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殖業貸款不給辦!”
據了解，在吉林地區，以農信社為例，目前面向農戶的個人貸款主要包括以農資綜合直補折作抵押的小額貸款和3~5戶的聯保貸款兩種形式。前者貸款額度根據直補的額度和年限確定，貸款額度幾千至上萬元;后者則要求3~5戶組成互相擔保的小組，每戶貸款一般不超過5萬元。
吉林省公主嶺縣的村干部宋林(化名)今年就被辦貸款難住了。
按照鄉里的統一部署，村干部要通過成立合作社、開辦農業項目等方式落實好、完成好本村的扶貧工作。宋林與幾位村干部討論后很快形成了“創辦養殖合作社，將一部分合作社收益轉化為貧困戶股份”的扶貧思路。粗略計算后，他們意識到前期投入至少需要20~30萬元，“辦合作社既然是為了推動扶貧工作，就不能讓村民承擔風險，所以只能我們幾位村干部以個人名義籌錢辦社。”
當記者問及是否想過以貸款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時，一位村干部回答：“養殖業不給貸。”
原來在幾位村干部提出聯保貸款申請后，就被農信社退回了。記者聯系了當地農信社的一位信貸員，得到了同樣的答復：“如果目前養殖場還沒建起來我們不能提供貸款，養殖業風險比較大。”當記者又提出如果從事蔬菜大棚種植能否獲得貸款時，得到的回復是今年的貸款已經放完，可以等明年提早咨詢。
農信社這種對風險評估“一刀切”的方法讓宋林等人難以接受，再過1個月他們養殖的第一茬雞就要出欄了，從目前來看，成活率至少達到90%。
到現在合作社5個月的投入還沒真正產生效益，即將開始的銷售工作讓宋林更加沒底兒，“錢就這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吧。”在他們村，農民之間的借貸年利一般是1分2，這恐怕也是他們最終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頭一次聽說貸款還要買化肥?”
同樣被貸款難倒的還有吉林省德惠市萬達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的曲經理，“腿都跑斷了，最終也沒辦下來。”
吉林省德惠市萬達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是2010年出資940萬元注冊成立的，主要從事生態有機肥的生產和有機水稻種植。在6年多的經營中，獲得了“國家級示范合作社”、“農業部百家合作社”、“先進女農民專業合作社”、“十二屆長春農博會金獎農產品”等諸多榮譽，連續3年完成有機水稻認證，但一系列的認可都無法在實際的貸款中起到依據作用。
“我們合作社的辦公用地是租用鄉政府目前閑置的辦公樓，種植土地2190畝是農戶流轉地，有機肥生產廠房是租用，這些沒有任何一樣能成為貸款抵押物。”曲經理向記者說出了辦理貸款提供抵押物時的無奈。
事實上，就在3年前，曲經理還曾從民生銀行以信用擔保的方式貸得了100萬元，不過后來的遭遇讓他至今后怕。“民生銀行提供的信用擔保是3個企業聯保，要的是高息2厘7。3個企業都是業務員拼到一起的，我們互相之間也不認識。等到還款時其中一家燈具企業硬是賴賬不還，最后多方打聽找了一個中間人從中協調才好不容易把事情解決。”就這樣盡管貸款還上了，曲經理的合作社還是為此繳納了2萬元的滯納金。
今年年初，聽說郵政儲蓄銀行出了貸款惠農政策，面向合作社、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經營主體可以用土地使用合同辦理貸款，曲經理仿佛又看到了希望，急忙趕去辦理。
“一開始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提供材料，包括土地使用證、經營許可證等。”3月底材料遞交上去后，合作社等來了一家擔保公司的電話，這讓他們陷入了新的無奈。“擔保公司給出的合同方案是按照我們提供的土地使用合同，1墑地(15畝)配1噸化肥，扣除化肥的費用后剩下的貸款額度是能夠拿到的款。”
