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上午11點，北京人民大會堂賓館多功能廳，一場主角缺席的生日宴會在這里舉行。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前農業部長何康，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碩大的蛋糕前。整個宴會廳內濟濟一堂，人聲鼎沸，“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環繞。
此時，主持人要求與會者安靜，然后朗聲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王岐山同志剛才來電，說因公務實在繁忙，不能親自到會為杜老祝賀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時，他祝賀杜老百歲生日快樂，祝他健康長壽。”
被稱為“杜老”的生日會主角是杜潤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潤生今年99歲高齡，按照中國傳統“慶九不慶十”的風俗，正屆百歲“期頤”高壽。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經在北京醫院住了兩年多。近年來，隨著聽力漸漸衰弱，虛弱的身體也不允許他親自到會，再與昔日的同事和學生輩談笑風生。
生日會前，舉行了第五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頒獎儀式。
杜潤生當年所稱的“年輕人”陳錫文，代表專家評審委員會向杜潤生頒發了“特別貢獻獎”。杜潤生正是該獎項的主要發起人。
陳錫文在“致敬詞”中說：“追溯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在文獻的叢林中檢索，還是在人們記憶的長河里回望，我們都看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名字——杜潤生，杜老。他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中國農村改革的策劃者、開發者、原創者’。”
作為中國高級領導干部中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親身參與了新中國建政后圍繞“三農”問題的幾乎所有決策；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他擔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國農村改革政策最有影響的核心人物之一。
陳錫文在致辭中指出，被認為對中國社會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新經濟理論“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正是杜潤生和他領導的農口團隊所貢獻的。然而，杜潤生自己在九十壽辰時曾謙虛地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
革命者和“小腳女人”
杜潤生是山西省太谷縣人，1932年10月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193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在北平師范大學上學期間曾參加“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后被派往太行山區加入抗日游擊戰爭，并參與根據地政權建設，擔任過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太行行署副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他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來投入淮海戰役，參與領導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華北局秘書長。
1949年后，杜潤生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局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領導中南地區土改工作。杜潤生提出了分階段土改的主張，即先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再轉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鄉參加土改的干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獲得毛澤東肯定。
1953年初，杜潤生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輔助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于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不贊成毛澤東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數量，穩步推進，且主張合作社的形式應更為多樣化，多種經濟并存，利用有益于生產力發展的私有經濟，受到點名批評，鄧子恢和杜潤生一起被毛澤東稱為“小腳女人”。
隨后，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蘇省政協秘書長、江蘇省委農工部部長吳镕向財新記者回憶，中央先是準備把杜潤生貶到海南島去工作，后來正好籌建中國科學院，杜潤生調去當副秘書長。“當時又是一個歷史關鍵的年份，杜潤生與張勁夫等一起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吳镕說，“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曾告訴過我們，當時杜老以自身經歷教育他們那些年輕人，在運動中要沉得住氣，可以檢討，但千萬不要自殺，也不要亂咬人。這些訓誡讓吳明瑜‘一輩子不忘懷’。”
圓融無礙的改革老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沖擊迫害的杜潤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70歲高齡的杜潤生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擔任到1989年后這兩個機構被撤銷。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國農村發生翻天覆地大變化的十年，也是杜潤生一生中最為閃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中共中央1980年75號文件）中，包產到戶、大包干到戶責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分散決策，可以包產到組，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這個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認為是非常高明的易為各界接受的表述。
從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原農業部部長王郁昭評價說，“五個‘一號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深化農村改革，推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王郁昭、吳镕、杜瑞芝等已經退休的農業改革親歷者，王岐山、王小強、陳錫文、周其仁等當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參與“一號文件”起草工作中開始聆聽杜潤生的。
吳镕回憶說，“每年一、二月份，領導同志出題，我們下去調查；五、六月份匯報一次，初議文件大綱，再下去調查；到九、十月份間，集中討論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間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修改，然后年底前經政治局通過作為次年的一號文件發出。”
在領導一系列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工作“一號文件”的起草過程中，杜潤生善于協調折沖、化解難題的智慧和長處得到了充分展現。
吳镕說：“當時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滿爭論。萬里曾說過一句話, ‘有些話我們說了不成。潤生圓起來那么一說，大家就同意了’。”
陳錫文則總結了杜潤生在“穿針引線”中一系列充滿智慧的方法論：研究問題“用歸納法，不用或少用演繹法”；兩難選擇中“兩害取輕兩利取重”的比較法；“把大家講的東西集中起來”，在“不同意見中找共識”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體現的“分散決策”方法；“在重大問題上對待不同意見，要爭取一致，但不強求一致”的“學會等待”法??
