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道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其鮮明的特點是歷史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而延續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內在的動力與活力。與西方中心主義和“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范式不同，在比較中發現中國的分析范式將中國與同一時空下的世界相應國家進行長時段比較，以發現中國道路歷史底蘊中的積極元素，否定長期流行的中國停滯論。從世界歷史進程看，推動創造出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動力主要來自于農耕國家內部。這種動力不是那種瞬間的“爆發力”，而是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化動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戶農民、內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調適性的國家治理。中國發展在“持久性變革”主旋律之外，也有不可忽視的“周期式變動”的副線。其深刻的根源同樣隱藏在農耕國家的內在基因之中，包括制度粘性、官僚惰性和權力任性等。歷史延續性為近代以來的中國以創新性的革命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并由此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盡管這一道路仍然是未了的接力過程。
關鍵詞：中國道路；歷史延續性；制度化；農耕文明
中國由衰到強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轉變是突然爆發的，還是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如果是前者，其興也勃，其衰也忽，不可持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著中國基于長期歷史積淀，抓住了重大契機而崛起，其崛起具有歷史的延續性，是可持續的。與中國崛起相伴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這不僅有改革開放之前社會制度變革的重要基礎，也有再往前的中華文明進程的歷史底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1]只有充分理解中華文明進程的歷史根基及其曲折進程，才能充分理解中國人民如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實現中國崛起的偉大意義。中國道路的鮮明特點是歷史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而延續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內在的動力與活力。長期的農耕文明歷史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準備了基本的形式要素，一旦注入新的元素，便可迅速激發其巨大活力，使古老的文明國家重新煥發青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2] 因此，中國的“道路自信”不是一時陶醉，而是“來自歷史深處和有深厚底蘊的自信”。當然，中國道路的延續性底蘊中也具有回復性要素，仍然需要繼續尋求合理的變革加以延續。研究中國道路，需要建構新的分析范式，以“世界進程”為座標，以“長時段”為量度，在比較中重新發現中國，發現中國歷史傳承的積極基因及基因缺陷；發現中國道路的歷史底蘊中包含的普遍價值、獨特功能及其歷史限度。
一、重建范式：在比較中發現中國
對事物的認識基于人的自覺。人的自覺來自于外部影響。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人生活在萬邦來朝的盛世景象中，盡管歷經動亂、王朝更迭，但總是能夠重新復活；盡管屢屢遭受異族統治，但終皆為華夏文明所消化。在這樣一種態勢下，中國人很難對自身進行反思性認識。直到19世紀，中國遭遇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才開始自我覺醒和反思。只是，這種反思更多的是對于無法抵制咄咄逼人的工業文明的一種自我批判，尚難對自身的歷史進行正常的省思。而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21世紀。
近代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具有強烈的“俯視性”。當他們進入中國時，除了強烈的陌生感，還有著巨大的優越感。因為那時的中國與西方列強正處于“文明更替”和“國運興衰”的時期。中國第一次遭遇比農業文明遠為強大的工業文明挑戰之時，正值數百年王朝的衰敗期，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西方人在認識和發現中國時，具有文明和國運雙重優勢的傲慢，他們是以西方為中心來俯視中國的。“從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幾乎沒有一個歐洲（包括德國）思想家認為中國社會及文化有可取之處。”[3]這是歷史落差形成的認識偏見。
對事物的認識有其特定的范式。認識范式是包括思維、方法和話語在內的體系。當中國作為一種認識對象時，必然會形成相應的認識范式。20世紀以來，由于西方工業文明的強盛和包括自認“落后”的中國也以西方為學習對象，居于主導的認識范式無疑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特點。
將近現代中國作為一門學科對象看待的開創者是美國學者費正清。費正清與其他西方人不同，他深入中國內部，在美國制定對華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以相對理性的態度認識中國和發現中國特性的。他不是像一般西方人那樣簡單嘲弄中國的愚昧貧窮，而是更多地加以理解和分析。與此同時，他建構起認識和發現中國的視角，這就是“沖擊—回應”模式。在費正清看來，近代以來中國的任何變革都是由于西方沖擊引起的，是中國為回應西方沖擊而發生的。他由此強化“中國傳統的停滯和被動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滿活力和發展的特征”，“看不出中國歷史有自生自發的轉化和創新能力”。[4]“近代創新的中心，顯然在中國的境外。”[5]隨著現代化在西方的率先發生，“中國對自己的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無損，但它的自信心理卻可能從根本上發生動搖”。[6]應該指出的是，這一認識范式的形成有其客觀原因，當時映入費正清眼簾的中國的確是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后來，他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能夠以相對客觀理性和平等的態度看待中國。這集中反映在他多次再版修訂的代表作《美國與中國》一書之中。[7]
進入20世紀60年代，費正清的“沖擊—回應”范式受到挑戰和質疑。其代表人物是美國新生代學者柯文，代表作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中國的興起》一書。在柯文看來，費正清過度關注沿海地區，沒有將中國的內陸地區納入研究視野；將中國的變化都歸之于“西方沖擊”，沒有能夠從中國人的立場去發現中國，具有“西方中心論”的特點。柯文的認識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后非殖民化的時代走向，但更多的是提醒人們充分認識非西方國家的復雜性和獨特性，并沒有對費正清關于傳統中國的停滯性和被動性的基本觀點構成顛覆性挑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國外對中國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變化，甚至形成了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一是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認為中國的成就是因為接受了西方的價值，是西方價值又一成功的范例。這一觀點只是“沖擊—回應”范式的延續和擴展。一是以“北京共識”為代表，認為中國具有獨特性，形成了中國模式，走出了一條非西方道路。這一觀點注意從中國內部看中國，努力建構中國特色，是“在中國發現中國”觀點的延續和擴展。
