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生產力水平越高，社會資源越豐富，村民自治優勢越明顯。研究發現，資源越集中，村民自治取得成效越顯著，可進一步研判有效自治基本單元。以行政村為大的自治單元，資源集中占有少，屬于強性集中—弱性分配型自治，因為村莊共同體空心化導致自治空轉，而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落為小的自治單元，資源集中占有多，屬于弱性集中—強性分配型自治，由于村莊共同體實塑化而自治有力。為了實現鄉村的優良治理，不妨以適度規模的自然村落基本單元開展自治和做實做活村民小組的自治基本單元，才有助于破解自治難落地的問題。
【關鍵詞】資源集中；村民自治；基本單元；功能基礎
村民自治作為改革開放中國偉大的創造，適應了生產力水平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可見社會資源總量與生產力發展相輔相成。社會資源總量的貧富，關系到社會體制有多大的能力和手段去統合其龐大的基層結構。傳統以農立國的鄉土社會，長期面臨社會資源總量貧弱的局面，改革開放后經營自主權的下放，直接導致基層組織與社會體制脫鉤難以集中資源，稅改后又切斷農民與基層組織的經濟紐帶，造成基層政權功能的弱化，自治難以落地。為了實現基層的優良治理，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單位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在村民小組，開展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肇始于不同自治單元的視角進行探討，上述做法是否能破解基層治理難題，可以提出假設：資源越集中，村民自治越有效。那么資源集中與有效自治究竟關系如何，為了自治有效，資源集中落在哪個基本單元？這就是本文亟需回答的問題。
一、資源集中與有效自治
鄉村共同體歷經巨變與滄桑未能消解，關鍵是資源要素的持久聚合與維系。不同時期鄉村自治資源究竟來自哪里？徐勇教授認為，家戶是個人的社會保障和安全根基，也就是村治資源最基本的來源。王滬寧教授認為，村治資源主要源于中國一家一戶擴大成的村落家族力量，由于村落家族血緣性、聚居性和禮級性等特征，構成相對封閉和穩定的村落家族共同體。費孝通教授也認為，除了家族這一核心力量以外，維持鄉村自治的是與家族密切相關的自然經濟，鄉紳權力和禮俗傳統等。那么現代社會，村莊自治需要集中的資源從何而來？資源集中與有效自治有何關系，有待進一步認識。
（一）資源是自治的基礎
要厘清資源與自治的關系，不妨先將自治功能定義為運用治理權力合理集中和分配各種資源。摩爾根指出：“人類進步的一切偉大時代，是跟生存資源擴充的各個時代多少直接符合的。”人類在地球的統治地位的問題完全取決于人們這方面。又如馬克思所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述觀點表明鄉村社會的不斷進步，自治力量的生長與發展，與資源豐富程度與占有息息相關。
事實上資源是村民自治的基礎要素。研究發現，村治資源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自治經濟基礎依賴于占有配置性資源。這些資源關鍵包括物質資源和財政資源等，如集體土地、山林、集體企業和國家轉移支付等。理查德·派普斯認為，“財富在誰手里，主權遲早會到誰手里，財富孕育著統治權”。傳統社會的土地等資源歸氏族或公社所有，產權共有制對實施自治有著強烈的內生需求。這時對土地和農產品等資源支配，構成基層治理的主要內容，一旦生產和獲得資源的功能轉移給家庭，共同體就失去了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自治組織基礎關鍵依靠獲取權威性資源。權威性資源就是支配鄉村自治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規則，如體制和政策的正式制度以及人情、信任、情理和面子的非制度規范等。自治經濟資源的發展，不僅需要生產力提高，而且離不開權威性資源的推動。以及社會結構大變革，引起的失序和失控等，需要集中足夠的權威性資源，才能化解各種利益矛盾，增強自治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因此，配置性資源與權威性資源共同構成自治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資源集中程度決定自治的有效程度
鄉村社會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自治與資源的有效結合。那么有效自治就是運用治理權力有效地集中各種資源，推動鄉村社會發展，解決各種矛盾的過程。根據結構功能主義，自治的有效實現，主要依賴村治資源集中，即從村民或其他對象征得資源，并有目的地導向一定領域，促成自治功能的有效發揮。其實自治功能主要依賴于自治能力和自治意愿兩個方面，其主要受到資源集中數量和性質兩個方面的影響。
