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權力與權威是影響村民自治單元活力和自治成效的兩種組織力量。權威對自治單元的內動力具有強大的激活作用，而權力卻難以產生自主能動性。當前我國村民自治的基本單元——行政村是由國家權力建構的單元，規模范圍超出了權威的效用邊界，導致群眾參與的主動性和自我約束力日漸式微。因此，需重構村民自治基本單元，找回權威，激活村民自治的內生動力。
關鍵詞:權力；權威；村民自治；基本單元
村民自治是我國基層民主的重要體現形式之一。近年來，為進一步深化村民自治，廣大南方省份大量出現以自然村、村民小組等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新形式。且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四年提出“開展以村民小組、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工作”?？梢?，當前以行政村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并不完善，南方地區村民自治基本單元有從行政村下沉到自然村、村民小組的趨勢。那么，是什么因素決定村民自治基本單元從行政村下沉？本文認為自治基本單元改革創新的依據在于自治的本質特征以及自治運行的組織力量——權力與權威?；诖耍疚膶嗔?、權威與村民自治的內在關聯進行分析，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基本單元。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人們為生存和發展必須聯合形成群體。在群體中，群體行動并非依據每個個體意志來進行，而是必然要求一部分人放棄個人意志和自主權力，否則難以達成集體行動。對此，伯特蘭·羅素指出，“除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而外，很難有另外的關系能把他們聯合在一個社會之內”，權力或權威便是讓人形成這種關系的力量。
所謂權力，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進行了詮釋，提出權力就是社會分裂為階級后凌駕于社會之上，控制社會居民，使之服從的力量。馬克思·韋伯也曾對權力進行定義，認為權力是“哪怕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社會關系。羅伯特·達爾進一步指出，權力是命令者A能迫使B做某事，而反過來B卻不能讓A這樣做?？梢?，學者們將權力放在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系中考量，并將之界定為一種以強制為基礎而使一方服從于另一方的力量。
權威也是使人服從的力量，但與權力不同。馬克思認為，權威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是站在社會之中的無可爭辯的尊敬。迪韋爾熱也指出：“它（權威）使處于這種地位的人有權讓處于其他地位的人服從自己，而且后者也認為這樣做是合法的。”由上可知，權威是治理對象的自愿服從，而權力則是強制治理對象服從。
在國家治理中，權力與權威是同時起作用的。目前，學界對權力、權威與治理單元內在關系的研究分別有一定的呈現，具體如下：
其一，權力治理及其單元基礎。在盧梭看來，主導國家治理的是“一種普遍的強制性力量”，且要實現良好的管轄需有一定的規模，“既不太大以致不能很好的加以治理，也不能太小以致于不能維持自己”。孟德斯鳩認為，幅員廣闊的國家必須由具有絕對強權的君主來統治，否則難以使“遠離宮廷的總督和其他官員們有所畏懼”。羅素指出，因社會單位規模過大，以致于成員之間無法相互了解，而需要作出集體決策的機制之時，“不可避免地逐步發展成現代人認為是政府的某種東西”，即國家權力。約翰遜與厄爾等人也認為，國家因為規模更大，內部分化的整合遇到再進一步的困難，必須依靠國家制度和國家機構來實現治理。可見，權力是在較大規模單元內，社會難以自我整合情況下的重要強制力量。
其二，權威治理及其單元基礎。柏拉圖指出，城邦應由具有智慧和理性的哲學王來統治，并認為只有5040位理想公民大小的城邦才能“維持一定數量的最有節制的人的生活”，因而這個范圍是最理想的城邦規模。亞里士多德提出，應當實施以代表著正義，公民普遍服從的良法權威法治?；诖?，其同樣認為城邦治理應在小規模范圍內，并認為“一邦公民人數不能超過萬人”，因為在這個規模內“足以達到自給生活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額度”。孟德斯鳩認為，在較小單元內，需依靠治理者的“美德”從精神上使被統治者主動服從，如果依靠權力強制，君主自然會對人民實行壓迫，而人民則會反對君主統治，此時政體很難存活。羅素指出，在小社會單元中，社會通過個人心理起作用，人們沒有任何違反習俗的沖動，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強制，便可實現社會自我治理?？梢?，權威在較小的治理單元內才能發揮作用。
