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運動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中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成功，眾多西方學者將研究焦點集中于中國農民運動的相關議題并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曾有學者對研究狀況進行過介紹和評析，但就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研究的評介而言，則顯得不夠全面和完整。為便于廣大學者對西方學界關于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研究有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進而將此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本文擬就30年來西方對中國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研究概況，進行介紹并作簡要述評。
一、關于農民運動的起源
西方學術界大致存在下列三種觀點：
1.社會經濟結構失衡說
美國學者斯考切波提出：“是某種社會結構因素，或某種歷史環境，助長農民革命呢？又是那種社會歷史因素，會抑制和阻止農民革命呢？”她認為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壓榨和剝削，導致國家權力的崩潰，此一結構性因素，促成廣泛且不能避免的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的社會革命。她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美國學者丹尼爾·利特爾指出，大多數學者傾向認為中國民初時期農村經濟是處于靜止乃至惡化的情形，這也是農民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杜贊奇則從社會秩序失范作了論證。他指出清末民初中國國家權力的擴大與深入，既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又破壞了農村既存的權力文化網絡。原有社會秩序的破壞，致使農民暴露在土豪、惡霸與貪污腐敗的地方政權剝削之下，國家既未加深對地方的控制，反而愈益與社會隔難，這就是國家內卷化，農民運動由此而生。法國學者馬里亞尼·巴斯蒂－布律吉埃也持相同的觀點。
也有學者對此觀點提出質疑。黃宗智認為，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結果有許多種可能性，應注意客觀結構與行動者主觀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白凱認為，“小農生產的特性決定了除養家糊口以外的剩余十分有限，因此，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很大。即使產量稍稍下降，也很容易引起針對收獲物的激烈斗爭。”蕭邦齊也認為農民經濟困苦，并不是農民運動的唯一理由，因為沒有精英的領導，農民即使再困苦，也不見得會起來革命。而布魯斯·拉西特和馬若孟的研究也證明，在當時的中國，農民土地占有惡化的情況并不像有些文獻表述得那樣嚴重，應該小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農民勞動所得比上交的要多。法國漢學家畢仰高認為，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不一定會產生相應的社會運動，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運動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
2.傳統道義被侵犯說
詹姆斯·斯科特認為，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自己對傳統“道義”的認識和判斷，當自己的“道義”被侵犯之后，通常會走上反抗之路。這種觀點認為，農民運動發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為貧困，而是為了“維持生活道德觀念”，通常這種反抗是通過“弱者武器”進行的。斯科特的觀點得到戴瑞福的贊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是官逼民反，是合法的。他通過考察河北鹽民運動的情況，發現由于統治階級的壓迫，鹽民生活日益困頓，心中的“道義”受到侵犯，不得不走上與國家對抗之途。法國學者謝諾認為，中國農民叛亂和流行的集體行動是對地主剝削、土匪橫行社會的嚴重不滿，是合理的集體自衛策略的一部分。
也有質疑道義理論的觀點。陳永發認為道義理論太過于強調草根農民，忽視了其他一些影響農民起來革命的因素，如外來革命者的領導作用。波拉切克通過對江西農民運動的情況分析后認為，道義理論需要更多的限制條件才能成立，革命只有在社會結構和價值系統必須保持大致一致的情勢下才能爆發，“如果不是，你就無法想象利用道義觀念的地方起義可以發展成為政治結盟的大規模武裝革命暴動”。
3.中共組織發動說
小羅伊·霍夫海因茨認為：“造成革命或反革命的成功狀況，基本上是人們努力的成果，而非社會結構、經濟或地理條件的自然賜予”。他以中共提出沒收地主、軍閥、劣紳、廟產等土地分給貧農為例，論證了中共成功動員農民參與革命。布魯斯·埃勒曼提出斯大林與蘇聯國內以托洛茨基為首的聯合反對派的斗爭對中國的農民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缺乏正確組織領導的農民運動，最終結果只有失敗。陳永發認為是中共通過組織的力量，利用農民社會中的一切有利因素來動員農民積極參加革命，這一觀點被稱為“制造革命”。美籍華人學者吳應銧通過對河南地區的農運史研究，認為中共在組織農民參與革命時，經濟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一種是平分政策，一種是生產政策。這種觀點得到了西方學界部分學者的認同。