1.資源集中數量決定自治能力
村治能力主要受制于自治權力和自治權威的制約，其與集中資源數量密切相關：一方面，配置性資源集中水平決定自治權力大小。鄉村治權在不同社會形態中有著不同運作方式，并存在資源數量的規定。吉登斯的權力來源資源論認為權力生產離不開資源的集中，資源是自治權力得以實施的載體，是通過具體行為實現社會再生產的常規要素。治理權力是在支配結構的再生產中，并通過它產生出來的，構成支配結構的資源。正如美國學者薩托利說：“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形式，它首先意味著尋求更多的社會保障和經濟利益。”只要有公共資源配置、公共利益分配和公共事務治理，就有公共權力。可見配置性資源越充足，治權執行的物質條件就越優越。另一方面，權威性資源集中水平影響自治權威強弱。事實上自治更多依賴權威性資源的支持。因為權力與權威相輔相成，權威具有統一集體行動的權力，從而能夠集中和運作多種資源，推動自治目標的實現。自治組織要想建立權威，自治有力，關鍵要增加自治主體資源的支配量，使其成為自治重要資源的提供者。同時，又可以利用村莊傳統權威性資源，維持鄉村秩序穩定。因此，自治權力基礎是資源，資源集中的多少決定自治權力的大小，同時，影響到自治權威強弱，資源集中的多少又決定行動者的能力水平。
2.資源集中性質決定自治意愿
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就是社會資源集中的過程。在自治實踐過程中，資源集中性質很大程度上決定自治意愿，只有出于自主意愿參與，才是民主自治真義。一方面，社會資源總量貧弱，調控體制需要集中的資源越大，調控形式也越呈強制性。由于生產力水平越低，資源供給小于社會需求，自治需要集中資源越多，提取資源就越多，富有強性色彩；反之，生產力水平提高，可利用資源超過鄉村社會需求，自治所需資源越少，提取資源就少，感情自愿性越多。另一方面，村莊集體經濟發達，集中占有資源多，自治需要集中資源少，這時，更多是針對共有產權利益的分配，自治意愿更強。同時，隨著合作經濟的發展，村民更多依靠社會體制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資源。反之，如果集體經濟不發達，自治需要籌集資源多，對村民汲取資源也多，富有強力色彩。特別是在壓力體制下，外來力量的撕裂和內部抽離，一切生產力變得毫無意義，以至于舊的權力機構及權威逐漸消散，要求發揮自然村落復歸的家族或宗族力量大有裨益。因此，村莊資源占有數量，決定了向村民集中資源感情色彩，也就決定了村民自治參與意愿。
二、資源集中實塑自治的基本單元
自治單元是提供可供占有或分享的資源，進行自我維系和自我生產的共同體。根據滕尼斯的共同體理論，共同體最初表現為血緣的共同體和分離的地緣共同體，能夠相同方向上相互作用和支配。基于血緣和地緣產生共同利益的自治因素，依靠集中資源維系生存與發展。其中，大共同體是提供所有人的或多數需要的東西，而小共同體關系到自身，從搖籃到墳墓，自給自足。因此，不同歷史時期，村民自治單元不斷發生聚變，其資源集中存在差別，決定了自治績效水平（見表1）。
表1 資源集中與有效自治關系
（一）資源弱性集中—強性分配的村落或小組單元
傳統“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的鄉土社會，有著自治底色。新時期自治實踐中，以自然村落或村民小組為自治單元，資源集中占有多，自治能力強，便于開展自治，建立起資源弱性集中—強性分配的治理優勢。
一是集中占有資源多，需要集中資源少而呈現弱性色彩。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可占有配置性資源多而自治有力。當前村民自治重心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組，促使產權單元與治權單元一致或對稱，治理績效顯著。而實施包產到戶以后，行政村空殼化嚴重，土地等所有權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組，伴隨市場經濟到來，土地等公有財產增值明顯，出現自然村或村民小組集體經濟收入不斷增加，遇到本村組公共建設，也無需或很少向村民集中資源，圍繞村組地域進行公共服務建設愿望強烈，集體行動能力增強。二是可供利用的權威性資源多而帶動效能強。孫中山認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在村落或小組開展自治，是基于血緣與地緣，保留傳統歷史記憶。傳統宗族組織帶動能力強，能產生較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依靠傳統權威治理較為有力。特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治理不只是解決家戶生產和生活困難，而且擴展到許多公共問題，促使村民主動而有效參與公共事務。