以上兩種觀點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認識的變化，但其基本認識范式仍然沒有超越前人，因此都很難更為充分和準確地認識和發現中國，由此出現了“范式危機”。
造成這種“范式危機”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自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基本上是跟隨西方給出的議題。這反映了近代以來“文明更替”和“國運興衰”的事實，特別是兩者疊加，落后性尤其突出。而“落后就要挨打”意識更強化了國人的自我檢討和自我批判，但忽視了對中國歷史的理性分析，甚至形成“既然落后，傳統都壞”的自我否定的歷史觀。20世紀初期的中國思想界對中國傳統的徹底否定便與其對“落后”的感受和體認相關。
但是，這一事實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正在迅速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而且形成“兩種文明的疊加優勢”，[8]以致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1949年以后中國進入了長達60多年的和平發展、特別是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國運昌盛”時期。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正處于“發展乏力”時期。[9]這一事實大大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西方的“極度傾斜”格局，促使中國人以平常心態重新審視自己，由此建構新的認識范式。這一范式就是“在比較中發現中國”。
比較是一種認識工具，它將不同的對象置于同一時空下進行比較，發現各自的特性。比較更加注重還原歷史，而不是以今天度量歷史，即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這種比較既沒有文明疊加的傲慢，也沒有國力反轉的歷史悲情，而是將不同國家作為同等的對象置于同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比較分析，是一種平等的對話。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么程度。”[10]
當下是歷史的延續。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道路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1]在“比較中發現中國”是一種歷史比較方法，即將中國置于長時段的“世界歷史”進程中進行對比，從中發現中國發展和中國道路的歷史底色和進程。發現中國決不能割斷歷史，割斷歷史就無法認識中國的由來；同時，發現中國也決不能沒有比較，沒有比較就無法發現中國的長短。
歷史比較作為分析社會發展的一種方法，注重以下方面：一是社會發展的方式，是延續性，還是停滯性或跳躍性；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及其來源，是內在的，還是外部的；三是社會發展的持續性，是制度性的，還是人為偶然的；四是社會發展的線索，是單線，還是復線或者多線。
二、時間沒有停止：農耕帝國的動力與制度基因
在西方，盡管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就以貶抑的態度看待東方中國，但只有黑格爾真正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宏大視野來看待中國，而且他更為集中地表達了以西方人為中心的中國觀。在他看來，東方中國只有空間而沒有時間，是個“永無變動的單一”。[12]“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13]就連馬克思也表達過中國的“社會基礎停滯不動”的思想。[14]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只是一種學術表達。發展的停滯性可以說是處于現代化急劇變動之中的西方人觀察中國的普遍結論，甚至論述古代中國的著作名稱便為《停滯的帝國》。[15]這一思想也影響到中國學界，其典型代表是20世紀80年代金觀濤、劉青峰等人關于傳統中國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論述。[16]
但無論怎樣發現中國，至少有幾個基本事實是不可忽視的。一是中國曾經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GDP曾經占世界的80%，這在當時是無法統計的，但國力強大是不爭的事實），二是中國的帝國歷史是世界上最長的，三是中國豐富的治國學說具有世界性影響。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國作為最為悠久的農耕帝國的歷史中形成的。農耕帝國并不是簡單的“停滯的帝國”。所謂“停滯性”是相對現代工業文明而言的。如果以今天一日千里的現代工業文明視角看，傳統世界的一切都具有“停滯性”，甚至是“野蠻性”。[17]所以，根據歷史比較的分析范式，需要將世界不同國家置于同一時空下分析。根據這一范式，中國作為一個最古老的農耕帝國，就不宜簡單用“停滯性”來概括，否則無法解釋上述三個基本事實。[18]而對以上事實也不可能用以近代中國為對象的“沖擊—回應”模式加以解釋。這只能從中國作為農耕帝國的長時段歷史中尋找原因。這就是，推動創造出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動力主要來自于農耕帝國內部，而且這種動力不是瞬間的“爆發力”，而是一種可持續的制度化動力，主要包括自主性的家戶農民、內生性的政府能力和調適性的國家治理。其精髓可以概括為：自由人、強政府與有效治理，并由家戶制、郡縣制與科舉制三大制度支撐。它們不僅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而且為中國進入現代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形式要素。
（一）自主性的家戶農民
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構成的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發展的基本出發點。自人類產生以來，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由此出現了三種產業：游牧業、農業和商業。在這三種產業中，農業是穩定性最強的產業，游牧業高度依賴大自然，商業主要是交換，自身并不生產產品。在物質并不充裕和交往受地域限制的條件下，商業的創造性作用較小。唯有農業，可以在固定的土地上反復從事生產，持續不斷地獲取財富。因此，在現代工業沒有出現之前，農業是最具有先進性的產業。這也是古代中國統治者奉行“重農抑商”的重要原因。
溫帶的自然氣候和平原條件為中國提供了最為優越的農業基礎。中國的核心地帶一開始就是以農業作為主要產業，在產業上具有世界領先地位。這種先進的生產力要求有先進的生產關系相匹配，并在兩千多年間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社會組織制度——家戶制，其精髓是由自主性產生的積極性。這在于文明的積累是人持續不斷創造的結果，只有具有自主性的人才有創造文明的持續自覺性和積極性。
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人類的發展就是人的解放和獲得自由的過程。在人類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只能采取共同體的方式，個人高度依賴于共同體。只是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才逐漸從狹隘的地域共同體中走出來，尋求新的社會結合方式，由此產生經濟社會基本單位，并構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
在現代工業文明出現之前，世界出現了若干類穩定的經濟社會組織制度，主要包括：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等。部落制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經濟社會組織制度，包括農業部落和游牧業部落。村社制和莊園制都是農業經濟社會組織制度。這三類制度的共同特點是血緣共同體與地緣共同體的疊加，其內部具有突出的共同性，形成了人對人的依附關系；其外部具有地域的狹隘性，缺乏相互之間的聯系。