“這些方法論不僅活在農村改革的歷史中，而且至今活躍在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陳錫文說。
要在圓融折沖中化障礙于無形，還需要善于吸取眾人智慧。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門條條和塊塊的，都常到杜潤生那里暢所欲言。
有一次為推動基層民主直接選舉，中央有動議劃小鄉治，以大隊建鄉，公社范圍建區，小鄉的好處被總結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黃狗白狗，一目了然，便于直觀鄉干部，利于直選”。但吳镕等人當即明確反對，認為這樣在政府體系中又多了一層，增加大批“吃公糧的”。“那次是在香山飯店起草‘一號文件’，杜老要我把反對意見說清楚，我講了五條。”吳镕回憶說，“他列席政治局會議回來笑著說，你們勝利了，但不要驕傲，耀邦最欣賞你們的一條理由是：‘鄉鎮范圍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小城鎮’。”
思想理論創新得以產生，制度創新得以落實，靠的是上下互動，部門協調。杜潤生的辦法是邀請各部門負責人一起開座談會，而且經常要吳镕、杜瑞芝等地方同志參與，向中央的部門進言。有一次為農村金融問題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對話。陳慕華在當年被稱為“鐵娘子”，但那次對話極為順利，陳對建立農村合作基金會等問題也破格同意。只是對“大躍進”年代那些“絞關化”之類浮夸的貸款無頭老賬，陳慕華不同意“一風吹”，說銀行不能開“借錢不還”的先例。但地方農口的與會代表堅持事隔多年，確難清償。陳慕華最后同意做“掛賬”處理。
陳錫文評價道：“30年前涉及幾百萬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幾億人生存和發展方式的農村改革，其對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調整力度不可謂不大，其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制度變革的創新力度也不可謂不大，其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傳統意識的沖擊力度更不可謂不大，然而，沒有血與火的碰撞，沒有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法，甚至也沒有行政處罰的措施，使這石破天驚的變革在波瀾不驚中有條不紊地推進??杜老團隊充滿智慧的方法論功不可沒。”
“30年前，杜老是農口這個團隊的組織者、領導者，30年來，杜老始終是這個團隊的靈魂和象征。”陳錫文說，“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一批批在事業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終極關懷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們，把‘杜老的弟子’作為自己的一種榮譽稱號。”
改革與民主寄望來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潤生離開工作崗位。但與上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后一樣，杜潤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領域更寬了。九十壽辰時，他說：“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從反思中奮起，人要自以為是，也要自以為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作為一個符號，杜潤生為改善中國農民的生活與命運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為一棵改革的“常青樹”，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國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潤生不愿過多回顧自己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中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復雜性和多樣性的中國，“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國的改革，說簡單些是要過好兩關：經濟上要過好市場關，政治上要過好民主關。2007年1月15日，他還在一份文件上寫道：“現代民主國家，既有透明的政府，還有公民社會，組織起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現在已經有工會、婦聯、青聯、商會，唯獨農會缺失，理應及時補救。我有一個心愿是農民還要進一步組織起來，要發展公民社會。有些事我恐怕來不及了，要岐山、錫文等你們年輕一代來做。”
杜潤生
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縣，原名杜德，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喻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193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太行山根據地抗日游擊戰爭和解放戰爭，建國后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領導中南地區土地改革，參與組織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改革開放以后，歷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顧委委員，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五個“一號文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新世紀》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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