總的來看，有效的治理需要一定的權力或權威，且權力主導的治理適宜相對較大規模的單元，權威主導的治理適宜相對較小規模的單元。但是，已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三個問題和不足：一是并未對治理類型進行區分，即并未區分權力抑或權威所形成的是自治還是他治；二是對權力與權威的區分相對有限，特別是忽視權威的社會性，而將之視為國家權力合法化的產物；三是對權力、權威與治理單元規模之間的內在關聯缺乏深入分析。
二、權力、權威與村民自治基本單元的有效性
（一）權力、權威與自治的有效性
權力與權威是推動自治運行的兩種力量，但相對于權力，權威更符合自治“自主、自力、自律”的內在要求。
1.權力、權威與自治自主性
自治即自我治理，“是來自于個人或群體能夠自主支配自己的行為”。如前文所分析，權力的支配力量是建立在外在主體的強制力，并不考慮人們的愿意。而且在權力的組織范圍內，權力主體是唯一的支配者。而權威是人們自由、自愿的尊敬，是一種不需強迫便能獲得服從的力量。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考量自由地選擇其所愿意受其支配的權威命令者。由此可見，在自治過程中，權力并非是一種自主治理，權威的自愿性、可選擇性則是自治自主性的重要體現。
2.權力、權威與自治自力性
自治是個體或群體依靠自我力量去處理事務的行為。盡管權力與權威均可使農民參與到事務處理中，但存在本質差異。權力是由官吏所組成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所掌握的力量，而權威是站在社會之中，能夠獲得人們自愿地遵從的力量。即權力所依靠的力量是外在于社會本身的暴力機構，而權威是內在于社會之中，是社會的一部分。因而，對于村民自治而言，權力屬于外力驅動治理，而借助社會力量的權威正是自治自力性的重要體現。
3.權力、權威與自治自律性
自治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監督和約束。權力和權威本身含有“約束”之意，但權力的約束基于外部力量強制，是一種外部約束。與之相反，權威并不具有強制性，是基于治理主體認可而形成的自我服從，是一種內部軟性約束。它可以使其成員形成共同意識、統一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模式。由此可知，權力所形成的約束并不一定是治理主體的自律，而權威所形成的約束必定是治理主體的自律。
總的來看，權力支配下的治理是基于外部力量的治理，且治理對象并不一定服從，權威支配下的治理是治理對象內心信從下的自我治理。因此，基于權力所形成的治理更多的是一種管制型治理，難以有效激活治理對象的積極性。而基于權威所形成的治理則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服從者的參與，實現自治的效益和效能。
（二）權力、權威與自治基本單元的有效性
治理主體的有效約束范圍與治理對象的有效認同是權力或權威治理的單元基礎，并影響著自治基本單元的有效性。
1.權力、權威的約束度規制了自治單元的行動邊界
權力、權威作為一種約束力量，其約束范圍規制了權力、權威的作用單元，進而也規制了自治單元的行動邊界。權力的作用單元是一種國家建構的單元，并不需要考慮單元內人們是否具有特定的聯系。“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照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換而言之，當人們脫離特定血緣、地緣等形成的社會約束區域，權力便成為必要的約束力量。同時，權力的約束力來源于公共權力的威懾，“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當權力作用單元的范圍過小，其維系的成本相對加重。因此，權力約束的特性決定了其主導的自治單元適宜較大的規模。與之相對，權威是基于治理主體的自愿服從而產生的軟性約束力，但這種權威有著明確的效能范圍。在國家權力產生之前，氏族的治理依賴于部落首長的自然權威。然而，這種權威治理是以成員固定在一定地區為前提的，當成員脫離這個地區，治理便失效。這一固定的地區范圍便是氏族世代集居之地?？梢?，權威影響力所確定的自治行動單元是一個較小的單元，超過這一單元，人們便不受這一權威所約束。
2.權力、權威的認同度決定了自治單元的心理邊界
