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在國家和地方治理中，傳統家規、家訓、家風等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學界對相關概念的運用比較混亂，而以“家政文化”概括這些與家庭治理相關的內容，更具有整體感、包容性和規范化。“家政文化”在中國古代意義重大，是鄉村治理與國家政治之基石。近年來，“家政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顯，它承載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有利于反腐倡廉和制約鄉村干部腐敗，但也存在明顯不足。這就需要用現代性眼光激活傳統，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尤其是法治思維重建新時代的“家政文化”。
關鍵詞:家政文化；鄉村治理；歷史價值；現實經驗；現代重建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鄉村治理研究”（YZD2011-16）
時下，家規、家訓、家教、家書、家風等越來越受到重視，這在中國鄉村治理中表現尤為突出。不過，相比之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卻遠遠不夠，即使有所關注，也多是印象性的、個案的、籠統的，甚至是人云亦云，更缺乏歷史的、現實的和現代的維度。如何從學理層面切入，站在國家長遠和戰略發展高度，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審視鄉村治理中的家規、家訓等內容，并以重構的使命感進行觀照，這是最為重要和迫切的。
●“家政文化”內涵及其歷史價值
目前，包括學者在內的人們都有一種困惑，那就是不容易給家規、家訓等內容定義。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往往也不統一甚至有些混亂：有的用“家規”，有時又用“家教”，還有時用“家風”，等等。這就帶來實踐與理論的雙重困境，即到底怎樣使用和規范這些與家庭有關的概念，從而避免理解的偏差和使用的混淆。沒有對“家”的相關概念的辯證，就很難正確使用它們，也無法深入探討，更無法發現其歷史價值。
在中國傳統中，與“家”相關的概念很多，與“家規”相關的說法也不在少數。就后者而言，最常用的稱謂有：家規、家訓、家政、家教、家法、家戒、家范、家禮、家書、家譜、家學、家塾、家德、家風等。這些說法雖大同小異，但又有不同的內涵與價值，在此我們用“家政文化”進行統稱，以便于規范和使用。其實，在“家政文化”內部也可進行分類：家規、家法、家戒等屬于“硬件”部分，而家學、家德、家風等則屬于“軟件”內容，其中家訓、家范、家禮、家書等介乎于二者間。
之所以用“家政文化”這個概念，主要有以下方面考慮：第一，“家政”可將家規、家法、家風等內容包括在內，是一個更豐富更完整的概念。現在一般人簡單將“家政”理解為家政服務，與保姆、月嫂、保潔、護理聯系起來，其實在中國古代它是“家庭和家族內政管理”之意。明代方孝孺在《與采苓先生書》中說：“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云。”第二，“家政”與“國政”相關聯和對應，以突出其與國家政治的異同。《東周列國志》第78回：“季斯起初任為腹心，使為家宰，后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在此，“家宰”和“家政”都有“管理家中事務”之意，與“國政”相對。第三，“家政文化”更有彈性，它既可包括家規、家法、家戒等硬件，也可包括家學、家德、家風等軟件，還可將家訓、家范、家書、家譜這些兼具硬件和軟件的內容統攝其中，從而形成一個更具兼容性的稱謂。如此，即可避免用“家規”“家風”等任何一個概念都難進行規范的局限。
在中國古代，“家政”遠非今人所理解的“家政服務”那樣狹窄，那樣與“政治”無關，而是與國家政治一樣重要，甚至是作為國家政治之基石存在的。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是因為：
其一，中國古代更重“家”和“家族”，相對忽略“國”的重要性，有的地方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族崇拜觀念。梁漱溟說過：“東方很重視家庭，并且似乎嫌其太過，而西方比較很差。東方人的個性很少一種伸展，個人算是家族中的一部分；西方則個人獨立，所以家庭不甚重要。但是中國人那樣個人埋沒于家庭之中，甚至連國家都不理會，也是太過。”可見，在不少中人心目中，“家政”遠比“國事”來得重要。