二是集中占有資源多，資源可分配性強而自治有力。同樣，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可供配置性資源多，誘導式參與多。現實一家一戶的生產和生活單元，因戶太小，無力發展合作經濟，而村落或村小組具備一定規模優勢，再造集體經濟的能力強，可建共有產權以及非農產業建立起群眾持續共享增值收益的長效機制，可供分享的利益報償多，誘惑參與主導性強，參與可能獲得利益回報，不參與沒有利益回報或者利益受損，形成自治參與的持久動力。另一方面，可供分享資源外延強，自治動機強烈。霍爾巴赫認為，利益是人類行動的一切動力。實踐證明，利益與人們越近，人們追求越迫切，由他引起參與動機越激烈。在規模小的自然村落或村民小組，土地產權、集體財產和村民福利等利益分配，與村民生活生產息息相關。在這樣小規模的自治場域內，村民經過長期自治鍛煉，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利益訴求也日益迫切，村民會自愿組織起來，通過村民參與自治，產生有效的集體行動。
（二）資源強性集中—弱性分配的行政村單元
由于中國地域廣大，自然環境形成的地區迥然不同，村莊結構在不同地域存在差異。正如羅茲曼認為的：“中國幅員如此遼闊，尚未實現通訊現代化，行政管理無論如何不可能高效率，同一的措施可以規定，但若要求各地把政務處理得一樣好，那就難保證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實行統分經營，自治組織依據財產所有權資源而行使權威和能量被削弱，行政村自治作為最基本的民主生長點，出現了成長的“煩惱”，在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雙重內生資源較弱的情況下，只能開展資源強性集中—弱性分配型治理。
一是資源占有少，需要集中資源多而呈現強性色彩。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失去維系組織的物質基礎。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后，主要生產資料也分配或折價出售，集體積累資源方式不復存在，自我維系力量紐帶被撕斷，在新的經濟體制下，集體利益被切割，各自利益實現，失去凝結資源的權威和執行權力的物質基礎，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更多是依靠村民集中資源，不然有限的資源難以用到最需要的方面，甚至需要強力才能整合到足夠資源。另一方面是消解可供利用的權威性資源。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合村并組改革潮流，實行大行政村自治，雖然一定程度上節約了行政治理成本，但是，德芒戎曾認為，“村莊（這里指集村）就是靠近、接觸，是思想感情一致；散居（這里指散村）則‘一切都談的是分離，一切都標志著分開住’。”可見大行政村開展自治，無形中規避了傳統的熟人社會，傳統村落里的面子或信任等權威性資源，一旦超出認同范圍和習慣邊界就無形消解，凝聚原子化村民的權威力量大大減弱，難以集中傳統權威性資源進行有效自治。
二是資源占有多，資源可分配性弱而自治空轉。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源空心化，自治參與消極。現實土地徹底分到戶或土地產權組實村虛，行政村缺少集體積累，基層組織也因為無力籌辦公益事業而難以樹立權威。財產的多少、財產的存在形式和人們對選舉的參與程度高度相關。行政村自治空轉原因主要是（但不完全是），村民們沒有為他們的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甚至或沒有能力集體地創造任何超越核心家庭即時的物質利益以外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資源分享邊緣化，自治意愿弱。其實，資源分配就是一種利益分配，而個人能夠分享利益多少會隨著規模擴大而遞減，也就是說個人受益隨著范圍增大而減少，只有離利益越近時，受益程度才高，更容易組織起集體行動。如果群眾離利益愈遠，由于群眾參與和獲取信息成本太高，分享公共產品所遭遇障礙就越多。特別是行政村公共服務的提供和建設，因為規模太大，人數太多，沒有出現易于監督的熟人社會，“搭便車”動機明顯，出現集體行動困境。
三、資源集中與村民基本自治單元的變遷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是一個生產力由低到高的過程，同樣也是不斷進行資源積累的過程，從而滿足鄉村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也就是村民自治的利益訴求。當生產力水平較高，鄉村資源高于社會需求時，對資源集中自愿感情多一點，反之，資源集中要求更多強性色彩。然而傳統村莊共同體在工業化、現代化的洪流沖擊下崩潰、解體、衰落，伴隨著自治權力與權威的強弱反復，更是不同自治單元不斷演變的結果（見表2）。