以上三種制度都與人類最初從原始狀態走出來不得不以共同體的方式存在發展相關，并受到一定自然條件的制約。以“逐草為生”的游牧業，面對變化不定的自然環境，人們只能依靠部落這種集體組織方式生存。印度和俄國的村社制最為典型，與這兩個國家極其炎熱和極其寒冷的氣候有關。而有利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使中國農業生產相對發達，并促使中國人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率先從狹隘的地域共同體走出來，形成了先進的經濟社會組織制度――家戶制。[19]
家戶制是以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的經濟社會組織制度。與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不同，它更加強化核心血緣家庭的作用和功能。根據農業的自然稟賦和生產特點，家庭是最適合農業生產的組織單位。這已為人類歷史所證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家”與“戶”的疊加。“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組織單位。它是基于國家管理而產生的，是國家對人口的管理單位，同時也是國家征收賦稅的單位。“家”是經濟社會單位，“戶”是政治單位。“戶”的出現具有革命性意義，這就意味著個人從狹隘的地域共同體走了出來，成為更大的共同體――國家的成員。這一革命發生于春秋戰國時代，后來為秦王朝所定制。可以說，秦王朝正是憑借家戶獲得了統一中國的基礎，進而又將這一基礎制度化，形成為家戶制。秦始皇的偉大功績不僅僅在于修建萬里長城，更重要的是再生產出一代代自主的家戶農民。
家戶制的價值在于尋找到農業生產的最佳組織單位，同時使人得以超越狹隘的地域共同體及其由此產生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農民作為生產者是國家的“編戶齊民”，是在經濟社會政治地位上平等的、具有獨立自主身份的“自由人”。[20]而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都與共同體內部的奴役有關，農牧民具有奴隸制的特性。正是自主的家戶農民，為創造中國燦爛的農業文明提供了基本的動力。
其一是責任機制。當人從地域共同體走出來，不僅意味著個人的獨立和自主，更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血緣關系是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關系。家庭是由血緣關系構成的。在中國，以姓氏命名的家庭單位很早就產生了，而村莊地域共同體則是很晚才出現的。古代中國人的自由不是個體自然人的自由，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由。每個個體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只有當履行了對家庭的責任之后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家庭內部的關系是不均衡的，而是一種對等關系和分工關系，即“父慈子孝”、“男耕女織”。每個家庭成員都要根據其名分承擔相應的責任。如費正清所說，這種家庭制度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自動認識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他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給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應盡的職責”。[21]家戶制放大和強化了血緣關系，賦予中國家庭成員以超強的責任。家庭成員不僅要養家糊口，還要傳承血脈，由此促使他們拼命勞作，以最大限度獲取生存發展資料。中國人在成家前，可以任性頑皮，而一旦成家，就肩負著無限責任。家戶制實際上是一種責任制。這種責任不同于奴隸是基于外在壓力，而是基于生命傳遞形成的內心認同。[22]
其二是壓力機制。自主的家戶農民在獲得自主性的同時，也獲得了生存的競爭壓力。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缺失個體的自主，但也會給其成員提供相應的保護。在古代中國，農業進步和血統延續帶來人口急劇增多。人多地少始終是根本性問題。而分家析產制度造成家庭土地和財富的經常性均分，不斷縮小經營規模。盡管農民從國家那里獲得了自主性，其代價就是提供賦稅和勞役。以上因素構成了家戶農民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他們沒有依靠和庇護，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辛苦勞作和極端節儉才能勉強度日。
其三是希望機制。自主的家戶農民具有自主支配其行為的制度化可能。由于狹隘地域關系的突破，使古代中國的土地支配權可以自由流動，“田無常主”。對于每個農民來說，發家致富以光宗耀祖是他們的夢想。盡管這種夢想對于絕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它給人以希望，并促使人全力以赴去實現這一夢想。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在提供其成員基本保障的同時，并沒有一般成員發家致富的制度化可能。在與印度村社制相伴隨的種姓制下，低種姓的人根本沒有改變世代命運的任何可能。在俄國村社制下，個體家庭的發家致富甚至成為一種恥辱。
正是由于以上合力，造就了中國家戶農民的勤勞和進取心：“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呂氏春秋集釋·士容論·上農》）中國農民的勤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孟德斯鳩承認中國人的勤勞精神，韋伯更是對中國人的勤勞給予極高評價：“中國人的勤奮與勞動能力一直被認為無與倫比。”[23]正是這種勤奮與勞動能力造就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同時，家戶制將血緣傳承、財產傳承與國家延續三位一體結合起來，為農耕文明在一個國家內的長期延續提供了重要基礎。遠古以來，無論經歷多么大的歷史曲折，只要有人，有以土地為生的農民，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國家就會延續下來。
（二）內生性的政府能力
中國農民得以較早地從狹隘的共同體中走出來，成為自主性的家戶農民，相伴隨的是政府的產生。只有具有超越狹隘性的政府的產生，才有可能形成更大范圍的國家共同體，并將狹隘共同體成員變為國家共同體的“編戶齊民”。政府作為一種建立在大規模地域基礎上、以賦稅和強制為支撐的政治組織，具有動員資源、統馭社會的能力，它能夠獲得其他社會力量所不可能具有的強大能力，并在擴大統治規模基礎上形成更大的帝國。
在世界文明進程中，先后產生了各種政府，并形成了不同的帝國，有的帝國規模相當大，政府能力也相當強大。但就帝國延續的歷史看，沒有哪一個帝國能夠如中華帝國延續那么長的時間。相當多的帝國能夠延續數百年已是很長時間了，表現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如古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其重要原因就是中華帝國作為一個農耕帝國，其強大的政府能力具有內生性，是國家內部提供了持續不斷的公共需求和能力，且高度制度化。
其一是內生的公共建設需求。中華帝國是以農耕作為其存在基礎的。農耕的重要條件是水利。中國有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農耕條件，就在于有兩條世界大河――黃河和長江及其相應的水系。大江大河及其水系給農業帶來了優越條件，也可能因為水患給人們造成滅頂之災。而將水患變成水利，絕非一姓一族一地可以完成的。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正是治水的需要推動了中國先民率先超越血緣和地緣的限度，形成規模更大的國家共同體。中國因此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傳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也正是在治水的過程中，政府能力得到了增強。馬克思對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作過對比，認為東方社會的國家有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公共工程。“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設施歸中央政府管理”。[24]中華帝國作為世界上最為典型的農耕帝國，其政府都設有專門的包括治水在內的公共機構，如清王朝的工部。
