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部分地區在脫貧攻堅工作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傾向，國務院脫貧辦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切斷形式主義的思想根源，及時糾正脫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等傾向性苗頭性問題，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新華網，10月26日）
精準脫貧工作無疑已經成為各級各地的重點中心工作，隨著工作的進一步推進，除了形式主義抬頭之外，還有幾個問題值得高度重視，否則將會嚴重影響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
一、識別標準的科學性
建檔立卡時，認定貧困戶的標準簡單得幾乎讓人難以相信，人均純收入低于2736元的就是貧困戶，這個標準看起來似乎是有道理的，低于2736元不是貧困還會是什么，但是細細想來，這個標準是經不起推敲的。第一個問題是2736元這個標準是怎么來的，這么大一個國家，地區發展的差異巨大，真要拿一個標準來做決策，我只能說“呵呵”；第二個問題是誰能真正知道農民的收入是多少，說實話，我多少還有個大學學歷，但要問我一年的收入，而且要精確到元，我還是只能說“呵呵”，更不要說平均受教育水平連初中都不到的農民伯伯，于是只能憑干部們去給農民伯伯們算賬，可以農民伯伯們越來越聰明，知道貧困戶是有政策的，他不會告訴你他家有多少存款，去年到底掙了多少錢，干部們只能憑經驗去估算，所以可以肯定地說當時認定貧困戶的時候至少99%的農民收入是不準確的，因此會產生不少的邊緣戶，明明情況差不多的兩戶因為算帳的問題導致一家是貧困戶，可以享受很多政策，而另一家卻成了一般戶，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別人享受政策，最終會因為強烈的現實反差走向上訪之路；第三個問題是人均純收入真的是衡量貧困程度的唯一標準嗎。這里要搞清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概念。農民人均純收入，指農村住戶當年從各個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扣除的只能是生產成本，至于醫病用了多少、讀書用了多少都不能計算在內。舉個例子，如果張三家3個人，今年收入了20000元錢，買種子、肥料、飼料等生產性支出用了5000元，兒子讀書用了3000元，日常生活用了8000元，看病用了6000元，那個張三家的年人均純收入為（20000-5000）/3，即5000元錢，各位，你們沒有看錯，這就是人均純收入的計算方式，完全沒有考慮吃飯、讀書、看病等必須生活支出，按這個標準算，張三家就不是貧困戶，你如果去問張三是否已經脫貧，他只能“呵呵”，原因是張三家今年的實際收入為20000-5000-3000-8000-6000=-2000元，也就是說張三家今年還需要借2000元才能過日子，現在明白了，人均純收入低于2736元的肯定是貧困戶，但是高于這個數的說不定也是貧困戶，因此只以人均純收入作為識別貧困戶的標準是非常荒唐的。在面對習大大提出的精準脫貧的新課題的時候，太過倉促的動作導致識別標準體系極不完善，看似精準、實則模糊的標準對后面所有的工作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麻煩。
二、政策體系的前瞻性
用突如其來來形容精準脫貧工作一點都不過分，從2014年6月剛聽說到2015年底已經成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從中央到地方層層簽訂責任書、層層傳導壓力，面對如此重的壓力，各級脫貧部門來不及進行試點、來不及有一個完整的政策設計甚至于來不及有一個完整的工作思路就憑感覺開始開展工作，可以想象這樣的工作必然以大量的資源浪費、大量的朝令夕改和大量的虛假數據為代價。先從資源浪費說起吧，貧困戶的基本情況調查前前后后至少填過四次表，縣上的、市上的、省上的和國扶的，各個系統之間互不兼容，說多了都是淚，繼續填表吧。。。。。再說說朝令夕改的事，貧困戶的識別標準是2736元，在2015年脫貧的時候先說的是以3100元為標準，于是大家都按3100元的要求填報各項表格，當大家都要完成的時候，上級卻告訴大家3100元是不對的，要按2800元這個標準，那基本上就宣告前面的措施、規劃、收調查全部報廢。再說說數據的事情，脫貧部門對數據要求非常嚴格，力求真實反映數貧困戶的具體情況，可是給基層的時間卻很有限，經常是要求在兩三天的時間里完成，要數據真實必須入戶調查，要入戶調查必然需要大量的時間，需要大量的時間？開什么玩笑，時間緊、任務重，沒時間！不按時完成任務又要問責，怎么辦，編吧，上面要求什么樣的數據就給什么樣的數據，系統承認什么樣的數據就輸入什么樣的數據，哪怕是真真切切調查的數據也有可能因為脫貧系統不認可而改得亂七八糟。有人奇怪了，你們這么編不怕追責嗎？怕，怎么不怕，但是因為數據不真實追責那是以后的事，而且法不責眾，大家都在編數據總不能把大家都斬立決吧，而如果完不成任務被典型處理那可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精準脫貧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向了高潮，基層干部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反復折騰，現在從事基層脫貧工作的干部早已沒有了工作的激情，而是心生反感，難道脫貧就是這樣無休止的折騰嗎？
