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產業興旺是振興鄉村的首要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產業興旺是其中第一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解放鄉村生產力，大力發展鄉村生產力。產業是鄉村最重要的經濟基礎，直接關系農業發展、農民增收，關系農村勞動力就地就業。如果沒有產業興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無從談起。
產業興旺是新時代鄉村產業更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中農辦主任韓俊認為，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設定鄉村經濟發展主要目標是“生產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時明確設定“產業興旺”新目標，這是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到新階段中央提出的更高要求。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優先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召開的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科學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實際上，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在抓緊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通過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央將出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行動方案和政策措施，地方將推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方案和舉措。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產業興旺，必須要回答：怎樣才能稱得上鄉村產業興旺？鄉村產業的現狀和問題是什么？如何才能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產業興旺的前景是什么？盡管有黨的十九大報告權威解讀提及產業興旺的內涵，如韓長賦認為產業興旺就是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形成，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活力旺盛，但目前這些回答總體上仍然比較籠統，是粗線條的。當然，隨著對黨的十九大精神學習的不斷深入，人們對鄉村產業興旺的認識一定會進一步提高，理解更加精確，從而對鄉村產業發展和興旺實踐發揮指導作用。深入探討與鄉村產業興旺相關的重要關系，是深化產業興旺認識的有效途徑之一，這不僅有助于科學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而且有助于為確保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斷取得成效和減少偏差或者避免偏差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武裝。
探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中與產業興旺相關的重要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將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產業興旺與經濟增長、城鎮化、農產品供給保障和農民增收、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全面深化改革等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試圖探討產業興旺的一些具體內涵和意義。
二、鄉村產業興旺與國民經濟的關系
長期以來，一般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鄉村產業與國民經濟之間是什么關系？科學定位鄉村產業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界定鄉村產業興旺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主要功能，有助于明確鄉村產業發展的方向，從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更好地發揮鄉村產業的積極作用。
把鄉村產業興旺放在我國經濟社會全局和國民經濟整體中來把握，不難看出產業興旺是我國現代化的重要有機構成。黨的十九大報告是新時代我黨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全篇內容來看，鄉村振興戰略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第四部分，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提出的，意味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歷史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五部分，即“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經濟體系”中進行闡述的，意味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領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無疑，鄉村產業是實體經濟，要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并構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作為實體經濟的一部分，實現鄉村產業興旺需要對我國鄉村產業經濟的現狀有所認識。但是，目前如何評估我國鄉村產業經濟現狀仍然非常困難。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沒有鄉村產業方面的直接統計數據，很難直接測算出鄉村產業的經濟規模和結構等情況。
如果把第一產業作為鄉村主要產業，那么鄉村產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很小，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很小。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實際增長速度也相對較小，在GDP（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率總體上趨于下降。從表1可以看出，2005年和2010年，我國GDP分別比上年實際增長11.4%和10.6%，屬于高速增長；第一產業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實際增長5.1%和4.3%，明顯低于GDP實際增速，且第一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5.2%和3.6%，對GDP的增長拉動率分別為0.6%和0.4%，都非常低。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第一產業實際增速進一步下降，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貢獻仍然相對較小。2015年和2016年，我國GDP分別比上年實際增長6.9%和6.7%，而第一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實際增長分別下降到3.9%和3.3%，在GDP中的比重分別下降到8.8%和8.6%，對GDP的貢獻率分別僅有4.6%和4.4%；這兩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對GDP的增長拉動率僅有0.3%，微乎其微。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擴大，估計未來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實際增長速度將繼續保持相對穩定的低速增長，在GDP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對GDP的貢獻和增長拉動也不可能提升。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即使是第一產業發展，也不應理解為追求鄉村產業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的提升。
