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除了受人多地少、自然災害頻繁等資源剛性約束外，農業還因為采用了高投入、高產出、高污染、低效益為特征的“三高一低”粗放型模式，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表明，農業總化學需氧量（CODcr）、總氮（TN）和總磷（TP）排放量分別為1324.09萬噸、270.46萬噸和28.47萬噸，分別占總排放量的43.7%、57.2%和67.4%。農業源污染已成為環境保護的控制關鍵。
在此背景下，我國農業的發展目標已不再局限于在資源約束下確保農產品基本供需平衡，還必須充分考慮到資源承載能力及其可能導致的環境問題。2016年11月4日《巴黎協定》正式生效，為2020年以后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方向和目標。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巴黎大會前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中承諾：二氧化碳（CO2）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盡早達到峰值，單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理應為“國家自主貢獻”作貢獻。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農業的發展任務還很重，糧食安全依然脆弱。尤其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會對農業提出更高要求。
傳統農業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傳統農業發展方式是指為了單純獲得農業產量的增加，不計代價地增加要素投入數量和規模，靠高投入獲取高增長的增長模式。因為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剛性約束，其給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造成極大壓力。作為獲得農業增長的一般途徑，其既可以表現為處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傳統農業，也可以表現為高技術水平的“石油農業”。在傳統農業中，其主要偏重于提高土地生產率，不計代價地利用傳統手段對土地進行替代，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包括“內卷化”、“過密型”農業模式等。以石化能源為基礎，以高投入、高產出和機械化、化學化為主要特征的“石油農業”，曾經被視為消滅饑餓的主要希望，但其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特征和生態環境的負外部性特征正不斷暴露出其經濟、生態威脅，因此“石油農業”應該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階段性產物。
在改造傳統農業過程中，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大都有意無意地采用了“石油農業”為代表的“三高一低”模式。該模式為人類解決“馬爾薩斯難題”作出了貢獻，但也越來越不具備可持續性。我國農業剛性約束無法支撐該模式。人多地少一直是我國農業的最大資源約束，可耕地持續減少，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農業比較優勢亟須升級。石化能源屬于非再生能源，供給總量有限，“石油農業”面臨尋找替代能源的問題。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承諾，到2030年左右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這為“石油農業”增加了新的約束。
另外，該模式因為其環境的負外部性特征導致我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有統計表明，我國糧食單產的1/2、總產的1/3來自于化肥的貢獻，化肥農藥占到了糧食總生產成本的1/4。不同于工業點污染易于進行末端治理的特性，農業面源污染具有復雜性、隨機性、廣泛性、不可逆性和難監測性等特點，治理難度更大。總之，從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承受能力來看，以“石油農業”為代表的傳統農業發展方式不具備可持續性。
構建綠色生產率指數
實現波特式“雙贏”發展
從傳統意義上資源與發展的“兩難困境”，到當前資源、環境與發展的“三方糾結”，不同國家關注點各有側重。例如，氣候變化談判中CO2排放總量、單位GDP的CO2排放量和人均CO2排放量等控制指標，本質上都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關注點，“國家自主貢獻”約束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點。環境績效指數（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主要通過對環境保護、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空氣污染等方面設置綜合指標體系來評估環境政策的有效性。環境庫茲列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主要用于描繪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關系，EKC拐點及其存在性是一個討論重點。綠色GDP核算體系目前還存在較大的現實操作困難。
新古典增長核算框架將經濟增長源泉分為要素投入增長和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兩個方面，相應地，可將增長模式分為要素投入驅動型和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兩種類型。一般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擴大TFP對增長的貢獻。與傳統農業發展方式相比，現代農業發展方式的最大區別在于注重要素投入以外各種因素對產出的貢獻，依靠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從根本上跳出高投入、高增長的發展路徑。這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結構優化、制度創新、效率改善等。但其除了要求資源節約外，還要求環境友好。經濟學常將環境污染物視作具有非市場性質的非合意產出，一般TFP分析僅考慮了具有市場性質的合意產出和傳統生產要素，也就無法考慮環境約束對產出及生產率的影響。
因此，如果能在TFP框架中納入環境約束，那么就可以兼顧資源、環境與發展三者的關系。我們將環境約束下的TFP指數定義為綠色生產率指數，其可以通過兩個思路來核算：一是將污染治理費用視作要素投入，與一般要素投入一起納入傳統核算框架生產合意產出；二是將環境污染物視作一種不受歡迎的非合意產出或副產出，與合意產出一起納入多產出模型被生產出來。這樣，綠色TFP框架使得捕捉環境污染的真實經濟效應成為可能，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納入一個統一框架。
綠色生產率框架是對一般TFP分析的擴充和發展，實質上為中央政府的“兩型”理念提供了一個替代性分析框架。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實施環境規制會提高生產成本，降低競爭力，損害經濟發展。波特認為不能簡單將環境規制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環境規制能激發創新，對沖因為遵循環境規制而引發的成本，提高競爭力，即波特“雙贏”假說。筆者認為，新古典假說和波特假說實際上反映了對環境規制短期與長期的兩種權衡。實現波特“雙贏”，本質上就是要在實施環境約束下促進綠色生產率增長，否則就有可能陷入“新古典陷阱”。
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不是簡單地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要落實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在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基礎上實現綠色生產率驅動，促進環境質量和生產率共同提高。農業曾經歷了以高產良種和矮桿化為中心的第一次“綠色革命”，目前正在經歷以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為中心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其同樣需要一場“綠色生產率革命”來轉變發展方式，實現波特式“雙贏”發展。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