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庫存劇增的真問題之三
工業化與城鎮化，乃人類走向文明的目標與美好意愿的主要必經之路；在快速推進過程中，工業化、城鎮化的概念被異化，地區性糧食供需變化和總量、結構管理將成為困擾中國發展的重大難題。
時隔10余年，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政策調整，儼然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三農發展難題的最終解決還得找準著力點。早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開篇就重點討論過，在“市場社會”出現前就已存在兩種秩序格局：基于“習俗的”約定，賦予“指令的”安排。不同的是，那些傳統的或基于習俗的秩序，通常會有最悠久的歷史和史前史。作為補充，市場化初期和不完善階段，各種涉及糧食生產補貼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難題都會暴露得一覽無余，處在不同發展水平階段的各地區農業生產、農地經營和糧食供求關系能提供極佳例證。
讓我們做一道加減乘除法算術題，簡單算例也是針對糧食管理政策題注“硬”約束的注釋，對應的“軟”約束則是市場機制起作用的部分。有兩農戶A和B，他們從集體承包到的土地面積都是10畝。農戶A以地為生，農戶B脫離農業農地（或到外地打工，或在本地從事非農業生產）。到年底，無論種地還是不種地都需上繳公余糧，各種上繳農產品(000061,股吧)核計大米每畝40公斤；因國家實施農業補貼，將“三項”合計轉為大米是每畝35公斤。大米按市場平均價格核算每公斤4元，年底各家農戶都需上繳公糧400公斤，貨幣化稅收是1600元。能獲得1400元補貼，折算為大米是350公斤。事實上，承包了土地還在繼續種糧的農戶只繳納了200元（50公斤大米），承包了土地不再種糧的農戶不僅需用1400元補貼去購買糧食上繳國家，而且還要多支出200元。一旦讓糧食價格起作用，種地農民最終會真正得到2800元的國家糧食補貼。
長期看，國家糧食供給是穩定的，吃糧不種糧的剛性需求會自動完善糧價形成機制，一種趨于經濟學均衡的地域和家庭分工格局自然而然就被塑造了。
無數農民曾經都夢想吃“國家糧”，跳出農門；如今，就算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也都能吃上各式各樣的“商品糧”，形式上算是達到了理想目標。時代總會有極其相似的地方，曾經出現過又消失了的經濟生態，而如今又以新形式存在著，諸如田地拋荒、糧食存儲方式變化等。今年暑期，我的朋友在臨沂市莒南縣十字鎮調研，當地農民存糧在面粉廠，需要食用時再去取，類似于存款在銀行，可稱其為“面粉行”，農民家中基本不存糧。近年種植一畝地的支出約400元至500元；2006年時，收割一畝地小麥需要40元費用，今年收割小麥是50元一畝。該村70歲的一對老人，種地約7畝，一年收入在7000元左右。一年兩季種植的小麥和玉米畝產量都在1000斤左右，全部出售。因為戶主已年邁，正打算把承包地租出去。當地不同農產品種植的租金在每畝500元至1000元不等，相應的地租取決于轉租人種植什么樣的農產品。
筆者的老家在云南曲靖市師宗縣大同鎮，那里曾經的糧管所前些年成了養豬場，現在又建起了城鎮小區。近年來，勞動力老化越來越明顯，依靠烤煙為生的村莊，現如今煙農已減少了四分之三。曾經的水稻田或改種玉米，或在為數不多還未被占用、拋荒的土地上種植煙葉。2012年至2015年，有外地人租旱地種植三七，今年開始又種植玉米。近幾年來，河南、安徽的收割機開到了大同；僅剩的少部分青壯年勞動力邊在務工附帶著種植糧食。在決定糧食總產量的各種因素中，適宜種植的地理條件和氣候環境只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則是充足的勞動力、必需的生產技術和農民的種植意愿強度。我父親也曾吃過“國家糧”，在老家也不太可能再種地，而我們兄弟姐妹回家種糧的概率很小。我離開城市、放棄現在的職業回到老家種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大規模農業剩余勞動力被農業技術進步替代后，加之一輪又一輪被解放出來的人口被非農產業所吸納，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形勢變得異常復雜。
筆者把60余年全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數進行多項式擬合，當設定三次指數時，常數項是17136萬人，相當于1951年的第一產業從業人員，非線性方程擬合度高達0.92。巧合的是，2006年后實際就業和擬合兩條曲線基本重疊。據此推測，到2022年我國農業從業人員將會減至1億左右。2014年，農業就業人員已低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超過第一產業發生在2011年。在可耕地面積總量穩定的情況下，人地關系調整動力來自分工。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轉移出大量農業勞動力。時間和空間向度上，可流動的勞動力生產要素配置都已發生劇變，不可動的土地要素配置也隨之變化。一種可觀測到的結果，即農地經營方式在變化，機械化和集中化成為必然。
從“南糧北運”到“北糧南運”，農業中國經千年形成的糧食供需分布格局在近30年間才被改變。至2008年，北方糧食生產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積和產量分別占全國的55%和53%，南方糧食面積與產量占全國的份額均減至45%左右。工業化與城鎮化，乃人類走向文明的目標與美好意愿的主要必經之路；快速推進過程中，工業化、城鎮化的概念被異化，地區性糧食供需變化和總量、結構管理將成為困擾中國發展的重大難題。
作者系濟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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