表2 不同時期村民自治基本單元比較
（一）傳統家戶時期：村落開展資源弱性集中—強性分配型的自治
幾千年來中國都是一家一戶的生產和生活單位，血緣或親緣關系使得村落家族生活在集體的地域內。在生產力不發達情況下，個人置于這樣謀生，其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為了適應更廣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聯合組成的初級形式，人們只能依靠家族這種組織形式為自己取得必要資源。可見傳統村落能使家族成員獲取生存資源，共同地積累財富，自治權威就是建立在對財富的支配上，這樣的村落共同體實際就是自治的共同體。
在傳統村落上，由于生產力較低，家戶甚至擴展到整個家族，作為基本生產和生活組織單元，農民在自家土地上刨食，土地是從父輩繼承，生產經驗依靠長輩傳承，婚喪嫁娶的禮俗也是言傳身教，甚至糊口經濟的家產或者族產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受家長或族長支配，也就集中占有大量族田和祭田等公有資源，促使家族或者宗族內的財權、事權和人權更多傾向于輩分較高的長者，他們才是傳統村落權力或權威的中心。同時，不難發現，傳統時期，由于自然威脅和社會保障缺失，原始家族或宗族不得不提供大得多的保護。一個親屬集團就像一個有效的保險公司。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能自發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需要有超越家戶經濟之上的鄉村組織和機制，促使鄉村的公共服務主要由大家族或宗族集中資源提供，堅持小提取、大分配的原則，屬于一種弱性集中—強性分配的治理類型。但是，自從推行保甲制，使得村落自治進入政治死角，更多是滿足國家對于基層社會的權力滲透和資源的汲取。
（二）人民公社時期：社隊開展資源強性集中—弱性分配型的自治
人民公社時期，為了克服個體農戶經營的落后性和自私性，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社隊是承擔人權、事權和財權的經濟實體，集中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如土地、牲畜和生產工具等，連農產品銷售和分配也由社隊集中管理。可見在落后生產力情況下，開展以資源集中強性，分配弱性為特征的鄉村治理。
為了汲取農村資源，逐漸發展跨越村社的國家行政權權威，完成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全方位滲透。這樣，村干部依靠行政權威控制著鄉村集體物質利益分配，并享受著大量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和社會特權，在村民當中產生權力威懾。這時，秦暉認為中國自治實體村莊是大共同體，將人民公社視為對中國“大共同體本位傳統”的強化。這種共同體一改過去無以集中必要資源發展經濟的狀況。甚至，在農業學大寨時期，這種低水平的資源集中體制，雖然克服家戶力薄辦成公共事業和公共工程，正如魏特夫所言，中國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水利社會”，由于水利工程巨大，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管理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巨大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大提取，小分配，只提供較少的公共服務，如生育、醫療和五保戶等，難以適應社會大環境變化和農民的需求。同時，在生產水平較低情況下，這種高度集中經濟體制，造成農民對集體經濟控制生存依賴，一旦集體經濟實體弱化，建立在集體經濟和政治控制共同體必將解體，基層失序在所難免。
（三）建制村時期：行政村開展資源強性集中—弱性分配型的自治
從現代社會權力結構來看，社隊喪失對于集體資產等資源的支配權和使用權，也就宣告該權力結構的解體。1988年實施的《村委會組織法》確立行政村村委會法律地位，其組織成為村莊權力的領導者，支配和控制村莊的公共資源，比如退耕還林、舊房改造和公路建設等公共工程撥款和集體經濟扶持撥款都需要村委會批準，但是，現實中行政村自治也遭遇到制度的瓶頸，開展資源弱性集中—弱性分配的自治。