三、幫扶措施的實用性
說是“理想化的政策”，是對居于廟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們的尊重，如果用中性一點的詞應該是“脫離基層實際的政策”。先說說幫扶規劃吧，按脫貧部門的要求，每一戶都得有一個有針對性的幫扶規劃，這倒是應該的，但是問題來了，現在都還沒有出臺具體的脫貧政策，這個幫扶規劃怎么來制定，比如李四家確實居住在條件很差的山區，最科學的方案應該是進行移民搬遷，可是現在移民搬遷倒底政府能補助多少，補助少了，只能搬一次窮一次，李四自然不愿意搬，補助足夠的情況下李四倒是很愿意搬，現在補助是多少都不知道，如何來確定搬或是不搬。再比如說王五家有個病人，規劃中自然要體現醫療救助，可是醫療怎么救助到現在為止大家都是一頭霧水，即使做進規劃，又能指導些什么呢。脫貧政策的滯后導致規劃要么不科學、要么難以實施，最終只能躺在文件柜里。再說說脫貧措施吧，里面一個重要的幫扶措施是扶持生產就業，這也是個看來合理，但卻很難操作的事，通過產業脫貧不是生產出農產品就能脫貧，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能不能賣掉、能不能賣個好價格，如果干部能準確地判定市場變化，能保證群眾種出來的東西能賣出去并且賣個好價錢，產業脫貧倒是好辦，可關鍵問題是干部有準確判斷市場的能力嗎，沒有，如果有這個本事的話早就不在公務員隊伍里呆了，自己去當農民賺錢了，在干部們自己都無法判斷市場的時候怎么去幫助群眾制定產業規劃并且發展產業，如果到時候賣不出去，是我們自己買了吃了呢還是自己買了吃了呢，非常慶幸精準脫貧沒有提前幾年開展，不然我都可能動員群眾去種嗎卡了，看看現在的嗎卡慘狀吧，不知道有多少想通過嗎卡致富的人又進入了脫貧的名單，但是誰能保證類似的情況不會重演，看到現在一個村一個村的種核桃、獼猴桃。。。。。結果會不會真的就脫貧致富了呢？
四、幾點建議
一是要明確貧困戶的標準。所謂明確貧困戶的標準并不是要把識別標準明確到元、角、分，越是這樣明確，到基層的操作就越困難。在識別貧困戶時應多用定性的標準而非定量的標準，中央新提出的“兩不愁、三保障”就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開展精準脫貧工作時少去給群眾算收入賬，因為不論是群眾還是基層脫貧干部都不會認同簡單的以人均純收入標準衡量是否脫貧，多看一看貧困戶的實際生活情況，以定性的標準去識別。
二是要明確貧困戶識別和退出的程序。現在很多地方的貧困戶識別和退出都有一個民主評議的程序，這各識別和退出的標準放在一起就尷尬了，比如張三明明離“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有差距，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在民主評議的時候就是通不過，這個時候張三能不能被認定為貧困戶呢，要知道中國的農村民主是受到諸如宗族、人緣等很多因素制約的，有標準就執行標準，不要再評議，如果怕基層干部亂來，只需要堅持公示制度和問責制度。
三是切忌大包大攬。我們的政府是大政府，幾乎無所不能，對脫貧也幾乎是準備大包大攬，可是不要忘記，決定貧困戶是否能致富的最終決定因素是市場，而市場自有市場規律來調節，而政府是控制不了市場的。政府應該做的是群眾自己不能做的事，比如說給沒路的地方修路、比如說給沒有勞動力的低保政策兜底、比如說給得了大病的救助，但是產業上的事如果政府不能肯定什么產業賺錢的話還是讓群眾自己去干吧。
四是高度警惕披著“痕跡管理”外衣的形式主義。為確保精準脫貧工作不走過場，現在有一個新的提法叫做“痕跡管理”，簡單地說就是事事要留資料，哪怕你是和貧困戶嘮叨兩句也要記錄下來，但實際工作中根本不可能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寫在紙上，但這不行，檢查資料是重點啊，光是資料清單都是十多頁，資料沒有做了也是白做，做了沒有寫那就補，既然可以補，那么沒有做的事也就可以通過補資料變成做了的事，因此，為了應對現在基層脫貧工作有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做各種資料上。檢查組的應該好好想想，你們檢查了那么多的資料得多少人用多少時間來做啊，這些人的這些時間都用來做資料了，又怎么有時間去做實事呢。當然，并不是說過程控制不重要，但是如果過程控制全部以資料的形式來體現的話，那么就會演變成新的“形式主義”。有那么多的時間查資料不如到群眾家里去問一下到底幫扶干部做了哪些事，幫扶的成效怎么樣，也讓脫貧干部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事而不是做資料。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