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堅持普惠金融基本原則前提下，尋求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協調新路徑，關系到普惠金融長遠發展和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進程與效率。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在思想理念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思想側重點差異，實現二者有效協調既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難度。要從思想認識與制度創新全面加強，政府作用與機構優勢協同發力，資金供給與需求能力同步提升三個層面把握二者協調的關鍵點。要從實現微型金融、合作金融與其他金融扶貧模式的有效結合等“四個結合”角度實施二者協調的路徑創新。
關鍵詞:普惠金融；精準扶貧；協調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2013年我國提出“發展普惠金融”到2016年初出臺《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構建普惠金融體系成為較長時期內金融改革的總體目標。國際經驗表明，普惠金融是服務實體經濟的新理念，也是扶貧開發的重要手段。從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重要思想到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我國開啟扶貧開發新篇章。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發展與精準扶貧已成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的兩大主題曲，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深化認識和勇于創新的結果。精準扶貧時間緊、任務重，涉及范圍廣，是當前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離不開健全、高效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通過服務對象瞄準機制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成本可持續金融服務，在理念和機制上與精準扶貧的目標要求是一致的。普惠金融為我國精準扶貧提供了新思路，有望成為精準扶貧的有力武器。但由于普惠金融理念是從國外引入中國的，國內對它的理解存在一些誤區，一些金融機構在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目標偏移”，這不利于普惠金融扶貧效應真正發揮。當前，各級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各界都積極參與到普惠金融發展和精準扶貧中來，其中應該引起重視的問題是，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這兩大治國理政新戰略有何內在關聯？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普惠金融提供精準扶貧金融服務的突破口在哪？這些問題是關系普惠金融能否真正服務精準扶貧的基礎性問題，而社會各界尚缺乏仔細辨析和深入思考，更缺乏統一定論。因此，當前，我們需要正確認識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關系，避免理論誤區和在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實踐中少走彎路。要在堅持普惠金融發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疏通精準扶貧的金融血脈，尋求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的新路徑。這既是我國普惠金融長遠發展需要關注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進程與效率。
國外主要通過對微型金融的研究間接體現普惠金融與貧困的理論淵源， Banerjee等、Belsey和Coate、Tassel E V、Ghatak和Guinnane研究微型金融通過小組聯保和動態激勵激發成員之間互相監督，化解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提高貧困人口資金可獲得性。Demirguc-Kunt和Levine、Sarma M、Anand和Chhikara發現普惠金融是緩解貧困人口融資約束，實現增收扶貧的重要途徑。普惠金融概念被引入國內以后，一些學者敏銳地捕捉到普惠金融理念在我國特別是農村金融領域的廣闊應用空間，認為發展普惠金融是服務我國貧困人口的有效手段，普惠金融是緩解我國農戶金融排斥，實現和諧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一些學者對普惠金融扶貧的作用與對策進行了研究：陳銀娥、何德旭的研究充分肯定普惠金融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提出應該加強金融業務創新、設計適合窮人的金融產品，降低貧困人口融資成本，更好地實現扶貧目標。王曙光提出實現大型金融機構和微型金融機構有效對接能有效提高普惠金融扶貧效果。近兩年以來，精準扶貧成為我國重大發展戰略，普惠金融視角下的精準扶貧問題開始引起關注。李萬峰研究了普惠金融對精準扶貧的重要性。