其二，中國古代專制社會等特點，決定了鄉村治理的家族化。由于中國地大物博，也由于古代交通極為不便，還由于中國農村人口眾多，更由于封建專制統治主要集中于縣級以上，這就造成國家在廣大農村的管理薄弱和權力缺位。那么，封建統治者是如何實現其統治呢？這主要是通過鄉村精英及其家族統治。因此，“家政”就成為中國古代國家政治的另一形式，是不可忽略且具實用性的一種政治形式。如果說，在中國古代，國家政治是顯在治理，那么，“家政”則具有潛在、內在的特點，是國家政治的基石與補充，不論在廣度、深度還是在效果上，都是不可代替，也是超過想象的。
其三，在祖先崇拜與家規家訓尤其是家庭成員間的誠信友愛中，包含了更多的“家政”智慧。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從國家層面治國理政固然重要，但“家政”及其“家政文化”是一筆具有獨特性且相當珍貴的財富。如《孔氏祖訓箴規》中有言：“為子孫者，勿嗜利忘義、出入街門，有虧先德。”又如《錢氏家訓》表示：“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再如《子凡四訓》中說：“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茍在一身，雖多亦小。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在為自己起念，全是為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這些執政為國為民的家訓，在中國古代“家族崇拜”中相當珍貴。浙江浦江“鄭義門”中有《鄭氏規范》，其中規定：“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頗資勉之，既仕，須奉公勤政，毋踏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過于留戀，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一遵家范，違者以不孝論。”“子孫倘有出仕者，當早夜切切以報國為務，撫恤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毫厘妄取于民。”“子孫出仕，有以贓墨聞者，生則于譜圖上削去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正由于此，從宋元到明清，鄭義一門人才輩出，為官者多達173人，但卻無一人因貪墨被罷官。可謂“孝義傳家九百年”。這種家教可謂齊家治國之精華，是“家政”向“國政”的升華。有人這樣概括《孔子家語》《顏氏家訓》《朱子家訓》等的價值，它們在關于品行端正、苦學成才、學以致用、勤儉持家等方面都有精彩論述，其中的“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已家喻戶曉，為人所樂道。明代王陽明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中提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總之，恭良溫儉讓、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古代“家政文化”的核心內容，對于國家政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家政文化”是個總稱，它是中國古代與家庭和家族管理相關的文化集合。相對于“國政”這一“大政治”，“家政”屬于“小政治”，是一種具有相對封閉性、內在化和特殊性的“潛政治”范圍，是對于“國政”的有效補充、豐富，具有奠基、推動和潛移默化之功。而建立于“家政”之上的“家政文化”在歷史上更是意義重大。
●“家政文化”的當下意義
中國古代“家政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不可忽略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財富。然而，“五四”以來，它卻受到質疑、批判甚至否定。可以說，傳統“家政文化”在近現代以來受到難以想象的重創。那么，何以在百年時間的斷裂甚至空檔后，今天又重現“家政文化”的熱潮？其現實意義何在？這是需要認真探討的。
首先，與黨和國家的倡導，尤其是領導人的高度重視直接相關。近年來尤其是近幾年，全國上下掀起了家規、家訓、家教、家書的整理、重建熱潮，這在鄉村治理中最為突出。其間，各級黨委和政府用力最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倡行更是功不可沒。習近平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指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緊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促進家庭和睦，促進親人相親相愛，促進下一代健康成長，促進老年人老有所養，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由此可見，家庭、家教、家風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國傳統的家庭美德已被習近平放在“國富民安”治國理政的高度來看待。
