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下鄉干部的考察
摘要：村民自治實施以來，人們習慣于將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的指導作為村民自治最常見的外來影響因素。然而近年來，一種新的外部力量——“嵌入型村干部”對村民自治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嵌入型村干部的到來與村民自治形成了一種非常微妙的關系，其中既有外來精英對村民自治的推動，又有他治與自治內在邏輯上的沖突。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下鄉干部對村民自治的積極作用，避免外來力量與村民自治的沖突，成為下鄉干部所要面臨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嵌入型村干部；村民自治；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
自1980年產生至今，村民自治已經走過了36個年頭，并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亮點，村治研究也逐漸發展成為一門顯學。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實踐部門和學術界的關注，是因為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土壤中，播下了“自治”的種子。彭真同志這樣評價村民自治：“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什么時候有過群眾自治？沒有。所以說，辦好村民委員會，還有居民委員會，是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對于掃除封建殘余的影響，改變舊的傳統習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著名的村治專家徐勇教授也指出村民自治“所產生的后果首先就在于建構農民的主體性，農民在自我整合中是‘自治者’，而不是‘他治者’。”然而，村民自治自從誕生以來，就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學者們比較統一的看法是，鄉村關系是最常見、最重要的一種外部制約因素（徐勇，1997；項繼權，1998；金太軍，2000；郭正林，2002），其次是村內兩委關系（王金紅，2005；馮毓奎，2003；黃輝祥，2008）。近年來，村莊治理結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影響因素，這就是被鄭明懷稱為“嵌入型村干部”的外來村干部。雖然鄭明懷提出了嵌入型村干部這一概念，但他們究竟會對村民自治產生何種影響、在村莊治理中會發揮什么作用，并未引起學者們的重視。本文嘗試對這一問題展開研究，揭示其作用機制及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一、嵌入型村干部產生的背景
嵌入型村干部的產生并非偶然。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深入，農村大批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外涌，村莊出現了空心化現象，村干部后繼乏人，村級組織建設亟待加強。還有的村莊出現了經濟發展乏力、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農村全面發展，我黨做出了以外派干部充實農村基層的決策，具體表現為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等各種包村干部入駐村莊，夯實農村組織基礎，推動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一）農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基所在
從革命戰爭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村一直都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基礎。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黨的領導人犯了左傾錯誤，革命陷入了低潮。后來毛澤東同志及時糾正了錯誤，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挽救了黨和革命。他在修訂后的《農民運動決議案》中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獲得了農民的支持，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黨的領導階層忽視了農村的實際和農民的需要，過于追求一大二公的農業經濟形式，過于追求農業和農村對工業和城市的支持，我國經濟發展失去了賴以存在的農業基礎，農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文革結束后，農村成為改革開放的發源地，中國農民為改革開放做出了兩大貢獻，一是誕生于安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二是誕生于廣西的村民自治制度。前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后者創造了真正的基層民主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五個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進行部署，2004年到2016年又連續十三個一號文件關心農村問題。農村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關注的工作重心。