其二是內生的武裝防衛需求。農耕帝國以農耕為基礎，農業耕作的特點是在固定的土地上進行反復生產。特別是中國的農耕生產以家戶為單位，組織規模較小。而中國西北方卻是干旱少雨的高原游牧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時常造成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對東南方農耕地區的侵擾。固定在農地上的單個家戶是很難抵御以部落為單位且流動性極強的游牧民族的。單個家戶和村落只能尋求超越游牧部落的力量的保護，這一力量就是更為強大的組織――政府。中華帝國正是在與邊緣地帶的部落民族的戰爭中形成和發展的，其政府具有保護本國民眾不受侵犯的職能，如古代政府的兵部。
其三是內生的社會管理需求。在古代世界，部落、村社和莊園既是經濟社會單位，又是政治單位，擁有許多國家才能擁有的權力，如司法權。中國的家戶主要是經濟社會單位，其作為政治單位主要是對國家的責任，而不是權力。由于土地、山林、河流、住宅等資源邊界的不確定性，家戶之間、擴大了的家戶――宗族之間以及由若干家戶共同構成的村落地方之間，乃至這些組織內部經常發生沖突。這些沖突有些是依靠家戶、家族進行自我調節的，但有相當一部分需要國家加以調節，由此內生出社會管理的職能，如古代政府的禮部和刑部。
社會內生的公共需求形成了政府的強大能力。一是動員能力。無論是修建公共工程，還是軍事防御，都需要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短時間內迅速有效進行動員和集聚，如萬里長城、大運河的修建。二是汲取能力。政府的存在和職能的履行都是建立在對社會資源的汲取基礎上的。古代中國強化“戶”為單位，主要目的就是更便于直接從家戶手中汲取資源。相反，部落、村社和莊園作為地方自治單位，具有抵制外部力量汲取資源的功能。三是組織能力。政府是超越血緣和地緣的強制性組織，擁有將一個個小規模的家戶組織為一個整體加以管理的強大能力，單個的家戶個體是無法抗拒政府這一強大組織的。
古代中國作為農耕帝國其強大的政府能力不僅僅來源于內生需求，而且加以制度化，其主要制度支撐便是郡縣制。郡縣制與家戶制可以說是帝國體制的兩大支撐。
郡縣制與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相伴隨。隨著帝國規模的擴大，統治者對土地和人口的直接管理顯得捉襟見肘，必須形成穩定的地方行政體制代表中央行使管轄權。秦王朝最早實行郡縣制，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憑借郡縣制統一了中國，之后更是憑借郡縣制統治國家。郡縣制的突出特點是通過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將中央權力帶到全國各地，保證在全國形成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制度，獲得國家統一性。政府的動員、汲取和組織能力依托郡縣制加以落實。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縣制作為完備的基層政權得以長期延續，相當一部分縣從設立至今都未改變過。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其少見的。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論述具有普遍性。但是不同的國家，其政府能力及相應的制度有所不同。古代中國與其他帝國一樣，都具有統治和壓迫的性質。但是，與其他帝國不同的是政府能力的性質及其體制性的支撐。在世界文明史上，古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等都是大規模的帝國，其規模和能力甚至遠遠超過中華帝國。但這些帝國的根基是商業和游牧業，帝國的建立主要依靠軍事征服，帝國的維系也主要依靠暴力強制。它們強大的政府能力主要源于外部性的暴力強制，而不是滿足內生的公共需求。被統治者更多的是基于恐懼而不是需求才服從統治。因此，帝國只是一種外部性力量，這種外部性力量為維系統治會無節制地進行掠奪，最后造成帝國內部的反抗。同時，軍事帝國也未能建立起穩定的地方建制，將政府能力制度化，以保持其可持續性。世界史專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對此有過精辟的闡述，他在對比中國和印度時說：在印度，“村一級以上的政府通常被看作外人強加的多余的和寄生性的贅疣。所有這一切同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在中國，帝國官僚制度給社會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內聚力。中國農民周期性地造反，以實質上一模一樣的‘好’政府來取代‘壞’政府。”[25]專攻現代化道路的學者巴林頓·摩爾也作過比較：“中國也象印度那樣每隔幾年就要遭受一次災荒。但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農民就為自己的能力和精耕細作而普遍感到自豪。”[26]
（三）調適性的國家治理
古代中國作為農耕帝國能得以長期延續，并創造出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人為地經營或治理的結果。
與具有流動性的游牧業和商業不同，農業的特性是穩定。人在固定的土地上精心耕作和經營才能獲得理想的結果。在耕作過程中，人們必須面對各種問題，并有效處理問題，由此就形成了經營或治理的理念。治理在中國的國家形成和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遠古時期的“大禹治水”便反映了治理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帝國這一更大規模的國家共同體的產生，對治理的要求更高。一般來講，帝國均是家族統治，如韋伯所說的“家產官僚制國家”。[27]農耕帝國的農耕思維更追求家族對國家的經營，將國家作為家族產業精耕細作，以保持其可持續性，實現江山永固。這就使得農耕帝國的治理具有調適性的特性。帝國統治者深知經營國家與經營莊稼一樣，既有風調雨順，也有災害頻頻。帝國統治必須因時而變，不斷調適治理方式。
其一，以民為本的治理思維。
中華農耕帝國實行“編戶齊民”，將社會民眾都納入國家體系，成為國家的子民。國家統治者是最大的“地主”，全國的子民都成為為國家干活的“長工”。“地主”與“長工”存在于一個國家共同體之中，“地主”對“長工”進行盤剝，但這是有限度的，否則被視為缺乏正當性的“苛政”。其中的道理就是沒有了“長工”，“地主”也難以存在。因此，作為一項事業經營的統治者必須明白國家治理以民為本，統治權威需要從民眾的內心同意中獲得。正因為如此，在君民關系方面，古代強調“民貴君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內在的根源是“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民在國家治理中具有“本位性”時，民眾也就獲得了某種可延續的積極性。而世界上其他古代帝國均由軍事征服而來，軍事征服的戰敗者成為任人驅使的奴隸，統治者根本不可能將奴隸作為“人民”，更不可能“以民為本”。建立在奴隸統治基礎上的帝國可能憑借暴力創造瞬間輝煌，但缺乏延續性。
其二，具有彈性的治理政策。
國家統治具有強制性，這是國家的天性。但國家治理也具有兩種方式，一是暴力壓制的剛性統治，一是體恤民力的柔性治理。中國遠古時期就有極具智慧的治理方式，如“大禹治水”的宜疏不宜堵。隨著帝國的形成，遠古的治理智慧仍然在發揮作用。盡管統治能力大大增強，但因為有“以民為本”的治理思維，統治者的治理政策具有彈性，能夠吸取前人治理的經驗和教訓，根據不同條件和問題進行調適。這種調適能夠給民眾提供自主性和積極性，從而創造更大的財富。西漢初吸取秦朝短命的教訓，在戰亂之后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從而創造了所謂“文景之治”。唐初也是如此，創造了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中國的統治者十分注重借鑒前人的治理經驗和教訓。一部浩繁的《資治通鑒》便是治國之道的集中體現。古代其他帝國主要依靠軍事征服而形成，也主要依靠軍事暴力加以維護，使其治理之策極具剛性和征服性，要么是通過暴力強制對人身的征服，要么是通過宗教對人心的征服。作為外部性力量的臣服者，社會缺乏自主性及相應的進取性。
其三，競爭開放的治理精英。