其次，與腐敗之盛行和反腐倡廉關系密切。今天，腐敗成為國家發展的頑疾，有的領導干部目無國法、貪污受賄，而基層干部更是“小官巨貪”。究其因當然有多種，但一個普遍共性即是缺乏“家教”，沒有養成好的“家風”。具體表現在：一是不少領導干部不管、管不住、管不好自己的家人，于是妻子兒女橫行鄉里、大肆斂財；二是有的領導干部縱容甚至指使家人、手下人違法犯法，從而成為貪腐的根源，也成為家人與手下人腐敗的保護傘；三是一些領導干部自己以身試法，他們心中根本沒有原則和底線，其言行甚至達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反映了其缺乏最基本的家教和教養。與此同時，金錢崇拜與社會道德敗壞也成為當前治國理政和新農村建設的難點，它們與家教的缺失和家風的敗壞直接相關。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領導干部作風的重要表現。”“每一位領導干部都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時，嚴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可見，是官員腐敗和世俗民風異化迫切需要借鑒傳統“家政文化”，從根源上抓起，方有希望改變現狀。
再次，與近年“國學熱”尤其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有關。“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新文化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激烈地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將重點放在儒家上。如陳獨秀在《憲法與孔教》中說：“孔教之精華曰禮教，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根本。”“‘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錢玄同說得更激烈，“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成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還表示：中國的書籍應統統燒毀，中國的戲館要全部關閉，“我所愛的中國是歐化的中國”。所有這些自覺不自覺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某種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學熱”興起，尤其是“新儒學”在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各地復興，其聲勢不可阻擋。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儒學和國學講壇與論壇風起云涌，數百所孔子學院遍布世界，民間大力修復和建立孔廟與文廟，孔子銅像和儒家人物銅像也遍及各地，成人和兒童的讀經活動廣泛開展，祭孔與弘道等活動也得以肯定和支持，研究儒家文化的論著汗牛充棟。如果從這一角度，就不難理解：傳統“家政文化”被我們重新發現和發掘，并成為包括鄉村治理在內的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
最后，與突破長期以來“家”與“國”的分離，進行新的整合與建構有關。近現代以來，我們雖將“家”與“國”統稱，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從而克服了中國古代重“家”輕“國”的局限。但是，也要看到另一傾向，即輕“家”而重“國”。這是因為五四文化革命的向度，就是沖破封建家庭對人性的束縛，從而走向更加廣闊的天地，成為“國”之有用人才。在此，“家”與“國”形成了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家庭”和“大家族”成為束縛人的牢籠，而新社會則成為“國”之象征。為了表現這一主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不惜在“祖與子”“父與子”“母與子”“夫與妻”之間進行矛盾與對立的艱難對決，而最后往往都是以“子輩”對于“長輩”的勝利，以家庭的分裂宣告結束。這在巴金的《家》《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魯迅的《傷逝》和《離婚》等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因為按照西方現代性邏輯，像《家》中的高老太爺就是扼殺覺新等年輕人的劊子手，《雷雨》的悲劇性根源也在周樸園這個封建家長身上。