（二）城鎮化提速后農村出現了精英匱乏的不利局面
城鎮化是一個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的社會進程，在帶來城市繁榮的同時，出現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的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紛紛進城就業。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對立，城市和鄉村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城市對鄉村精英的吸引作用尤其突出。鄉村精英一旦進城，便會千方百計地在城市定居，重返鄉村的概率極低，于是在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空巢村”。空巢村的形成，不但造成了農村土地荒蕪、農業和農村資源的浪費，還在村莊治理上形成了農村干部素質下降、嚴重老齡化、缺乏后勁的尷尬局面。長此以往，農村和城市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城鄉二元對立的格局會被進一步固化。
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農村，出現了這些問題之后，如何加強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加快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就成為黨的高層領導所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一直把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作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并認為“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但中組部對山東等六省一千三百多個機關單位抽取的八千多名35歲以下公務員所做的調查卻顯示，很多公務員都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對農村基層的情況不夠了解、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不夠緊密。因此，將優秀機關干部或未來的機關干部后備人選選派到農村擔任第一書記或大學生村官，就成了一項為農村注入新鮮血液和密切黨群關系的雙贏之舉，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二、嵌入型村干部對村民自治的積極作用
與村莊內的政治精英相比，嵌入型村干部具有獨特的優勢：普遍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處于相對比較超然的地位。他們憑借自身的優勢參與到村莊治理中，在優化村級領導班子、規范村民自治和推動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等發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優化村級領導班子組織結構
市場化、城鎮化帶來農村“空心化”的同時，致使農村領導班子的整體素質遠不能滿足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的要求，年齡老化、知識老化、思想老化“三老”問題突出，雖然這些老村干部任職時間長，了解本村情況，但長期工作在同一崗位，難免會出現“老辦法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能用，軟辦法不管用”的尷尬局面，導致村里工作無起色，面貌無變化。村級領導班子的整體素質關乎著整個村集體的發展。合理的領導班子結構應該是年齡、知識、智力與能力的有機整體，嵌入型村干部參與村莊治理，可以有效推動村級組織干部隊伍的結構優化。
一方面，嵌入型村干部參與村莊治理可以改善村委成員的年齡結構，推動村兩委班子的年輕化。大學生村官充滿朝氣與活力，可以為日益固化的村組織注入新鮮的血液；第一書記、包村干部多為中年骨干，他們如日中天，既具備一定的工作經驗，而且身體、精力等也處于巔峰時期，他們的加入無疑會提高村干部隊伍的整體實力；現有的村兩委班子成員大多年齡較大，在農村工作方面經驗豐富，如此，老中青相結合的班子能夠在知識、經驗、心理、體能等各方面形成互補，使班子穩定持續發展，也利于干部隊伍的團結和諧。
另一方面，嵌入型村干部參與村莊治理可以改善村兩委成員的知識結構，提高村兩委班子的整體素質。由于年齡偏大，本土老村干部學習新事物的能力和動力較差，工作習慣于傳統的思維方式方法，缺乏創新意識，在引領農民群眾推動農村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難免會力不從心。嵌入型村干部是經過層層選拔、激烈競爭的佼佼者，擁有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和較強的專業知識與創新能力。在參與村莊治理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全面、準確地向農民傳遞黨的政策和措施，幫助群眾掌握政策、應用政策、依靠政策，同時也可以將群眾對現有政策的建議和意見進行收集整理，真正發揮政策“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
（二）助力村級民主治理規范