認同是人們形成服從并參與自我治理的心理基礎。權力是外生性力量，是依靠強制力量獲得的被動服從，是在氏族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之下而產生的。因此，權力的治理單元并不需要考量治理對象的社會聯系、社會互動。由此可見，權力的認同單元是一種建構的地域單元，是凌駕于權威認同單元之上的治理單元。而權威的服從是建立在人們內心認同基礎上的服從，是長期互動和相互熟悉基礎上的服從。因為權威產生于居民遠近相望、里閭相逢的單元內，只有于此范圍中人們才互知其行為、能力、門望、貧富。當這些單元擴大到難以長期互動的陌生人社會，權威認同則難以有效達成。
三、權力、權威與村民自治基本單元的歷史演變
從實踐的維度來看，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力量經歷了從血緣權威、社會權威到國家權力的歷史變化，農村基層的自治單元隨之由宗族、村落變為鄉村。在這一歷史變遷中，主導我國村民自治的權威力量逐漸弱化，被國家權力所替代，并促進自然村、村民小組等新自治基單元的產生。
（一）血緣權威與宗族單元
“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弊谧寮仁俏覈鴤鹘y鄉村社會的重要組織形式，也是傳統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在這基于血緣關系形成的天然組織中，父親、族老、酋長等成為自然所賦予的權威者，其沒有強制手段，但服從者對之則是“虔敬”的。同時，“法律既承認家長、族長為家族的主權，而予以法律上的種種權力，自亦希望每一單位的主權能對法律負責，對國家負責”。可見，這種宗族的治理也為傳統國家所認可，成為地方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另外，血緣權威的約束力與認可度止于宗族這一單元邊界，宗族之外，權威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甚至“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
（二）社會權威與村落單元
村落是一個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相互結合的有限范圍共同體。在傳統鄉土社會，人們在一些特別事務、緊迫事務上常需家族共同體以外的力量來幫助，于是一群緊挨在一起居住的家族（宗族）組成了村落共同體。在自然村落中存在著以里老和老人為中心實施的各種自治功能。因此，村落是傳統社會重要的治理單元之一。而村落的形成與范圍則受制于人們互動形成的情感與認同。對此，費孝通先生用“熟人社會”以概之，“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但村落與村落之間，由于交往少，村民“十里不同音”，形成了相互隔絕的狀態。
（三）國家權力與鄉村單元
長期以來，國家權力不下縣，鄉村依靠族老、鄉紳等權威者進行自治。但明清以來，隨著政權的逐漸穩定，國家權力不斷向縣以下延伸，以進一步加強對鄉村社會的管理與控制，并形成鄉、保等治理單元。由此，“鄉村社會具備了較完整的行政職能，擁有了眾多的基層官員，而非皇權遠離、紳權統治的區域”。但不同于宗族單元和村落單元，鄉、保是基于國家統治目標而劃定的單元，且這些單元與傳統宗族、村落等并不一定重疊。鄉村社會治理過程中，盡管名義上存在鄉紳自治，但在國家權力深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政權的“內卷化”使原來作為權威主導者的保護經紀被土豪、劣紳的贏利經紀所替代，其更多承擔的是稅收、抓兵等國家委托事務。
1949年以后，我國一度形成了政社一體、行政主導的人民公社單元。但最終被村民自治制度所取代。盡管村民自治誕生于自然村，但作為一種制度推廣則主要以“行政村”為基本單元。而之所以以“行政村”而非“自然村”為基本單元，主要在于國家權力的建構。一是人民公社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基層黨組織就建立在生產大隊一級，同時生產大隊還擁有完整的準行政管理組織，這種組織的完整性有利于行政管理的延續和順利執行。二是在較大的地域單元設立村委會，也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權力主導所形成的行政村自治使村民自治面臨民主參與不足、自治效率低等問題，難以激活村民的內生動力。一方面，在“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的處境中，村民委員會成員的精力集中在應付上級交辦任務，難以及時有效處理村民訴求，難以為村民所認可。也正因如此，并非“干部”身份的村民委員會成員卻被群眾稱為“干部”。村民自治被群眾視為政府的行政事務。另一方面，行政村的較大規模使村委會的權威難以形成。當前，幾個村委會干部要面對散居于數十平方公里的數百個農戶，部分村民甚至幾年見不上村干部一面，相互之間互不熟悉，難以形成集體認同和有效的權威帶動。
