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朱老師，您認為中國人心目中的“鄉愁”是指什么？春運期間數億中國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穿越重重困難渡過重重劫難返鄉又返城，究竟是為了什么？
朱喜鋼（以下簡稱“答”）：我們中的無數人，注定要漂泊異鄉，注定要在潮水般的人流中年復一年的返鄉；所以，故鄉也注定充滿了悲傷，我們千辛萬苦地回去，也許只為了滿足那也許注定無法滿足的“鄉愁”。作家劉原的感嘆，道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一個沉重的話題。從《詩經》到李杜，再到余光中、到顧城海子，從“鄉關何處”的追問到“近鄉情更怯”的忐忑，“鄉愁”這種情愫，貫穿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是中國人無法打開的情結。
何謂“鄉愁”？“鄉愁”在今天是農耕社會走向城市社會的一種懷舊情愫，它具有社會集體性的代際特征。當提起鄉愁時，我們想到的可能是青石板的小巷、泥濘的小路，可能是“枯藤老水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可能是路邊的雞鴨和山坡上的牛羊，也可能是三五成群的兒時伙伴......上述具有強烈畫面感的鄉愁所指向的其實是記憶中故鄉的場景、人物和故事，這是50后、60后、70后的集體性的“傳統鄉愁”；是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代際鄉愁”。而對于80后、90后、甚至00后來說，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與體驗，他們的鄉愁情愫，可能是兒童時代玩過的街區，少年時的小學、中學、青年時的工地或者工廠。在南京，很多人的鄉愁里還有一碗街邊攤熱氣騰騰的辣油小餛飩。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年齡、不同環境，每一個人心里都保存了一份屬于自己的鄉愁，有著與眾不同的記憶中的畫面。
問：在您看來，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我國獨具特色的春運現象？
答：正因為鄉愁，才有了屬于中國特色波瀾壯闊、潮起潮落的春運潮。春節是中國人最隆重的節日，是闔家團圓的節日。“春運”一詞最早見諸報端是在1980年的《人民日報》，自那時起，春運每年如約而至。中國的春運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徙。縱觀其近四十年的歷程可以發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春運潮，其人流屬性、地域文化屬性是不同的，折射的是共和國的巨變。
時間維度的差異：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沿海與內地發展差距的擴大以及對人員流動的限制放寬，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鄉外出務工，并在春節期間集中返鄉探親，造成了“春運”的出現。彼時春運大軍絕大部分都是外出務工人員。而如今，隨著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東部一二線城市在“去工業化”的過程中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內地城市，同時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這一方面使得大量勞動力無需千里迢迢到沿海省份謀職求生，從而減少了外出務工人員在春運潮中的比例；而另一方面，對人才的大量需求與高等學校的擴招，使得高素質、高學歷人才在春運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產業結構、社會階層形態結構的轉型與變遷。
在地域維度的差異：騰訊位置服務的春運大數據顯示，2017年春運遷出人口占前五位的省市分別是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蘇，均屬于我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范圍。而從這三大城市群流出人口的流向也有明顯的區別。節前從北京離開的人流，主要流向了河北、河南、山東以及東北三省；從上海離開的人流，主要是華東和華中地區，其中排在前三的省份是安徽、江蘇和河南；而從珠三角離開的人流，除了分布在廣東省之外，還主要流向了廣西、湖南等省份。這也反映出不同城市對不同區域的輻射力，反映出中國整體的區域發展差異以及城鄉差異。
春運大軍的地域特征背后，其實是差異性的地域文化。華北與東北人明顯對京津冀的認同感會超越長三角和珠三角，而華中和華東地區的人對長三角的認同感會超越京津冀和珠三角，而華南人對廣深的認同感也超越了京津冀和長三角。這種認同感背后實際上是春運潮區域流動的文化“地心引力”，是“鄉愁”文化差異的地域性表達，亦是中國鄉愁的區域形態結構。春運潮標示的是中國人各種各樣鄉愁的活地標。
問：近些年來興起的特色小鎮和鄉村復興項目，其本意是為了特色，但一擁而上又造成了小鎮、村落千鎮一面、千村一面的同質化危機，在您看來，如何在規劃上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答：在一次與農民工的交談中體會了春節對于一個離鄉背井農民工的分量。“一年中只有春節是我們的節日，其他的都不算節日。”雖然回鄉的日子也只是與村子里的人打打麻將、吃飯聊天，但那就是他辛苦一年最期待的節日，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節日，才能去實現他與親人相聚的鄉愁。但在另一個場所，一個在城里經營一家社區洗衣店的店主告訴我，已經幾年沒回家了，因為，村里人大部分都到城里安家了。