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奠基石，這是村民自治的起點，最容易受到人們的重視，也在實踐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實踐的過程中，由于村民法律知識有限，上級政府宣傳力度不到位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選舉往往流于形式，致使民主選舉在基層的發展態勢并不樂觀。嵌入型村干部作為幫扶村莊的優秀群體，知識儲備豐富，民主法治意識較強，對于選舉進行廣泛宣傳，同時他們具有的特殊身份使得選舉備受關注，極大激發群眾參選的積極性，有很多嵌入型村干部在村期間經歷了村里的換屆選舉，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廣西L書記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期間，便全程參與了該村的換屆選舉且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選舉準備階段開始，傳達并落實鄉鎮為換屆選舉制定的政策，發揮鄉鎮與村莊之間的橋梁作用；正式選舉階段，監督并確保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選舉嚴格按程序進行，并對選舉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指導，保證選舉的公開、公平與公正。
在村民自治的過程中，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因為這些環節的實現，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識、民主的實踐訓練。無規矩不成方圓，落到實處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嵌入型村干部針對各地實際情況，結合自身經驗和知識，幫助當地完善了村民議事規則，帶領村民完成了建章立制工作，提高了群眾參與村務的積極性。山東某高校下派的第一書記就充分發揮村務公開的力量，抓住整頓低保分配問題這一契機，帶領村兩委通過板報、口頭解釋等方式向村民澄清事實，與村民加強溝通，逐步化解干群矛盾，打造“陽光村務”，村兩委重新贏得村民的信任，干群矛盾逐漸減少。廣東大學生村官黃柱洪在工作中完善村兩委班子議事決策機制，健全兩委代表與群眾溝通制度，推動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好轉。還有境外研究發現：大學生村官不僅可以幫助更多村民獲得補貼，并且在家庭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有大學生村官的行政村中，村民實際拿到手的補貼數額高出40%。這表明，嵌入型村干部作為一支外來的高知力量，他們對村務的監督，往往更為有效，一是因為他們比較獨立，二是因為他們法律知識較多、法律意識較強。
（三）推動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
村民自治單位的物質基礎取決于集體經濟的發展水平。農村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干部能否整合多方力量，形成良好的機制，為農民致富創造條件。嵌入型村干部進入村莊大都從發展村莊經濟開始，貴州明確要求“第一書記”幫助基層組織建設一批基礎設施、培養一批帶富能人、培育一批致富產業、壯大一批集體經濟。山東各地下派的第一書記也大都是從修建村莊致富路、帶動創業開始，廣西的第一書記則通過電視欄目為村莊當起了“推銷員”；大學生村官帶動村民創業的事跡已經不是新聞，他們利用自身所學的專業知識和農村當地特色發展致富創業項目，還有的創新生產經營方式，推廣“互聯網+”業務。總之，無論是“第一書記”還是大學生村官亦或是包村干部，他們進入村莊并非單槍匹馬，能夠取得原單位或母校的支持，可以說是一個單位或部門的嵌入，嵌入型村干部作為一種外來力量可以用實際行動帶領農民脫貧致富，推動農村現代化建設。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血液與靈魂，作為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軟實力”，具有整合和凝聚農民思想觀念，推動農村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重要作用。當前農民整體素質不高，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質偏低，農村文化生活空虛，嚴重影響農村發展。嵌入型村干部用科技和文化服務農村，他們深入田間地頭，將農業知識與技術本領傳授給村民；同時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娛活動，將農家書屋、閱覽室、老年人活動室有效整合，充實農村缺失的文化陣地，拓寬精神文化活動空間，培育自治精神。
三、嵌入型村干部與村民自治的沖突
嵌入型村干部參與村莊治理帶來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他們作為一種外來政治力量進入村莊，普遍存在定位難、激勵機制模糊的問題，甚至還存在作為外來嵌入性力量與村民自治發生沖突、抵牾等問題。
（一）嵌入型村干部介入村莊事務的權力來源于黨政機關
村民自治的主體是全體村民，而嵌入型村干部不具有入駐村莊的村民戶籍，因此，他們并不是村民自治適格的主體。對村民自治介入的權力來源是中央和地方黨委。
最早大規模向村莊派駐第一書記的是湖南岳陽。2005年6月，岳陽市委在總結湘陰縣試點第一書記制度經驗后，決定向全市1458個經濟薄弱、組織渙散的村莊選派第一書記。2006年，湖南益陽市下轄的沅江市也選派120名干部駐村擔任第一書記；四川雅安首批第一書記也開始赴任。2010年，浙江永康市委還專門向班子不和、矛盾集中的村莊派駐了幫助完成換屆的第一書記，他們任期6個月，換屆工作完成、村民自治步入正軌后第一書記就不再任職。直到2015年中組部、中農辦以及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印發了《關于做好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知》，標志著第一書記在全國正式確立下來，中組部明確要求對黨組織渙散、經濟發展落后的村莊實現“全覆蓋”。