盡管擔保公司給出了包括云天化、史丹利等幾家可供選擇的知名化肥品牌，且價格合理，合作社仍無法簽訂協議。“160噸化肥讓我用在哪?”面對這樣的搭售貸款曲經理覺得無法接受。“我們是生產有機水稻，要求不能使用化學肥料，而且我們合作社就生產有機肥。”再三協商后擔保公司都無法給出匹配的合同方案，曲經理只能放棄。
“有機產品認證非常嚴格，一旦種植環節出了問題我們花幾年時間培育起來的‘同巨永’品牌就毀了。”曲經理告訴記者，現在對發展農業的貸款貼息政策非常好，但是像他們這樣需要資金的合作社卻往往被卡在了貸款環節。
記者又聯系了德惠市另外一家合作社，他們也同樣表示由于無法接受擔保公司的合作方案而沒有拿到郵政儲蓄的貸款。
“小微不小微貸款要求都一樣”
王濤(化名)和兩個朋友在公主嶺城郊經營一家500萬元資產的小型種子公司，說起貸款同樣直搖頭：“想辦貸款太難了，我們一直都是找朋友借錢。”
“我們從2013年開始在他那兒借錢，月利1分5，每年都能還上，我們信譽比較好到了用錢的時候他都主動找我們。”王濤所說的他是自己的一個朋友，他們之間的借錢只需要一張借條，如果偶爾還款遇到特殊情況寬限1個月也并不困難。
盡管要承擔月利1分5的利息，王濤仍然感到慶幸，畢竟在當地月利2~3分都是正常的民間借貸行情。“其實差不多，銀行貸款雜七雜八加起來和我們現在的也差不多。”和銀行信貸員打過一兩次交道的經歷更讓王濤決定選擇民間抬錢。
事實上，由于找金融機構借錢遇到的困難太多，王濤幾乎不曾進入過正規銀行的貸款手續中。“我們身邊也有朋友的公司規模達到3000萬元，他們有價值600萬元的廠房，一年能貸300萬元。我們是典型的小微企業，廠房、土地都是租的，沒有東西能抵押。”盡管他的公司經營年限、行業、賬務、利潤都表現良好，這些“軟實力”在辦理銀行貸款時都毫無用處。
關于小微企業是否能享受到一些優惠政策，王濤也曾咨詢過在當地鄉政府工作的朋友，也沒能獲取到相關的政策信息。“雖然現在鼓勵發展小微企業，但是辦貸款時候人家不看你是不是小微企業，只要你沒有東西就沒有辦法貸款。”
小微企業的經營確實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王濤的種子公司也存在多次搬遷的情況，而目前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形勢也讓他開始考慮是否要改變經營行業。“現在種子行業已經把銷售時間提早到11月，我們為了搶市場給經銷商出優惠政策，經銷商為了多銷售給農戶搞促銷。”只有當年銷售工作完成后，王濤的資金才得到回籠，在經過靠借貸維系的各個層級和環節后，種子小企業生存艱難。
“種子價格會受到直接影響，我們每一層都要把借貸利息的成本計算進去。”按照王濤的估算，他的公司借貸成本至少占每年總利潤的20%，在難以保證低利率借貸的情況下，這個成本壓力就更難承受了。
融資渠道的不穩定、民間借貸的高成本都讓小微企業雪上加霜。記者走進公主嶺城郊的一個村子，只找到一個食品冷庫廠和一個掛著牌子卻空著的合作社。“村里現在沒有農產品加工廠，也沒有企業，早都黃了。”村民們告訴記者村里的年輕人都是進城打工。
一邊是企業運轉不可避免的資金困境，一邊是小微企業永遠無法達到的貸款門檻，當遭遇到經營瓶頸時，小微企業更是不堪一擊。
今年吉林省作為全國農村土地確權整省推進試點之一，已經基本完成了調查摸底和問題梳理工作，在融資上頻頻陷入困境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一般農戶，都在期望一張落地的土地確權證能給農村的抵押擔保貸款帶來新的出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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