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空氣污染……伴隨著人口的持續膨脹，城市病在中國有愈演愈烈之勢，抱怨與紛爭及隨之而來的對城市病的治理也早已被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然而，對城市病的治理不僅越來越牽動著城市、特別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政府與百姓的神經，而且也牽動著每一位城市外來者的神經。而新型城鎮化的提出，實際上也變相承認了中國傳統城市化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因而希望探索出一條城市發展新路。本文基于理性化視角對中國的城市化與城市病及其相關問題進行審視，希望吸引更多人對此問題的關注與討論。
一、城市化及其動因
城市是各種資源的集聚地與富集地，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在進入工業化與后工業化時代，資源聚集本身會產生集聚效應，進而推動城市化發展。
城市是資源集聚的產物。可以把資源劃分為三種基本的類型：政府資源、市場資源與社會資源。社會資源相對于政府資源與市場資源而言要少得多，因而可把政府資源與社會資源合并稱之為公共資源，主要由政府掌控。因此，有兩股資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場。市場在資源配置時以效率為準則，其結果是市場資源的聚集。公共資源配置在不同類型的國家差異很大，按照公平與效率取向配置公共資源，可把政府劃分為兩種基本的類型：社會型政府與市場型政府。西方國家政府多屬于社會型政府，而中國則屬于典型的市場型政府。
社會型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時遵循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在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理念指導下的公共資源不僅是分散配置，而且更傾向于向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傾斜。市場資源與公共資源配置方向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最終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逐漸占據上風，其結果是緩慢的大城市化，詳見圖1。
而市場型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時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其結果是公共資源的聚集，市場資源與公共資源配置的同方向疊加，其結果是快速的大城市化，詳見圖2。
大城市化形成的原因包括兩方面：
一是聚集效應。城市化本身不僅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的變化，而且意味著生產方式的變化，人口由生產率相對較低的第一產業向生產率相對較高的第二與第三產業轉移，不僅使得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因此而提高，而且使得城市的公共產品得以更充分的使用。世界銀行研究認為，近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中約有10%可以歸因于城市化的進程。有專家測算，我國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每增加1人，GDP總量平均增加2.34萬元，近1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中農村勞動力流動對GDP的貢獻率在15%以上1。城市人口規模增長，可以創造更大的集聚經濟效益，因而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人口集聚也是大城市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即使紐約、東京等世界超級城市，目前仍是全球主要的人口集中遷入地，其人口規模仍呈增長趨勢，我國城市的發展也同樣如此2。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現代化走的是政府主導型的“趕超戰略”，以權力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3，使得中國的大城市化更為迅猛。
二是理性選擇。城鄉與區域發展存在差異，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資源富集，就業機會多、發展前景好、收入高、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等，人們在比較利益驅使下，向城市、大城市遷徙成為其理性選擇。在中國，由于政治權力在參與甚至左右資源的分配，從而使得北京等超級城市享有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優勢與特權，結果出現了人口黑洞現象：人口一旦進入北京等超級城市，很少有人再愿意離開。
二、城市病及其根源
“城市病”是指人口過度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它給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帶來了煩惱和不便，也對城市的運行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在中國表現出如下特征：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貧困失業、住房緊張、健康危害、城市災害、安全弱化等。城市病主要發生在大城市，是人口大量聚集后必然要出現的一種現象。因此，城市病有時也可以稱之為大城市病。城市病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是人口高度集聚與膨脹的結果，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由此可見，人口集聚與城市化，是一體兩面，同時具有正負兩方面的社會功能。