在農耕帝國，國是家的放大，家是國的縮小。國家的規模擴大后，僅僅依靠“君主”當家遠遠不夠，由此需要雇傭“管家”代主人管理國家事務，形成一個“職業經理人”階層。這就是帝國官僚。帝國官僚的特性是競爭開放，將天下精英吸納到治理體系中來，代統治者經營國家。帝國官僚階層是在“政治市場”中充分競爭形成的，最早來源于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士”不論先賦性的出身門第，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獲取地位。隨著帝國的形成，通過競爭開放選拔治理精英逐步制度化了，即科舉制的建立。科舉制通過定期考試選拔出有“親民愛民”、“忠君報國”思想的“管家”，讓他們處理各種國家事務，因此成為農耕帝國體系的支柱，“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有效率而且穩定的政府”。[28]古代其他帝國則主要依靠軍事征服而形成，并主要依靠軍事貴族加以統治。軍事貴族具有身份等級限制，無法形成競爭充分的“政治市場”，也難以網羅天下英才作為治理者。
自主的小農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動力和財富，內生的政府能力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效的國家治理為社會發展提供了調節機制，使得中國在穩定的國家版圖上得以長期延續下來，形成統一穩定的政治共同體。這在古代世界歷史進程中是少見的。正如費正清所評價的：“盡管中國疆土廣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萬別，但這次大陸始終維持一個政治統一體，而歐洲卻未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維系整個中國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們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續到今，可以說是更加源遠流長。”[29]“近代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紀毫無變化的世界早期帝國的殘存實例。事實恰恰相反。”“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為氣勢澎湃和堅守既守方針的慣性，而并非不動的惰性。”[30]而中國的變化動力來自于自身內部，特別是作為財富創造者的農民。否則就無法解釋在西方還未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何以有世界最為持久和燦爛的農業文明了！
三、時間是彎曲的：農耕帝國的惰性與基因缺陷
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直線，而是呈螺旋式上升。這一論斷對于理解古代中國特別合適。在比較中發現中國時，以下幾個基本事實是不可忽視的。一是中國曾經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但也經常性地使文明受到毀滅性破壞；二是中國的帝國歷史是世界上最長的，卻是以若干王朝的輪替實現的；三是中國有著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治國學說，但國家治理卻是以一治一亂方式實現的。由此使得中國的延續性具有很強的回返性，其歷史經常會拐個彎，貌似已在新天地的門口，突然間又折返到前進的起點。費正清因此將中國的變化分為兩類，一類是“持久性的變革”，指“不可逆轉的趨勢”；一類是“周期式的變動”，指“鐘擺式的變動”。[31]而西方人看待中國恰恰是后者，并由此形成偏見。我們在指出中國發展“持久性的變革”主旋律的同時，確實也不可忽視其“周期式的變動”的副線。其深刻的根源同樣隱藏在農耕帝國的內在基因之中。
（一）“自由人”的依附性
自主性的人是文明創造與積累的動力。古代農耕帝國在社會關系方面造就了一個個“自由人”，使人們得以超越狹隘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但是，這種超越只是相對于人對人的直接隸屬和等級關系而言。農耕帝國使人獲得某種自主性的同時，也伴隨著其他的依附關系，從而限制了人的進取性和創造性，形成文明進程中的“惰性”。
其一，人對土地的高度依賴。
農業是一種人們在固定的土地上重復生產的產業。人們在土地上日復一日、世世代代的重復生產，形成了人對土地的熟悉和感情。同時，在古代，只有土地才能給人們提供穩定的生活和財富來源，是最為可靠的資源。由此便產生了對土地的依賴，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講這是一種“粘性”。人們即使在家鄉實在難以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其目的也只是換一個地方繼續耕種而已。
分家析產的財產繼承制、國家的人口和賦稅制度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粘性”，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粘性”。“諸子均分”的土地財產繼承制度使家庭內部的每個成年男性都有可能獲得一份均等的土地財產，由此造成土地的不斷重分和細碎化。這一制度無法進行財富積累和規模經營，其結果是不斷再生產出只能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小塊土地無論怎樣精耕細作，其產量和剩余都是有限的。因此，小農經濟總體上只能是“糊口經濟”。同時，國家為獲得穩定的賦稅，以戶籍制等方式將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對土地的制度化“粘性”導致人們難以走出土地，尋求更為廣泛的生存發展空間。
而在西歐莊園制條件下，人們耕種土地的歷史并不長，對土地的依戀遠遠不如中國人那么深厚。更重要的是，土地財產實行長子繼承制，非長子根本沒有可能繼承土地財產，他們成年后必須尋求新的生存來源。而在土地不能買賣的莊園制條件下，他們也不可能依靠買賣土地重建與土地的關系。為此，他們只能從土地上走出來，利用良好的貿易條件從事工商業，一個新型的階級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率先走出土地的羈絆而產生。
其二是對家庭的高度依賴。
農業耕作依靠的是世代傳遞的經驗，傳遞方式主要是在家庭內部從家長那里獲得。同時，人的生命也要以家庭方式傳遞。由此形成人對家庭的依戀。而家戶制和國家法律則大大強化了人對家庭關系的依賴，形成制度化的“粘性”。在家戶制條件下，人只是家庭中的一員，只有根據其名分對家戶承擔責任才能獲得成員資格。在家庭內部，每個人都具有其特定的名分地位，形成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秩序。違背秩序將被視為“大逆不道”。而國家的家族連帶制造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格局，從制度上強化了家庭固有秩序。由此將人限制在家庭秩序內，難有代際上的突破。
在西歐莊園制長子繼承制條件下，走出莊園的人是單個個體，他們不再有長輩家庭所依賴，必須獨自闖天下。他們所獲得的自由是作為自然人的個體自由，這使得他們較少人際關系的羈絆，更大程度依靠自我的力量自主發展，由此造成近代個人主義的興起，成為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新興力量。
其三是對國家的高度依賴。
在農耕帝國，國家的產生有強大的內生需要，小農對國家有一種天然的崇拜。正如馬克思在講到法國小農時說到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32]在農耕帝國，國家統治者成為全國土地的終極所有者，不僅可以對無主地進行分配，而且可以利用國家壟斷性權力直接支配土地，成為土地的最高主人。這種土地所有權與國家統治權合二為一的土地制度更加強化了人們對國家權力的崇拜。即便人們鋌而走險進行反抗，也只是改變權力的占有者，而不是改變制度化的國家權力。“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是不要“王侯將相”，而是取而代之，且將此作為人生的榮耀。
在農耕帝國，商人是一個異數，是最有可能具有突破性和進取性的階層。但是，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格局下，商人關心的是與權力的結合，獲得壟斷性利潤。費正清對此的認識很有見地：“按照中國的傳統，經濟生活中的人經營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產，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產出來的產品中可取得的份額。他愿意靠他在競爭中直接勝過他的同伙來發財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資源或使用改進的技術，來創造新的財富。這是因為從很早以來，中國的經濟就表現為由最大數量的人共同爭取少量的自然資源，而不是去開發大陸和新的工業。從事創新的企業、為新產品爭取市場的推動力，不如爭取壟斷、通過買通官方取得市場控制權的推動力來得大。中國的傳統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33]
