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教授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城市研究所所長，雖已年近60，但仍筆耕不輟，努力思索著全球經濟衰退以及中國經濟下行的根源這一宏大命題，并力求開出對癥的“藥方”。上個月，周天勇將自己近年來經濟學理論探索的成果付梓，出版了兩本著作《跨越發展的陷阱——推進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突破性改革方案》、《繁榮的輪回——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的一個邏輯解釋》（與王元地合著）。財新記者近日為此專訪了周天勇教授，請他就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諸多問題發表看法。
人口增長決定了20年后的經濟增長
財新記者：你在新書中重點研究了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結論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長率決定了20年后的經濟增長率，這個結論是怎么推出來的？如何在邏輯上論證？
周天勇：我們先是通過回歸分析發現這么一個規律，隨后又在邏輯上把它的內在機制弄明白了。
第一，一個人剛生下來，他有潛在的需求，但是還不是有效的需求，即有貨幣收入和支付能力的需求。一般要等成長到20歲以后，他就開始工作、有收入了，在這個節點上，滯后20年的人口增長就開始刺激經濟增長，消費需求一下子放大，他們由潛在的有需求的人口變成有支付能力的人口。這是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還是從消費上講，一般人在20歲以后要結婚生子（人口再生產），就要增加很多消費，家庭消費支出擴大，要買房、買車，對一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也增加了，整個需求就擴大了。當然，這個問題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看，一個人可能從20多歲就進入勞動年齡，開始就業、創新、創業、投資等，成為經濟增長的要素供給和投入。
財新記者：也就是說，人剛生下來只是消費，而不生產，但是，20年后變成創造收入的勞動力了。
周天勇：雖然一個人20歲以前也有消費，但他的消費還是間接的，是靠他父母的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等他20歲以后從原來的沒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人口變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人口了，這是不一樣的。我們發現數理上的模擬也是這樣的，就把20年左右前的人口增長影響20年后的經濟增長這個內在的機理論證了。就是說：20年前的人口增長率決定20年后的經濟增長率。當然，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完全一樣，隨著社會發展，有些國家的工作年齡或者結婚年齡可能推遲。
財新記者：所以說，是20年左右。
周天勇：對，人口增長滯后20年左右決定經濟增長，這應當成為經濟學分析的一個定理。
財新記者：在這個定理里，似乎主要說的是人口數量的影響，人口的其他方面呢，比如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影響？
周天勇：人口增長曲線向上，比如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說明人口結構里年輕人在增多，加上人均壽命延長，人口在20年以后可能還是增長的。人口持續增加，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出生的多，第二是人的壽命增加。
如果說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上，就說明生的孩子比老人多，比如說，2.5的生育率就是一個家庭生2.5個孩子，老人是2個，這樣一個人口結構關系到20年以后就是年輕人多。如果人口更替水平在2.1以下，比如1.5，那么就是1.5個孩子，2個老人，這樣一個人口結構關系就是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說明人口在下行。
財新記者：受教育程度呢？