從嚴格意義上說，鄉村產業除了第一產業，還包括第二、三產業。但是，我國多數鄉村經濟基本上只有第一產業，二、三產業微乎其微。歷史上鄉鎮企業曾經“異軍突起”，但由于缺乏競爭優勢和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等因素的影響，鄉村第二產業經濟規模估計不會很大，即使是農產品加工業，也主要集中在城鎮產業園區內。近年來，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等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迅猛，2017年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各類經營主體達到33萬家，營業收入近5500億元，但是2016年年末開展旅游接待服務村在全國鄉村中的比重僅有4.9%，即超過95%的鄉村是沒有旅游產業的。
經過多年的農業區域化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國不同鄉村的產業經濟差異懸殊，有的鄉村基本上只有農業生產，而有的鄉村農業已經占很小的份額。但是，總體上說，全國絕大多數鄉村的產業比較單一，基本以農業生產為主。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我國鄉村產業發展的實踐表明，鄉村產業發展很難對經濟增長有很大貢獻。鄉村產業興旺，不是所有鄉村產業形態千篇一律。各地在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時應圍繞產業興旺的目標任務，在尊重不同鄉村資源稟賦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差異化的產業發展，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求，合理定位當地鄉村產業的主要經濟社會功能，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
三、鄉村產業興旺與城鎮化的關系
中農辦主任韓俊認為，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不矛盾的，二者互相促進，互相聯系，構成命運共同體；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里落戶，是對農業發展的極大促進。因此，城鎮經濟發展和鄉村產業興旺理應相互促進，并構成一體化的格局。
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勢必需要引入科技、資本和人力資源到鄉村發展經濟，但這并不意味現階段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在我國現代化大局中是為了追求逆向城鎮化，讓城鎮人口流向鄉村，讓鄉村人口更多地留下來。我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仍將處在進一步推進城鎮化進程中，當然這并不排除少數鄉村產業興旺吸引大量外來人口的情形，包括吸引來自城鎮人口的個案。
長期以來，我國持續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踐證明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之一。2012—2017年，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此作為我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標志之一。從表2可以看出，2012—2016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由52.6%上升到57.4%，提高4.8個百分點；與城鎮化快速推進相對應，農民工數量持續增加，同期由26261萬人增加到28171萬人，累計增加近2000萬人。城鎮化率提高，農民工數量增加，為減少鄉村富余勞動力，提高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做出了重要貢獻。2012—2016年，鄉村就業人數從39602萬人減少到36175萬人，在全社會就業人數中的比重由51.6%下降到46.6%，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由25773萬人減少到21496萬人，在全社會就業人數中的比重由33.6%下降到27.7%。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是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之一。之所以出現較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根本原因是城鄉勞動生產率的差異。2012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在全社會中的比重與第一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相差超過20個百分點，2016年，這兩個比重仍然相差近20個百分點。因此，減少鄉村勞動力，就意味著鄉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鄉村勞動力減少，對農民增收至少具有兩方面的直接作用：一是外出務工直接增加工資性收入，二是提高鄉村勞動生產率增加家庭經營收入。從表3可以看出，2013—2016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9429.6元增加到12363.4元，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從3652.5元增加到5021.8元，經營凈收入由3934.9元增加到4741.3元。比較而言，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可支配收入的貢獻更大，在農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呈現出上升態勢，而農民家庭經營凈收入對可支配收入的貢獻相對較小，在農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呈現出下降態勢。2013—2016年，工資性收入增加對農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貢獻率為46.7%，工資性收入在農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由38.7%上升到40.6%，累計提高1.9個百分點；經營凈收入增加對農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貢獻率為27.5%，經營凈收入在農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由41.7%下降到38.3%，累計減少3.4個百分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總抓手。我國“三農”方面的很多難題，僅僅在農業農村內部是很難解決的。我國人地關系緊張，人均耕地少，鄉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智能化農業機械的應用和農業規模經營水平的提高，還將進一步釋放農業勞動力，鄉村富余勞動力將會更多。如果不大規模減少農民，農業現代化必需的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就很難培育。當然，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人口和鄉村富余勞動力，不是為了消滅農業，不是為了讓農業后繼無人，出現沒有人種田養殖的結局。因此，各地在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時必須處理好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不是放棄城鎮化，更不是在現階段總體上推進以城鎮人口向鄉村遷移為標志的逆向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其中重要目標之一也是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缺一不可的兩股重要驅動力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近年來我國采取多種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工返鄉回鄉創業，2017年回鄉返鄉創業農民工達到700萬人。2016年進城農民工達到13585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8.2%，但進城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57萬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走逆向城鎮化道路。農民工返鄉回鄉創業就業，最直接的效應是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實現鄉村產業興旺。