在中世紀的西歐，商人階層并無國家所依賴，相反他們還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來保護他們。只是這個國家是按照他們的理想創造的一個屬于自己的政治共同體。由此產生了所謂資產階級革命，使得西方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率先按照新興的資產階級意愿建立起新興的國家，并因此獲得了征服世界的能力，盡管這種能力伴隨著一系列帶給其他國家的痛苦。
（二）官僚惰性
農耕帝國依靠郡縣制及其相應的官僚體系管理國家。官僚體系而不是市場體系將無數個小農粘連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國家及其國家能力。但是官僚體系一旦生成就難以避免產生其內在的惰性，抑制著社會的發展，甚至導致王朝秩序的破壞。
1.官僚的責任制是對上負責，保證中央集權治理。但對上負責造成了官僚的被動性，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維護秩序，保證國家稅收兵役的完成，很難有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動力。因此，“這也是一個抑制獨創性、培養順從性的制度。”[34]這種體制難以保障政府持續不斷地有效履行其公共性職能。正如馬克思所說：“農業在一個政府統治下衰敗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在那里收成取決于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隨時令的好壞而變化一樣。”[35]
2．官僚的上升通道狹窄。科舉制的開放競爭性使得天下英才進入官僚體系，但是官僚體系內部卻缺乏開放的競爭體系。一則在于中央高層權力有相當一部分屬于非競爭性，由與皇帝最親密的人或者關系最密切的人執掌，包括皇親國戚、宦官等。特別是元朝、清朝等朝代有相當一部分官職僅僅是憑借其族群身份而壟斷，形成了一個身份固化的階層。這個階層阻礙了大部分官員依靠業績正常上升的通道，使得他們缺乏有所作為的積極性。古語“家貧思賢妻，國難思良將”。只有在國難之時，精英人才才有可能破殼而出。二則在于官僚體系缺乏必要的政績考核所形成的上升通道，官員的上升只能通過各種“關系”，如門生故第、親友鄉黨等保薦提名，由此形成私人性的恩庇關系。這種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體系抑制了官員的職務活力，使得他們不得不用相當一部分甚至主要精力去尋找各種升遷門路，而不是創造性地行使職務權力。
3．“管家”自肥。官僚是皇帝雇用的“管家”。皇帝以極其低廉的正式報酬雇用“管家”，并以“君子重義”的儒家思想教導“管家”。但是，官僚是一個職業階層，特別是在古代中國，要成為官員需要全家族力量的支持，一旦獲得官職則會光宗耀祖，甚至世代恩庇。當官與發財，升大官與發大財始終聯結在一起。由此造成官僚利用其“管家”身份獲取各種非正式好處。而這些“好處”主要是侵占公眾利益，造成社會成員負擔沉重，嚴重抑制了社會財富的積累，甚至造成王朝的顛覆。所以，古代中國的官僚自肥形成了一個結構化的利益集團，貪官屢禁不絕。如費正清評價的：“官員們靠我們今天稱之為‘系統化的貪污’行為來謀生，而這種行為有時變成了敲詐勒索。這是錯綜復雜的私人關系制度必然會出現的伴生物，而每個官員則必須跟他的上司、同僚和下屬保持那樣的關系。”[36]正是這種結構化的關系，因此他將政府視之為“有組織的‘貪污集體’”。[37]大量官僚地主的存在也阻礙了一般社會成員依靠生產獲取財富的可能，甚至造成大量農民的破產。
（三）權力任性
農耕帝國屬于家產制國家，由此形成理論與事實的二律背反。理論上是“天下為公”、“以民為本”，但國家的家產制屬性又使其事實上成為“家天下”，“以君為上”，造成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天下為公”、“以民為本”的學說缺乏制度性支持，也就難以約制公共權力的使用，從而形成權力任性，即權力的隨意性。
1．權力的公共性與私人性難以界定。古代國家權力使用具有雙重屬性。一是滿足公共需求，如大型水利工程、災害救治、軍事防御等；二是滿足統治者的自身需求，如皇家的消費。但是這兩種屬性的權力缺乏清晰的邊界限制。如秦始皇可以集聚大量人力財力修建長城驛道，同時又為自己修建奢華的陵墓，其統治的殘暴性引起全國性反抗。大量官僚也特別熱衷于公共工程和皇家事務，可以在“辦公差”過程中自肥。古代中國許多有作為的皇帝之所以充滿爭議，便在于權力的公共性與私人性之間缺乏明確的界限，由此造成的權力任性積累了巨大的民怨，所引起的反抗又極大地傷害了社會的累積式發展。
2．社會權力無能為力。古代中國的土地屬于國家終極所有，一般社會成員對土地和財富的占有都是建立在承認和服從國家統治的前提基礎上。不僅一般農民，即使占有財富較多的社會成員也無法抗拒國家權力，由此造成國家權力行使缺乏社會的制約而呈隨意性。比如，稅收是國家的支柱，也是國家權力行使的主要領域。在古代中國，是否收稅，收多少稅完全由統治者決定，無須取得納稅者的同意。當超出納稅承受能力時，納稅人也沒有制度性渠道加以抵制，最后只能采用暴力反抗。摩爾指出：“社會系統中缺少有效率的機構來制止官員的壓榨行為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中最基本的結構性弱點之一。”[38]中國古代王朝的更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民眾負擔沉重引起的，由此又影響了社會的延續性發展。
3．最高權力不受節制。古代中國的國家權力行使最終定于君主一人，沒有其他體制性權力對最高權力加以約制。這對最高權力的行使者要求特別高。中國政治特別強調“治道”，即治理要有道，要有方，便是如此。但能夠真正掌握“治道”的人不具有體制上的普遍性。如果最高權力的行使者作為明君圣主勵精圖治，則民眾有幸；如果統治者“暴虐無道”，社會毫無力量加以糾正，最后只能采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改朝換代。由此造成政治上的“代際周期率”：第一代君王打江山，第二代君王注重建設，第三、四代延續并伴隨大量問題的產生，第五、六代之后開始進入下行通道。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均產生于第二代至第四代之間。由此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生活極具代際偶然性，其向上的延續性經常會中斷。
不可否認，帝國對民眾的保護是以民眾提供賦稅為前提的。由于國家和地主的雙重剝奪，中國民眾的沉重賦役是世界上最為深重的其中之一。他們除了遭受經濟剝削，還要遭受超經濟強制。但是，自主、自在和自足的生活始終是農民的夢想。當他們的理想狀態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時，他們并不是完全屈服于命運的擺布，而是奮起反抗，從而迫使統治者讓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改變土地占有關系，“均分土地”，由此或多或少地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39]只是這種造反是缺乏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思想條件下的反抗，因此屬于“有造反而無革命”，[40]王朝的周期率仍然左右著中國發展的步伐，“社會基礎停滯不動，而奪得政治上層建筑的人物和種族卻不斷更迭”。[41]特別是具有隨意性的暴力反抗，表現為一種“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42]從而造成對文明的巨大傷害，影響了中國發展的延續性。
四、未了的接力：與歷史接續的創新型中國道路
盡管中國的發展道路極具回返性，但總體上是持續發展的，并沒有停滯不前。“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43]但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挑戰，這就是在西方率先崛起的工業文明。