周天勇：受教育程度和我們現在講的經濟衰退是兩個概念。比如說這個社會，人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生產力水平提高，總供給可能更加過剩。其中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普遍化問題，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的成本問題。如果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口的投資就加大，人口生育和撫養的成本也越高，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下行，邊際總需求就會遞減，原有的生產能力不能及時出清，那會導致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如果受教育的這些人是結構性的，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多，有一部分人受教育少，那么，可能知識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財富分配往這方面集中，但是，受教育程度低的那些人得不到財富又導致生產過剩；如果受教育程度是普遍化的、成本比較低的，那么，人口生育率平衡，人口增長不負增長，剛才說的生產過剩就避免了。教育普及平等，每個人都有工作能力，傳統產業下滑了，他們馬上能適應，發生結構性失業不嚴重，或者說失業很少，那么，整個社會生產的供給和需求就平衡了。
還有一個極端情況，很麻煩，就是現在的智能機器人向什么方向發展，我們不知道。因為智能機器人和原來的資本、技術替代勞動力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的現代化生產線（流水線）只是部分替代工人，智能機器人則可能是全面替代。全面替代的麻煩是什么，只能是機器人所有者分配越來越多，因為財富是他們創造的，而勞動力工人不創造了，假如普通勞動者都失業了就沒有收入，就會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
中國不是不缺人，關鍵是缺年輕人、缺孩子
財新記者：你也提出，為了應對經濟下行，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要調整，但是像你剛剛說的要等20年后這一調整才能起作用，那么，如果政府當前更重視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率，比如希望保持在6.5%以上，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呢？
周天勇：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新增加的人口從支付能力上來講是轉移的消費需求，就是新增人口的潛在消費需求有可能變成真實的消費需求。什么意思呢？比如說，孩子出生了，到某個年齡就需要上幼兒園，政府就需要修建更多幼兒園，還要增加幼兒園老師，這樣就擴大需求、增加投資。隨后孩子要上小學，原來的小學不夠，不夠就需要建更多學校……這樣慢慢積累，實際上雖然它對經濟增長不發揮顯著的作用，但是它有穩住的作用，實現經濟“軟著陸”。比如說，如果經濟下行太厲害，人口一年多生300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1500萬了，這樣對于奶粉等很多方面的需求量就大了，家長也要想辦法掙錢買奶粉。
人口學上有一個詞叫“人口紅利”，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比低，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比較有利，經濟很有活力。人口年齡結構逐步從最年輕一直到老化，人口撫養比逐漸上升，中間這一塊就是人口紅利。
財新記者：在你看來，中國現在缺不缺人？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過去不缺人、現在不缺人、將來不缺人，一百年內都不會缺人，對此你怎么看？
周天勇：中國不缺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首先是缺什么人。我們總體上不缺人，但是，我們缺年輕人、缺孩子，少子化與老齡化并存。再過20年，特別是70后、60后（當時還沒有計劃生育）這些多生的人一旦全部進入退休年齡，你看看這個中國這個社會將是什么樣。
財新記者：有關部門說可以采取延遲退休的辦法。
周天勇：延遲退休也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呀！我覺得，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即使這些人延遲5年退休，5年之后還是要退休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是不缺人，關鍵是缺什么人。我們不缺什么人呢？不缺乏老年人，人口老化太嚴重，消費率下降，其遺產造成更多的供給，養老金不夠，國民經濟的養老成本很高，社會創新能力缺乏，因為養老金缺口，老人要與年輕人爭奪就業機會等等，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應該是這么個邏輯，一個生機勃勃的國民經濟體有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如果比較兩個國家的話，比如一個是1000萬人口的國家，另一個是13億人口的國家，那個1000萬人口的國家不實行計劃生育，而是自然增長，那么沒有問題。即使生育率高一點，人口規模大一點也不會有問題，就像一個羊羔兒變成一只大羊是不會發生問題的。但是，現在要把一頭牛在體積上、體格上縮小成一只羊，這是要死牛的。一只小羊羔變成大羊，這是成長、是發展。但是，你說這個牛太大，牛圈里也裝不下，吃草也多，干脆把它變成羊一樣大，這能行得通嗎?說中國不缺人，應該實行長時間和大力度的計劃生育，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是一種不正確的說法。
