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5年11期后的雜志顧問名單中，或許再不會出現杜潤生的名字，這位被稱作“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者，于2015年10月9日6點20分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102歲。
杜潤生老先生是農村經濟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決策者，主持起草1982年到1986年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五個“一號文件”，推動農業生產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
此外，從2000年起，杜老先生還是《炎黃春秋》的顧問。
《炎黃春秋》前總編輯吳思先生在接受無界新聞記者采訪時，回憶到杜老先生曾幫助化解與《炎黃春秋》有關的一次危機。
2007年第2期的《炎黃春秋》刊發了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的前途》。據吳思回憶，文章刊發后引起軒然大波，全國十幾家媒體卷入爭論，全國各地開了十幾場“批判會”，高調批判這篇文章的觀點。
《炎黃春秋》召開顧問和編委會議，杜老先生在會議上說，作者的有些話，可能說得重了，他不一定都同意。但這場爭論本身是一件好事情，是民族之幸。如果沒有爭論，用實際行動試錯，走錯路的代價非常巨大。
杜老先生說，用思想上的爭論來代替行動上的試錯，成本就低多了，中國現在能夠允許這樣的爭論，能夠開展這樣的爭論，我們未來的路就會順暢的多。這是民族之幸。
這段講話最后整理成《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文章，刊發在《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吳思在回憶這件事情后感慨，杜老先生抓到爭論雙方的共同點，就是希望國家好，希望國家少走彎路，不走錯路。他的觀點，各方都能接受。杜老的文章發表后，謝韜先生曾經說到自己的感覺：緊張的氣氛緩解了，危機過去了。
吳思評價，杜老先生眼界開闊，機敏圓融，善于在劇烈的對抗中找到共同點，強調共同點，在阻力重重時候，找到阻力最小的前進方向。
杜老先生擅長在不同聲音中找到共識的特點，在起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過程中，就有體現。
吳思稱，在任《農民日報》記者期間，他曾采訪過幾位“一號文件”的起草者。談到杜老先生在文件起草過程中的作用時，受訪者們表示，杜老先生擅長在各種矛盾的主張中，在針鋒相對的見解中找到共同點，讓這些對立的主張存在于一篇文件之中，讓各種主張都得到表達，但看起來又是和諧的，渾然一體。
在接受無界新聞訪問過程中，吳思老師還回憶了杜老先生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吳思稱，在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召開的年終總結會議上，杜老先生發言的開場白是：“我70多歲了，活了這么大的歲數，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一個人一年能做成一兩件事就很好了。那么，今年我們做了什么事呢？”之后杜老先生開始談這一年所做的大事，思路清楚，洋溢著老人的智慧，記下來就是一片好文章，簡直連標點符號都不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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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
(根據杜潤生講話整理 刊發于《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這篇文章，在《炎黃春秋》第二期的“一家言”欄目發表之后，引發了熱烈的議論。這是很好的現象。這表明我們黨的理論思維相當活躍。一個黨，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思維，一定會衰敗下去。
有爭論是好事。不同的觀點，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思想上的試錯，可以代替行動上的試錯。不同觀點充分展開，在思想上探索各種可能性，比較各家觀點的優劣，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的民族就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道路，少走彎路，少走錯路。理論思維活躍，有利于民族振興。這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
建議《炎黃春秋》利用這個機會，提供各方面的觀點和資料，幫助大家活躍理論思維。
謝韜文中有一個地方說“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提法，口氣硬了，不一定妥當。現在中國并沒有出現民族危機。但我很贊成獨立思考。沒有獨立思考，十億顆腦袋等于一顆腦袋，要錯大家一起錯，我們有慘痛的歷史教訓。
這場爭論有一個作用：搞清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含義。什么是中國特色？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要不要瑞典式的社會主義？瑞典是800多萬人口的小國，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大國怎么搞？恐怕也不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
但我們可以吸收人家的好觀點，接受普遍適用的一般性經驗。比如，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資本主義可以為我所用，允許資本主義有適度的發展。我們可以結合自身情況，借鑒吸收各方面的好辦法，最終形成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發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以叫有中國特色的別的什么主義。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我自己沒有什么主義，有主義也是經驗主義。我搞農村工作，缺乏理論思維。我愿意借此機會，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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