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尤其是上了大學之后。我在甘肅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敦煌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的同學朋友都是這里的人。而我也是一口當地方言。可我并不是敦煌人。在填各種信息表格的時候，籍貫一欄上清清楚楚的寫著我是“甘肅平涼”，或者是“甘肅靜寧”。這是一個盛產蘋果的地方。我的祖輩就生活在那里。大學里的好多同學問我“你是哪里人？”可我漸漸發現，自己的籍貫認同日趨模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父母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外出流浪，漂泊在外，鄉音未改鬢毛衰，卻仍是這里的“外地人”。而我以髫齡之年背井離鄉，在此地讀完小學、中學。讀大學時對外宣稱的籍貫仍是我從未生活過的故鄉。故鄉啊，我也再不可能重歸于你。今年回鄉燒紙。我和爺爺從溝壑中的小路上散步回來。他望著不遠處故鄉蒼黃土老的院落對我說：“現在看來，你們兄妹三個是不會回來了。你爸爸也不會回來了。可惜我和你祖母在這古院里白守了一場。”是啊，我們在外地讀書生活，或將在另一個外地成家立業。故鄉，就這樣被我們拋棄了。
河西二十年
約摸三歲的時候父母帶著我離開故鄉，坐著大巴車穿過烏鞘嶺，經過河西四郡到敦煌。車子穿過武威繁華的霓虹燈火時，父親對我說“金張掖，銀武威，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干”。那時雖懂得這民謠的意思，卻未有多么深刻的領悟。只是覺得河西比河東的故鄉要富裕很多。
或許是因為富裕，我們在當地都要被貼上“外地人”的標簽。他們對于外地人不種地而經商十分鄙夷。他們認為外地人貧窮卻又精詐。如果有本地人嫁給了外地人那就是“下嫁 ”。我作為一個“外地人”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時候，是需要看表現而享受各種政策的。直到高考那一年，對于那些成績較差的外地生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盡管都擁有相同的省籍。
在敦煌的十幾年里，我們幾經搬遷，最后一直生活在敦煌西郊的一個村子。村子里有一座古塔。 據傳，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大將軍呂光請龜茲高僧鳩摩羅什東歸傳經。當行至這里時，鳩摩羅什所乘的白馬病亡。當地佛教信徒遂葬白馬于城下，修塔以紀念，取名“白馬塔”。后來幾經重修。最后一次重建是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3年-1844年）。小時候，我常常去瞻仰這座被農田房舍所掩鎖的古塔，周遭空曠寂靜。筆直的新疆楊一排排的佇立在四周，夏天的時候，風吹動蒼翠的樹葉颯颯作響。冬天的時候，干枯的樹干直插蔚藍無洗的天空。它陪伴我走過了熱鬧的小學，歡樂的初中以及匆忙的高中。如今，它和我又目睹著這個村莊是如何一步步像費孝通所言的那樣被廢墟與高樓慢慢地“蛀蝕”。
小學的時候，村子里上學的孩子很多。因為是城郊，還有許多像我一樣“外地人”的孩子轉學到這里。每天放學，都是排隊回家。有時候學校還會清掃村子周圍的垃圾。更多的記憶是每年秋季的集體拾棉花。那個時候棉花的經濟效益很高。許多棉農種植的棉花到秋天靠幾人之力無法及時拾完，學校就組織我們摘棉花，為此往往要停課一周多。學生的課桌也因長期不上課而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灰沙。棉花有一種死敵，那就是棉鈴蟲。村委會也會鼓勵我們抓棉鈴蟲，好像一毛錢一個。那時課后無事，我們把抓來的棉鈴蟲拿來玩，抓住它的尾巴，它會不停的搖頭，我們都叫“搖頭腦”。
也正是這個時候，從河東農村涌來大量棉工到這兒，或是到更西的新疆來拾棉花，以滿足棉農的需求。在我們上學的鄉村公路上，這個時候也常常可以看到帶斗的拖拉機滿載著瓷實的棉花噠噠噠地遠去。直到高中，在上學的必經路口，還是聚滿了拾棉工和招收拾棉工的棉農。年年如此，竟發展成為一個小型的人才市場。每每深秋十月的清晨，天上的月亮清亮，人們聚集在這里，討價還價，樂此不疲。這個候在我的眼中，小村依然是十分繁盛的。
近幾年在外讀書，唯有寒暑假才返回家中。不經意間，小村的支柱產業棉花種植因經濟效益低下，年年虧損，已經被拋棄，逐漸被葡萄所替代。前一段時間和一位賣水果的叔叔聊天，他是本地人。他說今年農村的葡萄已經是第三年沒有收入了。我問他為什么？他說有的是因為摘收前的一場雨，有的是賣給批發商之后，批發商批發不出去，導致批發商欠債難還。不得已農民們都到市上去鬧了。也有改為種植果樹和蔬菜的。但是還未等到成果，村子大半已經被房地產商征收。自上高中之后，小城逐漸在蔓延拓展，城郊周圍的村莊漸被蠶食。征收之后的土地閑置數年，荒草遍野。早已不是滿目豐實的景象了。村里小學的孩子也越來也少。十幾年前的排隊放學的情景也早已不見了。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補償所得的樓房和款項外，他們也失去了賴土地為生的工作，職業。