洪曉成認為精準扶貧需要加強普惠金融業務創新，推進相關政策、工具和制度創新，為精準扶貧提供金融支撐。王茜認為新時期金融扶貧須以普惠性金融為指導，切實增強精準性和實效性。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國外注重從小組聯保、動態激勵等信貸機制方面研究普惠金融扶貧的有效性，大多將普惠金融界定在微型金融層面，很少考慮將微型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金融模式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國內對于普惠金融扶貧的作用與對策研究較多，關于如何推進精準扶貧的研究也不少，但將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這兩大主題聯系起來進行研究的很少，只有少數學者提及普惠金融在精準扶貧中的重要性。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普惠金融范疇和標準與國外不完全等同，需要明確我國普惠金融與脫貧攻堅的內在思想關聯，特別是結合精準扶貧的目標要求，考慮我國微型金融、合作金融以及其他中小商業性金融應該如何發揮在精準扶貧方面的比較優勢。本文從理論邏輯視角深入研究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理論淵源與各自的思想側重點，尋求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的新路徑。
二、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理論淵源與思想側重點差異
普惠金融應該也能夠為精準扶貧服務，但普惠金融不等于扶貧，實現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需要結合我國脫貧攻堅戰實際情況，充分認識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理論淵源與思想側重點差異。
（一）普惠金融與國際反貧困存在理論淵源：二者有效協調的可行性
貧困人口的資本可獲得性直接關系到能否順利從事生產和實現收入增長，金融資本在減貧中的作用一直備受關注。
1.早期反貧困理論開始關注金融資本在窮人收入增長中的重要性
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認為貧困根源在于金融資本缺乏。“減貧”是要提升貧困對象的資本形成能力，改善貧困人口“福利”狀況。貧困人口所需要的“資本”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等，其中金融資本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積累和改善的基礎，有利于緩解貧困人口在資本形成過程中的脆弱性，提升抗風險能力。與此同時，也形成了“大推進”理論和“臨界最小努力理論”等關于促使金融資本形成的理論和觀點。
2.金融發展理論間接關注窮人減貧問題
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金融發展理論從宏觀視角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金融發展來實現經濟增長，為金融減貧研究提供理論思想。格利與肖對金融機構對促進儲蓄轉化為投資過程中的作用進行研究，戈德史密斯、麥金農提出的金融結構和金融深化理論闡述了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作用機制和具體途徑。金融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在理論和實證中已達成共識，金融發展通過經濟增長間接影響窮人收入水平。經濟增長帶來就業崗位增加和稅收增長，為窮人創造收入增長機會，使政府有更多財力在教育、醫療和其他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投資，有利于實現窮人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金融發展有利于總體經濟增長，卻不一定能實現窮人收入增長。如果金融發展只是通過實現富人的收入增長或者更大的收入差距來實現經濟增長，這樣的金融發展是不利于窮人的。
3.農村金融理論重點關注農村資金投入問題
在金融發展理論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農村金融領域產生了不同的農村金融理論，這些理論都重點關注通過不同手段和方式向貧困地區投入資金來解決貧困問題。農業信貸補貼論強調政府手段投入資金，農村金融市場論強調市場手段投入資金，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強調通過政府干預用市場手段投入資金。由于窮人和金融機構之間存在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窮人往往不能提供金融機構所要求的“合格”抵押品，信貸約束的存在使窮人難以獲得生產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支持，制約了窮人的投資和生產機會。所以，盡管窮人具有更高的邊際投資效率，金融市場不完善使窮人投資的初始稟賦受到約束，金融排斥成為導致持續性收入不平等和貧困陷阱的重要原因。
4.普惠金融從理論機制上直接關注窮人減貧問題
發展理論和農村金融理論延續基礎上出現的普惠金融顛覆了傳統觀念，成功實現了資本與窮人的結合。其成功的關鍵在于以窮人為服務對象的精準目標瞄準機制，以團體貸款、動態激勵為核心的風險防范機制，提高了窮人的資本可獲得性，通過提高窮人金融服務準入水平達到減貧效果。