戶籍制度阻礙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應當徹底放開
財新記者：除了人口增量戰略，還有發揮人口存量優勢的問題。但是，現在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土地、社保等相關的制度，阻礙了人口的自由流動，你對此是一個什么樣的看法？
周天勇：戶籍限制產生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原來在農村的人，要轉移到城市，如果土地是放開的，戶籍是放開的，那么，可以把土地抵押或者變賣等，這樣有資本了，他們可以到城里創業。我國臺灣地區過去就是這樣，臺灣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大量的企業是農民進城辦的，原始資本從哪兒來?就是把宅基地或者農地賣了，于是有了創業資本。第二，宅基地放開交易以后，就可以在全國性的市場賣出價錢來，賣了以后他就拿這些錢到城里，或者有了創業的資本，或者可以有買房的支付能力。我國臺灣地區1980年的城市化率是65%，但是，這不是我們大陸的“青出老回”這種名義上的城市化，它是很多人帶著家人孩子進城去了，有房子住，這些人的產權房子有多少呢？整體上是85%，也就是說，85%是自己有房子，15%是租房子住，大部分人能夠買得起。原因無非兩點：第一，房價沒炒得那么高，沒有形成像我們一樣，土地行政寡頭極端壟斷的市場；第二，新進城鎮的人有錢，買得起房子。我們現在的進城務工農民是想把家里的宅基地賣了，結果不讓你賣，土地、林地、耕地，也都不讓你賣；然后城市的房價炒得這么高，誰能買得起呢？外出農民工在當地買得起房子的只有1%，一般都是回老家縣城買，比例也不高，但是，這樣的話，他們的務工地和居住地不在一個地方。我覺得，現在還加上限購，交夠多少年社保、多少年稅才能變成城里人，這樣大大阻礙了城市化。阻礙城市化會發生什么問題呢？就是“青出老回”，再有就是錯過城市化的人口，整個經濟增長動力就不足。我國現在因為人口增速下滑，還不讓流動人口進城，實際上經濟高速增長時間縮短了將近10-15年。如果讓這些人進城，像韓國、我國臺灣地區一樣沒有戶籍限制，中國大陸不至于人均GDP才5500美元時，增長速度就從8%掉下來了。
財新記者：現在的戶籍改革政策，對于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是區別對待的，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比較嚴格，中小城市則是放開的，以此引導人們往中小城市流動。你怎么看？
周天勇：北京這個地方太特殊，稍微限制一下有必要，但是上海、深圳這些城市沒必要限制，戶籍制度應該完全放開。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上海人口老化也很厲害，現在有些人說不能鼓勵生育，一鼓勵生育，就說醫院產房都不夠。這是理由嗎？產房不夠，可以建，別的地方也可以挪出來，正好現在找不到增長點，多生人口，擴大婦產醫院，投資和消費，多好呀。現在都是以一些無厘頭的理由來限制人口生育。另外，就業機會到底哪里多，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就業機會最多，你說縣城、小城鎮哪有太多就業機會，越是人少的地方越沒有就業機會。
因此，戶籍制度應當徹底放開。我剛才也講，人家領著孩子進城打工來了，應該讓他的孩子上學，不能另外收費。他要買得起房子就讓他買，不要限購。對于他們買房、就業、看病、子女上學，你設置了很多條件，這就是戶籍歧視。
最近我看到一個消息，有人講在中國有“準護照制度”，如果沒有城市的戶口本，到那兒買房子就是非法的，孩子在那兒上學就是非法的，到一些崗位就業就是非法的，因為人家只招本地戶口。還有醫療等等很多方面……這就是說，中國國內有一些“準護照制度”，這種比喻太形象了。我覺得，應該盡快破除這些限制，人口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
如果像韓國、臺灣地區那樣，90%的人在城市，創造的GDP會有多高?現在我們農業有2億多勞動力，守著那么點地，你說養兩頭豬、幾只雞，能創造很多的國民財富嗎？中國農業勞動力與非農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在4.2∶1左右。像中國這樣人均GDP8000美元水平的國家和地區，農業勞動力應該在13%左右，而我們目前在28%左右，高出了15個左右的百分點。戶籍制度總在阻礙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實際上是創造和積累了巨額的錯過城市化人口，實際上是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損失。打一個形象的比方，現在的戶籍制度得到的是芝麻，丟掉的是西瓜。這是一種很不明智，對國民經濟危害特別大的體制。
解決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問題，人口是最根本的因素
財新記者：有人可能覺得，你是不是對人口因素過于看重了？因為人口畢竟是一個長期的變量，像制度、技術等因素可能對于經濟增長更具有決定性，另外，資本、資源等在短期內就能發揮作用。你怎么回應這一看法？