從人口流動、城市規劃、政府職能、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管理及決策者影響等方面探析“城市病”的根源，可歸結為“硬件”不完善和“軟件”的漏洞。也有研究認為，盡管中國“城市病”形成原因復雜，但主要由六大因素造成:一是人口過快、過多地單向聚集；二是優質資源過度集中；三是城市規劃的合理性以及規劃的非剛性執行導致的定位混亂；四是城市公共基礎設施與擴張速度不匹配；五是產業布局缺乏科學性，鋼鐵、汽車等產業發展偏離了城市功能，強化了產業性，削弱了生活性4；六是城市管理與國民素質均有待大幅度提高。
城市化意味著人口更多集聚、生產和消費更集中、更大規模、更社會化和更高的生產效率，隨之而來的是城市病，是人口與資源大量積聚后的必然結果，因而具有客觀必然性。而在中國，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中的同方向疊加，使得大城市優勢更為突出，對民眾的吸引力更大，與此同時，也使得中國的城市病比西方國家可能更為嚴重。
除此之外，以往在對中國城市病的研究中可能忽視了兩點：
一是欲望膨脹與忍耐力下降。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欲望被刺激而迅速膨脹，忍耐力卻大大下降。例如，伴隨著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與地鐵等快速交通基礎設施的大規模興建與投入使用，人們的交通出行較以往方便與快捷得多。例如，從北京工業大學到北京大學乘坐公共交通所花費的時間較以往大大縮短，但在欲望膨脹下人們還想更快，自然會出現更多的抱怨。
二是“快”的代價。中國城市化率從28%提高到45%只用了15年，且以每年1%的速度遞增，至2010年已經達到50%。中國只用了英國1/2時間、法國和美國差不多1/3時間，就走過了同樣的城市化進程，具有“濃縮發展”的特征。中國的快速城市化也使得發達國家近百年的“城市病”集中爆發。中國人什么都追求快，“超常規發展”就是其最好的寫照。發展中總是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時間去思考去解決。但由于發展太快，靈魂趕不上腳步，對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來不及深思，更來不及化解，結果導致各種問題逐步積累。因而“快”與問題往往緊密相連。因此，適度放慢前行的步伐，讓靈魂跟上腳步，對中國未必全是壞事。
三、幾點思考
(一)問題制造 VS 問題化解：大城市的雙面性？
城市化不僅會制造問題，而且能解決問題。人口集聚本身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但相對于優點，缺點與問題都是次要的。我們不能因為城市化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采取極端的阻礙城市發展的歧視性政策，將農村與其他城市的人擋在（大）城市大門之外，這將導致更多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況且，中國目前所遭遇的城市病與我們以往所采取的不當社會經濟政策密切相關(如鼓勵城市私家車的發展)。當然，我們不應忽視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通過改變資源配置模式、完善城市建設規劃、改善城市管理等去加以化解。
(二)城市病 VS 農村病：蹺蹺板？
有城市病，就有農村病。農村病的部分特征與城市病正好相反，如城市病是人氣過旺，而農村病則是人氣不足。城市化連接著城市與農村，城市問題和農村問題纏繞在一起，城市病與農村病在某些情況下存在蹺蹺板效應。對城市病的治理如果失當，將嚴重損及農村人與中小城市人的利益，使得農村病更為嚴重。
實際上，新農村建設的主戰場不在農村，而在城市。中國農業人口眾多，人均耕地甚少，這是“三農”問題的源頭所在。通過城市化道路，大量分流和減少農民，提高農業勞動者對土地的占有量和城鄉勞動生產率5，才可能使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條件改善，現代化也才有可能實現。
因此，在城市病的治理過程中，我們是僅僅考慮城市人的利益，而忽視甚至犧牲農村人的利益？還是應該把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利益與訴求納入進來一并考慮？不同的出發點所導出的社會經濟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會導致排斥性社會經濟政策的出臺，并為維持一個不合理的城鄉隔離性制度提供理由，而后者有利于城鄉的均衡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社會融合。以往受既得利益者的驅使，拒絕農民進城的觀點與政策措施都是極端錯誤的。為解決好“三農”發展和內需不振問題，就必須堅決做到城市化以分流和減少農民為宗旨，把農民變市民作為城市化的指標和目的6。
(三)接納 VS 驅離：城市究竟如何治理？
城市病也是病，自然得治。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市病，究竟如何治理，對外來者是驅離還是接納，將決定城市的未來。
1、城市活力與城市秩序
移民基本上包攬了城市的“臟、苦、累、薪酬低”的活，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祉與城市競爭力。由移民支撐的城市終將繁榮，而缺少移民支撐的城市難免衰敗。
作為城市邊緣群體的外來人口，雖然在城里處于社會中下層，但其處境一般仍然明顯比在原籍地時要好。同時他們在城里立足未穩，處于創業狀態，更需要社會安定并希望現存秩序能容納他們，因而多是現存秩序的維護者7。