由此可見，普惠金融與國際反貧困理論和實踐是分不開的，普惠金融是反貧困的新理念、新方法。普惠金融在本質上屬于“金融”問題，當前我國精準扶貧有新的目標和要求，但在本質上屬于“減貧”問題。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存在理論邏輯上的淵源，這為我國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存在思想側重點差異：二者有效協調的難點
當前我國精準扶貧工作不同于過去的扶貧開發，也不同于國際普惠金融理念產生過程中的“減貧”工作，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也存在各自思想側重點差異。
1.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內涵有差異
普惠金融發展注重發揮“減貧”過程中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金融機制創新解決傳統金融機構服務窮人時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高的問題，注重發揮窮人參與金融活動的主動性，主張金融供給方通過業務和技術創新來實現財務可持續發展。普惠金融發展更多的是市場行為，政府為金融供需雙方提供良好政策和法律環境，保持政府干預的“適度性”。當前我國精準扶貧進入攻堅階段，具有綜合性、系統性和復雜性，時間緊迫，任務艱巨，必然離不開政府強勢干預，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力量是無法在短期內實現如此艱巨任務的。
2.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在政策目標上存在差異
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成本可持續的金融服務，解決低收入人群所面臨的金融排斥問題，實現金融服務獲得性的人人平等。普惠金融不僅是在傳統金融基礎上的“體系完整”，更要在“金融功能”上得到有效發揮。當前精準扶貧已經上升到高度政治層面，被列為各級政府主要政治責任，它的政策目標是要在2020年實現七千多萬貧困人口脫貧，真正實現我國包容性經濟增長，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這個目標與普惠金融目標不一樣，它不僅是金融層面的目標，而且具有更強的政策性和政治高度。
3.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所需要的金融服務范疇不完全一致
普惠金融注重從金融功能觀視角構建完整、高效的金融體系，金融機構的外在組織形式可以多元化，但服務貧困弱勢群體的宗旨是唯一的。它從本質上說是屬于可持續商業性金融，側重于通過政策、制度和技術創新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可持續低成本金融服務，我國普惠金融體系建設應該特別注重發揮商業性金融，特別是中小型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當前我國精準扶貧是政府主導的系統性工程，精準扶貧目標導向下的各種金融服務都被打上明顯的政府烙印。很多商業性金融機構把參與精準扶貧當作政治性任務來完成，金融扶貧方案的設計是按照政府扶貧規劃和意愿來設計，更多地體現了政府的利益和意志，良性的市場化扶貧機制尚未形成。可見我國精準扶貧更多依靠“政策性”金融作用的發揮，這只是普惠金融中的一個部分。
4.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所需的金融服務在內容上有差異
精準扶貧包含產業扶貧、異地搬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教育扶貧、社會保障扶貧等多種方式，不同扶貧模式都需要資金支持，這些資金來源于財政、金融和社會資本等渠道。普惠金融主要是在“金融”層面服務扶貧開發，金融服務的重點應該體現在產業扶貧、異地搬遷扶貧上，而精準扶貧所需要的金融服務內容比普惠金融更廣。由此可見，普惠金融服務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但不足以構成精準扶貧所需金融服務的全部。
5.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在目標客戶上存在差異
我國精準扶貧重點在于精準解決七千萬人口貧困問題，這是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標準確定的，大約日均6.3元。而普惠金融服務對象是被一般商業性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包含小微企業、城市和農村貧困人群以及殘疾人等。普惠金融遵循國際貧困標準，2015年10月，世界銀行也采用每人日均1.95美元（約合人民幣12.13元）作為新的國際貧困標準，這個新貧困標準比我國2300元的貧困標準高92.5%。從理論上說，國際貧困標準線下的貧困人口都屬于普惠金融目標客戶。根據2015年4月國家公布的數據，我國還有6666萬家小微企業，這都屬于普惠金融服務對象。由此可見，普惠金融服務對象比國家此輪精準扶貧所確定的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要多。
三、創新惠普金融與精準扶貧協調路徑的關鍵點
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之間的理論邏輯一致性，決定了二者存在協調的可行性，但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也有各自的思想側重點，這決定了要實現有效協調還存在困難之處。實現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有效協調，需要認清協調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找準協調的關鍵點。
