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湖北省村莊集體患“腎結石”的敘事及解決方案
湖北省Z村位于湖北省中部。這個村莊，民風純補，是三峽移民工程的一個安置點。同時也是“中國農谷”所在地之一。整個村莊的人口只有幾千人而已。如今，和全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呈現出“空心化”的村莊模式。大多數的年輕人，受過教育之后，以此通過社會流動，完成“躍龍門”，而那些沒有以教育作為“垂直流動”的年輕人，往往通過去南方打工，或者到就近的城市（而非縣城，這樣的調查結果或許可我們的城市化建設一個參考）謀生。他們不愿意再回到他們所出生的那個地方。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丟面子”的事情。所以，他們的父母把所有的農業收入，省吃儉用，給他們在就近的城市里，付完住房的首付以后，就算是“大功告成”。而對于有兩個兒子（當地家庭一般都只有兩個子女）的父母而言，緊靠十幾畝地的兩季農作物的收入，完全付不起。據村民G說，現在當地的房價，在J市的郊區，至少也要五千多元。所以，一個八十平米的房子，就是一個不小的開銷，而如果這個家庭有兩個兒子，那么就要付出雙倍的成本。所以，父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去M市的石膏礦里打工謀生或去餐廳打工賺錢，以此來完成作為父母的“義務”。這個義務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幫孩子“娶妻生子”，按照當地的習俗，只要把兒子的婚事辦完，就算是“完成任務”（地方語言/地方知識）。生女兒的，也就是要出嫁以后，才算是“完成任務”，但是其女兒在出嫁的時候，也得賠上禮金，少則上萬。故此，在Z村，完成子女們的婚事，是他們的“養育子女任務的終結”。可能以后還會補貼，只要自己手里有點錢或者其他東西，父母都會給子女全部的所有。
進一步說，上文中我們提到的到石膏礦里打工的村民G。作為一個村莊的個案，我們在調查中得知，其工作的時候是沒有健康保護的，他自己是否可能患上塵肺病，他只能“聽天由命”。村莊的居民對他的評價很高，主要是覺得他身體好，能（而不是會）賺錢。卻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我們可以斷定，在一個高危作業環境下，塵肺病的在石膏礦里的爆發幾率應該是非常大的。只不過這樣的村莊沒有定期的體檢，他們也不注意體檢。有的村民在附近的油廠上班，熬夜加班是時常的事情。假如體檢的話，按照城市現代的身體健康標準，估計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合格的。但是他們為了子女的讀書費用和生活的家庭開支，特別是子女的婚事，熬夜加班或在高危環境下作業等等是經常的事情，面對這類非常糟糕的打工環境，他們的選擇幾乎都是“忍著”。他們發揮著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里評述的這種民族的品格——忍。
而“忍”有時候并不是說疾病就不會來“找”村民，反倒是疾病有時候隨著村民身體的衰老，以癌癥或者其它疾病的形式爆發和發應出來。在Z村，我們做了一個田野調查，以系統抽樣和結構式訪談的形式。僅僅一個村莊的一個組，爆發腎結石的概率，大約有90%（樣本容量50人，下同）；而因為患上癌癥死去的人大約有5%；其余的死亡原因是車禍或者自殺。因為癌癥而去世的人，更多的都是“忍”著不去醫院救治，醫療成本對于一個本來年收入只有三萬多元的家庭而言，著實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所以，“等死”是這個村莊的這類癌癥群體最大的“村民心智特質”。它既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亞文化，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主流文化。說亞文化的原因在于，他們的“忍”更多的還是會“弄點藥”或者“進教會”來緩解心理上的擔憂。等到不能“拖”的時候就會自己“想辦法”（自殺等），或者因為疾病而“自然”死亡。而對于患有腎結石的人群來說，本來在醫學上就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加之又可以拖很長時間，并不影響日常的農村生活和勞動，只是在病發作的時候非常疼痛。據村民L講，腎結石的主要是因為水質的問題，附近的村民幾乎都有這個疾病。除了子女們在外地謀生或求學的以外，剩余在村莊里的婦女們、老人們和男人們，幾乎每個家庭里都會有一個人患病。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據想象”。而我們調查了該村的周圍環境，沒有一家工廠等對水源進行污染。我們通過參與式觀察得知，他們的更多的取水方式是通過井水。眾所周知，井水是通過地面滲透下去的地下水（井深度大約只有二十米）。所以，可以判定的是，村民的集體性患上腎結石的主要原因在于井水。村民Y告訴我們，他們杜絕的辦法是，去堰塘里取水回來用和吃。