著力解決“三農”問題的新型城鎮化，不僅要讓城鎮吸納更多的農民工就業，提高人口城鎮化率，而且還應讓更多的農民家庭離開鄉村進城，成為市民。2016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4%，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1.2%，二者相差16.2個百分點，表明雖然越來越多的鄉村勞動力進城就業，但他們的家庭仍然在鄉村，突出表現為進城就業的是鄉村青壯勞動力，而生活在鄉村的往往是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著力推進戶籍人口城鎮化，就是要讓具備條件的農民家庭全體成員成為市民，一方面讓市民化的居民同等享受美好生活，另一方面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促進農業現代化，為鄉村產業興旺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礎條件。
顯然，新型城鎮化并不是簡單地要消滅鄉村，市民化并不是簡單地要消滅農民，而是促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形成良性循環，促進資源要素雙向流動和均衡配置，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共同在解決好我國“三農”問題上發力。
四、鄉村產業興旺與保障農產品供給和農民增收的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把保障農產品供給和實現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作為“三農”工作的最重要的兩大任務。其中，保障農產品供給，最重要的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實現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最迫切的任務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繼續把保障農產品供給和實現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作為突出任務，指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
鄉村產業興旺與保障農產品供給之間是什么關系？傳統上，我國農產品供給基本上立足國內生產。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農產品進口越來越成為國內農產品供給的一條重要渠道。2014—2016年，我國糧食進口總量連續3年超過1億噸，進口最多的是大豆。估計2017年糧食進口量仍然超過1億噸，其中進口大豆約9000萬噸。因此，要多途徑提高我國糧食抵御國際市場沖擊能力。
在部分糧食品種進口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國內糧食卻出現了部分品種階段性過剩，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糧食生產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普通糧生產數量相對過多，導致稻谷等庫存過多。鄉村產業興旺必須把糧食生產和相關產業轉型升級放在突出位置。
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劃定9億畝耕地用于糧食生產功能區建設，其中6億畝用于稻麥生產；劃定2.38億畝耕地用于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和天然橡膠等5類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B11各地在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時應結合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和特色農產品優勢區以及永久基本農田劃定等農產品供給保障要求布局鄉村產業發展。
穩定增加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保護糧農利益、確保國家掌控糧食合理儲備規模，都應是戰略目標，不能絲毫動搖。普通糧供給偏多、稻谷等庫存規模過大，屬于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戰術性問題，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盡快加以解決。面對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遇到的多種問題，必須正確處理好戰略性問題和戰術性問題，絕不能因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搖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絕不能因為調整糧食種植結構而削弱生產能力，絕不能因為糧食去庫存削弱國家調控能力，絕不能因為完善糧食收儲制度而損傷農民種糧積極性，要確保國家糧食生產戰略能力的不斷增強，這是在鄉村產業布局時必須充分考慮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長期來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對谷物消費和糧食消費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要滿足新時代人們對糧食和食物消費的更高要求，就要按照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質量興農和綠色興農要求，增加綠色優質專用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給，大力發展鄉村農業產業經濟，推動農業綠色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明確提出要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鄉村產業興旺的一個重要標志理應是鄉村產業發展能夠實現農民持續較快增收。從表4可以看出，在2014—2016年的農民家庭經營中，第一產業人均凈收入雖然相對較多，但是增速明顯地滯后于第三產業人均經營凈收入。2015—2016年，農民家庭經營第一產業人均凈收入由3153.8元增加到3270.0元，名義增長3.7%；第三產業人均經營凈收入由1073.7元增加到1184.0元，名義增長10.3%；第三產業人均經營凈收入雖然大約只有第一產業的1/3，但第三產業人均經營凈收入增速卻大約是第一產業的3倍，即使是2015年和2016年的第二產業人均經營凈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速度也分別比第一產業高出1.4個百分點和0.6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要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對農民增收做出更大貢獻，推動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勢在必行。
隨著新型城鎮化不斷推進，現有的糧食主產區和其他典型農區的勞動力與人口將進一步外流外遷，這類地區的鄉村產業格局在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將會進一步分化。一部分鄉村產業主要是種養融合，種植業為養殖業提供飼料，養殖業為種植業提供肥料，長期難以解決的農業面源污染物將逐步被資源化利用替代，產業實現循環發展，供給的農產品主要是綠色有機農產品，滿足遠距離市場需求，實現優質優價，靠農業內部循環和融合發展實現提質增收，這類地區將通過糧食生產功能區、主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和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建設實現。另一部分鄉村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休閑體驗、鄉村旅游產業等蓬勃發展，農民持續快速增收主要靠新產業新業態培育實現。
五、鄉村產業興旺與深化農村改革的關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及的農村改革包括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些改革與鄉村產業興旺直接相關。鄉村振興戰略與深化農村改革之間是目標和手段的關系。深化農村改革是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的不竭動力。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強調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要清除阻礙要素下鄉各種障礙。有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強化改革手段和措施，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農村要素活力。