開放的體制不僅有利于邊緣群體融入城市社會，能夠以民主、法制、人權的原則維持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間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場準入基礎上提供相對平等的機會。而且這種體制還有利于在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緩沖機制8。
2、棚戶區改造與居住者利益維護
如果進城移民無地可落，或因為城市整治變成無家可歸者，中國將會怎樣？在棚戶區改造時，不僅要考慮棚戶區業主的利益，更要考慮棚戶區租戶的利益。棚戶區改造后，這些本地與外來貧民究竟能到哪里去？生活將會怎樣？中國的棚戶區改造，從未考慮棚戶區租戶的利益，可能使得外來人口與城市貧民流離失所，進而誘發更多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沖突。
3、刻意回避城市病及其后果
城市病是城市化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按下葫蘆浮起瓢，刻意回避城市病，會誘發一些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目前，以社會治理之名，驅趕貧民的基本做法有二：一是繼續推行排斥性社會經濟政策。例如，對外地人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歧視無處不在。二是對城市進行強制性改造。例如，強制拆除農民工子弟學校。雖說進城民工子女可在流入地就學，但設置了許多門檻很高的前置條件，僅有少數農民工子女符合流入地入學條件。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拆除，使多數農民工子女陷入在流入地無學可上的窘境。再如，以城市整治的名義把城市的農貿市場強制拆除，使得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失去了在流入地立足的可能。通過這些手段，迫使外來人口返家或尋求其他可收留之地。這必然導致社會的撕裂，降低對國家與社會的認同，并誘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嚴重威脅社會的和諧與安寧。
(四) 文明 VS 野蠻：人性的光輝與人性的貪婪？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載體。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僅體現在富人生活如何好，更體現在社會底層民眾生活如何壞，因為文明程度由木桶的短板決定。城市是生活其中的所有人建設的，但建成后擁有城市身份者卻不想與他人分享。既要享有人口集聚所帶來的好處，又要避免人口集聚所帶來的壞處，世界上有這樣的好事嗎？這是否折射出城里人太過貪婪？中國的大城市表現出的不是包容與接納，而是更多的排斥。
改變目前資源配置方式，是化解城市病的根本性舉措。但這在消解城市病的同時，城市競爭力也會因此而減弱。北京充滿機遇，自然會吸引大量的人口向北京聚集，城市病也就在情理之中。中國的城市病難以依靠地方政府解決。在城市病治理過程中，中央政府應做好頂層設計與承擔更多的責任，特別是公平合理地去配置公共資源，促進城鄉與區域的均衡發展。
四、結語
城市化意味著生產和消費的更集中、更大規模、更社會化和更高的生產效率。城市病是所有國家邁入現代化門檻不可逾越的難題9。但城市病的輕重可以因政府重視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特殊的資源配置方式導致了中國的北京等超大城市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城市病。
城市病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城市化必須付出的代價，有些是早期容易出現的，但經過治理，是可以加以改善甚至逐漸消除的，還有一些是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下降所帶來的。城市化在給人們生產生活等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城市化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否認城市化的積極意義與功能，并繼續推行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的公共政策。
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更大的市場、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競爭性、流動性、擴張性。但大城市不僅會出現城市病，而且比中小城市更為嚴重。由此可見，人們在獲得某些東西的同時，也將失去某些東西。因此，在享受大城市帶給人類種種好處的同時，也不得不忍受某些損失或者煎熬。城市病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刻意回避與硬性消除可能會使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城市不僅是屬于現在的城市人，也屬于未來的城市人，同時還屬于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城市不是讓部分人的生活更美好，而是力爭讓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
注：本文節選自陳友華：《理性化、城市化與城市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作者：紫金傳媒智庫首席人口學家、高級研究員，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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