“大學生村官”一詞最早出現在江蘇省。1995年，江蘇豐縣推行了一個被稱為“雛鷹工程”的人才培育計劃，13名應屆大學畢業生被選聘入村任職，成為江蘇省第一批“大學生村官”。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第一批大學生村官，隨后開始在江蘇其他地方推廣。1998年，在面對如何解決農村“領頭雁”后繼乏人問題時，金壇市領導選調了8名德才兼備的大中專畢業生充實到村組織去，擔任村支部副書記、村委會主任助理等職，一方面加快農村建設，另一方面緩解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同年，江蘇大豐市委組織部更是遴選了172名應往屆大學畢業生派到鄉鎮，再加上前兩年鄉鎮下派的73名大學生，大豐市70%的村莊有了大學生村官。此后，還有其他地方給了“大學生村官”更寬泛的理解，即具有大學學歷的村官，但也屬于外派入村擔任村部的情況，以便和回本村擔任村官的大學生相區分，因為后者仍然符合村民自治的特征。這種情況出現在四川省廣安市：“選派213名大專以上、35周歲以下、有發展潛力的縣、鄉機關事業單位干部到村擔任村黨組織書記、副書記、村務助理等職務。”真正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大學生村官制度，則是在2006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積極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的意見》后，全國大部分省份制訂了相應的大學生村官政策和推廣計劃。無論是這種經驗豐富、擁有大學學歷的縣鎮干部，還是應屆大學畢業生村官，他們的共同特點主要有兩個，一是由組織部門從外部委派，二是入村后都是擔任村黨組織書記、副書記和村務助理等可以直接任命的村干部。
（二）嵌入型村干部的角色定位難
嵌入型村干部作為村莊的外來幫扶力量，他們進入村莊之后，在村民自治中，是以什么身份發揮何種作用？中組部對大學生村官與第一書記的要求并不一致，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盡相同。
大學生村官一般都會在村民自治中有具體職務擔任，一般是作為支書或主任助理。對于大學生“村官”擔任村“兩委”成員職務的，“按照所擔任具體職務確定工作職責”。在實踐中，卻存在大量大學生村官名為村官，實為鄉官、縣官的現象。比如在2013年，四川自貢市委為了避免“村官不在村”現象，開展了對大學生村官“例行體檢”，結果查出91名大學生村官被違規借用。大學生村官本來是為了彌補村莊精英匱乏現象的，結果卻被縣鄉政府借用。這也會進一步加劇大學生村官的角色模糊困難。
第一書記在村民自治中所扮演的應當是政治領導核心的角色。中組部等部門對第一書記的要求是：“第一書記在鄉鎮黨委領導和指導下，緊緊依靠村黨組織，帶領村‘兩委’成員開展工作，注意從派駐村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解決突出問題。”從上述規定來看，第一書記應當發揮的作用是起到領導核心作用，但工作必須要通過所在村莊的黨組織來實現。
在全國各地，又有不同的具體要求。比如山東省對第一書記的要求是當好“三個工作隊”，即當好黨的政策宣傳隊、當好農村黨建工作隊、當好脫貧致富服務隊，我們采訪了山東省S村的W姓第一書記，關于第一書記在村民自治中的角色，他的回答是“四不”原則：在工作中，始終遵循“指導但不指責、到位但不越位、幫帶但不包辦、幫忙但不添亂”。然而，在工作實踐中，有許多第一書記并未達到這些要求。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廣西某村第一書記幫扶工作出現重大失誤，超出職權范圍，干預民主決策，遇事一人說了算，結果造成了村集體數十萬元的財產損失。有的第一書記完全變成了走讀干部，認為駐村任第一書記只是鍍鍍金、升官發財的跳板。也有的第一書記過于“勤政”，完全代替了村兩委官員，看似積極，實則削弱了村干部的戰斗力。
（三）嵌入型村干部的激勵機制與村民自治背道而馳
村民自治的基本邏輯是與村民利益相關的事務應當由村民進行自我管理。“農村村民自治的發生、發展是以產權關系為基礎的利益關聯程度演變的結果”，“自治因產權而需要，因利益而設置”。嵌入型村干部在村莊沒有自己的產權，也沒有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為什么要參與村莊治理？什么因素刺激他們積極開展工作？如何考核他們在村莊的工作質量？大學生村官與第一書記的激勵機制不盡相同。
通過“離村”來鼓勵“留村”，不能不說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方案。優秀大學生村官最佳政治前途就是干部提拔離村。由2013年的數據來看，最早實行“雛鷹工程”的江蘇豐縣大學生村官，絕大多數已經走上豐縣的領導崗位，2012年，江蘇省2007~2009年選聘到村任職3年期滿的7462名大學生村官中，有390人任鄉科級干部，5人成長為縣處級干部，1人當選為黨的十八大代表，512人當選為縣級以上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某位全國政協委員發出了大學生村官的問題在于“鄉鎮干部、村干部和村民往往把其當作陌生的‘過客’”。但提出的激勵措施卻是“分類培養，暢通出路”。所謂暢通出路，就是為他們的提拔、創業、考研提供政策支持。大學生村官制度的設計初衷是彌補村莊精英流失所造成的空白、改善村莊治理績效，但成才之后卻要通過提拔、離開村莊的方式來激勵他好好工作，這完全違背了這種設計初衷。這說明，“雛鷹工程”這個概念本身就不是從農村立場出發的，培養大學生村官的目標是讓其離開村莊，并不是扎根村莊，并不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干得好，留得住”。