總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為突破中國傳統家庭文化的束縛，在走向社會和具有天地之寬時，離“家”也是漸行漸遠，甚至出現當代文學中李雙雙這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女強人形象。近現代以來，我們往往更重“國”中之人，而忽略了“家”中之人的建構，于是傳統“家政文化”在中國現當代自覺不自覺被忽略甚至拋棄了。換言之，“五四”以來的文學和文化變革過于相信和依靠西方的價值觀，確實造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斷裂，從而導致“家政文化”資源的遺失。時至今日，新的時代與新的發展有必要將之尋回，并使之進一步發揚光大。
“家政文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那么它必有其合理性。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一部分，當代和當前社會發展不可能與傳統完全割開，因為某種程度上說，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一書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有一定道理的。換言之，當前社會實踐和長遠發展迫切需要繼承、借鑒和發揚中國傳統“家政文化”的精華。
●鄉村治理借鑒“家政文化”經驗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鄉村治理中愈加重視“家政文化”經驗：起初是由一些地方進行試點探索，隨后逐漸得到廣泛普及，現在幾乎是全面開花結果。只要你走進鄉村，幾乎隨處可見關于“家規”“家訓”“家風”的宣傳，而“家政文化”的有關內容及其精神也逐漸滲入廣大干群的言行與精神世界。這對于改變鄉村社會的政治、道德、風俗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也提供了可資借鑒與推廣的成功經驗。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擇取中國古代“家政文化”，這是當下鄉村治理的第一條經驗。
應該說，中國古代“家政文化”極其豐富、駁雜，充滿著各種復雜性與變化，如果沒有一定的理性自覺和目標感，進入其中必然迷失方向。這在鄉村治理中尤其重要，因為鄉村干群的文化與理論水平并不高，視野也受到一定限制，這就為其正確選擇設置了障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字是最為集中和精煉的概括，極有助于借鑒和運用“家政文化”，從而避免了盲目與混亂。概括而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更多吸收了西方的現代性理論，和諧、敬業、誠信、友善更多借鑒了中國傳統的“家政文化”，而富強、文明、愛國是每個民族的奮斗目標與理想。如此進行對應，當前中國鄉村治理在借鑒中國傳統“家政文化”時，往往更重互助友愛、誠信和諧、品行端正那些“軟文化”內容。近兩年，浙江海寧把家規家訓作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抓手，家規家訓重回人們視野和精神世界。陜西渭南市“以家規家訓建設為切入點，以良好家風帶政風、正社風、促民風，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落小落細，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路子”，不少鄉村“都在利用宣傳專欄、村居文化墻、公園廣場、課堂講座、家中廳堂等，用匾額、屏幅、冊頁、書畫、展板、電子民屏等形式，對好的家訓家規和家風故事進行展示和宣傳，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讓群眾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濃郁的傳統文化”。上海奉賢區認為：“‘家訓家風’是‘賢文化’在治家育人方面的具體表現，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天然相接，與精神文明建設工作自然契合，‘好家訓好家風’培育活動是落細、落小、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載體。”可以說，有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把標尺，中國古代“家政文化”就會得到較好的取舍和創造。