周天勇：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是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資本、技術生產出來的東西越多，生產越過剩。有人說，我們現在人不夠，機器人完全可以替代，機器人能吃飯嗎？機器人能消費嗎？機器人能化妝嗎？不能。機器人創造的收入歸資本所有者，機器人創造的化妝品越來越多，但是，機器人不化妝，化妝品不是過剩了嗎？其造成的失業，使更多的人沒有收入，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就少了。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總需求不足、總供給過剩，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我們要解決總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消費總需求是誰？貨幣+人。但是你沒人，放出去貨幣也不行，就像日本一樣，你可以印出貨幣來，但是，你印不出掙得貨幣，以及用貨幣消費的人來。所以，不是其他的原因，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國企占國民經濟比重越高，消費越不足，生產越過剩
財新記者：在你看來，國企改革現狀如何？
周天勇：我覺得，國企要深化改革。第一，從我們現在的情況來看，生產為什么過剩，就是大規模制造出來的東西賣不掉，從事大規模制造的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而國企增加就業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還要大量減人。現在越是改革、越是結構調整，國企在國民經濟的比重越高，這個問題越嚴重，但因為它們所容納的就業少、創造的供給多，消費更加不足，生產更加過剩。第二，我們現在要縮小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因為它會擠壓民營企業或者中小企業發展的資源，包括土地、貸款、政策資源，現在銀行貸款大都貸給國企而不貸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容納就業多，卻不讓它們發展，反而這么發展國有企業，最后就業更不足了。如果所有資源都讓國企用了，還不增加就業，還低效，生產出來的東西更加過剩。第三，國有企業要盡快地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提高它們的效率。
農村土地市場要放開交易，小產權房應合法化
財新記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該如何推進？
周天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持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農民有土地使用財產權，要確權發證，所有的耕地、林地、宅基地都要確權到農民手上。我想，這是第一點。
第二，不再無償分配宅基地，現在還有的一些排了很多年沒分上的人另說。要廢除免費供應宅基地，以前的確認產權，以后不再無償給宅基地了。
再有，耕地不能搞那么復雜，什么集體所有權、農民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有學者贊揚是一種制度創新，其實，把產權結構搞得那么復雜，土地根本沒法抵押，你說抵押貸款到底是抵押的集體所有權，還是承包權呢，還是最后經營的那個權利呢？到銀行去貸款，銀行說把這個地賣掉，承包人不讓賣，能賣掉嗎？所有的耕地、林地、宅基地都確權到農民那兒，他們可以自由抵押、貸款、買賣、繼承，但是，政府可以實施用途管制和規劃管制，這就夠了，越簡單，體制成本就越低，體制就越有效率，越復雜，體制成本就越高，體制效率就降低。搞一個無法低成本和高效率運轉的農地產權結構，結果只能是拖延改革，使改革根本沒法推進。
再有就是延長年期，不再是20年、30年、50年、70年，就是永久使用，包括城市的土地。最后，農村土地市場和城市的土地市場要公平，要同地同價，要廢除城市土地行政寡頭壟斷賣地，你一家賣地千家要地，價格當然高了，迅速把地價、房價抬高。因此，土地就是掛牌撮合就完了，像現在的股票到股票交易所一掛牌，你買我賣，撮合價格是多少就完了，農民的土地以后也要這樣，讓市場自由交易，但是，政府要收稅，要用途管制，規劃管理。你增值的太多，政府就要收稅。為什么國外沒有暴發戶，稅都收走了，你不收稅，釘子戶不走就一夜暴富，社會更不公平。而對土地的級差收入不公平，我們也可以想一些如重慶的“占補平衡”、地票制度，讓邊遠地區的土地，也能有收入。就是說，城鄉土地市場要統一，不能說宅基地只能賣給村里人，這哪兒行。越是村里買賣，越是坑害農民。因為在村子一個市場里，你想能賣出價格來嗎？這為村子里的低價兼并倒是創造了條件。應該全國范圍內交易。憑什么不讓農民的宅基地不在全國市場賣？所以說，土地市場要放開。
