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發布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來到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的發布會現場。這個季節的京城，對于一個南方人來說，顯得尤其寒冷。但是，你們的熱情感染了我，讓我覺得無比溫暖。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于我們做村落文化研究的學者來說，更是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我從事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研究已經30多年了，可以說，大半輩子都耗在田野和中國社會的基層。我考察過全國各地的村落4700多個，所走的路程可以繞地球七圈以上。腿腳都走壞了，但仍舊無怨無悔，我認定這個就是我的宿命。
我無時無刻不覺得，這些傳統村落就是一個文化的寶庫。每次行走其間，都會有不同的收獲，而這些是我們過去在由精英階層編撰的典籍中完全找不到的。關于此，我親身經歷了很多，感觸良深。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真實的。
2008年8月15日，我與靖州縣三鍬鄉的鄉長王華田野考察時，路經桂黔邊境地區的三鍬鄉地筍村、地背寨過馬沖一小溪上的古道三岔路口時，偶然發現了一大一小兩塊石碑。在鄉野之間行走偶爾發現幾塊石碑，是我經常遇到的事情。因此，當時也并未特別在意，只是走過去想大概地看一看上面寫的是什么內容。
較小的那一塊，因自然風化嚴重，絕大部分銘文已模糊莫辨，只能勉強認出碑上年款“康熙五十年”。另一較大石碑則布滿了清晰的銘文。經過測量，發現碑身露出地面部分高178cm、寬110cm、厚約12cm。碑正面銘文共926個字(缺損1字)，碑額橫題“群村永賴”四個大字，碑銘直書，碑陰無文字。憑著多年田野考察的直覺，我意識到這塊碑刻有點特別，于是蹲下來，仔細地研讀上面的文字，并進行記錄，發現了這塊碑刻背后驚心動魄的故事。
在道光十八年(1838)，靖州地區的鍬里一個名為萬才寨的寨子，有一個人叫潘正元，他有一個女兒叫潘好山。潘好山長大成人之后，根據當地的習俗，就嫁給了另一個寨子地背寨的吳家為媳婦。吳家是潘家的舅家，潘好山和她的丈夫是姑表親的關系。為什么姑姑的女兒要嫁給舅舅的兒子做媳婦呢？這涉及到歷史上的一個婚姻現象：“舅霸姑婚”。就是說，姑姑的女兒要嫁給舅舅的兒子為妻。如果舅舅沒有兒子，則姑姑的女兒要嫁給堂舅舅的兒子。如果舅家還是沒有男丁，女兒要外嫁的話，那一定要給舅家送很多銀子和禮物，女兒才被允許嫁給別人。假如姑姑家境貧寒而送不起這份禮物的話，則自己的女兒終身不敢嫁人。這就意味著，舅舅完全決定了自己外甥女的婚姻。就這一婚姻制度的形成與本質而言，當是人類直系血緣婚姻被禁廢后，所演變而成的一種特殊畸形婚姻制度，屬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它是以母系氏族為主體的社會所賦予娘舅對甥女所擁有的優先納娶為媳的特權。這一畸形的婚姻制度，派生出了諸多弊端。例如，身處這一制度中的青年男女，沒有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可能；親族血緣婚姻，也直接導致出先天性智障、殘疾人口增多，人口生育質量低下。生女如生災，嫁女如遭禍。因而，重男輕女成為了婚姻家庭中非常自然而又普遍的現象。所以在當時，地方上溺殺女嬰的事件時有發生，屢見不鮮。
最不幸的是，潘好山的丈夫實際上是一個又傻又呆的人，且生性暴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點心理變態，他喜歡將家中所飼養的雞鴨的脖子擰斷，并且以此為樂。潘氏也經常遭到暴打，導致她十分惶恐不安，時常擔心自己的脖子會被丈夫扭斷，精神近乎崩潰。潘氏多次提出離婚，但夫家并不同意。最后，潘氏只好自己想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她趁著上山尋找野菜的機會，采來了一種毒蘑菇，將丈夫毒死了。
這樁謀殺親夫的命案，震驚了鍬里的二十四個寨子。吳家十分憤怒，將尸體停留在棺材里，三年都不埋葬，并將官司打到了當時的靖州府。當地的一些有識之士認為，潘好山投毒殺夫，罪不可赦，但罪惡之源，當是“舅霸姑婚”，此惡俗不廢，貽害無窮。于是以此為由，聯名具狀上稟州府，請求州府制法，永久禁絕“舅霸姑婚”這一陋習。道光二十一年(1841)，湖南靖州直隸州最高行政長官宋晏春以及后來的代理州府鄭武，正式以州府禁令的形式，批復此案，嚴禁“舅霸姑婚”，并令鍬里二十四寨合款鐫碑。這就是這塊“群村永賴”碑被制定出來的原因。