（一）思想認識與制度創新全面加強是基礎
國際經驗表明，通過深化普惠金融服務可以惠及到部分貧困群體，精準扶貧離不開健全、高效的普惠金融體系。首先要在思想上正確認識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關系，這是二者有效協調的基礎。另外，完善普惠金融自身體系建設是提升普惠金融服務效果的重要前提，普惠金融制度創新非常重要。要加強普惠金融發展規劃，要將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上升為一脈相承的思想綱領，作為指導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總方針，加強宣傳提升普惠金融在實現精準扶貧目標中的重要性。使社會各界認識到普惠金融發展是一個較長時期過程，重在財務可持續性的前提下解決弱勢群體的金融需求，“市場機制”培育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政府重在激勵和引導，普惠金融服務是精準扶貧所需金融服務的主體但不是全部。在思想上要堅持普惠金融發展的獨立性，不能因為精準扶貧“政治需要”而犧牲普惠金融本身的獨立性。要在實踐中要堅持《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的普惠金融基本原則，注重普惠金融機制建設，提供獲取金融服務的平等機會，注重機構可持續發展，堅持金融創新與風險防范的統一，要在堅持原則和基本規律的基礎上服務精準扶貧，避免“短視”行為。提高金融機構服務精準扶貧內在積極性，不能為了滿足政府意志而犧牲市場行為甚至以“政治”手段強迫金融機構扶貧。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仍有一些關鍵性“短板”需要補上，要進一步加強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制度創新，特別是村鎮銀行的主發起行制度，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律地位和資金來源等問題，在制度層面應該有“大突破”，把握合作金融的核心精髓，加大制度創新力度，發揮合作金融在實現精準扶貧中應有的力量。
（二）資金供給與需求能力同步提升是核心
普惠金融不能解決所有的貧困問題，也不能自動解決貧困問題，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應該注重普惠金融供給與需求有效協調。貧困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些是因病致貧，有些是由于家庭遭遇重大變故，有些是由于教育落后致貧，也有的是由于地處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的生存環境而造成的貧困，并非所有這些原因造成的貧困人口都存在對金融服務的有效需求，金融扶貧并不適用于所有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的脫貧只能采取政府兜底辦法。普惠金融主要是提高貧困人口的資金可獲得性，但提高資金可獲得性不一定能夠實現貧困人口收入增長，關鍵在于能否實現金融機構資金供給能力與貧困人口資金需求能力的有效銜接。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能力決定金融機構能否為貧困人口提供高效、低成本和可持續金融服務，貧困人口的資金需求能力決定貧困人口能否真正將這些資金用到能夠實現收入增長的地方。因此，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的有效協調需要保障資金供給與提高貧困人口資金需求能力同步提升。否則，單方面的資金供給再多，也只能造成資金浪費，甚至進一步造成貧困人口懶惰心理，反而不利于貧困人口金融能力的提升。因此，要開展抵押、擔保替代機制創新，為貧困人口構建有效的增信平臺，著力解決當前貧困人口抵押和擔保難的問題，精準提升貧困人口承接資金供給的“造血”能力。將普惠金融與文化教育、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充分結合起來，通過提高貧困人口自身素質，完善貧困地區發展生產的基礎設施，提高貧困人口公共服務可獲得性，間接提升貧困人口資金需求能力。貧困人口要改變“等、靠、要”的心理，加強脫貧的“自力更生”，絕不能“躺在墻角曬太陽”。
（三）政府作用與機構優勢協同發力是保障
普惠金融發展是“途徑”，服務精準扶貧是“目標”，但普惠金融是市場化機制運作的，精準扶貧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政府行為，實現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的協調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兩者的關系處理不好，有可能會出現政府隱性強制金融機構開展扶貧，金融機構為了完成政府任務而被動扶貧，打擊金融機構扶貧的內在積極性，不利于金融機構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與扶貧的有效協調，損害普惠金融發展的基礎。貧困人口即使短期內脫貧，而后也容易出現返貧。因此，金融扶貧要在政策引導和激勵下“水到渠成”地進行，市場化作用機制應該發揮有效作用。其次，普惠金融發展是綜合性和系統性工程，需要動員各方力量。政府與市場協同發力要充分發揮微型金融、合作金融與其他金融扶貧模式各自的“比較優勢”，以“比較優勢”為準繩，加強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政府猶于作物生長中的農夫，作物的生長離不開農夫的精心培育，但應該尊重自然規律，切不可包辦一切和“揠苗助長”。應該發揮“牽線搭橋”作用，鼓勵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以及不同金融機構的金融扶貧協作，實現不同地方和不同金融機構之間扶貧優勢互補和扶貧資源充分利用。要實現不同扶貧模式在不同時期的有序推進。提升貧困人口脫貧意志，構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價值導向，傳遞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正能量”。
