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３０年前，誰也不會清晰地知道今天的農村是這個樣子一樣，３０年前會是什么樣子，也是勾畫不出來的。即使勾畫出來，也不算數。
３０年前，中國的改革剛剛從農村發端，當時的改革，是從最邊遠落后山區年年要救濟的地方開始的。１９７８年，安徽小崗村１８村民以托孤（即如果失敗遭遇不測，孩子由其他村民撫養）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手指印，同年１１月，貴州日報以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通欄標題，報道了貴州極為貧困的頂云公社，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辦法。記得之后，小平有個說法，對于落后的地方，索性用丟包袱的辦法，讓他們去搞（大意）。出于解決農民吃飽肚皮的這些探索，在極度短缺的年代，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引領了中國改革的方向，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可以說，是農村的主動改革，推動了被動的城市。
３０年后的今天，星移斗換，中國農村的發展，必須依靠城市化的進程來帶動，農村成了被動的一方，沒有城市化的健康發展，進一點提高容納農民進城的空間，消除已有的２．５億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現象，中國農村的進一步改革，就沒有充裕的條件，農村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受阻。
我認為，這是中國城鄉３０年到了今天發生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即主導力量的變化。如果對這一點缺乏認識，其他都免談。下面就所提問題，說說想法。
依我的認識和所知，我認為農村比較理想的狀況是：農村的人力資源與土地資源，在可以利用的一切現代科技水平條件下，實現最佳組合。村僅作為一個農村社區存在，曾經由完全具備生產組織功能的生產大隊演變過來的村，將完全失去生產組織功能（現在已經大大弱化了），而由各種具備實體性質的合作社、公司等所取代。按公布數，中國現有耕地１８．２億畝，三分之二屬中低產田土。如果水利設施到位，中低產田土改造到位，大規模的集約經營到位，中國不僅可以實現糧食完全自給，而且還會有大量的糧食和農產品輸出，參與國際競爭。從而為合作社或公司等贏得更大的運作空間。在這種方式下，在大部分農村地區，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將消失，而出現合作社或公司等的股份成員，出現農業工人，出現農業工人家庭等。這依然可能是需要有國家保護政策的一個產業，但是，其間的組織者和生產者及其生存方式，和舊有的農民已經完全不同了。
但是，要達到這一步，涉及到若干重大問題需要解決。下面點到為止。
一、土地制度。之前的土改、互助組、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承包等一系列土地權屬關系變動，都是按照當時國家政策的分配式結果，而非交易行為。現在農民只擁有經營權。在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基礎條件下，中國最合理的農村土地制度，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如果有了頂層設計，如何打破既有框架，也是一個難題。而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土地流轉，生產力的大發展，難關重重。
二、土地的穩定產出和高產出，必須依靠完備的水利設施。未來的種植區域，必須與水資源的調度相符。所有的田土，都必須測土配方，大量的中低產田土要整治、要改造。所有這些都涉及大規模的投入。目前的水利設施、土地整治，幾乎都涉及到國家大規模的投入或部分投入。在這種投入和形成的產權關系下，如何使之與未來的種植區劃和土地經營規模相適應？舉個簡單例子說，一個大水庫，與數百公里的水渠相連，如果規模經營地在下游，上游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由于權屬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原因，隨便一個小動作，就扼住了下游的命脈。
三、生態重建中的若干問題。僅以林業為例，國家實施的有天然林保護、三北防護林、退耕還林等六大工程，還有難以盡數的各種工程，是防治水土流失、涵養水源，保障農業生產條件和全社會居民生活的重要條件。這些都涉及到國家的巨量投入，有的是國家補助，林農管護，從而構成了復雜的權屬關系。沒有林農的收益，就沒有生態保護，沒有明晰的產權關系，就沒有林農的收益保障。究竟該有一套什么樣的制度設計為好？
涉及到的問題非常多，說不完，知乎答題也不能寫得太長。就上述三個問題而言，就已經很難很難了。而現在國家要考慮穩定，要解決當前急需，出臺的不少新政策，在當前來說，是必要的，對今后的改革來說，又會形成新的障礙。比如，對現在土地承包權的固化，必然會大大增加土地流轉的成本，種糧補貼等惠農政策，已經具有剛性特征，而且未必是真正種糧的農民才得，今后該如何變動等等。
至于未來會不會有人種田，我在昨天關于“未來中國為什么越來越少人想種田？”中，已經答過了。不是大問題。新一代農民必然會產生，城市人、學有所成的人，都可能成為農村土地和種田的經營者。就說到這里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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