組織發動說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羅伯特·馬科斯強調長期歷史社會結構的積累才是引起農民運動的關鍵，而非黨團組織與干部領導。他批評霍夫海因茨把農民運動帶入錯誤的方向，農民運動淪為“共產主義者的農民運動，而非農民的農民運動”。戴瑞福認為中國農民在受到共產黨動員之前就獨立自主地轉向革命。在考察河北鹽民的暴動后，他進一步認為主要是此地素有反抗國家的傳統，階級斗爭不是農民運動的主要原因，外來組織力量也只是其次。
韋慕庭通過研究大量的史料后指出，在共產國際的催促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開始出臺了一系列的農民運動政策，但實際上從事農民運動工作的絕大部分是跨黨的共產黨人。這一現象說明了當時農民運動情況的復雜性，這些從事農民運動的雖然是共產黨人，但是他們畢竟是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從事活動的，且農運政策、綱領皆由國民黨制定，把農民運動簡單歸結為中共組織發動，似乎不妥。
二、關于地方精英與農民運動
1.關于地方精英的概念
一部分學者將地方精英定義為外來的領導農民運動的知識分子。如史華慈認為，共產黨是由一群政治目的明確的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這一概念被西方很多學者所認同，他們認為早期領導農民運動的共產黨員本身就是農村地方精英家庭出身的成員。如蕭邦齊研究的浙江革命者沈定一、加比亞蒂研究的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員、農民運動領袖彭湃、韋思諦研究的江西地區早期共產黨員龍超清等。這些家庭出身較好的知識分子，一般是在大城市中求學，受革命形勢的影響而入黨，回鄉之后開始組織農民運動。
一部分學者將地方精英定義為站在革命的對立面，在農村基層中掌握政治經濟權力和政治資源的那部分人。周錫瑞認為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上行使支配權力的個人或家庭”，既可以是地方上的行政長官，也可能是地方武裝團體的首領。孔飛力把接近及利用政治資源作為判斷是否為地方精英的標準，根據這一標準他將其劃分為上層與下層地方精英。這些人往往是革命的對象。再如，裴宜理認為20世紀20年代活躍在河南地區的紅槍會等地方團體，是由地方精英所領導，他們對宣傳土地革命的外來革命者充滿敵意。她所指的地方精英實際上就是紅槍會、土匪等團體的領袖。
2.地方精英在農民運動中的作用
作為領導農民運動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由回鄉知識分子，以及少部分的地主、富農與中農階級所組成。蕭邦齊稱這些人是革命的催化劑。他們到了農村后，利用各種形式發展農民運動組織，動員農民積極參與農民運動。
關于動員的方式。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賽爾登和詹森分別以“政治吸引力”和“經濟吸引力”來解釋中共黨員發動農民運動的模式。裴宜理認為，相對于意識形態、組織結構和政治文化而言，情感工作的成功運用，是中共發動農民的重要手段，中共精英分子通常利用群眾集會的機會，通過農民群眾“訴苦”、“控訴”等方式，激起農民的階級情感。英國學者劉瑜重點關注主義演說是怎樣作為政治動員的方法來激發農民的感情，成功動員農民參加革命。加比亞蒂認為，這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地方干部，并非機械地依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技巧去操縱人民，而是與地方農民間不斷地相互適應。韋思諦認為在城市中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精英分子回鄉后，利用自己的關系與地位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地方矛盾，發展革命勢力。吳應銧在研究河南農民運動時也發現，當時代表地方精英的革命者吳煥先和鄭位三等，在開展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最初并沒有宣傳土地革命，而是選擇了同紅槍會的合作。可見地方精英在開展農民運動的過程中，動員農民的方式是靈活多變的。
關于動員農民的效果。約翰·威廉姆斯以1927年春河南確山農民暴動事件為研究對象，指出一些共產黨員受黨組織委派回到故鄉利用同鄉、同學等私人關系，積極開展當地黨組織創建工作，并與群眾武裝組織紅槍會進行聯系，促成確山暴動的成功，證明了地方精英的私人關系在早期農民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觀點。小安格斯·W. 麥克唐納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時發現，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的農民運動干部是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者，這些地方精英往往是農民運動發生的關鍵。一些西方學者指出，農民之所以能夠被地方精英所動員，很少部分是出于對共產主義革命的信仰，而更多的是對地方精英崇拜。畢仰高、裴宜理等基本持類似的觀點。
那些被作為革命對立面的地方精英則對外來的革命者持抵制態度，通常利用各種手段同革命群眾相對抗，有時不惜訴諸武力。裴宜理通過對20世紀20年代淮北地區的紅槍會等農民自衛團體的分析發現，這些武裝團體由地方精英所領導，平時擔負保鄉衛土的任務。當革命興起后，這些地方精英將外來宣傳革命的干部群眾視為最大的威脅，處處與之對抗。荷蘭漢學家田海指出：對各種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階層身份的一個組成部分。地方精英為實現自己對鄉村的控制時，對使用暴力并不吝惜。但是，在革命形勢面前，這些處在革命對立面的地方精英往往順應革命潮流，選擇同革命者合作。如吳應銧指出，河南地區的紅槍會首領，經常選擇同革命力量合作，曾經擔任過紅槍會首領的吳芝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羅曼·斯拉文斯基的研究，也證明作為地方精英的紅槍會首領，在革命形勢的影響下，往往傾向革命。