四、圍繞“四個結合”創新惠普金融與精準扶貧協調路徑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有效協調的總體目標要求是：不能讓“市場力量”為主的普惠金融從屬于“政府色彩”濃厚的精準扶貧，不能犧牲普惠金融自身的發展來扶貧，要在促進普惠金融自我發展的基礎上服務于精準扶貧，通過二者的協調，既要有利于構建我國真正意義上的普惠金融體系，又要為精準扶貧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支持。基于以上目標要求，本文提出“四個結合”的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協調新路徑。
（一）實現微型金融、合作金融與其他金融扶貧模式的有效結合
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應該重點發揮中小型商業性金融機構，特別是微型金融組織在扶貧中的信貸機制和技術優勢。合作金融具有資金互助優勢，特別是資金互助與貧困農戶的產業建設相結合，能發揮農戶脫貧的內在動力，是幫助實現脫貧的有力手段。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具有精準優勢，能使資金流向真正貧困人口手中。由于商業銀行是以盈利為目標導向，大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支持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發展來服務精準扶貧。政策性金融以政府政策目標為導向，嚴格意義上說不屬于普惠金融范疇，但政策性金融在精準扶貧中可以幫助解決一些基礎性和宏觀性的問題，在改善貧困地區落后的交通、教育等基礎設施，支持貧困地區異地搬遷項目建設等方面發揮作用。對于大型商業銀行來說，它與貧困戶之間存在更多的信息不對稱，它的金融產品對貧困戶也存在一定的不適應性。因此大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間接方式實現金融業務在貧困地區的“下沉”，借助自身優勢與微型金融機構開展資金、信貸技術和信息等方面的合作，使金融業務惠及有金融需求的貧困人口。如圖1所示，通過實現大型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與普惠金融扶貧模式的有效相結合，發揮不同扶貧模式比較優勢，揚長避短，共同為精準扶貧提供高效、可持續的金融服務。金融機構要看清自身在精準扶貧中的優勢和定位，不能只是為完成國家的政策性扶貧任務而硬著頭皮去扶貧。要破除本位觀念，認識到其他類型和規模的金融機構是自身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基礎，依靠自己一家金融機構努力是不能完成精準扶貧任務的。
（二）實現金融到戶扶貧、產業扶貧和基礎性扶貧的有效結合
發展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要實現七千多萬貧困人口精準脫貧，應該實現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扶貧層面的結合。（1）微觀層面扶貧是精準到戶金融扶貧，要提高扶貧資金使用精準性，讓扶貧資金精準到達貧困人口手中，嚴格避免扶貧資金使用中的“尋租”現象，避免“跑”“滴”“漏”。在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過程中要注重對貧困人口脫貧意志的教育，將扶貧資金與貧困人口內在脫貧意志相結合，通過貧困人口努力發展生產實現精準脫貧。否則，再多的扶貧資金也是徒勞。另外，到戶金融扶貧要注重提供包括信貸、教育和咨詢在內的多方面服務。（2）中觀層面扶貧指產業項目金融扶貧，由于貧困人口不一定都能找到自己的脫貧生產項目，或者由于生產項目進入門檻的存在，貧困人口不具備前期投入和能力等多方面原因無法單獨從事脫貧生產項目。另外，所有貧困人口都單獨從事脫貧生產項目生產，也無法體現當地特色，或者不具有規模效應。這就需要通過扶貧資金促進脫貧生產項目的發展，從而帶動貧困人口脫貧。但產業扶貧具有間接性，貧困人口在產業扶貧中容易被邊緣化。政府對于打著“扶貧”旗號享受國家扶貧政策卻不能真正開展扶貧的龍頭企業和項目應有所辨別，不能只是簡單將產業扶貧龍頭企業引進來，更應該通過過程管理，加強對扶貧龍頭企業在幫扶建檔立卡貧困戶方面的績效考核。（3）宏觀層面扶貧是基礎性金融扶貧，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信用體系等整體發展環境的改善雖然不能直接促進貧困人口增收，但對扶貧項目發展和貧困人口發展生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對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效果有直接影響。總體來說，到戶金融扶貧和產業金融扶貧是關鍵，基礎性金融扶貧是補充，普惠金融重點應該在產業金融扶貧、到戶金融扶貧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各金融機構要在政府的引導和激勵下積極開展業務創新，微型金融應該發揮信貸機制優勢，發現那些擁有一定技術，具有產業發展能力，但缺乏資金的貧困戶，積極介入，啟動到戶扶貧。商業銀行特別是涉農類商業銀行要挖掘特色，特別加強對產業扶貧的支持。政策性金融要重點在異地搬遷扶貧、教育扶貧和完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要注重“開發式”扶貧理念，做到扶貧與財務可持續性協調發展。