近年來，國家正處于逐步強化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等工作過程中，而農村的建設和發展需要激活村民的內生動力。由此，在廣大南方省份，呈現出大量以自然村、村民小組等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新探索。如四川省都江堰市以自然散居的院落、壩子為基礎整合形成新的院落、壩子等基本單元，湖北省秭歸縣基于地域相近、產業相同等原則在行政村下劃分出若干個村落。并在此基礎上，引入群眾認同的賢能人士，帶動農民開展自治活動。
可見，當前開展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其重要功能就是利用自然村或是村民小組這一單元激活鄉賢能人等權威主體的作用，為村民自治提供組織資源。具體而言，就是借助鄉賢權威的號召帶動，以此建立家戶與家戶之間的橫向聯系，形成共同體的內聚力和認同感，促進基層自我治理與自我服務。
四、結論與討論
（一）權威決定的自然村單元是激活群眾自治的基本單元
有效激活村民的參與活力，挖掘村莊內部資源，實現村民的有效自我組織與管理，是實現村民自治價值的關鍵所在。相對于權力而言，權威具有自愿性、內生認同性，更能激活自治主體的參與，實現有效自治。因此，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如何有效利用鄉土社會中的權威資源，是實現村民自我治理的重要條件。近年來，大量行政村試圖將經濟能人、社會賢能等吸納進村民委員會，以此發揮社會權威的帶動作用。但是這些社會權威在過大的行政村單元內仍然難以獲得廣泛認同，往往只能被某一個自然村村民認同卻難以被其他自然村村民認同。因此，村民自治要找回權威主體，就需要在自治單元上進行突破，以此尋求權威形成的社會條件。當前廣東、廣西以及湖北等地村民自治的實踐探索，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下挖掘和利用自然村這一單元，以此更好的形成社會權威認同，發揮社會權威的作用。
盡管我國村民自治長期以來以行政村為基本單元運行，但在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仍保留著自我治理的傳統資源。一是自然村為人們日常生活交往的最主要區域，構成了農民生活互動的基本單元。二是現代民主機制的滲透，自然村成為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主要單元。由于行政村自治單元過大，往往會難開、事難議。因此，村民自治過程中往往召開的是組民大會而非村民大會，自然村成為了村民直接議事論事的自治單元。三是大量公共事務管理建設的需要，使自然村成為重要的社會行動單元?！稗r民逐步脫離狹隘的血緣宗法關系，步入地域性社會群體。”在當前地域性社會里，村民的社會治安、社會福利、水利設施維護等需要自然村這些小共同體來共同決定。如自然村仍然承擔著村民土地等生產資料的詞節功能，自然村村民出現增人減人時，一般在自然村內詞節而不是由行政村來詞節。
（二）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自治限度需要國家權力補充
在利用社會權威探索村民自治新形式過程中，也需要注意社會權威的限度。一是當前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社會利益日益復雜化，在歷史自然村落中個體之間的社會紐帶與社會聯結同樣面臨弱化問題?？梢哉f，自然村落社會也正在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基于共同認同、長期互動的社會權威日益難以形成。二是當前社會中大量權威主體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且事實上大都已不在農村，與農民聯系日益減少，在村民自治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三是人們一些跨村落、跨區域的需求，常常超出了既有權威主體的作用單元，而在這些較大的地域范圍內，又往往難以形成共同權威認同，成為了權威自治的“真空地帶”。
因此，對于國家權力而言，同樣面臨著自我詞整的壓力與動力。一方面，社會權威作用的日益弱化和單元范圍的限度，需要國家權力的適當介入。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也需要尋求新的作用形式，如通過農村黨員、村民小組長等主體的作用發揮，以此獲得更有效的社會認同。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劉思，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籌）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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