三、關于農民參與革命的動機
關于農民是否有革命動機問題，美籍德裔漢學家魏特夫等學者認為，中國革命是一場受蘇聯影響的知識分子操弄的政治運動，群眾是被動的，農民參與革命沒有動機可言。這個觀點受到了費正清的批評，他認為中共的土地革命與民族主義政策，滿足了貧苦農民與知識分子的要求，農民的政治境遇和經濟狀況得到了改善，廣大群眾能夠從革命中獲益，這是他們支持中共并參與革命的重要原因。石約翰認為與其說是中共動員了農民，不如說中共贏得了民心。米格代爾認為，農民最初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并不是出于遠大目標，而主要是由于日常的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以及這些社會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農民渴望盡快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農民聯合起來的最初目的不是為了某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他們甚至也不奢望在新政治中心的決策過程中扮演有影響的角色。相反，他們只是渴望某種讓步，以幫助他們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政治組織吸引農民參與政治領域活動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政治組織向農民提供的物質刺激。在大革命中，這種現象表現得比較明顯。
有學者認為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主要是受內心道義法則的驅使。戴瑞福認為中國的民間風俗和地方文化，對農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認為農民參與革命的動機，受心中道德經濟的影響，有自己的一股動力，表現出來的革命形式不是自上而下的運動，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活動。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河南濮陽鹽民暴動時，農民參與的動機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受內心的道義法則的驅動。荷蘭學者張鮑輝贊同戴瑞福的觀點，并利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對1926年至1934年期間湖南和江西的農民運動進行了研究。通過比較發現湖南的農民運動幾乎沒有經過外部動員便開展得如火如荼，而在江西盡管紅軍采用了非常強烈的動員方式，但是農民參加革命的熱情仍然有所保留。他認為兩地農民革命方式的不同是因為農村社會合法組織結構的存在，農民參與革命的動機是試圖推翻不合理的農村社區組織架構。這說明農民心中的道義法則是他們參加革命的主要動機。
有學者認為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主要是追求經濟利益。吳應銧通過研究河南農民運動后發現，農民參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個人利益的驅使，“農民不僅試圖保護自己的生存，他們還愿意藉由長期或短期、個人或公共的投資，來提高他們的生存水準”。他們參與革命的關鍵在于革命者能否滿足其具體與迫切的要求。而他們也能夠依據“具體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判斷，來為他們個人及家庭追求最大的利益。斯考切波也發現，當農民發現在當地經濟和政治情況下，通過參加革命他們就可能實現具體的目標——通常包括獲得更多的土地，或者可以留下更多的勞動成果，參加革命具有明顯的經濟目的。
四、關于農民運動發生的地點問題
什么地方容易發生農民運動？這是西方學者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有學者從生態學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傳統使某些地方成為革命的發源地。小羅伊·霍夫海因茨在研究大革命農民運動時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生態與接受共產思想之間并無必然聯系，革命成功的區域多是黨組織活動卓有成效的地方。但是霍夫海因茨也確認有若干地區是例外，麻城及其鄰縣黃安便是其中的兩個，都位于將湖北和長江流域與華北平原分割開來的大別山地區，它們是“革命溫床”，在這些地區革命發展迅猛。
裴宜理也非常關注一些“邊沿地區”農民暴動發生的情況。她發現淮北地區是捻匪和紅槍會的發源地，100年來都是動亂之地。在該地區，有它特殊的地理環境，有一種經濟社會不穩定和對農民無保障的地理因素，土地貧瘠，災荒頻發，生產力低下。這種貧困的地域最容易讓貧困農民鋌而走險，暴動頻繁。裴氏的研究在加拿大華裔學者陳志讓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證，陳研究湘鄂川地區的革命發生時發現，該地交通不便，經濟文化相對比較落后，該地農民的苦難主要來自軍閥與國家的剝削。當外來的革命者稍一動員，農民運動便迅速興起。