改革開放后，實現統分經營，家庭承擔了土地等生產管理、決策、投資和銷售，變成一個經濟實體，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在稅改之前，大隊對生產隊和家戶的權力支配的物質資源，只是包括征收農業稅和攤派勞役等提留，用于支付干部工資、擴大生產和公共事業建設等，依靠行政手段強力整合資源，難免落入政權內卷化的窠臼。直到中央廢除農業稅，合村并組構建大行政村，使得基層組織對家戶喪失了支配能力，擰斷了農戶與基層組織的經濟紐帶。同時，隨著國家對地方權力的支配載體被一項項取消，村委會的權力逐漸離散，失去凝聚力，權威流失，只能依靠人情、面子和道理等資源私人資源集中有限資源，不再可能運用傳統的經濟或超經濟的強制來控制農民的生產、生活及行為，失去了利用原有體制保障社村民正常生產和生活的能力。加上農民利益主體多元化，資源的匱乏、村干部的自利化等因素使得村民自治組織等次生性權威的作用非常有限。這種權威真空導致鄉村治理失序，村級基礎調控能力也大打折扣，造成利益矛盾無法解決，就連對弱者提供的一些救助和保障因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也弱化了，出現村之無治的局面。
（四）探索時期：村落或小組開展資源弱性集中—強性分配型的自治
隨著資源積累單位復位于家庭，村組織控制資源大大減少，又缺少資源積累的手段，相當多的資源不也能得到發展，特別在新的歷史時期，村莊對治理的要求更多，標準更高，如何才能集中資源為村莊自治服務？同時，現在公共價值觀念淡薄，人心渙散，村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意愿，亟需尋找或者重構共同體意識，尋找自治民主新的生長點。
湖北秭歸深處大石山區，不少地方農民居住分散，導致路網、水網等公共基礎設施缺乏統一規劃，以及村內公共設施嚴重不配套等，但是村級財政無法投入資金覆蓋到整個村莊，難以解決“空心村”的公共服務建設難題。為了有效自治，秭歸根據“地域相近、產業趨同、主體自愿和利益相關”等特性，劃小村落治理單元，與產權單元相契合，不僅發揮村落的凝聚力和合作力，而且便于共享公共服務的外部性，節約了建設成本。同時，秭歸利用村落為基礎的新形式，便于集中發展新資源，鼓勵新的精英做實合作社。研究發現，自然村落依托合作社作為自治載體，集非農部門生產、銷售、分配等權力于自身的自治組織，事實上掌握了村落內主要的人權、事權和財權等資源，有利于轉變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實現由地理分散經濟向集聚經濟轉變。另外，還有廣東清遠市，該地地處嶺南，文化源遠流長，較多自然村的宗族原始形態相對完整，具有較強的內聚力和自治權威。隨著人民公社式微，代之村民自治制度，這些村落宗族力量逐漸復興，自治開始尋找內生力量，促使村委會自治下沉到自然村，這時，治理單元與產權單元就相吻合，喚醒村民關注利益而參與自治。特別對于一些貧困村莊，基層組織無經濟實體，公共事業主要依靠對整個家族或宗族的力量，其本身擁有資源集中自愿性強的優勢，只需對家戶溫和汲取，村民便可享受到一定公共服務。不僅如此，還可以利用傳統宗族的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起生產力水平較高的合作社，形成有力的經濟實體，不斷增強自治能力。因此，新時期自治生長點復歸于自然村，就是利用傳統村落較強的資源集中優勢，實現優良治理。
終上所述，村民自治單元的演變根本上是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資源不斷豐富的結果。1949年以后，基于血緣、地緣的宗族和鄉紳等傳統社會自組織系統的式微，代之以社隊等農村基層黨政組織。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以血緣或地緣的簡單互助自然共同體轉變為集體經濟為基礎的生產和經濟共同體，從一種自然或自發形成的共同體轉變為由國家權力深度干預和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體。改革開放后，集生產、社會和政治功能一體的社隊的解體，確立了行政村范圍基層自治組織。但是包產到戶后，集體資源嚴重不足，加上市場經濟不斷沖擊，人們日益被理性主義所裹挾，日益原子化，一盤散沙，行政村無力集中資源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出現村之無治的局面。這時，自然村落至少具備共同體的親切感和安全感，又集中占有各種資源，無需大力向村民提取資源，而村民就能分享公共事業，展開自然村自治成為一項重要的探索。
四、以資源集中為核心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單元
現實中社會資源長期貧弱，不能短期改變，所以基層自治有效程度也只能在目前資源總量允許的水平上。當前鄉土社會治理水平滯后，關鍵問題就是社會資源難以有效集中起來，不能集中資源推進治理現代化。那么隨著現代元素逐漸滲入鄉村社會，不管是傳統的家族或宗族共同體，還是改革開放行政共同體，農民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不能對過去共同體的簡單復歸，需要探索適宜時代發展的自治基本單元。