被強迫由農民變為市民之后，他們何以為生？這是對于他們來說亟待解決的問題。房地產商并未給他們予以一份工作。早在土地未征收之前，就已經有許多農民放棄了種地，改為開飯館，跑出租等。事實上，這成了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種地已滿足不了他們對生活的追求。寒假和小學同學聊天，他說，地早都不種了。現在誰還種地？這個時候，他們不再鄙夷經商做生意了。我的同學，他們的父母當了半輩子農民，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在失去土地步入市民生活后，他們更多地是依賴他們即將成家的子女。子女在哪兒，他們就生活在哪兒。我的同學們和我一樣，當然并不會回到農村，回到土地上，即使是初中畢業，也會選擇在城市中找一份工作。姨夫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敦煌扎根的。如今已是徹頭徹尾的本地人。他的家在離市里有十幾公里的農場里。十幾畝好地多年來他早都不種了。而是在保險公司上班。他的兒子在新疆工作后，他準備離開這里，到兒子身邊去。閑談時我問他種地收入怎么樣？他說種地一年就掙了六千塊錢，還不如我在兒子那兒找個看大門的，一個月至少兩千塊錢呢。
土地就這樣徹底拋棄了。這些被農民拋棄的大片的荒地怎么辦？連靠種地過上比較富足生活的河東都是如此，那我的故鄉河東農村是什么樣子？
故關衰草遍
二十年間我們只回過兩三回故鄉。那時我還很小。那時蘭州的天還是長久看不見太陽的陰沉。市內還有電車劃過。我們在村口的小路上，路過一旁的人家，他們放下手中的活，遠遠地駐足觀望我們，嘴里念叨著，“這是躉躉子一家子么”。父親隨記微笑著與之寒暄而去。那種親切的鄉情是永遠忘不掉的。大山深處的故鄉依然十分熱鬧。記憶最深刻的是碾麥與放牛了。河東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深處，是我并不熟悉的家鄉。故鄉院子前的麥場邊有一棵很大的杏樹，是祖母生前所栽。樹身能遮擋出一大片綠蔭來。每年收麥碾場的時候，村里的大人們常會在那兒休息，扇著草帽，喝茶吃瓜；小孩子也嘰嘰喳喳的跑來跑去，嘴里鼓著新摘的桑葚。故鄉六月，麥浪滾滾，似黃云極目，谷糜高粱，似翠浪平鋪。大人們割麥扎捆，我們最愛放牛了。暑假的農村，孩子們大都無所事事，我們吆喝著自家的牲口到山溝里，到收割完的麥地里放牛，等到晌午炊煙四起，或是日落西山，大風鼓鼓的時候才盡興而返。而這已是記憶中十幾年前的事了。
長大之后，便再也想不起故鄉的模樣。直到上大學之后，才時常回去看看孤單的爺爺奶奶。故關衰草遍，離別自堪悲。去年冬天，奶奶病危，父母回鄉，我也去探望。在故鄉的不多日子里，故鄉的種種圖景，讓我感觸頗深。路過的人家，他們也會遠遠地站在青苔干黃的院墻上看著你，直到走近之后會關切地問你一句，“你是誰家的娃娃？，你要走誰家去呢？”這種因地緣與血緣而自然融流而來的溫情地問候會消釋久別之后怯怯的心情。奶奶病逝后，周遭的鄰里鄉親們都來幫忙。喪事上一系列繁縟的禮俗讓我再一次對鄉土中國有了更為深切的體驗。
離開家鄉數十年，村里常年被山雨吹破的路已被拓寬鋪平，聽說明年要硬化。有的鄉親們是富了，可仍然趕不上村外日新月異的世界。“近世人心趨末富，其權加本富之上”。許多鄉親富了，但并不是靠著賴以生存的土地，而依然是在外打工，漂泊亦或是在本鄉做生意。我和母親沿著小時候放牛的山路上漫步。黃土高原上，大片的梯田雜草叢生，一看便知已是荒蕪數年，無人打理。夜晚的時候，繁星滿天，寂靜的村子讓人感到恐懼。遠處的大山靜靜地伏臥在那里，唯有幾聲犬吠和幾家燈火才讓人感到踏實。就是在白天，炊煙稀少，人聲罕聞，依舊寂靜。鄉親們說村子里的青壯年大都外出，剩下的就是一些老人和婦女。這些拋棄土地的人，無論是考學還是打工，他們有一種濃重的共識那就是在農村，注定是沒有前途的。他們不愿意待在農村，也不愿意回到農村。伴隨著青壯年們逃離農村的，是教育的空虛。現在村子里沒有小學，鄉里沒有初中，他們都集中去了鎮上，縣城里。長途奔波去上學，或者很小就學會獨立住校。一旦他們考上學，他們又是新一代的農村的背叛者。
在逃離農村之后，農村剩下了一個空殼，這在甘肅的東部，平涼，慶陽，白銀，這些被群山包裹著的農村里，尤為突出。在這些地方，比起河西敦煌，是連城市都不愿入侵的地方。它們失去了青壯年，也就失去了再造鄉村的血液。我不知道，一旦父輩們老去，這些空虛的農村將走向何處?這種主動逃離土地與被動地城市入侵成為了我所親歷與目睹的農村現狀。我相信這不是個例，而是整個甘肅，乃至西北農村的縮影。