中國歷史上屢遭游牧文明的挑戰，但是，由于農耕文明的優越性，使得中國有足夠的消化能力去應對挑戰，即便是異族入主中原也會被同化。但工業文明顯然比農業文明程度更高，不受自然的約制，使工業文明創造財富的能力遠遠高于農業文明。“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44]面對強大的工業文明的挑戰，已進入下行通道的晚清帝國缺乏足夠的能力去應對。伴隨帝國數千年的沉疴與惰性在新型工業文明的挑戰下暴露無遺。“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45]
雖然晚清王朝難以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中國并沒有消極坐等命運的擺布，而是在其內部生成出強大的自我變革力量。[46]
其一是農耕帝國的整體性為中國的國家延續提供了底氣。盡管受到外來挑戰，但長期以來的大型國家的統一性、整體性和由家國一體產生的內聚力使得遠道而來的外國力量難以分別統治中國。據馬克思描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民眾還是抱著東方宿命論的態度屈從敵人的暴力，但之后則是“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因為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是一場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47]只有作為近鄰的日本，因為晚清帝制崩潰造成國家四分五裂才得以深入到中國的腹地。即便如此，中國的國家整體統治仍然執掌在本國人手中，淪陷的只是部分地區，并且激發出更為頑強的抵抗力量。正如斯塔夫里亞諾斯所說：“混亂不堪的印度比高度有組織的中華帝國容易遭受外國的入侵和操縱。”[48]
其二是面對挑戰，率先覺醒的仁人志士不僅激發出保持種族延續的能量，更有強盛國家的歷史使命，并凝聚為“落后就要挨打”和復興中華的共識。在馬克思看來，“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49]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那些“睜大眼睛看世界”的一代又一代知識精英努力接受先進思想，并以空前的力量動員全社會參與，通過激烈的革命方式推翻帝制和舊的上層建筑，著力清除歷史延續下來的沉疴痼疾。推翻帝制和建立人民共和的兩次革命，其烈度和深度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是空前的，并產生出改天換地的巨大能量。在摩爾看來，印度在現代化道路上始終步履蹣跚、徘徊不前，或許是沒有經歷一場暴力革命付出的代價。[50]
在中國內部生成的強大變革力量最為集中地體現于中國共產黨的的誕生。“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51]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變革極大地改造了國家，使古老的中國重新煥發出活力，并推動中國步入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全新歷史軌道。而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保留下來的積極元素發揮了重要作用。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歷史轉折意義就在于實現了國家空前的獨立和統一。秦王朝統一中國，事實上是“統而不一”，國家權力并沒有直接進入廣大鄉村和邊疆地區，即“皇權不下縣”和“皇權不到邊”。[52]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借助革命的力量將國家政權直接延伸到縣以下和邊疆地區。這其中就有長期歷史延續的郡縣制的基本制度架構，由此保證國家權力可以持續不斷向下和向邊延展，迅速建立起現代國家體系。革命改變了國家的統治者，而沒有改變歷史延續下來的行政架構。更重要的是，革命為制度形式注入了嶄新的內容，將以人為本的理念發展到為人民服務，強化人民的主體性，并由此激發了廣大人民的熱情和積極性。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政權及其制度體系，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權力賦予普通民眾，從而第一次建立起國家與廣大民眾之間的有機聯系，由此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基礎。
總體上看，近代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以革命的方式進行的。革命的思維建立在對過去的徹底否定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充分表達了這一思維邏輯，這就是“兩個決裂”。這種革命性思維在社會轉變的關節點上是十分必要的。但革命性思維不會因為革命的結束而停止，它有可能成為慣性思維延續到后革命時代。這種思維有可能影響對歷史延續中積極因素的承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是歷史上的改朝換代，而是以建立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制度革命。只是這一新型制度的建立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受革命性思維的影響，缺乏對中國歷史延續性及其造成這種歷史延續性的積極因素的正確認識，從而出現了歷史的曲折。如家戶制內在的家庭經營形式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因擔心其引起社會分化而遭受徹底否定。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借鑒了蘇聯的農業集體化。而蘇聯農業集體化在相當程度上來源于俄國久遠的農村村社制。人民公社體制在抑制社會分化、舉辦水利工程、支持國家工業化戰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未能充分依據本國歷史和國情，特別是忽略了長期歷史以來的家戶制的積極作用，從而抑制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歷史的曲折和挫折沒有終止中國的發展，而是激發起執政黨和中國人民的反思，重新思考中國的發展道路。特別是以放權搞活為核心的農村改革成就極大地鼓舞了探索中國道路的膽識和勇氣。農村改革的最大特點是重新確立了家戶經營的自主地位，吸納和承接了歷史上的家戶制積極因素。特別是通過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將億萬農民從原有體制和土地上解放出來，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改革的成就不僅在于經濟迅速增長，更是促使執政黨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并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路。其主要特點是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他國模式。走自己的路就是要符合中國國情，其中包括承接中國歷史的優秀傳統。只是這種與歷史延續性的對接是一種創新型的接續。[53]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極大地激活了中國長期歷史上的積極因素，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30多年里擺脫貧困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徹底擺脫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創造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54]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中國長期歷史積累的底氣和底色相關。
首先，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本國為主體的主動性改革開放。這與長期歷史延續的人的自主性和國家統一性密切相關。近代以來，個人的自主性提升到國家層面轉換為國家的自主性。1949年后得以迅速實現國家的統一，也在于長期歷史以來的郡縣體制為現代國家提供了形式要件。國家的自主性和統一性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基本的主體性的歷史條件，使得改革開放的內容和形式具有自主選擇性，先改什么，后改什么，開放什么，開放到什么程度，都以本國利益為基點，目的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