故此，這就需要考慮一個問題。怎么樣才能緩解這一個村莊群體的“集體陣痛”，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在農村社會保障的來加以解決。而學界應該站在農村生態安全和農民的疾病來反思這一問題的根源所在。通過既有的文獻可以得知，解決這一辦法的主要方式是搬走和脫離這一區域。因為原生的水質，不是靠“換血”能夠完成的。而如果站在民俗學的角度，村民們可能會搬走嗎？答案非常清楚——不可能。因為每一個中國的村民，包括從底層流動至上層社會的人，都會有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那種“鄉土情結”（費孝通，2005）。尋根文化，不僅僅是在文學的故事中被反復的提及，卻也在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中也該當重視。他們的“根”在何處（該村通常認為——上至祖宗三代），他們是非常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方的，何況這個村莊本身就是移民安置點。并且，我們還通過調查得知，當我們問及“因為水質問題影響你們的身體健康，你們愿意搬離這里嗎？”回答幾乎是“不愿意”的占99%。除了一些人可能有別的想法。這個數據恰好說明了我們在上述中的理論假設。因為文化的原因，他們是非常不愿意離開這個地方，而他們的子女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人生發展，離開的這個地方。這個“不愿意離開”和“離開”是兩個時代的人不同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說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們該對這樣的生態安全視野下的Z村（個案研究）做一個就地的解決方案。
所謂就地解決，就是按照村民的意愿，采取更好的方法來緩解村民因“腎結石”而引發的集體陣痛。我們的建議是：（1）可以通過采取過濾器的方式來改善食用的水質，而類如洗衣的水質則不用改善；（2）可以通過飲用購買的水資源（如桶裝水等）來飲用。村民們的收入（每個家庭均有十幾畝土地耕種）對于購買桶裝水而言，還是比較充足的。而平常的做飯做菜的水質，則可以采取過濾器的方式，在村民的家中所安裝的自來水（通過井水自供）管道上進行安裝和過濾。因為本文只是重點關注村民的疾病和飲用水的安全。所以提出這類的建議。而在全國的其他村莊，飲用水欠佳的也是存在的。因為這個數據，我們沒有調查到，所以還不敢說到底有多少農村的人畜飲用水欠佳。（3）政府不能在農村的社會保障上缺位和無視。對于因病而不能勞作，甚至是村民因病被逼迫而死的現象應該重視。以政府作為引導性的方式，進行根治。特別是在基層社會的醫療方面，應該幫扶那些患病的村民。他們畢竟是弱勢群體。
總而言之，這也就是一個因為調查而得之的“故事”與解決方案。我們有理由相信，以Z村作為個案的敘述，不僅僅是說只是解決Z村這個村莊的生態安全。而是因此而反應全國的底層農民的生活狀態。這種調查和敘事的方式，可能非學術化（類如《中國農民調查》、《黃河邊的中國》等都是非學術化的表達），但是可以從中得知，這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底層社會”和“農民的生活現狀”。更是一種“地方知識”。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問題，以小見大的來說，我們需要在不同的問題上做不同的方案來加以解決。因地制宜，加以重視。同時，我們還了解到，一些村莊的垃圾污染也很嚴重。這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另外一種農村生態安全。本文略微提及，頓筆于此，也就不加以分析和講述。同時，我們也覺得中國鄉村的疼痛還需要格外的改善，學界和政府“任重而道遠”。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作者系中國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本文刊于《中國鄉村發現》2016年第1期，此為原文，發表時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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