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指為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和農村貧困群體等傳統主流金融體系難以覆蓋的弱勢群體提供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在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平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在理論與實踐中也出現了覆蓋率、可持續性和“使命漂移”三大世界性難題。發展普惠金融已經成為我國扶貧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如何解決好普惠金融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是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中需要面對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開發的系列重要論述，為我們在發展普惠金融中應對挑戰、指導實踐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為解決普惠金融的“世界級難題”貢獻了重大智慧，開辟了普惠金融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一、大扶貧格局思想為解決普惠金融的覆蓋率難題提供了制度框架
滿足弱勢群體金融需求的金融網點或金融產品在地域和空間上的覆蓋率，是普惠金融最基本的衡量指標。當前各國實踐與普惠金融聯盟等國際組織的研究總結認為，國有銀行改革、銀行代理、手機銀行、多元化金融服務提供者、金融消費者保護、數據收集與評估體系（包括金融身份證明）是促進普惠金融的六方面政策框架，其中前四類是屬于增加弱勢群體獲取金融服務渠道，提升普惠金融覆蓋率的范疇。這些舉措，對提升普惠金融的覆蓋率與可獲得性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也存在著當覆蓋率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就難以進一步提高等問題。例如，為僅有百人左右的小自然村設立代理銀行或建一臺自助服務終端，對金融機構而言卻會大大增加成本。應該說，在世界范圍內農村都是普惠金融覆蓋率的難點，要進一步拓展普惠金融深度與廣度，達到全覆蓋以真正實現金融服務需求的機會平等，制度設計與政策運用若再就金融論普惠金融，就技術、補貼論提高覆蓋率，則難以為繼。在我國，讓農村貧困群體脫貧是扶貧工作的重點對象。普惠金融助推脫貧攻堅就是要解決好其在農村中存在覆蓋率較低的問題。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大扶貧格局思想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思路。他指出：“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健全東西部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機制，廣泛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積極性。” “要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加快形成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 他強調：“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基層是基礎。要把扶貧開發同基層組織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這些論述深刻回答了普惠金融覆蓋率中的問題。即推進普惠金融覆蓋率，必須跳出金融政策框架來設計制度安排，應當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要建立一種多主體、跨領域、大金融的制度框架，以充分發揮政府牽引的主體作用，整合社會各方面資源，彌補機構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延伸覆蓋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全面、系統地提升普惠金融覆蓋率，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普惠金融全覆蓋的發展格局與輿論氛圍。
二、內源扶貧思想為解決普惠金融的可持續運營難題提供了理論邏輯
由于弱勢群體的收入低、能力弱、居住偏遠等因素，一方面，普惠金融機構在為其服務時，較傳統主流金融業務相比要投入更多的作業成本，承擔更高的經營風險；另一方面，弱勢群體作為普惠金融的受助者，所享受到的金融服務應是公平、便利的，普惠金融為其所提供的資金價格是優惠而合理的。這就會導致普惠金融存在收益低的情況。因較低的收益水平不能完全彌補自身的運營投入和金融市場上的融資成本，普惠金融由此天然存在著一個“成本彌補缺口”。這一“缺口”問題，既正是制約普惠金融向外擴展覆蓋面的原因，也成為普惠金融機構設立后，自身內部可持續運營的“阿喀琉斯之踵”。解決此難題的對策，目前通常也就是采取市場化機制增加普惠金融供給的方式加以應對，如激勵現有的金融機構開展普惠金融業務；放寬市場準入，合理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普惠金融領域等。但從國外實踐情況來看，類似這樣的辦法運行效果并不理想。
普惠金融自身存在著的“成本彌補缺口”，使得普惠金融的經營可持續性能否成立，成為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悖論”。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內源扶貧思想則有利于解決這個悖論。他指出：“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內在活力不行，勞動力不能回流，沒有經濟上的持續來源，這個地方下一步發展還是有問題。一個地方必須有產業，有勞動力，內外結合才能發展。”“幸福不會從天降。好日子是干出來的。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 也就是說，金融機構也應該創造性地發揮受助者的主體作用，以能夠提供最終培育和形成受助者自力更生能力的金融服務思維，來確立普惠金融運行的理論邏輯。基于這一邏輯，普惠金融機構運營的重心不在于“授人以魚”的“融資”，而在于“授人以漁”的“融智”。普惠金融應當把幫助其受助者擺脫其意識和思路的貧困，作為提供一攬子金融服務的核心內容；把提高貧困人口的基本技能，使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勞動力更好地融入產業化、城鎮化，作為融資安排的必要條件與組成部分。
三、精準扶貧思想為解決普惠金融的“使命漂移”難題提供了科學方法
普惠金融機構在其經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弱勢群體客戶占比下降、平均貸款規模不斷提高、金融服務以更大信貸額度為更多的富裕客戶服務的現象，從而偏離專注為貧困群體提供服務的宗旨，這就是“使命漂移”問題。中國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2016年末，全國1519家村鎮銀行的戶均貸款規模仍在41萬元，這一數字明顯超出了農戶和農村小微企業的平均貸款需求規模。以“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為核心內容的精準扶貧思想，則為解決普惠金融的“使命漂移”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論指導。
一是精準扶貧思想中“扶持誰”的思想，為分析“使命漂移”問題提供了科學精準的切入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解決好‘扶持誰’的問題，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弄清楚，把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同樣的，發展金融普惠，就要緊緊抓住“普惠誰”這個牛鼻子，通過一系列工作機制、程序、工具等，將普惠金融具體的受助客戶及其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發展潛力等信息準確辨別出來，對普惠對象狀況進行動態監測和評估，自然就找到了解決“使命漂移”問題的“金鑰匙”。事實上，正是因為弱勢群體的發展能力、財務狀況和經營項目盈利水平等大都很難通過會計、審計等中介機構的評價而形成獲得社會認同的信息，從而存在著先天的信息不對稱劣勢。而普惠金融機構卻沒有把解決受助者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關鍵環節，從而出現了“使命漂移”的問題。
二是精準扶貧思想中“靶向治療”和“五個一批”的思想，在微觀與宏觀層面規范了普惠金融的行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區別不同情況，做到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不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大而化之。”如果遵照這種因人因戶因地因類型施策的“靶向治療”方法，通過豐富信息渠道，搭建信息平臺，完善供需信息溝通機制，把普惠金融的政策與資源精確、動態、有效地瞄準配置到受助者人群和企業，那么也就能真正地普惠到點上和根上。
覆蓋率、可持續性和“使命漂移”三個難題歸根結底來自于普惠金融的成本收益不對稱。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為解決普惠金融收益不對稱的問題提供了方向，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普惠金融理論，為世界的普惠金融事業提供了中國方案。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理事、云南師范大學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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