其次，正是由于國家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使得改革開放能夠將一切有利于發展的積極要素最大限度集聚在一起，從而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從世界超大農業文明國家看，這一奇跡無疑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創造奇跡的元素包括長期歷史延續的積極元素，如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開放市場、積極政府與勤奮勞動，都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源流。“中國奇跡”具有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兩種文明優質要素的疊加優勢。[55]這進一步說明5000年歷史并不都是歷史的惰性，其中也有非常積極活躍的要素，只是這些要素在相當程度上被消極制度壓抑了。一旦消極制度被改革，原來被壓抑的積極因素就會以極大的能量釋放出來。
再次，改革開放后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執政黨從自己選擇的道路中獲得足夠的自信，并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及時調整治理思維和方式，以實現對變化了的超大國家進行有效治理。比如，當市場經濟發展與固有意識形態相沖突時，執政黨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強調執政黨要與時俱進；當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不平衡的格局時，執政黨提出“科學發展觀”，走統籌發展之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并伴隨大量新問題之時，執政黨提出了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由此不斷深化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道路決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有著足夠的歷史底氣，因此它具有可持續性而不是斷裂性。在中國道路的歷史底氣中的積極因素，不僅在當下中國發展中發揮著積極作用，而且在賦予其創新性的時代含義后，使其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同時也獲得了相當的世界普遍意義。
其一，人是文明的創造者，只有自主的人才能充分激發起創造性。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是以人為本，充分激發和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世界的歷史就是人的解放史。人從一切束縛和壓制中解放出來，從而創造出燦爛的世界文明。古代中國人民率先從狹隘的地域共同體中解放出來，創造了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近代以來的革命和改革再次將人從壓制關系中解放出來，“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56]并因此獲得了巨大的人民力量，創造了中國發展奇跡，最終形成了中國道路。從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看，中國道路蘊含的歷史價值具有世界普遍性。
其二，人類進入文明的標志是國家的產生。自有國家之后，國家就具有強制性，并生成出超越個人的能力。但是，只有那種內生于社會需求并造福于人類的國家能力才具有可持續性。相反那種外在于社會需求的橫暴國家能力無論多么強大都是難以持續的。中國的國家起源于公共需求，其公共職能一直延續下來，近代以來的革命和改革更是賦予國家公共職能的應當性，要求國家不斷滿足民眾需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從而獲得空前的政府能力，使得中國經濟社會得以迅速發展。從內生于民眾需求的政府能力看，中國道路蘊含的歷史價值具有世界普遍性。
其三，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只有根據變化的社會進行可調適的治理才能推進社會有序發展。沒有一成不變的社會，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治理模式。只有適合于不同情況、能夠推動社會發展的治理才是人們所期盼的治理。中國從“大禹治水”開始，國家治理就一直處于不斷的調適之中，只是調適的范圍、程度和性質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是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和改革，也屬于國家治理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化而加以調適，根據時代要求求變，根據歷史國情求變的內容和方式。從可調適的治理看，中國道路蘊含的歷史價值具有世界普遍性。
正如西方諺語所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道路也不是短時間形成的，它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無數代人努力而形成的。漫長的歷史進程為中國道路提供了豐富的積極基因，增強了中國道路的延續性，使中國道路獲得了深厚的歷史自信。這種自信來自于歷史深處，而不是瞬間的輝煌。近代以來，由于屢遭侵略，使得國人缺乏自信。隨著國運的翻轉，國人的自信有所增強，但因為缺乏從“世界進程”的角度對中國長時段歷史的理性檢視，道路自信的底氣還不足。只有在世界進程中充分發掘中國歷史基因的積極因子，才能重新發現中國，發現中國并不是一直“落后”，更不是永遠“落后”，由此建立起強大的道路自信。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獲得了歷史自信而失去了自我反省。歷史對于現實和未來永遠具有兩面性。應該看到，在中國道路的歷史底色中也還積淀著大量消極元素。這些元素同樣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頑強地再現和再復制，與中國的發展如影相隨。比如制度粘性、官僚惰性、權力任性等無時不刻不在侵蝕著國家健康的肌體，甚至有可能惡性生長，使得中國道路還充滿著相當的不可預見性。從“文明更替”看，當兩種文明優質要素疊加優勢不復存在，而兩種文明中的劣質要素疊加的劣勢就有可能出現。從“國運興衰”看，中國歷史上的代際政治衰退率仍然有待克服。這也是中國道路在獲得自信的同時，還存在有可能造成不自信的元素，也是世界對中國道路出現巨大爭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們在承認中國道路的歷史延續性中的積極元素的同時，也要重視歷史延續性中的消極元素，從而以創新性變革加以克服。正如中共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57]
因此，偉大的中國道路還只是開始，遠沒有終結；但中國道路形成的巨大延續性勢必將推動中國以不斷的創新開辟新的未來。“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58]在中國，“持久性的變革”是發展主線，并最終在世界文明進程中形成獨特的中國道路，關鍵在于有先進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周期式的變動”只是副線，并最終會為主線所克服，同樣在于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持續變革，盡管這是一個未了接力的漫長過程！
參考文獻：略
注：本文是徐勇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第七期剛發表的論文，之前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中文版）發表兩篇論文并同時為《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發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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