羅威廉選擇麻城作為案例來探討農民運動爆發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他通過700年麻城民變的考察認為，麻城之所以會發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緣政治上的位置以及其特殊的文化傳統。麻城位于大別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這座高山之要隘，自古以來是兵匪藏匿之地，成為暴亂的源頭之一。而除地理因素外，特殊文化傳統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麻城歷史上，有兩個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俠、好漢，二是對鬼神的敬畏。正是這兩個因素使得麻城成為20世紀20年代農民運動的發源地之一。羅伯特·馬科斯通過對海豐縣300年的社會經濟結構演變的分析，指出地主對土地所有權的控制、過度的壓榨剝削、階級關系、階級意識、資本主義經濟入侵等等構成導致該地農民運動的社會經濟條件，而這些正是該地長期積累的結果。
有學者認為，有城市知識分子傳播革命種子的農村地區往往是革命發生的地點。吳應銧在《發動群眾》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如果要尋找革命活動地點，應該注意“城市外圍”地區。第一，城市外圍地區有其特殊條件，有利于革命活動的發生和發展。早期發動革命，大都利用學生和城市知識分子作為“播種工具”，而城市外圍村鎮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在城市接受革命洗禮的，他們是城市中共組織和農村革命的橋梁，也是他們把革命的種子帶到城市外圍農村去的。第二，城市外圍階級矛盾尖銳，中共有機會利用這種階級矛盾去發動附近山區的窮困農民。第三，城市外圍的農村是理想的革命根據地。城市是交通要道，是軍事重點，要包圍城市，中共的革命視線是離不開城市的。因此研究農民革命的重點不能放在農村，城市給革命活動帶來革命組織、思想意識和領導人才，農村給革命供應人力物力。在有利條件下，革命則伸展到城市，無利條件下，則退縮到農村，所以城市與城市外圍的農村在革命過程中的密切聯系，是值得學者再深入研究的。小安格斯·W. 麥克唐納對湖南農民運動起源研究，則證實了1926年湖南興起的農民運動，正是發生在城市周圍的農村地區。而這些革命的發生，恰恰是城市具有革命思想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回鄉后發動組織起來的。這也證實了吳應銧的觀點。
五、國民黨與農民運動
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展開的，國民黨作為革命的主要領導者，領導組織農民運動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方學界對國民黨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關系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大概因為從事農民運動的主要是共產黨員而把國民黨忽略了的緣故。
韋慕庭通過對廣東省1924年到1926年期間農民運動的考察，詳細闡述了國民黨在開展農民運動過程中所做的各種工作。作者從四個方面考察了國民黨在廣東開展農民運動的情況。第一，概括了孫中山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思路，指出孫的目的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具體方法是通過核定地價和和平贖買的方式來實現，很顯然孫并不贊成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實現其目的。第二，客觀評價了國民黨在開展農民運動中采取的各種措施，指出國民黨中央成立了中央農民部專責農民運動，發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創辦農民運動刊物宣傳國民黨的農民運動主張，成立了專門培養農民運動干部的機構，派遣農運特派員赴各地宣傳、組織成立農民協會等，有效地促進了農民運動的開展。第三，對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進行了高度評價。他通過對歷屆農講所的畢業生在畢業后從事農民運動的工作成效考察后認為，農講所為廣東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人才，正因為這些組織者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廣東農民運動取得巨大成績。第四，揭示了廣東農民運動迅速發展的原因。這主要包括：一是國民黨中央對農民運動的高度重視；二是以彭湃為代表的農運組織者卓有成效的工作；三是農民能夠從運動中得到實惠；四是得到了政府武裝力量的支持，這是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條。韋氏的文章對我們了解國民黨如何開展農民運動是很有幫助的，改變了農民運動就是中共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觀點。
韋慕庭在另一本書中詳細研究了國民黨農民運動政策的轉變，認為廣東省開展的農民運動主要是以減租為主要訴求，并得到了國民黨中央的支持；隨著北伐進到兩湖地區時，農民運動開始由減租運動發展到土地革命，這與孫中山期望用和平手段解決土地問題的初衷不符。同時由于兩湖地區農民運動已經出現失控的現象，武漢國民政府試圖控制農村革命，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制定了7個議決草案，但有的被“擱置”，有的未能通過，有的通過也無法公布，成為一紙空文。小安格斯·W. 麥克唐納在研究湖南農民運動時發現，當農民運動從減租運動發展到土地革命時，遭到了地方精英的敵視和破壞，而這些地方精英與國民黨上層及其領導的軍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國民黨對農民運動的政策發生了變化。
六、關于土豪劣紳