不光是他們，這些年輕的一代認為呆在農村沒有發展前途，一些名流也是如此。這似乎成為了一個社會的共識。俞敏洪在中央電視臺青年公開課《開講啦》談到，自己當農民在家種地是沒有出路和出息的。從江蘇宿遷農村走出來的劉強東也不例外。我初中的老師曾對我們說：“農民世世代代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世世代代都是窮人。”沒有一個老師不鼓勵我們考出農村。難道在農村種地真的沒有前途嗎?或許在大部分地區是，種地無法獲的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水平。而孩子的教育與老人的醫療卻成為了背負在父輩身上的大山。
“返鄉體”再思考
近幾年，農村空虛與衰敗的現狀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它成為時代病痛的神經。稍有刺激，便會做出劇烈的反映。去年春節一則“上海女因江西男友家的飯而逃離農村”的消息不脛而走，在社會、媒體、網絡的種種表達、渲染、評論之后才發現是一則假新聞。實質上，一則假新聞之所以能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民眾內心對于上海與內省、城市與農村、戀愛與婚姻等在在巨大懸差的間接發泄。在這之前，《一位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亦爆紅網絡。在引起許多人對于農村現狀共鳴的同時，許多人也指責春節“返鄉體”、博士“返鄉手記”的盛行是知識分子愛唱衰農村。其實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春節返鄉體”會在這個時候泛濫網絡？為什么知識分子在這個時候會唱衰農村？是其特有的習性造成的還是這個時候的鄉村真的出現問題了？
他們在還沒有徹底讀懂趙旭東2008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成為問題的鄉村與鄉村研究成為問題》一文，就借來批評那些唱衰者：“他們或許是有過在鄉村生活的經驗，或許是訪問過幾戶農民，或許是僅僅在鄉下隨便待幾天，甚至還沒弄清楚一些信息報告人在鄉村里的身份及其口頭報告的可信度，就匆匆趕回城市自己的家中，開始撰寫有關中國鄉村問題及其出路的調查報告了” ！其實無論是各類“返鄉體”還是“返鄉手記”他們的關懷與初衷并未有何差錯。它們之所以能集體泛涌是知識人對于這個時代病痛的細微觀察與漸進反思。正如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派關注農村一樣，是因為鄉村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只是時代不同，病癥殊異罷了。而我與那些唱衰者所目睹的鄉村圖景亦是大同小異。
趙旭東認為以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以社會醫生的理念，先入為主的認為中國的農村是有問題的。因此他們在不斷地尋求改造農村的方式。最終他們歸結為是農民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其實，在晚清以降，科舉制的廢除導致傳統城鄉之間人才、教育等資源的循環流動終止。過去致仕還鄉的鄉紳不再回歸農村。山西大學的劉毓慶就認為“鄉紳消失后，鄉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農村道統斷絕。土豪劣紳隨之出現。（羅志田、關曉紅等學者已做了深刻的討論。）由此論之，民國時期的鄉村怎能沒有問題？那些鄉村建設派又怎能是先入為主？
當然，這只是一己之見，趙文是相當有深度和思想的。趙旭東在追溯“晏陽初模式”產生源頭后，討論了作為行動主義者的鄉村建設派、作為西方理論引用者卻不顧實際的學院派以及當代鄉村研究中回訪范式的問題與責任。進而他追問道：“那么作為一位以冷靜的客觀描述為己任的人類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在面對受到傷害的農民或者受到污染的鄉村時，該如何做出自己的反應呢？干涉還是不干涉，這是擺在中國鄉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學術倫理問題。”趙旭東在其文中亦有回答。他說我們應該“積極的參與觀察和獨立的理性思考，加上歷史的過程視角和負責任的事件描述，并努力建構一個大家認可的基本的學術倫理規范；這些也許是當今中國鄉村研究無法避開的策略性選擇及未來的努力方向。”我們個體的命運就像時代洪流濺起的泡沫，微不足道。但我們有責任在觀察與記錄鄉村的同時，反思鄉村的歷史與當下，身體力行地去回饋鄉村。
作者地址：甘肅省蘭州市安寧區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