是12個億，1996年是15個億，1997年16億，1998年16億，1999年14.2億，2000年是14億。
一時間，南街村堅持集體經濟，堅持毛澤東思想，從而獲得了光速發展，這種說法甚囂塵上。而南街村背后真正的推手：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被人有意無意給隱瞞了。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上萬名外來務工人員盡管參與了南街村的建設，但卻不享受南街村的高福利，這也說明了南街村的集體經濟是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的！
南街村的非理性的膨脹客觀上也給南街村帶來了隱患。首先是自己造血功能不足，對銀行貸款依賴過大，一旦銀行斷供，經濟馬上顯形。南街村在巨額資金的投入下，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產業優勢，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同時期的順德、義烏、溫州、福州等都在行業內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地位，相比之下，南街村有什么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呢？答案是沒有！其次是失血點眾多，永動機項目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00萬，注意，這是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2000萬。南街村啤酒公司連續虧損13年。
吹大的泡沫總有破滅的那一天，2008年2月27日，《南方都市報》發表題為《南街村真相：權力經濟的荒唐與可怕》的深度報道，披露：南街村集團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領導成員以自然人股東的身份占有了本屬南街村集體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債額高達16億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遺物中至少發現2000萬元現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產證，其追悼會上有幾個抱著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義要求分割遺產；而在背后支撐“共產主義小社區”南街村的，是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巨額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外來勞動力。
3、改革大時代，誰是真的英雄？
答案至此很清楚了。
小崗村雖為先行者，沒有富裕成功，是因為小崗村沒有能實現產業升級，發展工商業，始終圍繞土地打轉轉，在整個農業衰敗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敗，雖然失敗，但小崗村的失敗，帶有陳勝吳廣式的悲壯色彩。
南街村曾經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產業升級的機會，同時得到了超額的資金扶持，廣闊的外部市場和廉價的外來勞動力，這些市場因素的存在說明了南街村集體經濟的虛偽性。政治上的光環不但沒有給南街村帶來持續的發展動力，反而因為錢來得過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場的競爭性。所以說，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為這個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兩個樣本，小崗村與南街村互相比較，在社會快速變革的大背景后，誰是真的英雄？市場說了算，社會發展的規律說了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博客中國 世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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