關于土豪劣紳的概念。蕭公權認為土豪指所謂的“光棍”之類的地痞，他們大都沒有恒產而遍布各鄉村及城鎮，因為成群結黨欺壓良民的劣行，官方文獻常把這些人等歸類為“莠民”。劣紳通常指行為不檢的紳士，與遵守禮法的紳士成對比。所謂劣紳的惡行包括：壓榨善良鄉民、挑起鄰里村民間的官司、拒繳賦稅或私自征收雜稅、提供非法者保護所、破壞人倫關系、以制造各種事端妨礙社會的和諧安寧等等。(61)美國學者孔飛力的觀點與蕭公權相似，認為土豪指的是地方上運用權勢或其他非法手段，憑借土地資產租佃而致富的人，有時特指那些憑借軍事力量橫行鄉里的惡霸。劣紳則指與正紳相對的概念，他們常勾結胥吏、包攬訟詞、欺壓百姓或聚眾抗官，一般指鄉紳及監生。黃宗智認為，土豪劣紳主要指的是地方惡霸和村落豪強，他們憑藉掌握農村基層政治及經濟資源而魚肉鄉里。
關于打倒土豪劣紳的必要性。小羅伊·霍夫海因茨贊揚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打開了一條農民運動的新路徑，即由“痞子”、“貧農”作為鄉村農民運動干部的基礎，發動對土豪劣紳的斗爭，進而奪取鄉村政權。
關于打倒土豪劣紳的經過及影響。小安格斯·W. 麥克唐納通過二手資料統計出1927年4月到5月共有119名土豪劣紳被殺，與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田中忠夫的統計數字相同。英國學者方德萬認為中國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張揚的是一種暴力文化，而這種文化在農民運動打倒土豪劣紳中發揮到了極致。韋慕庭以中共高級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為例，證明湖南農民在打倒土豪劣紳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不法行為”，直接引起了軍隊的不滿，由此導致了馬日事變的發生。隨后何健、朱培德分別在湖南和江西開始“清黨”，1927年7月中旬國共兩黨正式分道揚鑣。
七、存在的不足及啟示
從已有的研究來看，西方學者的研究呈現出從宏觀的“大理論”研究轉向微觀的地方研究的特點。這種地方研究不是某個學派、某些特定學者或某種理論，更多的是一種新的研究趨向、視角或方法。但這種研究轉變也存在下列明顯的缺點。首先，研究過于集中在幾個特定的地區。就西方學者研究的成果看，主要將重點集中在廣東、湖南、河南及周邊地區，這對全面理解當時的農民運動狀況顯然是嚴重不足的。中國農村范圍之廣、情況之復雜，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在這種情況下，各地農民運動的發生發展的原因及情況自然各不相同，期望對某個特定區域的微觀研究來反映整個國家農民運動的全貌，顯然有其局限性。其次，太過于重視上層領袖的活動和策略。西方學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少數農民運動領袖人物，特別是彭湃、、方志敏等耳熟能詳的人物。誠然領袖事跡固然重要，但分布在廣大鄉村的眾多的基層干部的所作所為，可能才是推進運動方向、形塑運動特征的主要動力。最后，沒有或很少使用新發掘的史料。20世紀90年代，保存在臺灣的“五部檔”和“漢口檔”等原始檔案資料陸續對外開放，其中與農民運動直接相關的就有2000多件，但是使用這批資料的學者寥寥無幾，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學界對中國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研究既有明顯不足，又有其獨到之處。總結其得失，對推進國內學界本領域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三點啟示：
第一，必須發掘和使用新史料。西方學界在史料發掘、數據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應該說花了一定的工夫，其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和科研價值。但是還有更多的史料需要進一步發掘和使用，如前面提到的“五部檔”、“漢口檔”。這一點國內學界尤其值得注意。由于各種原因，國內學界多少存在由于急功近利心態導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復等問題。若能注意借鑒國外同行的細致認真，重視第一手檔案資料的發掘與使用，國內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研究的整體水平將有可能進一步提高。
第二，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開始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生態學等學科知識來研究中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助社會科學的統計、數量、田野調查等，使相關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化。國內學界應更為全面地容納多元路徑，重視不同學科研究方法的應用，重視吸引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加入其中。
第三，在研究視角上應注重部分和整體的結合。在過去30年里，西方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農民運動時，經常選取一個地區進行微觀分析，往往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巨大而缺乏足夠的代表性。國內學界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應在借鑒西方學界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將農運領袖和普通群眾相結合，將農民運動典型發展地區與其他地區相結合，才能準確揭示整個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歷史進程。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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