（三）實現普惠金融扶貧與財政扶貧的有效結合
我國精準扶貧所需要的資金主要來自于財政扶貧資金、金融扶貧資金和社會扶貧資金這三個方面，金融扶貧資金是主體，財政扶貧資金是基礎，社會扶貧資金是補充。我國政府財政投入力度要與精準扶貧相匹配。從精準扶貧的整體來看，財政扶貧是金融扶貧的基礎，與精準扶貧相匹配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是金融機構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不容否定的是，我國傳統財政扶貧模式為扶貧開發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政府主導色彩濃厚，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短期效應明顯而長期效應不足。我國新一輪精準扶貧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從“解決溫飽”轉向“促進發展”，不僅要從短期內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更要從長期內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因此，精準扶貧不僅需要與之相匹配財政扶貧資金投入，更需要的是金融扶貧這種“內生性”扶貧。普惠金融注重扶貧過程中市場作用機制的發揮和貧困人口內在脫貧意志的加強，對精準扶貧更具有長遠意義，精準扶貧應該處理好普惠金融扶貧與財政扶貧的關系。財政扶貧應該主要為精準扶貧發揮基礎性作用，改善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狀況，加強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政府要與銀行、保險公司進行平等、互利合作，著實解決好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補償問題，以財政扶貧資金撬動和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進入貧困地區，為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不能以行政思維強制銀行、保險公司扶貧，要通過政策激勵金融機構開展信貸、保險、擔保和互聯網金融扶貧創新。要注重發揮金融機構扶貧的內在積極性，扶貧積極性不僅要建立在金融機構基于政府號召和社會責任基礎之上，更要讓金融機構感受到通過業務和技術創新能夠獲得財務可持續性。
（四）實現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創新扶貧的有效結合
從普惠金融的理論淵源和實踐可以看出，普惠金融的核心是通過“創新”緩解金融機構和弱勢群體之間天然存在的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降低金融服務供給成本，實現在服務弱勢群體的同時獲得自身財務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目標，金融機構應該根據貧困地區的區域優勢、產業優勢和貧困農戶基本情況加大信貸機制和服務模式創新。目前，在我國精準扶貧政策宣傳引導和激勵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一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已經在這方面付出了較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離普惠金融體系構建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當前，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客戶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消費體驗，緩解了信息不對稱，拓寬了金融服務范圍，拉近了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距離，為金融機構開展信貸機制和服務模式創新提供了很好的載體，“互聯網+”行動計劃也上升到國家頂層設計長遠規劃，讓實現普惠金融目標之路更廣。“互聯網+普惠金融”與精準扶貧目標具有內在一致性，借助互聯網的成本優勢和信息優勢，“互聯網金融+精準扶貧”有望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有力武器。為進一步促進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服務精準扶貧的宏偉目標，既需要在傳統金融框架體系內開展信貸機制和服務模式的創新，也需要借助互聯網迅速發展的契機，實現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結合，實現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的雙輪驅動。要重視普惠金融扶貧創新中的風險防范，但絕不能“因噎廢食”，要建立政府引導基金和風險補償基金，提供增信擔保服務，核銷普惠金融服務精準扶貧過程中較高的風險損失，形成促進普惠金融機構服務精準扶貧的長效激勵機制。
作者簡介：周孟亮，男，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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