（一）選擇適度規模村落自治單元
當前經濟非均衡發展，社會資源不足，導致行政體制難以平衡滲入整個基層，給村落自治留下生存空間。村落自治是向家戶自治傳統的復歸，實際上是以家戶為基礎的自治。當然，這不是簡單的復歸，自治的事務是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村落公共社會事務，主要發生于傳統的地域相近的自然村落。由于地域廣大，村莊結構存在十分大的差異，造成村莊資源集中程度不同，只有便于開展自治的半徑才是有效規模。以行政村為自治單元過大，空殼化嚴重，容易產生集體行動困境。以家戶為自治單元規模過小，導致在開展自治事務時，個人分攤的成本過大，實力不足開展公共事務。那么自然村就是集體行動能力強的單位，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不僅自然村具有適度規模優勢，而且村民具備一定資本積累，資源集中程度高，籌辦公益事業的能力強。除此之外，自治單元復歸不僅是經濟性的，也是心理性和文化性的。當前農村社區治理也主張以自然村為自治單位。一般社區以自然村為范圍設置，是基于地緣和血緣關系聚合而成的共同體，傳統權威性資源治理條件優越。在“社區”或“共同體”之中，人們之間則是基于共同的歷史、傳統、信仰、風俗及信任而形成的一種親密無間、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認一致的人際關系。因此，以經濟建設為村治組織與村落重建的基本思路，既克服行政村資源分割集合力弱，又克服家戶過小難以為繼，激活傳統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不斷增強村落資源聚集力和村民的歸屬感。
（二）做活做實村民小組自治單元
村莊基層自組織與社會體制脫鉤的結果無法集中必要資源，必須在體制和組織上做出新的選擇和設計，以保證用新方法和新渠道獲得現代化發展所需的必要資源。從經濟學角度看，作為經營性質的實體——農戶家庭，家戶權力實現增長，實際上是生產隊和生產大隊權力核心不斷分離對土地等公有資產的支配和使用權力、使其下移的過程。隨著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國鋪開，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位，更便于開展基層自治。因為村民小組不僅一個緊密經濟共同體，又是一個緊密文化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它存在一個熟人社會，社會資本資源豐富，相互信任是村小組的應有之義，便于喚起村落記憶和集體產權的認知。按照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是集體所有制產權的主體，這個組織可以作為獨立自治單元，直接行使民主自治權。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村民小組掌管著本村的山林、水面和土地，發包權在小組，逐步強化小組這一內生權力。這樣幾個村民小組聯合成村莊，增強了行動單元的經濟實力，開展自治事務比較迅速有力。同時，在村民小組設立合作社，合作社的做實做活有利于承接上級政策資源，在村民自愿的基礎上，將財政涉農資金與土地資源整合、公共服務整合到小組使用，用于水利設施維修、鄉村道路建設及美麗鄉村建設等專項公共建設。因此，如果依托合作社作為自治載體，有利于轉變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促進新型農業經濟體制和社會服務管理體制的形成。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在村民小組基礎上，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社組織是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的有效載體。
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單元，關注不同資源集中情況，探討資源集中與村莊自治結構的關系，并試圖構建資源集中與有效自治單元的關聯機制。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發展，村治環境和結構日趨復雜，基層治理更具精細化，是否有從小切口研究資源、資源集中與村治單元治理結構的新進路，村治資源劃分是否有更為明晰的標準，如產權資源和產權所有制形式，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7期（總第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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