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使得中國古代“家政文化”得到運動式推動，這是當下鄉村治理的第二條經驗。
以往，我們總習慣于站在西方民主與自治角度來看待中國的鄉村治理，于是得出“其民主與自治程度和水平不高”的結論。因為中國政府往往給予過多的關注甚至指導，有的還帶有行政命令的色彩。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則是錯位的，因為這種觀點沒有將中國鄉村的實際考慮在內。試想，如果改革開放之初的村民自治沒有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巨大推動，其快速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家政文化”在鄉村治理中的廣泛、全力和深入推進也是如此，它與黨和各級政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既保證了其正確的方向，又整合了資源，還提高了效率，并調動了鄉村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如果將之視為鄉村治理的“第二次革命”亦不為過。因為早在20世紀80年代，村委會的產生和村民自治的開展就被稱為“第一次革命”，那是一次政治制度變革；今天，“家政文化”在鄉村治理中得以傳播和推廣，這無疑是一次關于世道人心的變革。二者在邏輯關系上具有遞進性和超越性。如浙江麗水龍泉市委宣傳部于2015年8月3日下發通知，內容是關于舉辦“最美農村文化禮堂”和“好家風、好家訓、好家規”攝影大賽。以便充分展示其農村文化禮堂“一村一色”“一堂一品”的特色，也通過弘揚“好家風、好家訓、好家規”，贊美和諧家庭、鄰里互助、家風傳承、美麗庭院創建、文明新風樹立。為更好開展活動，展示農村文化和家庭人文精神，展覽還設立金獎、銀獎、銅獎和優秀獎，并頒發證書和資金。浙江金華義烏市于2015年7月7日下發通知，擬舉辦“關于在全市農村文化禮堂開展‘曬家訓村訓比家風村風’活動”。其中有這樣的規定：一是加強組織協調。二是注重結合融入。三是建立長效機制。與此同時，活動還設置1萬元、8000元、3000元三個層級的補助金。由此觀之，地方政府對于鄉村治理中的“家政文化”建設給予高度重視和制度安排。
根據鄉村具體情況，建立適合自己的“家政文化”，這是當下鄉村治理的第三條經驗。
由于中國廣大鄉村幅員遼闊，情況非常復雜，所以在以“家政文化”參與鄉村治理時，有各種不同的探索，這些探索既具有地方經驗，對于全國鄉村也不乏啟示作用。
1.以“家政文化”來建設廉政文化工程。如浙江溫州鹿城區樟里村通過在墻壁上“曬”家規家訓，達到清白做事做人的目的；鹿城區通過廉政文化示范點、廉政一條街、廉政街鎮等建設，達到廉政文化建設的目的。
2.建立家風家訓陳列館，幫助鄉村治理。如浙江金華市金東區建立全市首家農村家風家訓陳列館，即嚴氏家風家訓陳列館。這個陳列館在廣泛征集嚴子陵家譜資料的基礎上，經提煉整理而成家規家訓10條，分別以“孝、尊、教、勞、謹、制、宗、律、貞、守”十字為統領，從而體現嚴氏的核心價值觀。
3.以“黨建+好家風”方式，助力鄉村治理。浙江臨安市積極探索“黨建+好家風”治理方式，深入開展“黨員干部好家風”主題活動，助推好黨風、好作風，帶動好村風、好民風，以提升鄉村治理水平。
4.通過“家規家訓進農家”，提升鄉村治理水平。以岳陽市君山區為例，通過有威信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教師等“五老”成員，深入各鄉鎮，對農村傳下的家規家訓進行收集，從和諧、孝道、家教、勤勞、節儉、勵志、修養等方面進行分類，制成800多條家規家訓牌匾，并根據村民的選擇愿望，送發給他們。該區還建立“五老幫扶責任制”“道德協會會員幫扶責任制”，每個成員都明確“家規家訓”的幫扶對象，采取“一幫一”“多幫一”的形式與家庭青少年結對子，統一建立“兩簿”（會議與學習紀錄簿、好人好事登記簿）、“兩冊”（“五老”志愿者花名冊、留守兒童花名冊）、“一表”（青少年家庭狀況登記表）、“一臺賬”（“五老”與青少年結對幫教幫扶信息臺賬）。這種幫扶制度要求每周登記，每月檢查，每季講評。到2012年，君山區112個村居委會都建立關工委、道德協會，共有在冊“五老”人員、道德協會會員8000多人，并幫扶青少年12000余人。為保證實效，君山區關工委還制定“家規家訓進農家”考評制度。
5.“學家訓、立家規、樹家風”，以促進鄉村治理。如浙江東陽鄉村社區首先采取學習舊家訓的方法，從老故事講出新道理；其次注重立家規，從新故事中提煉出為人處事之理；再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讓老家訓與新家規融為一體。在單良村的文化禮堂，經征集確定的家規，被編成“價值觀四季歌”，其內容為：“文明孝道是根本，誠信立業貴如金，感恩社會風氣正，友善待人愛為先。”2014年，東陽在73個建有文化禮堂的村，發起寫家規活動，村民共寫15220條家規，從中選出450條好家規。各村再根據本村實際，制定村規。而這些家規村規成為村民的傳家寶，以及自我約束、相互監督的規矩。。