春運，實際上是一副寫滿“鄉愁”的年畫。比起春運一票難求的沉重，更沉重的可能是當我們風塵仆仆回到老家時，卻絕望地發現由于異化或衰敗，家鄉已經變成了“回不去的故鄉”。
春運背后，實際上演繹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何對待正在空心化的鄉村？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工作者，這些年工作的重心逐漸從大城市轉向小鎮、鄉村。在面對日益衰敗空心化的鄉村時，感受最深的定律是“人氣決定地氣”。沒有了“人氣”何以振興？“人氣”既是城市發展的動力亦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江浙一帶鄉村振興的經驗表明，鄉村新的“人氣”“動力源”大多來自城市返鄉的新農村人。因此，發達地區正在進行的鄉村振興規劃，實際上已經是10年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本，其特點是迎合了城市階層口味的中產化（紳士化）重構，這樣的改造盡管并不按照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訴求但仍然受到了追捧。從土樓到小洋樓，從農家樂到洋家樂，樂此不彼，竭盡所能。對此，另一種有意思的解釋是：在村里人與城里人新的“圍城”故事中，各自角色互換的訴求，哪怕只是一時的體驗甚至獵奇成為當下乃至今后的一個趨勢性新常態。不奇怪，長時期在一種口味下，都會乏味且營養不良。
這似乎是一種蘿卜與肉的彼此羨慕。中國人的智慧是——蘿卜燒肉。差不多，今天的鄉村規劃，基本上都在做著同樣一件事：如何蘿卜燒肉？高低版本的區別在于，是北方的蘿卜燒肉，還是南方的蘿卜肉湯，是蘿卜多一點還是肉多一點？用規劃設計的專業術語表達的話，就是如何處理農耕性與工業性、“原真性”與“現代性”？如何既滿足原住農民的實際訴求、同時又能夠迎合城市化的宜居與審美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的城鎮化與逆城鎮化、中心化與郊區化出現了交叉碰撞，離鄉與返鄉的“換人運動”已悄然開始，離鄉背井與告老還鄉逆向流動。而越來越多的城市精英階層的衣錦還鄉，將都市的生活方式、休閑方式等帶入鄉村，他們對鄉村環境、審美等提出的城市化訴求，決定了鄉村的更新改造已經不可能回到農耕模式的“原真性”。
城鎮化的效應不僅僅是人口的城鎮化，亦包括了城市化各種元素的鄉村滲透。因此，在城鎮化進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鄉村改造中一定存在著觀念與理念的沖突。如果只有原真性、沒有現代性，那么城市返鄉群體無法接受；但如果只有現代性、沒有原真性，社會審美與價值觀也無法接受。規劃需要做的亦是最重要的是價值判斷與特色定位，協調和融合上述矛盾與沖突，既保持一定的農耕性、原真性，又植入一定的工業性、現代性，進而做出“蘿卜與肉”最“入味”的鄉村設計。在社會詬病的“千城一面”背景下，鄉村亦好、老城老街的更新改造亦罷，我們如何避免不再讓鄉村中出現“千村一面”，是我們保護好各自美好“鄉愁”的最后一條底線。或許，村口的一棵老樹，鄰居的一口老井，宅邊的一個水塘，都是那最后的一條底線！
不錯，不是所有人都有鄉愁。對于很多人來說，春運已經跟鄉愁沒有關聯，他們亦加入了春運大潮，那是休閑度假！這是中國城鎮化、現代化發展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重要成果。有個90后告訴我，鄉愁是他爺爺、奶奶的事，是他父母的事，他沒有。確實，90后、00后們正在為憧憬而奮斗，他們還來不及鄉愁，甚至沒有資格鄉愁。顯然，基于鄉愁的春運一定會發生質與量的變化，無論是人群、規模、流向一定會隨著中國的日益現代化而改變。或許，對于某些新生代們而言，劍橋的那條小橋，伯克利的那個鐘樓，斯坦福的那片樹林就是他們的鄉愁。面對越來越多的全球化類型的鄉愁，你我有前述的那些保護的底線嗎？那底線是我們能夠規劃與控制的嗎？而即使在國內，帶著億萬人鄉愁的故鄉越來越多的消失在村口或者老街的背后，這是我們誰也奈何不了的事情！這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需要為社會整體前進必須付出的代價！所以我們真正能做的是，要珍惜屬于自己的那一份鄉愁，但不能為了自己的鄉愁而綁架別人的鄉愁。其實，在快速的城鎮化面前，最有可能留下的是一個時代的集體鄉愁，而不是個人的鄉愁。你的那一份鄉愁，最安全的保護就是在自己的心里珍藏，這樣，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你的那份初心就變成了你最難以忘懷的鄉愁。
朱喜鋼，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南京大學城鄉規劃與設計學科帶頭人，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技術委員會與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特聘專家。近期研究方向包括存量空間與微創規劃，城鄉社會空間（紳士化與封閉社區），鄉村復興規劃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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