“提拔”大學生村官擔任村委會主任是違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或違反村民自治精神的。2008年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在農村工作的大學生村官為9.97萬名，擔任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的634名，占0.64%；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村委會副主任的10721名，占10.8%；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委會主任助理的81600名，占81.8%。安徽省委組織部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到2011年全省選聘的4014名大學生村官中有848名因考核優秀或獲得表彰而進入了村兩委擔任實職村干部。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制定的《村組法》規定，只有本村村民才有資格當選委員會委員，戶籍不在本村的大學生村官是沒有村委會選舉資格的。2010年修訂的《村組法》對選舉資格進行了補充：“戶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請參加選舉，并且經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參加選舉的公民。”這就意味著，在2010年以前當選的村委會委員事實上是違反村委會組織法的。雖然《村組法》為大學生村官當選村主任開了口子，但大學生村官擔任村委會委員仍舊違背村民自治精神——村民自治的本質是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務，大學生村官既不具備村內戶籍，又不在村莊擁有財產，大學生村官進行自我管理，管理的對象是什么？
對第一書記幫扶工作的考核與激勵完全由上級派出單位負責完成。首先，第一書記的幫扶目標是否實現，由派出單位來負責考核。進入經濟薄弱、組織渙散的“雙薄村”進行幫扶，幫助所在村莊達到精準扶貧和組織建設的雙重目標，村民應當是最終的受益人。雙重目標是否實現，村民是最有權威的發言人。然而，現實中，對第一書記的考核與激勵都是由派出單位來完成的。一方面，第一書記的駐村幫扶不是個人行為，不是單打獨斗，干得好不好，完全代表了派出單位的榮耀；另一方面，第一書記的考核也是由派出單位來完成，“幫扶村是否脫貧致富，考核的主體責任是派出單位的黨委”。具有鮮明的自我考核特征，這不符合自己不能當自己的裁判這一評價原則。其次，第一書記的激勵也是由派出單位負責。對于當年考核優秀的，由派出單位評定為優秀；對于考核不合格的，由派出單位“召回”，并重新選派。各區要及時將“第一書記”的表現情況反饋給派出單位，對表現特別優秀的，派出單位可以在派出期間進行提拔，“第一書記”繼續在村工作至期滿。村民作為第一書記幫扶工作的服務對象，對于幫扶工作和第一書記的激勵，都沒有發言權。
嵌入型村干部完全由外部考核和激勵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是大學生村官和第一書記的“鍍金政績觀”：大學生和第一書記來農村就是一個過渡，村官經歷就是一個豐富執政經驗的過程，自己在村莊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了獲得一個良好的外在形象，這些工作是否符合村莊和村民的長遠利益，在所不問。根據我們訪談所知，絕大多數第一書記在村莊的貢獻就是修了幾百米長的柏油馬路、打了幾口水井、建了一個文化廣場等。這樣的工程容易見效，而且沒有爭議，但對于村莊的長遠發展并無顯著幫助。
四、外來精英嵌入背景下自治與他治的調諧
隨著城鎮化深入發展，農村空心化后大量精英外流，外來精英的嵌入已經不可避免。在這種背景下，問題的核心已經不是外來精英要不要介入村莊治理，而是如何解決自治與他治的沖突，最大限度地降低精英嵌入對村民自治的不利影響。
首先，嵌入型村干部的派駐必須要符合入駐村莊的實際需要。嵌入型村干部入駐村莊之后，能否發揮作用、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工作能力和特長是否符合村莊的實際和需要，如果一個村莊的問題出在組織渙散上，那么派駐一名組織型的第一書記可能比較有效，如果一個村莊是山村，可能派駐一名具有林果管理或經營的外來干部比較有利于村民脫貧致富。
其次，要強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識。由于嵌入型村干部普遍存在外來村干部的定位模糊問題，甚至許多人存在鍍金想法，有的長期“走讀”，有的大學生村官被長期“借調”到縣鄉機關。因此，有必要強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識。可以參考的具體方案有：一是規定第一書記駐村期間，必須全身心投入村莊幫扶工作，不得走讀；二是規定大學生村官入村必須轉戶口，駐村期間不得借調，要讓大學生村官樹立是“村里人”的意識。
再次，嵌入型村干部的考核和激勵，必須要聽取村民的意見。外派村干部入村，從根本上來說，是要解決村莊的政治精英缺失問題，是要幫助村民改變村莊的面貌，幫助村民脫貧致富。幫扶效果如何，村民最有發言權。過去純粹由上級組織來考核嵌入型村干部，并以此為提拔依據，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嵌入型村干部的幫扶績效。
雖然在本質上，嵌入型村干部幫扶是一種典型的“他治”，村民自治則是一種自治模式。但在現代國家體系中，他治與自治并不一定是不可調節的關系，他治介入自治與自治參與他治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問題的關鍵在于，需要確立一種機制來實現他治與自治的調諧。嵌入型村干部參與村莊治理實際上是多元共治背景下國家權力對地方的嵌入，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嵌入”并非“侵入”，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嵌入型村干部制度可能產生的弊端，充分發揮其積極效應。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陳國申，山東農業大學地方治理與基層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孫豐香，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宋明爽，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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