在當前的中國鄉村治理中，傳統“家政文化”以不同方式得以體現，并從不同側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家政文化”的現代轉型及其重建
由于中國當代鄉村治理對于“家政文化”的重視較晚，也由于中國古代“家政文化”的復雜性，還由于當前我們的“家政文化”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更由于未來中國“家政文化”建設的高標準，因此，傳統中國“家政文化”在鄉村治理中需要進行現代轉型，更需要進行現代化重建。
一般意義上說，近年來中國鄉村治理中的“家政文化”收效不小；但嚴格說來，它還存在不少根本問題，從而限制了鄉村治理的發展及其進程。概言之，目前中國鄉村治理中的“家政文化”建設有如下不足：一是跟風式建設為多，真正潛心下來進行富有創見的探索者并不多，這就形成一陣風的印象。二是從中國傳統進行吸收者多，而具有自主性的當下創造者少。三是不加區分、一股腦兒地拿來者多，而能用現代意識與眼光進行擇取者少。四是缺乏科學性、系統性與前瞻性，這就造成“家政文化”羅貫而出，難以分類，即使有所分理，往往也是簡單化和機械化的。五是與包括中國鄉村治理在內的國家治理要求還有較大距離，從而造成古代“家政文化”與現實社會生活“兩張皮”的現象。換言之，目前中國鄉村治理中的“家政文化”處于尷尬境地：一方面，黨和國家迫切需要學習借鑒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廣大鄉村尚未獲得將中國古代文化傳統進行現代性轉換的能力與方式。可以說，“家政文化”建設是目前擺在鄉村治理面前一個重大難題。我認為，要真正實現這種現代轉型，必須突破困局，以強烈的問題意識重建新時代的“家政文化”。
第一，中國古代“家政文化”必經現代意識的甄選、鑒別、激活與燭照，才能進入當下中國的鄉村治理之中。
眾所周知，包括“家政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曾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其中固然有簡單否定之弊，但也不能因此將新文化運動本身否定掉了，否則就會出現新的復古。如毛澤東曾特別強調，新文化運動啟迪了一代青年人。五四愛國運動之所以發生，就是由于一批青年覺醒的結果。1942年，毛澤東還指出：“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有學者也指出：“可以說，正是由于袁世凱和張勛接二連三地復辟，重新恢復帝制，以及像康有為這樣維新運動中的激進人物都主張要把孔教奉為國教，列入民國時代的憲法，都擁護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慮和深思。‘五四’先驅者覺得，中世紀的封建文化思想還深深地統治著人們的頭腦，所以需要一場新文化運動，所以需要文學革命。”而事實上，中國古代“家政文化”的不少內容未經現代性選擇，就輕易進入當下中國鄉村治理甚至國家治理，這是一種需要提防的傾向。如不少地方讓兒童穿上漢唐服裝，仿效古人讀經，如果將之作為一種禮儀來做未嘗不可，但作為一種教育方式是有害的，因為它沒有將中國古代的封建思想與現代意識分離開來，也是用一種現代教條去簡單地承襲過去。另有一些村莊直接將《弟子規》置于村中作為“村規民約”，雖有一定作用，但畢竟有簡單搬用之不足。還有不少鄉村以“孝”治村，全國有不少地方在文化墻上繪出二十四孝圖，如安徽銅陵市郊區大通鎮河南嘴社區甚至將“二十四孝圖”作為家規村約繪于村莊墻壁，讓村民孩子觀瞻仿效。又如在河南伊川縣呂店鎮溝張村，文化廣場上建起了“二十四孝圖”文化墻。這就值得注意和警惕了。因為已被“五四”批判過的封建孝道倫理是不該在當下照單全收的。在“孝”的問題上，我們既要避免像毛澤東所批評的“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的怪圈；也要避免不加分辨地又回到中國傳統的“愚孝”中去。即使將中國古代“二十四孝圖”公之墻壁，也要有繼承有批判，更要有現代性的激活與燭照，以便更好地為我們當下所用。
第二，既要歷史地看待中國古代“家政文化”，又要現實地建構現代“家政文化”。
當下不少鄉村治理在處理“家政文化”時，極容易產生歷史與現實的錯位。似乎中國古代與現代的“家政文化”不存在時代差異與環境之變，可以隨便搬來即可運用。其實，歷史與現實是有很大差異的，有的甚至具有本質性區別。如封建專制時代的家庭和家族較大，也比較復雜。而時下以“小家庭”為主，于是家庭關系尤其是長輩與晚輩的關系也就變得簡單和松弛多了。如此關系之巨大變化，就必然帶來“夫妻關系”重于其他家族關系，因此如果過于講究“孝”尤其是趨于極端的“孝”，這既不可能也不健康。魯迅在《我們怎樣做父親》中說過：“‘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還有，中國古代的家庭與家族特點，決定了比較強調“家規”“家法”；而現代的家庭比較重視人格獨立，因此就不將“家規”和“家法”放在首位，甚至過于講求“家訓”也易流于不尊重人格與平等精神。