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在第六屆財新峰會的“改革老人杜潤生追思會”專場，杜潤生多位親屬和門生故舊和親人共聚一堂，緬懷杜潤生生前的工作作風和改革思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在被昵稱為“九號院”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秘書處任職。他回憶，杜潤生的工作方法可以概括為五句話。正是靠這五句話，“九號院”在80年代才能制定出這么多效果良好的中央文件。趙樹凱表示，可以說杜老開創了政策研究中的一種新傳統。
趙樹凱說，杜老的“第一句話”，是要求“九號院”的工作人員要有“三種精神”：獻身精神、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讓大家暢所欲言，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這樣一來，工作人員可以實事求是地了解實務，所有人貢獻智慧的水平，還能高于領導的個人水平。
杜老的“第二句話”，是對“九號院”機關建設提出的要求：要辦成知識庫，不要辦成“貨棧”，意即要多儲藏點東西，不要“今天進貨、明天批發”。要保存各種材料隨時備用。此外，知識庫又要對內開放、同時對外開放；對內，人員編制和業務組織的調動靈活，業務與職稱分離；對外，則又成立了理事會、評議委員會等單位，聘請了特約研究員、通訊研究員等等，使整個“九號院”的工作生動活潑，氛圍很好。趙樹凱回憶，杜老的理想是要讓“九號院”形成自己特色的、科學的、戰斗的作風，使機關內外開放，成為一個大熔爐。
杜老的“第三句話”，是講究調查方法。他要求“九號院”所有的研究課題都要有農村調查。趙樹凱說，杜老講過，回顧過去，凡是注意調查研究，我們的工作就能做得好；凡是不注意調查研究，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就都出來了。
趙樹凱還回憶，杜潤生強調調查要有客觀的態度。雖然人在調查時都有自己的政策選項偏好，但在調查中，不要隨便舍棄和自己政策主張不相符的素材；或不要只搜集能支持自己建議的素材。此外，杜老講究調查要長期化、系統化，還要求屬下的年輕人一年至少要有半年在農村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杜老曾說，“不這樣親身體驗，就不了解農村，就不夠格做農村工作”。
除了要求別人，杜老自己更投入大量時間在農村實際調研。趙樹凱回憶，從1980年到1984年間，杜老共走遍了25個省、240個縣，有時候出差一次就能在外面待一個月，有些地方還會去兩次，觀察幾年間當地的變化情況。
趙樹凱說，杜老的“第四句話”是做研究要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強調歸納法，是因為新的事物層出不窮，有了歸納法，就能夠把新事務歸納進我們的視野中，避免犯教條主義錯誤。但如果不洽當地過度使用了演繹法，就有可能把固定在自己腦中的經驗，當作用來指導一切的前提。趙樹凱感嘆，如今看，杜老雖然讀書多，但他自己寫的文章從來不吊書袋，行云流水、言語平實，“他無意故作驚人之語，但往往語出驚人”。
趙樹凱還介紹，杜老的“第五句話”，是要講究思想方法。當年，有一場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當時杜老即說自己是“沒有主義”，“要有主義，也是經驗主義”。
趙樹凱稱，杜老還曾經引用鄧小平的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上去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趙樹凱認為，杜老說自己“沒有主義”的表述雖然簡單樸素，但是含意深厚。“沒有主義”，不只是一種哲學的見解，還是一種政策的主張。
趙樹凱說，杜老晚年講民主講得特別多，“‘沒有主義’和強調民主，是有內在聯系的”。正因為沒有既定的“主義”，才注重從實踐經驗、從農民那里找意見、找主張，“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意即如此。
趙樹凱說，正因為杜老包容、寬松、民主的作風，才造成了“九號院”生動活潑的局面，使人不分左右，不論激進一點、開放一點、保守一點的，都能在他的主持下做事情。如今，高層又在提倡推進智庫建設，回顧80年代的智庫建設經驗，“杜老的探索和表述，仍然是我們很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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