另外，土地出讓金這種財政制度一定要改成房地產稅，我們現在城里的中產階層，富人都是倒房子倒的。而許多不是辦了企業，創造了財富，變成中等收入者或者是富人的。你說倒房子對國民經濟有什么用呢，就是把房價抬起來了，嚴重傷害和摧殘了制造業。所以，我覺得應當收房地產稅。不能因為有人說“一收房產稅，銀行得崩潰”，嚇唬和阻礙房地產稅的出臺。拖著，這個問題一萬年也解決不了，不公平永遠解決不了，生產過剩的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所以，土地制度要改，戶籍要放開、土地要放開。而且，城市的土地也是這樣的，確權要確定到法人或者是自然人的手里。現在很多企業占了很大一塊地，效率又很低，按照現在的規定，你必須得交到國土局才能拍賣，賺的錢是人家國土局的。你說誰愿意把地交給你，哪怕在那兒長草都不給你。如果說你這個土地可以買賣了，比如說就是企業的法人財產使用權，土地是國有的，但是財產使用權是你的，你可以買賣，第一你要符合規劃，第二政府收稅就可以了。這樣，一是把地盤活了，二是政府收到錢了，三是企業也會有積極性把土地盤活。現在很多農村和城市的土地都是死資產，我覺得我們增長的潛力就是在這些地方。
財新記者：你對小產權房是什么樣的態度，應該怎么處理？
周天勇：首先，小產權房，實際是農村對低價不平等征地和一些居民對房價太高甚至離譜的合理博弈。小產權房拆除是不可能的，因為全國約有70億平方米，就是7000萬套房子，一套里面住3個人就是2億多，住2個人就是1.4億人，不可能一拆了之，也根本不可能拆除。第二，也不要交什么土地出讓金，就是征收房產稅、使之合法化，也就是永久產權，登記發證。
中國減稅主要是減增值稅，降成本需要破除壟斷
財新記者：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減稅的計劃，如果其減稅法案通過，我們國家應該怎么應對？有些人說我國減稅也沒有空間，財政支出剛性，財政收入必須得保證，所以，減稅沒有空間，你怎么看這個問題？我國如何有效地降低企業的稅費成本？
周天勇：特朗普能不能實行那么大力度的減稅，我覺得是有疑問的，他在國會兩院會遇到什么問題，政府預算會遇到什么問題，現在還不好說。但是，美國給企業減稅的空間很大。因為企業所得稅在美國，占美國政府收入的比例不大，可能在5%左右。因此，他減稅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但是減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說了。
如果他要減稅，會引起全世界競爭性減稅，比如說最近泰國就減稅了，還有東盟一些國家也想跟著減稅。如果中國不減稅，中國的出口成本就大了，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生產沒有問題，但是，你在國際上競爭，人家減稅你不減稅，你的出口就沒有競爭力了。這是第一。第二，如果資本流動放開，美國減稅幅度大，企業會向美國轉移，跨國公司也有可能回流。第三，中國財政支出沒有減稅空間不能作為不減稅的理由，要不然企業困難，政府財政也好不了，而且放水養魚可能稅基更大，你要死把著稅不放，你要減稅可能保住的企業多，再加上新增的企業進來，稅基就大了，稅收會增加而不會減少。所以，中國減稅主要是減增值稅，增值稅的稅點要降，不降稅點怎么減稅？而且，要調整稅收結構，更多的稅要來自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以前我們的收入不聯網、銀行卡也不聯網，他也不知道你收入多少，現在正在聯網，這類該收的稅要收上來，房產稅要開征，這些可以減少所有稅都壓在企業上的壓力。另外，行政事業人員、財政供養人員、行政事業經費該減還是要減，起碼要控制住，不能再擴大。另外，要逐步通過退休來壓縮、減少行政事業規模，而不是再繼續擴大。
有些人說按照發達國家對比，我們的公務員比例不是太高，你不能這么比。為什么？第一，美國的公務員很多是教師，教師的比例很高，而我們的教師比例很低，醫生的比例很低，而行政、事業人員比例太高，吃閑飯的人太多。第二，其他國家，像美國的人均GDP是5萬-6萬美元，人家收35%稅收可以，但你人均GDP才8000美元，要收36%不是太高嗎？就是說，要考慮人均GDP的稅負率，在什么收入水平下收什么稅，你不能拿中國和發達國家比，有的北歐國家人均GDP是10萬美元，人家有百分之四五十的稅率，收走5萬還有5萬呢。中國8000美元GDP如果收走一半，4000美元收走了，除去企業和投資人的利潤折舊等，到普通勞動者手中沒有多少了，而且教育、醫療、住宅按揭成本這么高。
所以，宏觀稅負率一定要考慮人均GDP的水平。人均GDP水平越低，稅負越低；人均GDP水平越高，承受的能力越高，可以多收一些。
財新記者：說到企業成本的問題，有一種看法，企業成本，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費太高，比起減稅更重要的是降費？
周天勇：都是政府各部門、行政事業單位收的，你能不能把這些費全部清了？娃哈哈宗慶后說500項，最后財政部和發改委去調查是316項，但316項也夠多的了。我覺得一方面是費，其他成本也很高，利息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運輸成本，主要這些領域都是國企和政府壟斷的。壟斷的地方，原料、服務、資金和土地的價格就高。我覺得還是要解決壟斷的問題，壟斷的問題不解決，這些成本降不下來。
總之，生育、土地和戶籍管制的體制，一定要改革，一定要放開，一定要廢除。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恢復人口生機、促進人口和資金城鄉雙向流動，盤活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抗住經濟下行的壓力，保持一個中高速的經濟增長態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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