換言之，現代家庭應多重“家政”的文化部分，即那些具有軟性的“對話”、“協商”式交流，即使對孩子也是如此，更何況在大人之間。因此，在借鑒中國古代“家政文化”時，一定不能不顧“歷史”“時代”與“家庭”變遷，還自覺不自覺遵循封建時代的“訓”“規”“教”“約”與“制”等“束縛”力量。同理，對于中國古代“家政文化”的“忍讓”與“和諧”傾向，也要做辯證理解：一面要看到這些因素有助于家庭與社會的穩定發展，但也要看到其對于人性與個性的壓抑甚至摧殘，這也是五四文學作家與哲人警醒和批判過的內容。如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奴性，就始于這種過于容忍與和平的人格，所以提出“張靈明”和“任個性”的深刻思想。林語堂曾表示：“遇事忍耐為中國人的崇高品德。”“然而這種品德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這種對污辱的承受力被賦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倫理學諄諄教誨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可見，在鄉村治理中，一定要辯證理解中國古代“家政文化”的一些內容，不能不顧歷史語境簡單挪用、套用，因為時代、時局與時勢變了。
第三，“家政文化”是“國政文化”的補充，這就需要處理好它與鄉規民約、村民自治以及國家法律的關系，更需要發揮其獨特功能。
從“權力”的功用上說，當前的“家政文化”遠不能與古代相比，因為后者有獨立的處罰權甚至執法權，所以古代有嚴厲的“家法”和“家規”，一旦有人違犯，就會受到處罰甚至嚴懲。那些因為失德而遭沉潭的女性是如此，那些因偷盜被杖打致死者亦是如此。然而，今天的“家政文化”則沒這個權力，它不可能無視鄉規民約、村民自治精神，更不能獨立于國家法律之外。在此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要盡量發揮“家政文化”的軟件部分，即教化熏陶、以身作則、激勵作用，即使設立家規民約也應是軟性的，應更強調其“文化”內涵。二是將“家政文化”作為鄉規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的基礎，同時又能保持鄉規民約和自治章程的“硬性規定”，不使“家政文化”突破鄉規民約的底線與原則。三是保持村民自治制度與精神的獨立性與價值尊嚴，不能因強調了“家政文化”，就破壞了原來的制度規定，因為某種程度上說，《村組法》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四是“家政文化”永遠不能違背或超越國家憲法的范圍與規定，因為與“國政”之“大法”相比，“家政”是“小政”或“微政”，是更具內在性、彈性和柔性的一種治理方式。從此意義上說，當下及其未來鄉村治理，“家政文化”的范疇較小，功能較弱，一定不能過分夸張其權限；但另一方面，“家政文化”的人格境界、道德力量、精神高度卻要有很大增殖的，且要不斷顯示其巨大滲透力與影響力。基于此，鄉村治理中的“家政文化”重建，應在“法治”等前提下，淡化刻板的家規、家法、家訓，而在使“家政”向“文化化”“人性化”和“審美化”邁進。比如，應加強圖書、書畫、情感、形象、審美在“家政文化”中的感人力量，避免教條式的文字羅列尤其是長篇累牘的說教文字。
從表面和硬件看，經過現代重建的“家政文化”似乎比中國古代的內涵變窄和弱化了。其實，就根本精神與巨大彈性來說，它無疑是更有張力、活力和韌性了。這最主要表現在：它更貼近廣大鄉村的根性，更符合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適應國家文化的戰略發展，更顯示出現代性的包容與兼容力量。
作者簡介:趙秀玲，196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基層治理與民主建設”首席研究員。出版《資政智慧》《中國鄉里制度》《村民自治通論》，主編《走向基層治理現代化》《中國基層治理發展報告》等著作。在《政治學研究》《歷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表論文近百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等轉載數十篇。《資政智慧》獲第二屆全國青年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主持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課題“中國鄉里制度研究”等。主要研究領域:政治理論、鄉村治理、基層民主。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索》2017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