由于靖州官府對“舅霸姑婚”的嚴厲禁止，同時又有民間鍬里二十四寨的合款制約，使得這一禁令產生出了十分明顯的積極效果，并真正成為了“群村永賴”的法律依據。靖州地方苗族間的婚姻制度，由此而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在遏止近親婚姻的同時，官方對“溺女”行為同時采取了打擊與教化并舉的手段，使得溺殺女嬰的行為大為減少。這在客觀上提高了少數民族人口的優生水平，男女比配得以均衡，使之健康繁衍生息。至于山野間私情相約，私訂終生的活動也逐漸風行。陽春三月，青年男女可以在山野中對唱情歌，自主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當地的青年男女真正擺脫了“舅霸姑婚”制度的束縛。
靖州“群村永賴”碑具有文物的正史、證史、補史功能意義。它的發現，在印證一些歷史文獻記載的同時，補充了當地史籍撰纂時因王化統治出于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或認為苗族婚俗與儒家禮制文化相悖，因而未予或不予記載所形成的空白。此外，還可糾正過去在苗族婚姻史研究中，因物證資料缺乏、考察與通觀研究欠全等方面的原因，而認為其婚姻制度與習俗是由來已久的自由開放的偏頗之識。
應當說，靖州“群村永賴”碑，是古代靖州地方政府為改革地方婚姻陋習而制定、并強制加以推行的地方立法，是苗族婚姻變革史上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它的發現，為我國古代法律、民族民俗學和人類學研究，尤其是我國西南苗族婚姻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實物資料。
這個故事只是我多年田野考察中的幾朵浪花。我在全國各地的傳統村落考察民風民俗時，常常為各地傳統村落及原住民的故事所感動。很多的村落故事，瑣碎平淡，漫不經心，但是每天上演，周而復始，匯聚成了村落原住居民最本真的生產生活。傳統村落文化帶給我巨大的收獲與震撼，所以，我對她懷著深深的敬意與感恩。她給了我這么多，我也應該盡最大能力來回報。
為了保護中國傳統村落，我們民族這一優秀文化遺產，我曾多次組織了規模不等的田野考察。2016年7-8月，我們組織了第三次“中國傳統村落遺存與保護現狀”考察活動，派出兩百多人組成的八個考察組，對我國“（長）江（黃）河流域”的傳統村落進行了大規模、全方位的實地調研。這次考察的成果，加上此前若干次的調研，匯集成了這本《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作為我國首部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我深信它可以為我國傳統村落文化的后繼保護及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提供詳實可靠的重要依據。
中國傳統村落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和“源”。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努力。《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的出版，只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
《中國傳統村落藍皮書》的出版，許多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南大學、光明日報社、太和智庫、社科文獻出版社等單位的領導，對我們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大。在考察與撰寫的過程中，中心的全體師生更是付出了大量汗水和心血，在此一并感謝。同時，也感謝其他各位嘉賓和媒體的到來。
讓我們再一次回望那些祖先曾經棲息過的村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農業時代的動人場景，如今只能存留在古老的詩歌里。時代腳步當然永遠向前，城市帶給人的便利不容否認。但是，便利并不是生活唯一的追求。我們總要面對那個永恒的問題：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的回答是，我來自我的故鄉，我還將回到我的故鄉，在城市里我不過是個過客。在我的故鄉，耳畔有蛙聲鳥語，眼前有綠水青山，聞到的是泥土和野花的芬芳。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鬧鐘，而是雞鳴；每天夜晚，照亮我的，不是路燈，而是月光。我關心靈魂勝過肉體，而最好安頓靈魂的，不是異鄉的城市，而是故鄉的村落。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共同努力，守護好我們的心靈家園！
作者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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