日本是較早推進鄉村振興運動的國家之一，雖然促進了鄉村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提升了鄉村風貌，但仍然未能阻止鄉村青壯勞動力流失、人口高齡化、農地荒棄等態勢。換言之，日本鄉村振興運動總體上存在著很多不成功的方面。日本鄉村振興運動之所以沒有完全成功，與鄉村土地私有制和長期阻礙城鄉要素特別是資本下鄉等體制直接相關。
一般來說，多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是鄉村大量優質資源要素流向城市，導致鄉村產業“空洞化”和農業萎縮，這種現象在我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必須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在農村，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檔升級，進一步擴大農村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并提高服務水平。
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10多年來，我國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基本社會服務不斷向鄉村延伸，不僅多數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在鄉村實現了廣覆蓋，而且鄉村道路等公共品和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供給正在提檔升級，這些變化充分表明國家推進城鄉協調發展優先實現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成效卓著。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進一步加快城鄉融合發展，進一步鞏固完善城鄉一體和相互融合的基礎設施，縮小并最終消除城鄉間和農村地區間社會基本服務差距，更好地為鄉村產業興旺提供基礎條件。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更加有效地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構建鄉村產業體系總體上要促進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農業服務業轉型升級與融合發展。通過結構調整優化，促進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銷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大力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和農村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
實現鄉村產業興旺，構建種養融合或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鄉村產業體系，需要首先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這必然要求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大量青壯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和非農產業后，現有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在實現鄉村產業興旺方面往往會顯得力不從心，這就必然要求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吸引必要的返鄉下鄉創業創新人才。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辦法的關鍵是要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讓擁有承包地但不再依賴農業家庭經營收入的農民放心流轉土地。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讓職業農民能夠獲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從而吸引高素質年輕人成為現代農業發展有朝氣的新生力量。穩定承包權，促進農村勞動力更加合理地在城鄉和工農之間流動，促進小農戶有機地融入現代農業發展中，健全利益聯結機制，從而形成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的重要舉措，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關鍵應是構建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長體制機制。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12月1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盡量少靠行政支持示范基地等‘戴帽子的辦法，而應更多依靠改革并動用市場力量，實現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B17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就是要提升農業科技和裝備應用水平，實現良種化、機械化和信息化，實施質量興農戰略，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全程化監管，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加快構建社會化服務體系，應大力發展多元化的農業生產性服務，重點是深耕深松、機播機收、疫病防治等生產性服務以及烘干、收購等產后服務。構建現代生產體系和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才能有效地解決地怎么種和鄉村產業怎么發展等問題。
沿海和城市郊區等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以非農產業為主。這類地區的鄉村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外來人口與原集體成員的融合。有效保障原集體成員的財產權利，并讓外來人員能夠分享鄉村產業的發展成果，必須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合理界定集體成員，推進鄉村集體資產股權改革。
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發展鄉村產業中遇到的融資難融資貴、現代化農業設施用地不易獲得、用電價格偏高、社會負擔過重等難題，要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加大惠農強農政策實施力度。更多地發揮金融保險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積極作用。深化農業補貼制度改革，加快財政支持為主的農業信貸擔保公司向市縣延伸，發揮財政支農的倍數效應。在加強農村金融信用體系建設的同時，拓寬鄉村產業發展融資抵押擔保范圍，支持金融部門開展農業設施設備抵押貸款和生產訂單融資。深化農業保險改革，積極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拓展農業保險覆蓋自然災害、新技術應用和市場價格波動等主要風險源，提高可以補償全部農業生產成本的保險補償水平。
要改革完善財政補貼政策，更加注重支持結構調整、資源環境保護和科技研發等，探索建立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的利益補償機制。要深化糧食收儲制度和價格機制改革，最低限度降低財政補貼的市場扭曲效應，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保護生產者合理收益。2018年，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每斤已經下調0.03元，稻谷最低收購價應更大幅度下調，以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為優質綠色專用糧食市場發育創造積極條件。
總之，產業興旺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各地在制定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過程中有必要研究清楚產業興旺與當地經濟發展全局、城鎮化、農產品供給保障和農民增收以及農村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加快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形成現代鄉村產業格局，實現鄉村產業興旺。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農發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州學刊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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